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是原明朝建州女真的努尔哈赤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的政权，清朝的前身。后金政权兴起的过程中，一大批爱新觉罗氏宗室王公成了开国功臣，即所谓的“开国诸王”。这些王爷、贝勒们个个身经百战，叱咤风云，都是问鼎中原诸战中的主帅。
关外的后金、清初时期，开国诸王们拥有很大的权势，他们各领一旗或数旗，在政治、军事、经济上握有举足轻重的话语权。开国诸王，也称“军功勋旧诸王”，是指清初统军征战、建国创业的宗室王爷，一般情况下特指八大铁帽子王。不过，入关后，他们逐渐没落，离权力中心越来越远。
这八大铁帽子王，有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庄亲王硕塞、克勤郡王岳托、顺承郡王勒克德浑。此外，还有其他宗室王爷，如饶余郡王阿巴泰、谦郡王瓦达克、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阿济格等。
顺治年间，开国诸王掌握了兵权，攻打大顺、大西农民军，消灭南明政权，镇压各地抗清武装，主要是由他们挂帅出征的。顺治元年四月，摄政王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率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以及豪格、罗洛浑、尼堪、博洛、满达海等宗室贵族，统领八旗士兵，于山海关战败李自成，奠定了入主中原的基础。
进入北京后，多尔衮即派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军追击李自成，并下江南，灭了福王、唐王、鲁王等南明政权。他又派顺承郡王勒克德浑为平南大将军，镇守江南，下湖广，取广西。肃亲王豪格往定山东、河南，后又进攻张献忠部，取四川、陕西。
此后，多尔衮陆续派多铎为扬威大将军，郑亲王济尔哈朗为定远大将军，端亲王博洛为征南大将军，礼亲王满达海为征西大将军，分率八旗军队，四处出征，镇压了农民军、南明政权及全国各地的抗清武装，统治了全国。开国诸王拥有裁处国政之权，睿亲王多尔衮于崇德八年九月当上了摄政王，顺治元年十月晋叔父摄政王，二年五月又晋皇叔摄政王，五年再尊为皇父摄政王，握有主宰清国军政大事的最高权力。
郑亲王济尔哈朗在崇德八年九月与睿亲王多尔衮一同辅政，顺治元年封“信义辅政叔王”，九年晋叔和硕郑亲王。豫亲王多铎于顺治四年晋封辅政叔德豫亲王，协助多尔衮处理国政，“各部院事务”，其中一部分是由多铎代理的。
在一段时期里，开国诸王曾具体处理六部事务。顺治七年二月，多尔衮下谕：“各部事务，有不须奏者，付和硕巽亲王、端亲王、敬亲王办理”，满达海、博洛、尼堪三王，从此被称为“理事王”或“理事三王”，分理六部事务。顺治八年三月，多尔衮以“天下所以治安者，关乎各部院”，委用诸王管理部务，满达海管理吏部、硕塞管理兵部、博洛管理户部，尼堪管礼部，勒克德浑管刑部，瓦克达管工部，贝勒喀尔楚浑管理藩院，贝子务达管都察院。
开国诸王和入关以前一样，享有“议政”之权。顺治年间，清政府的军、政、财、刑大事，是由议政王大臣会议处理的。礼亲王代善及其之满达海，英亲王阿济格，肃亲王豪格及其子富绶，承泽亲王硕塞、敬亲王尼堪、端亲王博洛、信亲王多尼等，都是参与议政王大臣会议的“议政王”。军国大事皆由议政王召集参与议政的贝勒、贝子、公以及议政大臣商议决定，报摄政王、顺治帝审批，一般是依议而行。
开国诸王之中还有五个王是一旗之主。礼亲王、睿亲王、豫亲王、郑亲王、衍禧郡王罗洛浑都是旗主，分主正红、正白、镶白、镶蓝、镶红五旗。肃亲王豪格、英亲王阿济格、安郡王岳乐等亲王、郡王、贝勒，也有不少佐领，是编录这些佐领之下的旗人之“主子”。旗主之权是巩固王权的重要基础。
清初开国诸王权势赫赫，左右朝政，为何他们的后代逐渐失势了?
