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郑国首任国君是郑桓公，他的名字叫姬友，他是周厉王的小儿子，周宣王的同母弟弟，是典型的王室宗亲。周宣王二十二年，封姬友在今陕西华县东，此地当时称为“郑”，姬友就沿用了“郑”这个称呼，国都建在棫林。因此郑国是春秋时期封国很晚的一个诸侯国。
周宣王封姬友，一是因为宗亲关系，另一方面是利用宗亲诸侯拱卫王室。周郑双方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关系。到周幽王时，幽王还任命姬友兼任周朝的司徒，成为周王朝的卿士。这意味着郑桓公不仅是一方诸侯，也是周王朝的核心力量。
桓公在任司徒期间，深得西周的老百姓的爱戴。
但是东周到了周幽王之时，内部开始动荡不安。桓公害怕一旦王朝崩溃，到时候会引火烧身。他向他的老朋友太史伯请教如何逃避灾祸。太使伯指点他将周王朝东南方向的东虢国、郐国地区作为郑国的发展方向。东虢国的都城在今河南荥阳东北，而郐国的都城在今河南新郑西北，这两个诸侯国势力比较弱小，国君也没有远见，地理位置处于中心位置，战略上可以向南、向东扩展，郑国将会强大起来。
果然，桓公采纳太史伯的意见，将自己有家产、奴隶、平民都迁到雒邑之东的东虢国、郐国。东虢国、郐国两国国君十分高兴，认为这不仅可以沾周朝卿士的光，也壮大了本国的力量。丝毫没有意识到这是引狼入室。
正如桓公和太史伯所料，公元前771年，周王朝果然发生了严重内外之乱，周幽王被犬戎杀死在骊山下，郑桓公也以身殉国。桓公的儿子掘突继位，是为郑武公。
郑武公在位二十七年，按照桓公的战略布置，于公元前767年灭了东虢国。两年后又灭了郐国，取得共计十座城邑和大片土地。武公为了掌控这些土地、城邑和人民，将国都也从陕西搬迁到今河南新郑。
郑国的南面是胡国，武公将女儿嫁给胡国国君。不久，武公问他的大臣：“你们说郑国要发展，该攻打哪个国家？”大臣关其思说：“南方的胡国比较弱小，适合郑国向南扩张。”武公大怒，说：“胡国与郑国是姻亲之国，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来人，将这个不讲道义的人拉出去砍了。”他把关其思给杀了。
胡国本来对强大的郑国还有些戒心，听说武公因为胡国而杀死自己的大臣，非常感动。也放松了对郑国的防备。
其实这正是武公麻痹胡国的招数，趁着胡国没有防备，武公突然袭灭胡国，取得在今河南郾城区、舞阳县一带大片土地。
郑国的战略方向应该是利用周王朝卿士的有利政治地位，继续向南或东北方向扩展势力，进一步壮大郑国的实力。
但是，武公的开疆拓土，引起了周王朝的高度警惕，其它诸侯国也感觉到郑国的威胁。但桓公是为周王室以身殉国的，武公也没有对周王室有不敬的行为。所以，武公去世后，周王室仍任命继位的庄公为王朝的卿士，继承武公的权利。
可是，到了郑庄公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
郑庄公即位之初，周平王仍任命庄公为卿士。 平王与庄公辈分相同。但是随着庄公地位稳固，他有些跋扈，平王渐渐不喜欢这个“寤生”，特别是庄公经常利用卿士之位为郑国谋私利，让平王不能忍受。平王就将周朝的一部分政务，不经庄公之手，交给西虢公处理。西虢公也是周王室的卿士之一。
庄公知道这此事后，十分生气，气势汹汹前往周王室，指责平王说：“我为周王室呕心沥血的工作，居然得不到大王的信任，大王还要将我的权利分给虢公。请问，这是为什么？”平王见到这个跋扈的卿士，居然很害怕，他不敢承认，战战兢兢地回答道：“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庄公说：“那好，如果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件怎么办？”平王说：“我将我的儿子姬狐送到你的国都去作人质，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可以随便处置他。”庄公见平王提出这个方案，自己毕竟只是卿士，不能做得太过份，就给平王一个台阶下：“那好，我也把我的儿子姬忽放在周王室里作人质，如果大王发现我没有认认真真替王室工作，大王也可以随便处置。”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周郑交质”
