削藩是封建制度下君主为了收回诸侯或地方割据势力手中的部分或全部权力而实施的政策。西汉的削藩之路从汉文帝开始，历经汉景帝、汉武帝，最后以汉武帝实行推恩令结束。三代帝王的削藩之路将西汉建国初年郡国并行制度的弊端一扫而尽，为王朝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扫清了障碍。同时，贾谊、晁错、主父偃三代大臣为削藩所做的贡献，也将被历史所铭记。
西汉自开国以来，诸侯王势力过大，一直是影响中央集权的主要隐患。汉高祖刘邦在位期间，曾以谋反等罪名清除了七大异性诸侯王中的六个，并大封刘姓诸侯王。但同姓诸侯王叛乱事件仍时有发生，为此，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三代帝王在位期间，都曾进行过“削藩”，意图削弱诸侯王势力，加强中央集权。文、景、武三帝削藩的背后，各有一位出谋划策、颇有名气的重要谋臣：汉文帝时的贾谊、汉景帝时的晁错、汉武帝时的主父偃。
西汉三代力主削藩的谋臣，都对诸侯王的危害有着深刻的认识，并提出了削藩策略，也深受当朝皇帝重视和赏识。但从过程和结果看，贾谊和晁错的削藩之路并不顺利：贾谊生前削藩无果，最后郁郁而逝；晁错削藩引发“七国之乱”，被景帝下令腰斩于市，出师未捷身先死，削藩半途而废。而主父偃却不费一兵一卒，帮助汉武帝顺利完成了削藩，解决了困扰西汉多年来的一大难题。
三位名臣的削藩目标基本一致：通过削减诸侯王的封地，减弱其势力，加强和巩固中央集权。但为什么只有主父偃能成功？综合分析当时的形势和三位谋臣的削藩策略，不难看出，和贾谊、晁错相比，主父偃的削藩策略确实技高一筹。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贾谊：自相矛盾，生不逢时，空有抱负难施展
贾谊对诸侯王国土过大、权力过高对中央政府的危害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给文帝上疏《陈政事疏》，详细分析削藩的必要性和措施，明确指出，诸侯王叛乱不在于他们与皇帝的关系疏远还是亲近，“故疏者必危，亲者必乱”，并提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观点，即，想长治久安，就要多建诸侯国，削弱他们的势力，将他们的土地分割，分封给其子孙，子孙少的，就先分割后空置，等有了子孙后再封给他们。 而且，一寸土地、一个人口，皇帝也不占他们的，只是为了天下安定才这么做。
贾谊的削藩理由很充足，方法看起来也很简单，即：分国而治——多建立诸侯国，将大的诸侯国，分割成若干小国，封给他们的子孙，这样，诸侯国就会越来越小，势力自然也就越来越弱，以后就便于治理，不会对朝廷构成威胁了。但文帝却并没有马上推行，致使贾谊的削藩策略在其生前并未见到成效。究其原因，主要是得不到文帝支持、自身性格弱点及削藩策略自相矛盾。
一是政治原因。文帝即位前，一直做代王，并不是太子。吕后死后，朝臣诛除吕氏家族，迎立文帝即位，但并不符合皇位继承的法统，当时刘氏子孙对此多有不服者，文帝的政权并不稳固。此时削藩，势必会引起动乱，影响并不稳固的皇位。所以当时文帝的治国重心是以稳定统治、巩固皇位为主。
二是性格原因。贾谊少年得志，又有才华，很想有一番作为，他提出的一系列改革建议深受文帝赏识，但却引起了周勃、灌婴等一些功臣权贵的妒忌。而他又不注意缓和与重臣权贵的关系，有些改革措施，如他提出的“列侯就国制度”则直接损害了功臣列侯的利益，所以他们就联合向文帝诋毁贾谊，说他“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影响稳定。
文帝此前长期在代地做藩王，即位初期还没有在朝廷内培植起自己的政治势力，根基较浅，只能倚重重臣权贵。两相比较，只好在重臣权贵的压力下，将贾谊贬离京城，后郁郁而逝，其削藩建议自然也就受到影响。
三是削藩政策不够完善，甚至自相矛盾。如，他既强调“疏者必危，亲者必乱”，诸侯王叛乱不分亲疏；又建议实行“以亲制疏”，扩大血缘关系近的诸侯王的势力，用以制约关系疏远的诸侯王。如梁怀王死后无子，封国应该撤销，但他却建议立刘武为梁王，并扩大梁国封地。文帝采纳了贾谊这一建议，在后来的“七国之乱”中，刘武虽然为平定叛军做出了贡献，但其势力却越来越大，骄横跋扈，甚至争夺皇位、滥杀大臣，几乎酿成祸乱。
二、晁错：激化矛盾，措施强硬，出师未捷身先死
晁错是景帝时期的宠臣，也是西汉第二位极力主张削藩的大臣。早在景帝做太子时，身为太子家令的他就深受景帝宠信，并多次向文帝和时任太子的景帝提出削藩建议，但文帝皆未采纳。景帝即位后，深知诸侯王势力对中央集权的影响，因此很快提拔主张削藩的晁错做了内史、御史大夫。景帝对晁错极其宠信，晁错权势日重，景帝二年即提出了《削藩策》，明确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削藩越早，祸害越小；削藩越晚，祸害越大。
