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1606年9月18日－1647年1月2日），字秉忠，号敬轩，外号黄虎，陕西定边县人，明末农民军领袖，与李自成齐名，大西政权的建立者。
张献忠出身贫苦家庭，从小聪明倔强，跟着父亲做小生意，贩卖红枣。他当过捕快，后又来到延绥镇当一名边兵。生性刚烈，爱打抱不平，为此几乎丢了性命。 崇祯年间，组织农民军起义，1640年率部进兵四川。1644年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即帝位，其起事后，克凤阳、焚皇陵、破开县、陷襄阳，胜战连连。崇祯十六年克武昌，称大西王，次年，建大西于成都，即帝位，年号大顺。1646年，清军南下，张献忠引兵拒战，在西充凤凰山被流矢击中而死。
张献忠多有奇闻异事流传，如入川屠蜀、江中沉宝、掩旗息鼓等。对此史学界也一直存在争议。
过去封建统治阶级把张献忠诬蔑为“杀人狂”、“杀人魔王”等等，流毒既广且深，特别在四川留下的恶劣影响更不容忽视。至今大多数人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过所谓“八大王剿四川”的传说影响。
2015年年底，相关机构专家对江口沉银遗址出水文物进行了鉴定，最后达成了一致意见，基本确认眉山市彭山区“江口沉银遗址”为历史记载的张献忠沉银中心区域之一。 最为珍贵的是发现了张献忠的金封册，经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大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九月十八日， 张献忠出生于陕西省定边县郝滩乡刘渠村（古称柳树涧堡）， 少时曾读书，后参军，当过延安府捕快，因事革职，便至延绥镇从军。因犯法当斩，主将陈洪范观其状貌奇异，为之求情于总兵王威，重打一百军棍除名，从此便流落乡间。
反明起义
天启末年，陕西全境灾荒不断，发生了严重的干旱和虫灾，禾苗枯焦，饿殍遍野。明朝随着财政的进一步拮据，赈济成为空谈，农民无法生活下去，只有铤而走险。陕北地区首先爆发了农民暴动，并很快形成燎原之势。最初，有府谷的王嘉胤、王自用暴动，他们占领了黄龙山。接着宜川王左挂、安塞高迎祥、洛川张存孟、延川王和尚、汉南王大梁等响应，斗争烈火燃遍了陕西全境。不久，李自成在米脂起义后参加了高迎祥的暴民队伍。
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在家乡聚集十八寨农民组织了一支队伍响应王嘉胤等暴动，自号“八大王”。 由于他“身长瘦而面微黄，须一尺六寸，僄劲果侠，军中称为‘黄虎’” 。这一队伍初属王嘉胤自用，后自成一军。因张献忠小时读过书，又受过军事训练，为人多智谋，果敢勇猛，很快就显示了指挥才能，他的部众成为当时以王自用为盟主的三十六营中最强劲的一个营。 从此，张献忠随着流民队伍，转战于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湖北、四川等地，屡立战功。他的队伍由几千人发展到几万人，成为最强大的一支部队。在与官军的作战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原混战
崇祯六年（1633年）冬，农民军大部渡过黄河南下，张献忠所部是以高迎祥为盟主的十三家之一。
崇祯七年（1634年），张献忠入川，攻陷夔州（今重庆奉节），进围太平，重庆女总兵秦良玉提兵赶至，慑于秦良玉及其手下"白杆兵"威名，张献忠苍惶逃走，秦良玉率军追击，与正好回川的儿子马祥麟前后夹击，打败张献忠，使其退走湖广。
崇祯八年（1635年），各路农民军被官军围困于河南。为了冲出包围圈，十三家农民军首领，在河南荥阳举行了军事会议，决定分兵出击，打破官军的围剿计划。会后，张献忠和李自成在闯王高迎祥的率领下，向东挺进。这支东路军的主力就是张献忠的部队。 他的部队作战勇猛，连破河南的固始和安徽的霍丘等州县，直指明朝的中都凤阳。
张献忠部队，在大雾弥漫的清晨包围了凤阳城。不到半天，就全歼了守卫凤阳的两万官军，击毙守将朱国正等人，俘获了凤阳知府颜容暄，并当着百姓的面，历数他的罪行后，处以死刑。张献忠把胜利品和府库里的粮食，分给当地的贫苦农民，又叫农民和四乡百姓，砍光皇陵的几十万株松柏，还拆除了周围的建筑物和朱元璋出家的龙兴寺（又名皇觉寺），然后掘了皇帝的祖坟，同时将凤阳富户杀的一干二净。
崇祯帝得知消息后，立即穿上丧服，跑到太庙放声大哭；并下令朝廷官员素衣素食办理公务，表示哀悼。崇祯帝撤了兵部尚书的职，砍了凤阳巡抚和巡按御史的头，又把早已革职闲住的五省督师拉出来定了死罪。尽管如此严厉，官军仍然挡不住张献忠部队的进攻。
