​建安风骨中以三曹为代表，曹植如何在文学上有开创之功？

　建安时期形成了以三曹为代表的建安风骨，而曹植以其卓越的文学成就，在数量与质量上都当之无愧地成为三曹之翘楚。他在文学上有多方面的开创之功，并且取得了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巨大的成就。下面66历史网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以《洛神赋》为代表的爱情婚姻题材的辞赋之作，是曹植作品中的巅峰之作，其卓越的艺术成就使其成为空前绝后的“千古美文”，古今中外为之驻足观赏，赞叹不已。曹植文学思想已经达到他那个时代最高的水平，因此对曹植文学思想的深入研究必将使我们更全面和深入地理解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

　汉代，随着封建政权的瓦解，士子们的思想也处于一个重新整合的状态中。人们的活动和观念已经逐渐从两汉神学和经学、谶讳之学的控制中挣脱出来，旧的思想已经倒塌，新的意识还未建立，处于一个理论思维转变的阶段。

　此时先秦的名、法、道诸子，在沉息许久之后，重新又为人们所探究，人们在探索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新的世界观人生观，逐渐发现了自我的存在，“人的觉醒”同“文的自觉”交相辉映，最终形成了一种全新的、自觉的文艺审美思潮。可以这样说，对传统儒家思想的坚守是曹植终其一生，至死不渝的信仰。

　儒家的最高理想是“仁”，一种建立在等级制度上的“博爱”思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儒家思想追求、突出的是人的社会性，惠施于百姓，在国家与人民的整体利益的实现中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求实进取，“先天下而忧为忧，后天下而乐为乐”，具有很强的忧患意识。

　而曹植的一生正是忧患意识如影随形，他一生不论境遇如何，都怀抱救世理想不放，对魏国的现状，甚至对人类前途命运的发展都深深地担忧不已。

　儒家思想一向注重对士人“道德”的要求，在两汉时期，这一要求更是走向了极端，尤其体现在政治用人上，表现为重德而轻才，汉末建安时期，对这一思想有所纠正，变为尚德而重才。不论经历何种变化，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儒家思想重视对人的道德修养的规范与要求。

　综观曹植一生，他严守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等道德规范。不论是对父亲、兄长或侄子，完全是以真性情相待。曹植的友孝之情是历来被后人所称道的，而曹丕相反，对待兄弟友人，丝毫不念任何情义，尤其是不念手足之情。曹彰之死，曹植在黄初年年屡屡发出的“忧生之嗟”，都是明证，这无疑肯定了曹植的仁厚善良。

　我们知道，影响诗人诗史地位的因素有二：一是人品，二是诗品。二者相互关涉，对于人品，我们一定要动态地、用发展的、全局的眼光去审视，要客观、公正地去看。曹植一生于儒家思想上用力最勤，得力也最多。

　他秉性仁厚，尽管他在严峻时势的面前，时而流露出性格中软弱、甚至儒弱的一面，因而在其对儒家思想的坚守过程中，产生过这样那样的小插曲，终其一生，曹植的思想中有浓厚的原始儒家色彩，贯穿其一生的“戮力上国，流惠下民”的功业思想与“忧患意识”，是其为之终身奋斗、矢志不息的目标、理想。

　但是随着生活境遇的改变——黄初年间，曹植的身份发生了改变，由贵公子一变而为人臣，安身立命的思想便成为此期思想的主导，而使其儒家思想开始复杂化了。摄于曹玉手中的权势，曹植反复歌颂曹的“圣德”、“隆恩”，摇尾乞怜，奉承迎合之态必现，人性的软弱于此得以显现。

　面对曹对自己的接连迫害，他违心在高调赞扬曹的文治武功之后，引咎自责道：“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畅春风，泽如时雨。”此外，苟命于曹的迫害之下，曹植还违心地替曹魏的受禅正名，赞扬曹的受禅是顺天革命，明显有董仲舒天人感应的影子。

　曹植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没有沉迷于两汉经学的繁琐、迷信与庸俗之中，而是在经历了一番内心的痛苦挣扎与沉淀之后，他依然选择了原始儒学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与毕生为之奋斗不息的目标。

　曹植的一生，于儒家思想用力最勤，得力也最多，但是除此而外，老庄思想与汉末的神仙道教对曹植同样也有着深远的影响。虽说儒学是曹植思想中的主要方面，但道家思想同样也对曹植形成了巨大的影响。

　儒与道，共同构成了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也共同地塑造出曹植典型的儒道互补的人格特征。建功立业，报国报恩是曹植一生的理想与追求，但是当遭受迫害，功业理想无法实现，甚至有了性命之忧时，曹植的思想取向就出现了动摇。而这种动摇，就是思想向老庄学说的倾转。

　曹植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其性格与人生观也是复杂而多变的，应该说，作为两大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文化，为曹植性格与人生观形成的根源之一。在其人生的早期，作为“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的公子，他风流自赏，无拘无束，任性率真，整日里过着斗鸡走马，宴饮无暇的享乐淫逸之生活。

　《斗鸡》是其早期的诗作，“游目极妙伎，清听厌宫商。主人寂无为，众宾进乐方。常宴坐戏客，斗鸡观闲房。”在作品中曹植把斗鸡场景尽情地加以描述，丝毫不掩饰自己对于声色犬马的喜好之情以及放纵的个性。

　曹植的这种放逸的、任性的、无拘无束的个性、性格固然与其淳真自然的天性有关，但是道家思想对其性格的影响应该说更大、更深。如果曹植的思想与性格仅限于此，那就不是日后“衣被词人”，“天下才十斗，曹子建独得八斗”的那个群才之英，建安之杰了。他任性、追求享乐，但难能可贵的是，他却从不沉迷于其中，总能理性的把自己从沉迷的边缘拉回到现实中来。

　曹植对道家思想的态度，有一个从否定到肯定的转变过程。在其人生的前期，他对道家思想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

　《辨道论》是他此期比较著名的一篇文章，曹植在文中极力地为父亲曹操进行辩解，在直言“神仙之术，道家之言”是“为虚妄甚矣!”的同时，肯定父亲曹操四方网罗方士的举动，称之为防止方士欺众惑民的政治举措，而“自家王与太子及余兄弟，咸以为调笑，不信之矣。”鲜明地表现出自己对于道家思想的否定态度。

　正如古人所说，天下最难知的是人，因为人“厚貌而深情”，思想最为复杂。而曹植在对道家思想的态度上，就体现出了其思想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后期随着生活境遇的改变，曹植对神仙之说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释疑论》就是其思想发生改变的一个重要作品。

　在文章中出于对人生的失望，他因而改变了对神仙之说的态度，表达了自己“但恨不能绝声色，专心以学长生之道”的神仙思想，只是对于《释疑论》是否为曹植所作，历来颇有争议。虽说神仙道教思想与老庄道学还不是一回事，但二者必然地具有一种天然的血缘关系。在对道教因好奇而产生兴趣时，曹植对于老庄之道学，亦表现出天然的亲近，比如人生后期所做的游仙诗，皆表现出对老庄道学与神仙道教思想好奇、向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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