一，诸王之间互相倾轧
八旗旗主，在关外时期就互不相让，明争暗斗，入主中原后，形势变了，权力之争更加尖锐，既有昔日恩仇，又结下了新的怨恨，斗争更为激烈。这集中表现在睿、豫、英三王和郑、肃二王拥立新帝的斗争问题上。
崇德八年八月，清太宗皇太极去世后，肃亲王豪格欲图继位为帝，郑亲王济尔哈朗及皇太极的正黄、镶黄二旗的图赖、图尔格、伊尔登、索尼、鳌拜等大臣拥护肃王。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及郡王阿礼达、贝子硕托，却拥戴多尔衮，多尔衮亦有称帝之念。争论非常激烈，最后是多尔衮提出折中方案，立年方六岁的福临为帝，由睿、郑二王辅政。
尽管暂时平息了争端，但问题并未彻底解决。定都北京后，多尔衮逐渐掌握了军政大权，遂于顺治五年三月，以豪格“徇隐”护军参领希尔根冒功之事，削爵幽禁，尽夺所属人员。又以郑亲王济尔哈朗不举发两黄旗大臣谋立肃王等事，降为郡王，罚银五千两。
顺治七年十二月，多尔衮病死，济尔哈朗乘机报复，约同满达海等，先将多尔衮之兄阿济格拘禁，加以“谋乱”之罪，削爵幽禁，黜宗室，尽夺其所属二十佐领，后又论以死罪，勒令自尽。八年二月，济尔哈朗会集诸王奏准，追论多尔衮“逆谋”大罪，削爵，黜宗室，籍没所属家产人口入官，将其正白旗拨隶顺治帝，并惩治其党羽。
顺治九年三月，济尔哈朗等又奏准，豫亲王多铎是多尔衮的同母之弟，追降郡王。这样一来，十年之中，大案迭起，互相残杀，开国诸王的势力大大削弱了。
二，王子王孙庸懦无能
入主中原后的开国诸王，身为高贵的王爷，权势赫赫，威风凛凛，金银满库，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生活在这种条件下的王子王孙，很少有志苦练骑射，勤读诗书，也很难不耽于安乐、贪恋富贵，哪能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治国统军？大多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自然而然地成为因循保守、庸懦无能的笨拙之人。
这些继承王位的“新王爷”，在钩心斗角的政治斗争和万军厮杀的狂风巨浪冲击之下，大多是晕头转向，手足无措，贪生怕死，最后被定上“祸国殃民”大罪，革职削爵。在这平定三藩的过程中，暴露得特别明显。
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发兵反清，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接着福建的耿精忠、广西将军孙延龄、四川巡抚罗森、贵州巡抚曹申吉、襄阳总兵杨嘉等先后响应，不到数月，云南、贵州、福建、四川、湖北、广西六省皆反。随后，陕西提督王辅臣杀大学士、经略莫洛降附吴三桂，广东尚之信于康熙十四年反。“三藩之变”严重威胁了清朝的统治。
康熙帝委命诸王、贝勒为大将军，统兵征讨三藩：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贝勒察尼参赞军务，统兵至荆州。贝勒尚善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助勒尔锦攻岳州。安亲王岳乐为定远大将军，出江西，赴长沙。简亲王喇布为扬威大将军，镇江南，后移军江西。贝勒洞鄂为定西大将军，由陕西攻四川。康亲王杰书为奉命大将军，贝子傅喇为宁海将军，由浙江攻福建。信郡王鄂札为抚远大将军，大学士图海为副将军，攻察哈尔布而尼。
就双方实力而言，吴三桂最盛时只占了云南、贵州、四川、湖南、广东、广西、福建、陕西八个省份的主要部分，但没有连成一片，而清廷的辖区更为广阔，鱼米之乡和财赋重地的江浙也为清廷所有，人力、物力和财力都很充裕。就兵力而言，清廷先后调集满汉大军四十余万，集中全力，对付三藩。从各方面对比，清军都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是很有可能迅速取胜的。
但是，统兵诸王，习于安乐，胆怯如鼠，畏惧吴三桂之兵威。《啸亭杂录》的作者昭梿在追述三藩之乱清廷派遣出征的王、公、贝勒的腐朽情形时写道：“诸将帅多逗留不战，拥兵自卫”甚至贝勒尚善等“屯兵岳州城下，八年不战，诸将皆闭营垒，拥诸妇女逸乐而已”。如果不是吴三桂苟安保守，不敢渡江北上，并且于康熙十七年病死，那么战争还不知要延续多久，对清廷来说，结果是不堪设想的。
三藩之乱平定后，议政王大臣会议遵旨议定奏准，顺承郡王勒尔锦、简亲王喇布、贝勒洞鄂、贝勒察尼即贝勒尚善皆削爵，康亲王杰书罚俸一年。八个大将军中，只有安亲王岳乐和信郡王鄂札立功受赏。五个王、贝勒削爵，一个王罚俸，可见开国诸王的子孙，是何等的无能。
三，压抑王权，皇权日增
皇太极执政时期，就曾力求提高皇权，多次惩治、斥责宗室王公，削弱其他旗主的势力。顺治帝深深感到开国诸王势力过大危及君权，亲政以后，不断地设法抑制开国诸王的势力，擢用心腹臣僚。顺治九年三月，取消了王、贝勒管理部务的制度，惩治多尔衮党羽，削贝勒拜伊图、贝子巩阿岱等，重用亲信汉军官员，对大学士范文程、宁完我十分信赖，特命他们二人为议政大臣，参与机密，有所奏请，大都应允。
顺治帝为对付南明永历政权，委任弘文院大学士洪承畴为“太保兼太子太师、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右副都御史，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饷”，授予他总管南方诸省军政事务的大权。顺治十八年确定的“辅政大臣”制，就是皇权空前提高、开国诸王势力下降的重要标志。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和鳌拜成为了康熙帝即位后的辅政大臣，将开国诸王排斥在外。
当然，这并不是说清初开国诸王的子孙就完全失势了，这些“铁帽子”王的后代，仍世袭亲王、郡王爵位，遇逢军国大事，一般是要参与商议的，有些王公还担任官职，领兵出征。直到咸丰年间，济尔哈朗的八世孙郑亲王端华，任御前大臣，其弟肃顺任领侍卫内大臣、协办大学士，兄弟两人深受咸丰帝的宠信，专权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