张献忠攻下凤阳后，又挥师南下，接连攻克庐州（今安徽合肥）、安庆、和州、滁州，一直沿长江打到江苏的仪征，一路所向披靡。后来又回师向西，经英山、霍山，同马守应部会师于湖北麻城。接着，从湖北进入河南，又进入陕西，由商洛打回关中。张献忠转战千里，忽东忽西，选择官军的薄弱环节，打破了官军企图在中原围歼农民军的战略计划。张献忠回到关中后，与高迎祥在凤翔会合。 又在陕西与明朝兵部尚书洪承畴统率的官军进行了几次战斗，洪承畴手下的大将，如艾万年、曹文诏等人都被农民军斩杀，官军损失惨重。农民军遂转而直插河南。
暂受招抚
崇祯九年（1636年）初，农民军已发展壮大到几十万人，在河南会合时，常连营百里，而当时张献忠的部队就有十万人以上。同年九月，闯王高迎祥遇伏被俘，被凌迟处死。李自成等大部转战于潼关以西地区，张献忠所部遂成为潼关以东地区官军攻击的主要目标。张献忠所部转战于鄂、豫、皖时，多次打败官军。攻进河南时一举占领许州，杀了左良玉的哥哥。 次年三月，在安庆家店的战斗中又击毙明将潘可大等人。
但是，由于流民军各部缺乏统一部署和协同行动，每部各自为战，到了崇祯十一年（1638年）春，各路农民军均连遭挫折。
特别是崇祯十年（1637年）四月，明朝兵部尚书、内阁大学士杨嗣昌策划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战略，李自成在陕西遭到几次失败，刘国能等也在河南归顺朝廷，都给张献忠的队伍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张献忠在进袭南阳的战斗中被左良玉军击败，本人也受了伤，幸被部下孙可望力救脱险，遂带部队退居谷城（今属湖北）。 在官军的强大攻势下，为了保存实力，张献忠在谷城、罗汝才在郧阳，分别接受了兵部尚书熊文灿的“招抚”。受“招抚”后，张献忠拒绝接受改编和调遣，不接受官衔，保持了独立性。他把四万人的部队分布在总部谷城的四郊，分四营，各设一员大将率领。在休整期间，集草屯粮，打造军器，招兵买马，训练士卒。张献忠还经常请人给他讲《孙子兵法》，并结合战例，总结经验和教训，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再举义旗
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张献忠在谷城重举义旗很快打垮守备谷城官军，杀了县令阮之钿和巡按御史林铭球，拆毁城垣，劫库纵囚。明朝监军道张大经和马廷宝、徐起祚被迫投降。 张献忠离开谷城时，把官府上下大小官员向他索贿的名单、数字和时间，都详细地写在城内外的墙壁上，使百姓看清了明朝政治的腐朽。
张献忠再起时，罗汝才、马守应部也起而响应，并到谷城与张献忠会合。隐伏在商雒山中的李自成也重整旗鼓，经湖北郧、均地区进入河南。农民起义的烽火，又一次在中原大地上燃烧起来。
熊文灿得知农民军再起的消息，立即调左良玉和罗岱领兵追剿。张献忠将大军埋伏在房县以西的罗猴山，张网布阵，并派出一支队伍佯攻败退，引诱官军入山，伏兵围攻，官军一万多人全部溃散，罗岱被活捉，左良玉丢盔弃甲，伏鞍而逃，连军符印信也丢失了。 崇祯帝一怒之下，撤了熊文灿的职，并予逮杀；左良玉降三级，带罪随军立功。接着，改派大学士、兵部尚书杨嗣昌督师，总督以下并听节制，再次展开对农民军的大规模围剿。
杨嗣昌一到襄阳，就抛出他策划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会师十万，并檄河南、四川、陕西、郧阳诸抚镇将领，分扼冲要，主要任务是全力围剿张献忠和李自成。 起初，张献忠不了解情况，接连失利，非常被动。后来通过情报摸清了官军底细，张献忠说服罗汝才，两军联合，加强了农民军的力量。农民军“以走制敌”、“避实击虚”、出没无常的战术对付官军。同时，张献忠加强了情报工作，派出很多机灵的军士扮成商人小贩，四处探听消息。老百姓也常把官军的动向告诉农民军，还常给张献忠的队伍做向导。因此，能及时掌握敌情，迅速采取军事行动，打得官军措手不及。然后迅速转移，使官军摸不清农民军的去向，难以追击。官军的主力部队不是扑空，就是遭到埋伏而损兵折将。但是，农民军被困在官军的包围圈里非常不利，随时都有被围歼的危险。为此，张献忠认为必须彻底粉碎官军的围剿计划，跳出圈外去作战，才能更有力地打击官军。
入川作战
