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汉语拼音：Wannan Shibian；英语：Southern Anhui Incident），1941年1月中国国民党当局在安徽茂林地区围歼新四军皖南部队的事件。
1940年下半年，抗日战争进入第4个年头，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民众的支持下，经过3年的艰苦努力，建立了大小17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军事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由3万人扩大到50万人，从而引起重庆国民政府的极大恐慌，特别是华中新四军的发展，更是蒋介石不愿见到的。
恰在这时，世界局势又发生重大变化。
6月5日，德国进攻法国。
5天后，意大利向英、法宣战。
法国随即向德国投降，英军也从欧洲大陆退守本土。
9月，日本利用欧洲战局的有利时机，与德、意签订三国军事同盟条约，引诱重庆国民政府放弃抗日，以图迅速解决中国战事。
与此同时，英、美也签订协定，争取重庆国民政府加盟，继续抗战，拖住日本。
而苏联也愿继续援助重庆。
三大国际力量不约而同都在为自身的利益，竭力争取重庆国民政府，致使蒋介石错误估计形势，以为可以为所欲为。
6月初，蒋介石在重庆会见周恩来，强调中共军事上必须服从命令。
7月上旬，何应钦、白崇禧打着“避免摩擦”的旗号，与周恩来谈判国共“划界”问题，规定八路军、新四军开往旧黄河北岸，企图借此限制中共的发展。
周恩来表示原则上同意划界，但必须实现各党派在全国的合法权等6项条件。
16日，何、白竟向周提出所谓“中央提示案”的书面文件，要求八路军、新四军于奉令一个月内全部开到河北、察哈尔和山东黄河以北地区，事实上拒绝了中共提出的6项要求，谈判陷入僵局。
10月19日，何、白再次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副参谋总长的名义，致电八路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正、副军长叶挺、项英，诬指八路军、新四军自由行动、自由扩充、破坏行政系统、吞并友军，限八路军、新四军在电到1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所规定的地区。
时人称之为“皓电”，它的正式发出，揭开了重庆国民政府新一轮反共高潮的序幕。
面对如此严重的局势，中共采取了“表面缓和，实际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的方针。
11月9日，中共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对“皓电”作出公开答复，被时人称为“佳电”。
它一方面坚决驳斥“皓电”对八路军、新四军的造谣和攻击，另一方面又采取缓和态度，申明为顾全抗日大局，决定将江南正规部队“遵令北移”，“对于江北部队则暂时拟请免调”。
中共这一严正坚决而又通情达理的立场，赢得了广大中间力量、包括不赞成国共分裂的国民党人士的同情。
但是，重庆国民政府不顾广大人民群众和中间力量的意愿，仍一意孤行坚持八路军、新四军必须撤往旧黄河以北地区。
军令部随即在何应钦、白崇禧授意下拟定《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并于14日上报蒋介石，请求批准执行。
军令部的作战计划规定，第一步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所部于1941年1月底以前肃清江南新四军，然后转兵肃清苏北新四军；第二步，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所部于2月28日以前肃清黄河以南新四军。
蒋介石鉴于“日汪（精卫）条约”签字在即，为避免被中共指为配合日汪共同反共，虽未当即批复军令部呈文，但终究还是于12月7日同意“照办”，同时表示实施时间“本月下旬再定”。
8日，何应钦、白崇禧致电朱、彭、叶等重申前令。
9日，蒋介石亲下手令，限黄河以南八路军于12月31日以前开赴黄河以北地区；长江以南新四军于12月31日开至江北，明年1月30日前开至黄河以北地区。
10日，又密令顾祝同依据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如12月31日新四军“仍不遵命北渡，应即解决，勿再宽容”。
12月14日，中共目睹事态日趋严重，急电叶挺、项英，指示皖南新四军迅速北移，以免不测。
但项英始终犹豫，直到26日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后，才于1941年1月1日，与叶挺等人最后作出，并得到延安批准的冒险走苏南北移的决定。
而这时的顾祝同则在蒋介石密令下，集结所部分途包围皖南新四军驻地，与32集团军研究进剿皖南新四军的秘密军事会议也于5天前在徽州开过，进剿计划已经制定，作战部署基本完成。
4日，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9,000余人由泾县云岭出发，计划经茂林，取道三溪、旌德、宁国、广德、郎溪到苏南溧阳，然后从镇江渡江北上。