《左传》是这样评价“周郑交质”的，君子说：“信用不发自内心，盟约抵押也没用。开诚布公，相互体谅地行事，用礼教约束，即使没有抵押，谁能离间他们呢？假如信用是真诚的，山涧溪流中的浮萍，蕨类水藻这样的菜，用竹筐铁锅这类简陋的器物盛装，用低洼沟渠中的水，都可以供奉鬼神，或者献给王公为食。何况君子缔结两国的盟约，只要能够按礼去做，哪里又用得着交换人质？”
果然，这种人质的交换方式，根本解决不了周王室与郑国之间的信任危机。
公元前721年3月12日，平王驾崩，平王的孙子姬林被立为周王，这就是周桓王。
周桓王年轻气盛，他早就看不惯郑庄公，一上台这开始不理这个爷爷辈的大臣，剥夺了庄公的权利，将周王朝的政权完全交给虢公处理。
庄公不服气，干脆不去朝拜周桓王。他还故意恶心年轻的周桓王。当年夏历四月，正是麦熟时节，庄公派出大夫祭足带着人，把周王朝在今河南温县附近的麦子都割了。到了秋天，庄公又派人将周王朝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的成周地区的粟米也收割了。就这么明着抢起了周王朝辛辛苦苦种的粮食来了。
周王朝与郑国之间的关系算是彻底的破裂了，史称“周郑交恶”
郑庄公二十二年，郑国国内发生了共叔段的内部叛乱。庄公的同母弟弟共叔段公开造反，庄公提前掌握了消息，派公子吕率领二百辆战车主动进攻共叔段的封地京。京地的老百姓不支持共叔段，共叔段只好逃到鄢地，庄公亲自领兵攻打鄢，叔段又逃到共。这就是有名的“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
由于“共”这个地方已经卫国的地盘了，除了共叔段，共叔段的儿子公孙滑也同父亲一起逃到了卫国。庄公没有继续追讨共叔段。在此之前，郑国也没有与真正的诸侯大国发生战争冲突。
庄公止步于卫国边境，卫国反而打到郑国来了。
在郑国与卫国交界处，有个地方叫廪延，具体位置在今河南省延津县北。廪延是黄河南岸重要渡口，也是郑国东北方向的门户。共叔段造反之前，他就把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了廪延。
公孙滑逃到卫国后，马上鼓动卫国的公子州吁，让他率领军队出兵郑国。当年，州吁就领着卫国军队前来攻打郑国，并且把郑国的边境城邑廩延给占去了，打了郑国一个措手不及。
这是郑国第一次伐卫，有郑庄公亲自参加。庄公率领的联合国军，只攻打了卫国的南鄙，并没有占领南鄙，也没有夺回廩延，更没有追讨回引起叛乱的侄子公孙滑，战争的效果并不大。
第二年年末，庄公再次组织军队对卫国进行讨伐。这一次仍然没有明显的战争效果。而且这次伐不仅郑庄公没有亲自参加，也没有周王师及其他诸侯国参加。
这正是“周郑交质”到“周郑交恶”的恶果。说明庄公已经不能指挥周王师了，甚至诸侯国也不再听命于庄公了。
卫国在郑国的东北部。卫、宋、陈、蔡都是与郑国在东部接壤的国家。这四家害怕郑国向东扩展势力，所以在卫国的号召下，经常联合起来对付郑国。
周王分封卫国，其目的有二：一是管理叛乱平定后的殷商的余民。二是作为周王室宗亲，拱卫周王朝新都雒邑地区，保卫周王朝的东方。卫，本身就是拱卫、保卫之意。卫侯作为武王亲弟弟，带领青年禁卫军驻扎在旧王朝的政治中心，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到了卫武公时期，一度强盛，周平王东迁，卫武公曾出兵助周朝平戎。可见，卫国是周王室老牌嫡系国。其与郑国相对于周王朝的战略作用也是相同的。现在，周郑交恶，也使得卫国站到了郑国的对立面，与周王室站在一条线上，也与宋、陈、蔡等郑国的东方国家联合在一起。
可见卫国对郑国的东扩野心有很高有警惕性，卫国能够联合宋国、蔡国、陈国共同与郑国对抗，一方面是对郑国东扩野心的防范，另一方面肯定是受到了周王朝某种指使，或者是卫国行驶的正是保卫周王朝的职责。
庄公应该是意识到了卫国的行为，实际上是联合东部诸侯国对郑国的围困，因此，庄公必须要找到突破口。所以，郑庄公抓住卫国收留共叔段、公孙滑之机，分别于公元前722、721年两次伐卫。
庄公还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公元前720年，郑国与齐国签订联盟关系，即石门之盟。这可以看作是最早的“远交近攻”战略的事例。