崇祯十三年（1640年）闰正月，张献忠在枸坪关被左良玉击败，率部突入四川。入川途中，在太平县的玛瑙山又受到郑崇俭和左良玉的夹击，伤亡惨重。 接着又受到湖广军、四川军和陕西军的追击堵截，农民军连受重创，退居兴安归州山中，又被左良玉等军围住，农民军陷于困境。 为此，张献忠利用杨嗣昌和左良玉的矛盾，派人携重宝贿左良玉，说：“正是因为我的存在，朝廷才重用你，你的部下乱杀无辜，朝中早有人看在眼里，如果我不在了，那么离你死也不远了。” 左良玉斗志松懈，张献忠乘机收聚散亡，在山民的帮助下，走出兴安，与罗汝才等部会合。张献忠又利用四川巡抚邵捷春和杨嗣昌之间的矛盾，集中兵力，猛攻邵捷春防守的新宁（今四川开江）。邵捷春根本没有想到农民军如此神速，官军一触即溃。农民军突破新宁防线后，顺利地进入了四川。农民军的入川，打破了杨嗣昌的围剿计划，并在军事上也从防御转入了进攻。杨嗣昌刚愎自用，满以为官军已把张献忠、罗汝才等部包围在鄂、川、陕三省交界地区，胜利在握了。但实际上是面对军令，从总督到将帅。再到士兵。几乎是无人去执行。 张献忠尽量避免与官军打阵地战，而采取“以走制敌”的策略，一昼夜能行三百余里，快速流动，常常把官军搞得顾此失彼，腹背受敌，疲于奔命。
崇祯十三年（1640年）十二月，杨嗣昌眼看无法消灭农民军，就采用“招抚”办法，妄图分化瓦解。杨嗣昌宣布赦免罗汝才罪，归降者授以官职，唯不赦张献忠，有能擒获张献忠者赏万金，封侯爵。但第二天杨嗣昌驻地的墙壁上就出现“有能斩督师来献者，赏银三钱”的布告。 农民军针锋相对的回击，使得杨嗣昌非常沮丧，并怀疑左右都私通农民军。
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张献忠已在四川转战了近半年。这时，农民军在开县黄陵城被官军左良玉部追及，左部参将刘士杰、游击郭开力立即出战，农民军以逸待劳，张献忠抽出一支精兵绕到官军后方出击。左良玉逃走，刘士杰、郭开力被击毙，官军将士死伤过半，农民军获得全胜。
兵指鄂中
接着，张献忠挥师出川，一昼夜急行军，兵锋直指鄂中。当农民军到达当阳时，驻守的官军还在睡梦之中。张献忠还作了一首歌谣嘲笑官军：“前有邵巡抚（邵捷春），常来团转舞；后有廖参军（廖大亨）， 不战随我行。好个杨阁部（杨嗣昌），离我三天路！”
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张献忠率部攻克襄阳。襄阳是明朝的军事重镇，军需饷银，都聚集在城内。张献忠以所获饷银，分十万两赈济饥民，并将襄王朱翊铭和贵阳王朱常法等处死。农民军受到百姓的拥护，欢声雷动。 至此，张献忠完全粉碎了杨嗣昌的“四正六隅”计划，彻底摧毁了他的“十面网”。杨嗣昌听说张献忠挥军出川，急忙逃回宜昌。在沙市他得知李自成攻破洛阳，杀了福王的消息，自知死罪难逃，因而忧惧而死。左良玉被削职，带罪领兵。
农民军接着又渡长江攻下樊城，与罗汝才合兵北上。四月，攻应山不下，转攻随州，克之。六月，张献忠率部打南阳，东略信阳。七月，张献忠又陷郧西，至信阳。 杨嗣昌死后，崇祯帝命陕西三边总督丁启睿接任督师，继续围剿农民军。原在一边观望不战的左良玉，亦率部前来追击张献忠。秋八月张献忠在信阳为左良玉部所败，带伤出商城，走英山方向，又被王允成击败。 在此之前，罗汝才与张献忠不合，投奔了闯王李自成。信阳败后，张献忠也往投李自成。李自成想把他的部队改编成自己的部队，张献忠不愿意，而李自成反而想要杀他，罗汝才阻止。罗汝才私赠五百骑，张献忠自河南经安徽东下。 这时，李自成的农民军正围攻开封。督师丁启睿和左良玉等官军主力，都北上救援开封。年底，张献忠乘间陷亳州，入英、霍山区，与“革左五营”相见，“革左五营”是由老回回马守应、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争世王刘希尧、乱地王蔺养成五营联军组成的。从此，农民军的声势又复振。
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张献忠率汇合后的农民军，攻陷舒城、六安，进克庐州，杀知府郑履祥。又连下无为、庐江，并在巢湖训练水军。接着又打败了总兵官黄得功、刘良佐的官军。张献忠农民军的胜利，使江南大震。凤阳总督高斗光、安庆巡抚郑二阳被逮治，起用马士英代之。十月，张献忠农民军被官军刘良佐部击败，张献忠率部西走郸水。“革左五营”北投李自成。左良玉为避李自成，尽撤湖广兵东下。张献忠乘机攻占黄梅。
崇祯十六年（1643年）正月，张献忠率部乘夜攻下郸州。三月，农民军连下郸水、黄州、麻城。在麻城，张献忠招募得数万人。五月，农民军西取汉阳，从鸭蛋洲渡过长江，迅速攻占武昌府城。武昌为楚王朱华奎的王府所在地。守城官吏闻风而逃，楚王所募兵为之内应，大开城门迎接农民军。 张献忠处死楚王后，与部下分食其肉，同时把楚王宫里的金银珠宝统统拉走，用了数百辆车子也没拉完。 发银六百余万两，召集各地流民。
鏖战湖广
在武昌，张献忠自称“大西王”，建立了大西农民政权。设六部和五军都督府，及委派地方官吏。“改武昌曰天授府，江夏曰上江县”，并开科取士，招揽人才，共录取进士三十名，廪膳生四十八名，都授以州县官职。 这时，李自成也在襄阳建号称王，并对张献忠占据武昌十分不满。李自成使人带书给他，表示不满。此时，左良玉兵复西上，大西政权官吏多被擒杀。 张献忠面对这种局面十分害怕，考虑去向。 两境相接，形成了并立的两大农民军势力。张献忠力弱，无法与李自成对抗。八月，张献忠率部南下湖南，以二十万重兵攻占岳州。随后进攻长沙，明总兵尹先民、何一德投降。
