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十六国纷乱局面的拓跋鲜卑，是怎样从落后状态乘时崛起，担当了开启北朝，从而孕育隋唐的历史任务？
探究拓跋史，前人已做过不少工作。他们是开拓的前驱，我不过是踵迹前人，趑趄而进。近年以来，由于未见有多少新史料出现，史学界在这方面探索的热情显得比较消沉。我希望自己所尽的绵薄之力能引起更多有志者的兴趣，共走探索之路。
田余庆先生。
探索代北拓跋的开国前史，我选择《北魏后宫子贵母死制度的形成和演变》的题目作为切入点。道武帝为了确立、巩固拓跋皇权，稳定长子继承君位的传承秩序，竟然施行了一种从惨杀自己妻子下手的“子贵母死”制度，而且这个乖谬绝伦的制度竟然能与北魏政权相始终。这不是道武帝个人的“创制”，而是有深层的长久的拓跋社会内部背景。我推测是，拓跋在部落联盟中与其他部族关系复杂，可能留下什么祸根，因而在以后的北魏历史中产下子贵母死制度的怪胎。但是我找不到直接的明确的证据，只好绕着弯来探索。
有一些寓意隐晦的资料，显示在部落联盟时期，拓跋君长之妻或母是颇具敏感性的人物，她们所属的部落往往通过她们，控制拓跋部内大事，特别是君位传承。拓跋部落联盟的维持，拓跋部在联盟中君长地位的巩固，往往要依赖拓跋后或拓跋母后，而且还要依赖后或母后外家部落，即妻族和母族。这就是祸根所在，不过过程比较曲折，有时含混不清。随着拓跋的成长进化和拓跋珪建国称帝，拓跋部在体制上，一方面不能再像以往那样只是跟着外家部落行事，一方面对于背靠外家部落的后和母后，一定要有效地予以制约。必须消除这两方面的祸根，皇权才能稳固。这就导致先把皇位继承人之生母消灭才允许他继承皇位的极端措施的产生，从而逐渐形成子贵母死制度。
拓跋部怎样才能摆脱外家部落的束缚，尤其是其对君位传承的干预，以完成拓跋由部落联盟君长向专制皇帝地位的转化呢？这只能凭借强势力量，而且往往要诉诸战争。强大的外家部落通过拓跋母后干预拓跋事务，久已成为传统，他们要不是被削弱、被控制，是不甘愿接受拓跋部自主的君位传承的。
道武帝建国，并没有强大的外界敌人要去认真对付，真正棘手的倒是他的母族和妻族这些外家部落，甚至还有他自己的母、妻。这一现象令我恍然大悟，原来道武帝用战争手段“离散部落”，首当其冲的竟是母族贺兰和妻族独孤，这并不是偶然现象。打破部落联盟的束缚，特别是摆脱外家部落对君权的牵制，以利于建立帝国，是此举直接的、急切的原因。至于更为根本的社会原因，如部落役使之类，在当时似乎还是第二位的。我对此做了两起个案考察，即《贺兰部落离散问题》和《独孤部落离散问题》，其结果使我深信，子贵母死制度和离散部落看似无涉，却是内蕴相通，子贵母死实际上是离散部落的后续措施。
把离散部落、子贵母死、冯太后擅政这几件时间并不连贯的大事串在一起，放在拓跋部族历史总的背景中考察，毕竟上下空白太多，头绪纷繁，不易掌握线索。于是我写了《关于子贵母死制度研究的构思问题》，剖析了自己的思路，交待了研究此题的方法，以答读者。
如果拓跋未曾经历这一过程，而是若猗、猗卢乘晋室之衰，以代公、代王名义，与刘、石一起逐鹿中原，建国称号，如果只是这样，可以肯定地说，它只能跟刘、石一样，匆匆登场，又匆匆下场，使十六国成为“十七国”而已。
乌桓族与拓跋所属的鲜卑族均属东胡族系，同风俗，通语言，但长期独自发展，不相统属。乌桓早在汉代即以突骑闻名，但缺乏部内凝聚力。拓跋后来形成部落联盟而自居君长地位，却不见有显赫的军事实力。这两方面的长短，恰好能够互补。两族在幽、并北部分别从东向西和从西向东浸润，汇于代北地区，既有交往，又有冲突，但未见有为争夺生存空间而进行殊死斗争的事实。可以判定，两族互补而共生于基本上是同一空间范围，实现着一个以拓跋为主导的长达百余年的融合过程。拓跋就是在与乌桓共生环境中发育成长的，而乌桓则逐渐被拓跋吸收，乌桓本身的历史长期被拓跋覆盖，在史籍中遗忘已久。
十六国历史纷纭复杂，宏观言之似又简单。一个胡族乘时崛起，介入北方政治冲突，立国建号，一时貌似强大，经过后继民族几个浪潮的冲击，又经内部分化，立刻趋于瓦解。再来一个胡族，过程大致也是如此。只有拓跋，在百余年与乌桓共生中磨炼了自己，丰富了自己，造就了自己，使自己进入中原时具有较充沛的力量、较多的经验和较广的见识，经得起风吹浪打。如果拓跋未曾经历这一过程，而是若猗、猗卢乘晋室之衰，以代公、代王名义，与刘、石一起逐鹿中原，建国称号，如果只是这样，可以肯定地说，它只能跟刘、石一样，匆匆登场，又匆匆下场，使十六国成为“十七国”而已。
《代歌》包含拓跋历史未经修饰的原始素材，保存了极可贵的资料，史学研究者引以为幸。但是邓渊、崔浩修史以之为据，由此导致两次国史之狱，却是北魏一代史学不振的重要原因。
《代歌》包含拓跋历史未经修饰的原始素材，保存了极可贵的资料，史学研究者引以为幸。但是邓渊、崔浩修史以之为据，由此导致两次国史之狱，却是北魏一代史学不振的重要原因。
拓跋史研究有一点特殊情况，就是有些可疑而不可决的问题，所需直接史料证据可能被视为“不典”、“国恶”，当作史讳而为当时史臣有意裁剪涂抹，要完全靠实证来解决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目前还是这样。拓跋史实上的这一“模糊区域”，明知辨识之难，为什么还要去探一探呢？
基于以上认识，我把本书所见，主要作为窥探拓跋史的一种思路，而不是作为确切结论，奉献给读者。我的初衷是希望起到促进思考、共同探求的作用，以期尽可能把古史的这一模糊区域一点一点加以辨识，慢慢融会贯通。果能如此，即令我的某些具体见解被证明是错误的，被另一种见解取代，也很值得。其实，本书有不少论证和见解，本是前人提出问题在先，我接过来思考所得而已。也许我的错处，正好会成为后来人前进的新的起步点。做研究但求尽己，不问其他，也许，这可以用“得鱼忘筌”之义来理解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