晁错的削藩得到了景帝的大力支持，景帝和晁错很快就抓住诸侯王的过错，下令削去了赵王、胶西王、楚王的几个郡、县。初战告捷，景帝和晁错又直接下令削掉吴王的两个郡。这种强硬的削藩手段，直接激发了朝廷和部分诸侯王的矛盾冲突，几天后，以吴王、楚王为首的七个诸侯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联合反叛，从而引发了历史上有名的“七国之乱”。
为尽快平息叛乱，情急之下，景帝听取了旧臣袁盎的意见，将晁错腰斩，但叛军并没有因此退兵，最后只好派周亚夫为大将，倾全国之力，苦战三个月，才将叛乱平息。晁错和贾谊一样，认识到了诸侯势力过大对中央政权的影响，但他过于强硬的削藩手段，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激化了朝廷和地方诸侯国的矛盾，使双方的矛盾隐患公开化，引发了一场自西汉建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内乱。
虽然景帝在平息叛乱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抑制诸侯王国的势力，但诸侯势力对中央政权的影响隐患并没彻底解决，晁错作为削藩的最大策划者也落了个功败身亡的结局。
三、主父偃：转移矛盾，顺势而为，一举多得策略高
困扰文、景两代帝王的诸侯国尾大不掉问题，到了汉武帝时代，因为一个人的出现，而被顺利化解——此人就是主父偃。主父偃出身贫寒，早年曾在燕、赵、中山等国游学，但一直不受待见。不过，多年的游学经历，使他对诸侯国的情况了如指掌，这也为他以后帮助汉武帝顺利削藩打下了基础。
后来，主父偃直接上书汉武帝，敞谈对时政的看法，当天就被召见，汉武帝感叹与其相见甚晚，并在一年之中四次升迁，成为汉武帝极为器重的谋臣。“书奏天子，天子召见三人，谓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于是上乃拜主父偃、徐乐、严安为郎中。数见，上疏言事。一岁中四迁偃。”
公元前127年，主父偃上书《推恩令》，建议朝廷下令，让各诸侯王推行恩德，将过去只有嫡长子才能继承王位和封地的权利，扩大到全部诸侯子弟，将各诸侯子弟封为侯，并和嫡长子一样享受土地分封。这样，各诸侯国给子弟施行了恩德，子弟们得到了封地，也体现了皇上的仁义政德，皆大欢喜，而诸侯国的土地经过分封后，势力就越来越小。“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汉武帝很快采纳了这一建议，在全国推出推恩令。
看起来，推恩令与文帝时贾谊的“分国而治”策略——“众建诸侯而弱其力”并无区别。但实际上，主父偃的推恩令比贾谊的“分国而治”策略要高明得多：
一是“国”与“侯”的区别。贾谊的分国削藩，是将诸侯王的大国分解为多个小国，分给子孙，但分得土地的子孙，其身份仍为诸侯国王，政治地位甚至高于当时中央直属管理的“郡”，仍相当于一个个独立王国，朝廷并没有增加直接管辖范围。
而推恩令则明确将诸侯子弟封为“侯”，在当时体制下，“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当，“郡”受朝廷直接管理，这就相当于减少了诸侯国的管辖面积，大大增加了中央政府的直接管理区域。
二是“浅”与“深”的区别。贾谊的分国而治策略，主要是削减诸侯国的土地，属于“浅”层次的削藩，没有触及到各诸侯国深层次的政治、经济管理体制，分封后的小国仍拥有官员任免、制定税收政策等政治、经济权力。
而实施推恩令后，诸侯子弟分封为侯，侯国归郡管理，其官员任免、税收财政等权力都受朝廷直接管理，这又从经济上削弱了诸侯国势力，而增强了朝廷的管控能力和经济势力。
三是“难”与“易”的区别。无论是贾谊的分国而治，还是晁错的强制削藩，都是朝廷主动发起的削减诸侯土地行为，极容易引发矛盾冲突，如何把握好节奏尺度，难度较大，晁错削藩引发“七国之乱”的悲剧已经证明了这点。
而推恩令是以诸侯王推行恩德的名义进行分封，受益最大的是原先得不到爵位和封地的众多诸侯国子孙，这样就巧妙地将朝廷与地方的矛盾，转移到了诸侯国内部。面对翘首以待的家族子孙，诸侯国不得不主动分地封侯，大大减少了推恩令的实施难度。
当然，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之所以能顺利实施，并彻底解决诸侯国势力过大问题，也与当时的形势有关。比如，经过文景二帝的削藩，到武帝时，诸侯国的势力已有所削弱，客观上为推恩令的实施创造了条件；为配合推恩令，汉武帝还先后推出了《附益之法》、统一货币铸造、盐铁专卖等法令法规，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加强对诸侯国的制约，促进了削藩政策的高效推进。但从文、景、武三朝三位名臣制定的削藩策略来看，主父偃的推恩令，无疑技高一筹，是设计最巧妙、实施最容易、效果最彻底的成功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