张献忠占据长沙后，宣布免征三年税粮。接着，又攻取衡州及其所属州县，所到之处，义军纪律严明。清人刘献廷记载说：“余闻张献忠来衡州，不戮一人，以问娄圣公，则果然也。”
崇祯十六年（1643年）九月，农民军攻占永州，兵威所震，使广东南雄、韶州属县的官兵“逋窜一空”。明分巡南韶副使王孙兰吓得自缢而死。 十月，农民军占领杨嗣昌老家常德府武陵县，对杨嗣昌父子及其家族仗势作恶的罪行进行了清算。张献忠发的令牌曰：“照得朱（诛）贼杨某，昔年曾调天下兵马，敢抗天兵，某幸早死于吾忍（刃）矣。今过武陵，乃彼房屋土田，坟墓在此。只不归顺足矣，为何拴同乡绅士庶，到处立团。合将九族尽诛，坟墓尽掘，房屋尽行烧毁；霸占土田，查还小民。有捉杨姓一人者，赏银十两；捉其子孙兄弟者，赏千金。为此牌仰该府。” 说明农民军对官绅恶霸的憎恨。
在农民军攻占武陵的同时，张献忠领兵向江西萍乡进攻，陷万载，分兵两路攻下袁州。袁州是江右门户，失去袁州，则“江右全省皆坏，则两广咽喉断，而金陵之藩篱撤矣“ 。在左良玉官军的反攻下，袁州又为官军夺取。由于左良玉部士兵暴虐，明廷被迫撤回其兵，以招募当地兵戍守。张献忠利用官军调换的时机，突袭吉安，连占吉水、永新、安福、泰和等县，并分设地方官吏，安抚百姓，再次夺回袁州。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二月，在江西总督吕大器带兵反扑下，吉安等县又先后失陷。张献忠在江西受阻后，随即回师再据岳州。明廷急派左良玉移镇武昌，并分兵两路，一攻岳州，一攻江西袁州，两地再度给官军占领。为此，张献忠决定北上，在嘉鱼（今湖北境内）沿江一带埋伏部队，大败左良玉的精锐部队。 张献忠又在沿途收降官军，编为新附营，军容较前更盛。这时，张献忠控制了湖南全部，及湖北南部，广东、广西北部的广大地区。为了将来的发展，张献忠决定进军四川。
再进四川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张献忠率部向四川进发。农民军攻克夔州，“至万县，水涨，留屯三月”。接着，连克梁山、忠州和涪州，击败总兵曹英，破佛图关，明朝四川总兵秦良玉率兵来战，亦被农民军击败。农民军攻克泸州后，于六月二十日占领川北重镇重庆。从汉中逃来的瑞王朱常浩、巡抚陈士奇、兵备副使陈纁、知府王行俭等一批明朝宗室和官僚，被农民军俘获并处死。 七月初四日，张献忠命刘廷举守重庆。他亲自率农民军，分三路向四川首府成都挺进。沿路州县“望风瓦解，烽火数百里不绝，成都大震” 。四川巡抚龙文光由顺庆驰援成都，又调总兵刘镇藩及附近土兵守城。一时“成都援兵四集，献忠使其众伪为援兵，混入城中，龙文光不能辨” 。八月初七日，农民军从四面同时攻城，里应外合，三日城破。
崇祯十七年（1644年）八月初九日，农民军攻克成都。明藩成都王朱至澍、太平王朱至渌自杀，四川巡抚龙文光、巡按御史刘之渤、按察副使张继孟等明朝派驻四川的主要官员因拒不投降，均被农民军处死。 “初，李自成使马珂入川，攻陷顺庆。”九月，命将马珂据守绵州，张献忠派艾能奇往攻之不克，亲自去指挥，马珂败走汉中。 十月，李定国攻克保宁；孙可望下龙安，使王运行守之，又率兵攻茂州，克之。接着，艾能奇又攻克雅州。至此，四川大部地区被张献忠的农民军所控制。
建立大西
崇祯十七年（1644年）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在成都称帝， 建国号“大西”，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大西政权建立后，设置左右丞相，六部尚书等文武官员。命“汪兆麟为左丞相，严锡命为右丞相”。以王国麟、江鼎镇、龚完敬等为尚书。大西政权颁行《通天历》，设钱局铸“大顺通宝”行用。开科取士，选拔三十人为进士，任为郡县各官。 大西政权宣布，对西南各族百姓“蠲免边境三年租赋”。张献忠的号令森严，不许“擅自招兵”，“擅受民词”，“擅取本土妇女为妻”， 违者正法。张献忠封四个养子为王，孙可望为平东王，刘文秀为抚南王，李定国为安西王，艾能奇为定北王。
在军事上，大西政权设五军都督府，中军王尚礼，前军王定国，后军冯双礼，左军马元利，右军张化龙。分兵一百二十营，有“虎威、豹韬、龙韬、鹰扬为宿卫” ，设都督领之。城外设大营十，小营十二，中置老营，名为御营，献忠居之。又命孙可望为平东将军，监十九营；李定国为安西将军，监十六营；刘文秀为抚南将军，监十五营；艾能奇为定北将军，监二十营。分兵四出，“遂据有全蜀” 。
不久，四川各地的明朝将领曾英、李占春、于大海、王祥、杨展、曹勋等，纷纷聚集兵马，袭击大西农民军，屠杀大西政权地方官员，给大西政权很大威胁。对此，张献忠进行了严厉的镇压。