6日，到达茂林地区。
7日，在星潭附近遭到顾祝同、上官云相7个师8万余人的围剿，皖南事变爆发。
8日，新四军先后改向西南廉岭、高岭方向及西北茂林方向突围，均未成功。
项英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中悄然离队，叶挺指挥部队顽强抵抗。
9日，突破重围，渡过青弋江，入石井坑固守。
12日，顾祝同、上官云相发起总攻，新四军主要阵地被敌突破，叶挺被迫于14日前往上官云相总部谈判，随即遭到扣押。
皖南新四军浴血奋战7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7,000人大部壮烈牺牲，一部分被俘。
项英、周子昆转移隐蔽后被叛徒杀害，袁国平在突围中遇难。
17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委会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诬称新四军“违反军纪，不遵调遣，且袭击前方抗战各部队，实行叛变”；并发布军委会通令，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叶挺交付军法审判，将皖南事变推到顶点。
中共获悉皖南事变发生后，一度准备同时举行全国性的政治、军事大反攻。
12日，毛泽东一面电示周恩来立即向蒋介石提出严正交涉，要求其立即停止对皖南新四军的围剿；一面电示刘少奇作好政治上军事上全国大反攻的准备，彻底解决华中问题。
蒋先后于12、13日两次由人转告周：他已指示顾祝同等人只要新四军确实北渡，就应提供方便，不要为难，让叶、项放心东进。
直至15日围歼新四军的战斗已经结束，仍以此意敷衍中共。
毛泽东闻讯后怒不可遏，立即复电周恩来、叶剑英，千万不要听信蒋的“鬼话”，并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致电共产国际，要求批准中共全面反攻计划。
18日，周不顾蒋介石的新闻检查制度，在《新华日报》刊出抗议题词，向全国人民公开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
20日，毛针对蒋介石17日发布撤销新四军番号令，以中共中央军委会名义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同时以中共中央军委会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提出取消蒋介石17日反动命令、惩凶、恢复叶挺自由等中共关于解决皖南事变的12条要求。
随着中共政治反攻的全面展开，皖南事变的真相迅速大白于天下，蒋介石受到国民党内外和包括美、英、苏等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与非议，很快陷入空前孤立的被动境地。
加上日本这时也没有因为他发动反共内战而停止军事进攻，正在平汉铁路以东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激战，蒋不得不数次派人要求与周恩来商谈妥协办法。
中共鉴于时局的变化，于29日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一面告诫全党仍要做好与国民党分裂的准备，同时指出当前的斗争策略应是政治上坚决反攻、军事上待以守势。
自2月上旬起，中共政治反攻的焦点，开始转向拒绝参加重庆国民政府第二届国民参政会。
18日，周恩来将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等7名中共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函送交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声明在中共所提12条要求未得政府裁夺以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
双方为此反复交涉，未得结果。
为打破僵局，中共又提出临时解决办法12条，不再提出取消蒋介石1月17日命令，只要求承认中共两个集团军共6个军、承认边区及敌后抗日政权的合法地位等，但蒋仍不肯接受。
中共光明磊落、顾全大局的原则立场和态度，博得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中间力量的同情和支持，因此，尽管中共参政员最终没有出席参政会，蒋也不得不在3月6日的参政会演讲中表示“绝不忍再见所谓‘剿共’的军事”，“以后亦绝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
此后也未再提起八路军、新四军北移一事。
由皖南事变引起的国共对抗局面至此告一段落。
皖南事变是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关系逆转的分水岭，对此后国共关系的发展具有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