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80年，辽国对北宋的战争式报复仍在持续。由于汴梁方面的大规模突袭与宋太宗在前线落荒而逃，让他们大致看清了对手虚实，并决定以先后三路兵马南下兴师问罪。其中的首轮试探，便是发生在前一年末尾的满城之战。稍后的第二波攻势，则发生在位置更加靠西的雁门关。
但在山峦丛生的晋北，他们很快便遭遇到名将杨业的强势伏击。后者不仅是契丹人曾经的盟友，也是少数为北宋朝廷长期留用的前朝旧部。也因如此，长期受同僚排挤而战战兢兢，始终在两强交锋的夹缝中求生。
相比同时代的大部分将领，杨业的出生背景就非常刺眼，因而会经常自觉处在局势的风口浪尖。由于始终追随北汉的刘氏政权，拒绝像自己的很多家族成员那样转投北周或北宋，自然容易被想当然的预设为落后份子。只是由于其在地方上有极高威望，又在多次冲突中表现出可观实力，才被猜忌成性的赵光义扶立为典型。
猜忌成性的宋太宗赵光义。
此外，杨业的遭遇并非个案，而是所有五代地方军系统的最终宿命。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内，他们就被宋太祖与太宗给强行拆散，重新组合为强弱分明的中央禁军与地方厢军模式。少数能干的将才继续被控制使用，更多人则会以明升暗调的方式予以批量裁剪。只是由于投降时间较早，所以能在政策待遇更好的太祖时代完成安置。不像北汉的后继者们那样倒霉，赶上太宗继位后的强行建功立业运动。
值得一提的是，赵光义虽然在战略决策与战术指挥领域都很业余，但在玩弄权术和把控人心层面有很深造诣。他一方面默许潘美对杨业等边将世家的半公开打压，同时也非常享受由密报体系所营造的信息通畅。此外，还要定期将各类诬告打包成合集，随自己钦定的高官厚禄一同交由杨业。既可以在明面上彰显大度和用人不疑，又能在实际上不停敲打前朝贰臣，并反向制造对潘美等中央心腹的牵制。
玩弄人心 就是赵光义的安身立命之本。
赵光义继位不久 宋朝军队的战力就开始指向下滑。
基于皇权对基层执行单位的种种限制措施，北宋军队的战力很快就在太宗继位后出现大幅下滑。尽管还能靠五代残留的老将撑起门面，却根本架不住精锐力量的流失，也在实际上失去了大规模进攻能力。公元979年的高粱河惨败，便是其功能退化的最好写照。
相对而言，杨业所在的山西情况要略好一些。这当然是因为原先的北汉政权投降不久，许多拆散重组工作没时间迅速完成。更重要的因素，则是宋太宗急于在军事上建功立业，不希望因临阵换将而干扰整体布局。最后，山西本地并不在运河交通线的辐射范围之内，接收中央调控指令的速度与力度都会更慢一拍。加之河北始才是对辽争霸的不二主场，这才也让杨业有机会在自己最熟悉的环境内带兵作战。
作为曾经的北汉腹地 山西一贯介于北宋与辽国之间。
另一方面，在宋军把守的雁门关以北，就是辽国的西京--大同。由于契丹人的中央集权属性偏弱，这里大体上还保留了晚唐与五代时期的经济模式和民风样貌。除少量负责镇守或管理工作的辽国直属单位，依旧是大量草原移民、--商贾、中亚粟特后裔与胡化汉儿的共同家园。此外，这里还是辽国通往蒙古高原、西域和中亚世界的贸易桥头堡，更是契丹皇帝执行对外合纵的外交前进基地。唯有军事职能相对较低，不像东面的幽州那样容易沦为热点中心。