张献忠命孙可望往取汉中，被李自成部将贺珍击败。张献忠亲往救援，道经梓潼七曲山，“仰视神庙，题额张姓，曰：‘此吾祖也。’追上尊号，曰始祖高皇帝”。命修庙刻石祀之。 部将刘进忠入据保宁府，部将马元利克顺庆守之。乙酉年元旦过后，张献忠于初三日对部下说：“三国以来，汉中原属四川，今吾定都于川，不取汉中，难免他人得陇望蜀乎？闻闯王遣马爌守汉中，爌庸才耳，若不早取，他日易以能人，则难图也。” 为了保证四川的安全，他派平东、虎威二将军，向北平定汉南地区。又命都督张广才早灭曾英，以便打开东下的道路。十六日，农民军其名、张广才两军齐发，不知李自成以贺珍代马爌。结果大西军的三万兵马被贺珍部击败。
抗清斗争
大顺二年（1645年）夏，南明福王弘光政权灭亡。十一月，清朝用剿抚兼施的策略一面以何洛会为定西大将军进剿四川，一面派人下诏诱降张献忠，劝说他归顺清朝。诏书说：“张献忠前此扰乱，皆明朝之事” ，表示谅解，“张献忠如审识天时，率众来归，自当优加擢叙，世世子孙，永享富贵” 。并威胁说“倘迟延观望，不早迎降，大军既至，悔之无及” 。然而张献忠置之不理，反而增强了抗清的决心。这时，何洛会率领的清军被陕西的农民军所牵制，所以一直没有入川。
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和农民军，除了与明朝在四川的残余军队对抗外，还要同四川的地主武装作斗争。原川陕总督樊一蘅仍任原职，南明政权又任命原大学士王应熊为兵部尚书总督川湖云贵军务，并赐尚方宝剑便宜行事，驻扎遵义，主持对张献忠作战。是年三月，明四川巡抚马干派副将曾英带兵攻陷重庆。接着，阁部王应熊会兵遵义，副将杨展、屠龙、莫宗文、贾登联等请复川南。“起甘良臣为总统，副以侯天锡、屠龙，合参将杨展，游击马应试、余朝宗所携溃卒，得三万人。 ”于三月攻陷叙州，大西农民军损失一千余人。时副将曹英、参政刘鳞长及部将于大海、李占春、张天相等，都受樊一蘅节制，有兵十余万。他们不断地向农民军发动攻击，妄图恢复失地。
张献忠时驻扎金山铺，欲肃清新附不坚者，刘进忠劝谏他不要乱杀， 张献忠不纳，反调刘进忠回金山铺会剿，刘进忠疑之，遂向北走投清军。
大顺三年（1646年）初，清朝改派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和吴三桂等统率满汉大军，全力向大西农民军扑来。当时，明参将杨展领兵复夺川南州县，率师北指，与张献忠的部队激战于彭山的江口，张献忠大败，退回成都。杨展由南面逼向成都。王应熊又派曾英为总兵，王祥为参将，联师进攻，阻挡农民军的东下。他们对大西农民军进行疯狂的袭击，严重地威胁着大西农民政权。对此，张献忠针锋相对，给予坚决的回击。五月，豪格率清军攻占汉中。
大顺三年（1646年）七月，为了北上陕西抗击清军，张献忠决定放弃成都。并“尽杀其妻妾，一子尚幼，亦扑杀之”。 他对孙可望说：“我亦一英雄，不可留幼子为人所擒，汝终为世子矣。明朝三百年正统，未必遽绝，亦天意也。我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 表明了张献忠联明抗清的决心。接着，分其兵为四，并命令四位将军，各率兵十余万向陕西进发。九月间，张献忠率部离开成都，北上迎击清军。十一月，张献忠大军扎营于西充凤凰山。
中箭去世
原大西军将领刘进忠叛变后，先在合州（今重庆合川区）同明军曾英勾结，后又出保宁（今四川阆中）去，投降了南下的清军统帅豪格。清军以刘进忠为向导，带领清军进入川北。大顺三年（1646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豪格派护军统领鳌拜等将领，分率八旗护军轻装疾进，出其不意，对农民军发起突然袭击。二十七日晨，清军隔太阳溪与张献忠的农民军相遇。面对这意外的突然来袭，张献忠临急应战，指挥农民军马步兵分两面抗击清军。这时，清军统帅豪格率大军继至，遣参领格布库等向农民军右翼进攻，都统准塔攻击农民军左翼。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清军将领格布库等被农民军击毙，农民军也遭到了惨重的损失。
张献忠“初不为备，闻兵至，犹以为他寇，身衣蟒半臂，腰插三矢，引牙将临河视之。” 刘进忠为清将指点说：“此八大王也。” 清将急发暗箭射之，张献忠不幸中箭。时年仅四十岁。
张献忠死后，他的部众“以锦褥裹尸，埋于僻处，而遁”。清军“求得发而斩之，枭其首于成都”。 另据清靖远大将军和硕肃亲王豪格等奏报：“臣帅师于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南部，侦得逆贼张献忠，列营西充县境，随令护军统领鳌拜等，分领八旗护军先发。臣统大军星夜兼程继进，于次日黎明抵西充。献忠尽率马步贼兵拒师，鳌拜等奋击大破之，斩献于阵。”