但是，郑国因为失去了周王室的政治支持，郑庄公在位五十六年的春秋时期共打了二十三次诸侯国之战，其中大部分是与宋国、卫国联军作战，虽然多有胜绩，但是东扩之路基本被宋、卫联军堵死。
本来，郑国与周王室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无论从其始封之君郑桓公的作为王卿士来看，还是从其始封之地在周王室的心脏地带来看，郑国是周王室极为倚重的左膀右臂。也正是这一层关系，郑桓公才对周王室的衰败有着清晰的预知，而且对郑国的前途充满了深深的忧虑。在太史伯的指点之下，而且还估量出南方楚国的兴起，太史伯还否决了郑桓公想往南方迁移的方案，指点郑桓公向东部的河洛平原发展。
郑桓公、武公正是利用南方楚国还没有足够强大起来的这一战略机遇期，向东南方向开疆拓土，建立了春秋初期强大的诸侯国。可以说，郑国的势力在巅峰时期一度迫近南阳盆地，“西有虎牢之险，北有延津之固，南据汝、颖之地”，成为其时不可小觑的国家。
但是，事情总有其两面性。郑国的崛起和强大，首先引起了周王室的警惕。特别是到了东周时期，周王室已经江河日下，不服当年之强盛，对各诸侯国的控制力明显力不从心。周王室一方面需要郑国作为王室宗亲抵御即将崛起的楚国的北侵，另一方面又担心这个在心脏地区的诸侯大国尾大不掉。
遗憾的是，郑国的强势扩张行为必将压迫周王室的生存空间，而引起周王室的警惕和干预。周郑之间的矛盾就难以避免。郑庄公继位后，没有调和这种矛盾，更加引起了周王室的不满。周王室一方面在政治上剥夺郑庄公的封号，革去其卿大夫一职，而且重新启用西虢公，使郑庄公丧失了指挥周王师的权利。
郑庄公根本没有意识到周郑关系的实质。周郑交好，有利于郑国利用周王室的政治影响力，号召其他诸侯国，甚至可以直接利用周王室的军事力量，打击其他弱小的诸侯国，扩大自己的势力。
郑庄公一再对周王室用强，先是“周郑交质”，想以此阻止周王室剥夺自己的权利。之后更是强抢周王室的粮食，发展到“周郑交恶”最后发展到军事对抗。
公元前707年，周郑之间发生了著名的“繻葛之战”年轻的周桓公联合陈、蔡、卫讨伐郑国，郑国不甘示弱地迎战周王室的联合军，在繻葛大败周王室联军。郑国的大将祝耽还用箭射中了周桓王的肩。
繻葛之战，固然使周王室权威一落千丈，但是也使得郑国彻底失去了政治上的支持。事后，郑庄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仅阻止军队继续追击周王师，而且派出祭足前往探望受伤的周桓王，但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
繻葛之战，看似是郑国局部胜利，让郑庄公名声大振，但是也彻底破坏了郑国与周王室之间的关系，失去了周王室对郑国的政治支持。在公元前722年反击卫国的进攻时的郑庄公，还能指挥周王师及西虢公的军队对付卫国。后来完全失去了周王室这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旗号，郑国几乎成了诸侯共敌。
之后的东扩之路，就基本没有胜利的条件，受阻于宋卫等国联军的强力阻止。
有人认为，周王室衰弱已成定局，无力自保，郑国应该抢占先机，一鼓作气灭了周国。那样郑国就可以趁势西扩，完全控制河洛地区。之后的郑国就不会在晋国与楚国之间的夹缝中生存。
这种认识是完全错误的。周王室是天下几百年的共主，在诸侯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号召力。直到后期的春秋五霸，无不将周王室作为旗帜，“尊王攘夷”是春秋五霸的共同策略。
正是因为郑庄公没有把握这一基本大势，失去了周王室的支持，造成其战争不断，而且东扩受阻。郑庄公的小霸局面，只是昙花一现。
郑庄公死后，郑国进入四公子争位，国内异姓卿大夫专权，郑国国君多次易主，自顾不暇，最终西北的晋国、东边的齐国、南边的楚国均强大起来。郑国彻底失去了战略机遇期，快速的从春秋小霸滑落成二流国家，且面临着四面八方的压力，成为名副其实的“四战之地”，只能在其他霸主争霸的夹缝中委曲求生。
国家实力不够，注定无法控制战略要地，郑国接连失去险要之地。“郑之地险尽失”后，被三家分晋的韩家所灭，亦是大势所趋。
历史往往容不得失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