但在宋太宗策动突然北伐失败后，大同还是成为辽国西路军的主要反击据点。担任节度使的驸马爷萧咄李，公然召集部队筹备南征，并让早年投靠契丹的后唐贵胄后裔李重诲充当副手。但苦于西京不是先前的战争前线，沿途又势必要对有利于防守的雁门关发起强攻，所以为准备而花去较长时间。因而，这路辽军并没有赶在满城之战时同步发难，而是到来年春季才不紧不慢的宋朝边境开拔。不仅错失最好的进攻时机，也给北宋驻军的布防换取足够时间。
晋北的大同 就是辽帝国的西京所在地。
由于此次来犯的辽军号称10万之众，自知事情严重的潘美和杨业等人，立刻为如何御敌而发生严重分歧。前者就认为雁门关很难坚持太久，不如将镇守部队都撤回首府太原增强兵力。但后者却坚持要在原地迎击对手，并略带哀求的希望上峰派人协助自己。但潘美显然不能如其所愿，始终将西北前沿的大部分人手都攥在自己手里。对前朝余孽即将面临的寡不敌众困局则是乐见其成。杨业自己心里也很清楚，倘若轻易弃守边关，自己也很容易在事后遭莫须有清算。因此，唯有在小小的辖区内坚挺一回，才能为自己和家人换得善终。
事实上，两人的分歧远还不止派系斗争这么简单。潘美之所以要坚持重兵云集，也是考虑到首府城防的糟糕格局。因为自宋军攻灭北汉起，原先依山而建的晋阳城便遭预防性拆除。新建的太原坐落于群山环绕的盆地中央，很容易为大兵压境的对手给全面包围。因此，除非以雄厚的人力储备尝试硬顶，几乎没可能以其他方式寻求生机。而且省城本身是皇权直达地方的象征，必须有坚持不懈的抗争才能放弃。倒是周遭村镇命运显得无关紧要，属于是能为顾全大局而可以牺牲掉的胜利代价。
但在杨业这类不折不扣的地方派看来，这样激进、功利且极不负责的决策，让自己很难在情感上予以认同。因而决心在雁门关直面辽国驸马，并以自己对家乡情况的熟悉寻求微弱转机。
作为典型的地方派 杨业无疑更重视家乡的全局利益。
雁门关对北宋的意义超乎以往任何时代。
当年2-3月之间，气势正盛的辽军由大同靠近雁门关。由于沿途几乎没有遇到宋军阻挡，包括前锋和后卫在内的大部分士兵都较为松懈。无论少数契丹本部人马组成的精锐骑兵，还是沙陀、汉儿附庸的常规附庸，都没有将眼前的关卡视为恶战爆发之地。
更为要命的是，漫长山路让整支辽军被迫拉长行军队列。大量乘马、辎重车队和其他畜力都依次踏临雁门附近，并在客观上将所有的部队都自动分割成前后数段。不仅很难在原地扛住强势攻击，还在友军遇袭后无法迅速赶去进行增援。这也正是守军所期待的决胜时机。
为达成突袭效果 杨业仅率1000骑兵出关绕行。
值得注意的是，契丹长官虽对外号称拥众，但基于西京情况和辽国军制的特点考虑，这个数字无疑是夸张过度。当时的辽景宗耶律贤，也并没有将西路作为主攻方向，根本没可能将过多的增援派往山西。所以，杨业面对的敌人可能只在上下，属于纯粹的前哨袭扰力量。因而在成功击杀了驸马萧咄李后，就基本确保了胜利归属。原本龟缩在雁门关的守军，也在此时开城迎击，直接逼对方调头逃回大同。至于统领步军的辽国副将李重诲，则因路途堵塞而被杨业派遣的追兵俘获。
雁门之战 成为北宋与辽交锋中的罕见胜利。
但非常搞笑的是，尚在太原坐镇的潘美，反而因捷报传来而恼怒不已。于是提笔撰写告密信，发往汴梁弹劾杨业不服长官指令。然而，若不是这位前朝余孽的兢兢业业，北宋可能会提前100多年便将山西拱手让于强敌。赵光义则在接到秘奏后，又原封不动的派人送到杨业军中，以此来进一步实施敲打和分化策略。
当然，任何心机深重的人事把戏，都不可能换来前线军队的可靠战力。在两次试探性的出击受挫后，辽景宗终于决心亲自出手，率领更多的本部兵马南下讨要说法。屡遭打压的杨业，也必将在这场看似无休止的迫害游戏中，走完自己人生的最后一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