张献忠死后，他的部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冯双礼等率领农民军向南，在重庆受到明军曾英部的阻击，农民军击毙守将曾英后，继续向贵州方向转移。后与南明联合，共同抗击清军，转战在西南各省的广大地区，坚持了近二十年，直到清朝的康熙初年。
为政举措
政治
在明末农民战争中，张献忠建立了大西农民政权，成都城开始大兴土木，蜀王府里进行大规模装修改建，作为新朝的王宫。设立成立内阁、六部等机构，内阁有左右丞相，六部各设尚书，及委派地方官吏。又颁行新的历书，叫作“通天历”。开科取士，招揽人才，分为举人、进士等名目，录取者大都用为地方官吏 ，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根据地逐步稳定。
经济
大西政权宣布，对西南各族百姓“蠲免边境三年租赋”。 张献忠在国家经济管理中的措施却乏善可陈。最初他依靠没收官府和贵族的财产来支持财政，然而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不久这些钱就花光了。 后大西政权于大顺年间（1644—1645年）设立铸钱局，铸造“大顺通宝”。版式为小平钱，多阔缘大样，制作较为精细，铜色金黄。有光背和背“工”，“户”，“川户”等字样。 发行时间短，如今存世量不多，光背相对较多，背川户价格最高。
军事
在明末诸雄中，张献忠部能脱颖而出，横行天下，据地开国，最重要的因素是张献忠出神入化的游击战术。在张军中，骑兵和步兵的比例是“马七步三”，主力部队“人人有精骑或跨双马”，“介马有付，去来如风，一日夜踔数百里”。每到一处，在缴获战利品队最重骡马，其他均不在意。
因为拥有强大的骑兵，史称“献（忠）之行兵，其来也如风雨之骤至，其去也如鬼蜮之难知。故数月间或驰江北，或趋楚豫，蹂躏三省，令官兵追逐不暇，即孙子所云‘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避实击虚’之法。将帅坠其术中而不觉耳。” 速度带来主动。而“主动”是取胜的关键。张献忠一生不打防御战，他的战略原则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避免死守一隅，高速度地流动作战。他们没有固定不变的据点和进攻目标，从不死攻一城，他们所进攻的地区，正是明军防守薄弱的空虚地带。故能避实就虚，节节取胜。相比之下，明军则要笨重得多。他们处于明处，每个据点都要驻兵，永远处于守势，战线拉得很长，他们被庞大的后勤所制约，被起义军拖着走，要围困不住，要追追不上。
张献忠建立大西国之初，军纪确实相当严明，除了抵抗者之外，并不滥杀无辜。因此，各地秩序很快得到平定，生产生活开始恢复，大西国开国之初，呈现一片兴旺景象。这一段是张献忠入蜀后军民相处最融洽的时期。
在军制方面，大西政权设有五军都督府，军队编为一百二十营，约有数十万人。张献忠的号令森严，不许“擅自招兵”，“擅受民词”，“擅取本土妇女为妻”，违者正法。张献忠封四个养子为王，孙可望为平东王，刘文秀为抚南王，李定国为安西王，艾能奇为定北王。 同时建立分开正规军（皇兵）与地方武装（里兵），实行“皇兵出师，里兵守城”的军制。
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从崇祯三年（1630年）米脂十八寨起义开始，到康熙元年（1662年）李定国病逝于云南为止，在反对明朝封建统治政权的压迫剥削和抗击清军的侵扰中，转战十六省，经过了三十二年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这次农民起义在历史上有重大作用，对于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史很有意义。
轶事典故
七杀碑
清朝人编纂的《明史》说张献忠杀人如草，还特别立碑明志，上书：“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这就是有名的"七杀碑"。不过七杀碑是否真实存在，考古学家们却众说纷纭。 有人说"七杀碑"实为张献忠的"圣谕碑"，上面所书句子是“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之所以会有七杀碑流传是因为清廷为营造张献忠嗜杀的形象。
张献忠沉银之谜
成都民间流传过一首民谣：“石牛对石鼓，银 子万万五。。有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传说清兵入关，四川境内发生连年混战，张献忠不得不退出成都。民谣就是说的张献忠兵败退出成都时，把“大西国”的金银财宝秘藏起来，为了将来能找到所藏之宝，不至于因年代久远而迷失，便设计了石牛和石鼓作藏宝记号，谁发现了石牛石鼓，就有可能找到“大西国”的神秘宝藏。
张献忠携带的千船金银珠宝从成都顺水南下，在四川彭山县江口镇“老虎滩”一带遭到川西官僚杨展的突袭，千船金银珠宝绝大都分随船队沉落江中。
2005年4月20日，彭山县城开建引水工程，施工队在岷江“老虎滩”河床上用挖掘机开挖铺设管道的沟槽时，一铲就铲出一捆共10枚银锭，银锭身上铸造时打上的“崇祯十六年八月，纹银五十两”字样清晰可见。据彭山县文管部门初步鉴定，这批被挖掘出土的银锭为明代官银，它为破解张献忠在此“千船沉银”之谜找到了证据。此次挖掘出土的银锭，无论从银锭本身还是其外包装，都与史料记载相吻合，从而证实了张献忠300多年前在此沉银之说完全符合历史真实。
2015年12月16日，专家确认张献忠“江口沉银遗址”，呼吁尽快保护。 2016年1月5日，张献忠“江口沉银遗址”中心区域发现的一批珍贵文物，除发现刻有“大西”年号的银锭及“西王赏功”金、银币外，最为珍贵的是长12厘米、宽10厘米、重730克，刻有29个字的金封册，经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2017年1月开始的彭山江口沉银水下考古在两个多月后取得重大进展：出水文物超过1万件，实证确认了“张献忠江口沉银”传说。
最早说白话
历史学家、西南民族大学教授袁定基指出：张献忠是中国最早白话文运动的先驱之一，比胡适还早300年。张献忠虽然较粗鲁，但在许多文化知识方面，与他所处的时代的先进的文化人相比不仅不差，甚至多有过之。
张家长，李家短
张家长，李家短这句白话俚语与张献忠有关。张献忠治成都时，派缉事兵丁，于大街小巷来往巡查。当时有两口子，在城墙边搭了间草棚棚居住，一天深夜，这男子喝了酒，东一句，西一句说个没完，妻子听得十分疲倦，便开口骂道：“半夜三更了，你还张家长，李家短说不停。”
谁知这夫妻对话被缉事兵丁听了去，第二天这男子便被捉进官府。张献忠得报后哈哈大笑，连声说：“好，好！你们听，他说的‘张家长，李家短’，分明是说我家长，（李）自成家短嘛！此是吾家胜自成之谶也！他是个良民，发赏释放。”于是，“张家长，李家短”这句白话俚语便流传至今。
杨柳街
明末崇祯年间，农民起农民军首领张献忠攻进重庆后，遇到年轻女子玉贞。
玉贞背着一个七八岁的大男孩，牵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张献忠勒马询问对方为何背着大的，牵着小的。玉贞答，小的是她的儿子，大的是丈夫原配所生，她怕在兵荒马乱中丢了大儿子，对不住丈夫死去的前妻。张献忠听后深受感动，于是让玉贞安心回家，在家门口插上一支杨柳，他的军队保证秋毫不犯。
玉贞回家后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邻居，于是邻居们都在家门口插上杨柳，果然得保平安。后来，这条街就叫做“杨柳街”。
摔皇冠
张献忠在成都建立起大西政权以后，有一次在接见部下时愤怒地摘下了自己的皇冠，摔在地上，用脚踏得粉碎。 旁边人看得面面相觑，谁也不敢上去劝。踩完了，把旁边侍卫的大檐布帽夺过来，戴在头上，大笑道：“他娘的，老子还是戴这个舒服。”
巧断破衣案
张献忠用千两银子巧断破衣案的故事在岳池地区广为流传，人们无不怀念这位农民军领袖。
歌谣
在重庆通远门还流传着一首歌谣，唱到，“通远门，锣鼓响，看埋死人”。据传，通远门门外的七星岗则是一片乱坟岗。因为当年张献忠杀人过多，怕扔在江中污染水源，便将人拖出城外埋葬。通远门外七星岗一带由此成为“乱葬岗”。直到1922年杨森在重庆推行市政改革，通远门外的乱葬岗逐渐变为大马路，建起了房屋，才算有了活人气。
敲竹杠
张献忠攻入四川后，将当地的贪官污吏、豪绅恶霸统统杀了。剩下的那些富户害怕自己被杀，只好将自己的金银财宝偷偷藏入竹杠内，然后在封存好，自己装扮成穷人，抬着这些竹杠混出城去。结果被农民军的一个当地士兵看穿，便上去与张献忠耳语几番。张献忠一听，拔出大刀，将竹杠一分为二，金银珠宝散落一地。
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
“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来由，本是一个悲壮的典故。说的是张献忠攻打渝城（重庆）时，在城外的庙里驻扎，强迫里面的和尚吃肉，当时有个叫破山的和尚说，只要你攻城后不屠城，我就吃肉。结果张献忠答应了他。于是破山和尚一边吃，一边说出了这句话。表示他是为了数千百姓的生命才破戒的。
人物评价
总评
张献忠是明末农民起农民军的重要领袖。在明末声势浩大，席卷全国的农民起农民军中，他领导的队伍卓有战绩，称雄一方，是推翻以崇侦帝为首的朱明王朝统治的重要方面军，也是李自成大败后重整旅鼓的重要借助和支持力量。他骁勇刚毅，慓悍顽强，又多谋善战，机诈幽默。他的起义，反映了革命农民的利益，而他的生活道路，又有明显的农民阶级的缺点和局限性。 封建文人与资产阶级学者，将他描绘为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嗜杀成性的神经病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史学界发掘了很多为张献忠辨诬的材料，逐步还原了他的真实面目。
张献忠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张献忠不仅敢于战斗，而且善于战斗。而在2010年召开的首届“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全国学术研讨会”上，不少专家也都肯定了张献忠的军事才华。张献忠既带领苦难中的人民群众起义，英勇反抗明朝封建统治阶级，又领导农民军中的爱国将士，奋起抗击清朝满族贵族入侵者，其丰功伟绩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张献忠在四川的统治没有给任何一个阶层带来好处，他身上彰显出来的人性之恶，是使其在四川无法立足以及使得四川这个天府之国在不间断的战乱中变得更加残破不堪的重要原因。当一个丧失理性的人居于权力之巅时，他所能展示出的只是无比巨大的破坏性。
历代评价
• 谷应泰：“献忠无他技巧，止以阴谋多智，暴豪嗜杀，可乘之敝，正自不少耳。”
• 吕思勉：“献忠系粗才，一味好杀，自成则颇有大略。”
史书评价
《明史》：
“盗贼之祸，历代恒有，至明末李自成、张献忠极矣。史册所载，未有若斯之酷者也。”；
“惟献忠最狡黠骁勍”；
“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
“盗贼之祸，历代恒有，至明末李自成、张献忠极矣。史册所载，未有若斯之酷者也。”；
“惟献忠最狡黠骁勍”；
“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
家庭成员
关于张献忠的家族成员，史书上只有零星的记载，均没有留下姓氏。
妻妾与儿子
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张献忠战败的时候，他的妻妾就被官军俘获，结果不知。 在成都时候，根据《蜀破镜》记载张献忠把自己的数十妻妾和年幼的儿子统统杀掉。 仅留了20个后妃。
义子
张献忠主要的义子有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人。
史书记载
·张廷玉，《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七.流贼传》 。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第七十七卷.张献忠之乱》。
· 沈荀蔚，《蜀难叙略》。
·查良佐，《罪惟录》。
·彭孙贻，《平寇志》。
·毛奇龄，《后鉴录》。
·顾山贞，《客滇述》 。
·吴伟业，《绥寇纪略》。
·刘景伯，《蜀龟鉴》。
·张烺，《烬余录注》。
后世纪念
殉难地
张献忠殉难地一一凤凰山。凤凰山位于西充县城东南15公里处，东临多宝寺、太阳溪，西靠金山铺，面积25平方公里，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的殉难地。
昔日之古战场凤凰山的东、西、南三面筑有的石寨门，已在1958年被毁 。但当年大西军在此扎营和与战斗有关的遗址、遗迹仍然很多，人们代代相传。山上150亩的宽阔土地被称之“营房地”，是张献忠扎营的地方。山顶上有一方形巨石，长、宽约2.6米，高4米，名为“将军石”，因张献忠常在此展视地图、观察地形，研究作战方案而得名。凤凰山东麓的三块大石，每块大约长7米，宽6米，高4米，名叫“三块石”。相传张献忠曾将战斗中获得的胜利品，如粮食、衣物、金银等分别放在三块石上，当众发给贫苦农民。至今当地还流传着：“穷人来到三块石，有衣穿、有粮吃”的说法。过去行乞者多爱到此地观望，晚上他们常在中间一磁大石下的石窟里过夜，人们称之为“叫化子洞”。
凤凰山北侧有一山峰名“插旗山”，是张献忠悬挂军旗的地方。东南面深沟叫“马槽沟”，是张献忠部队饲养战马的地方。东南面有“牧马岭”是大西军放战马的山岗。凤凰山东麓山下的太阳溪西岸坡地，是张献忠猝遇清兵激战时，中箭的地方。风凰山的东南面山岭叫“带箭岭”。相传是张献忠中箭后将士们扶他回营地途中不幸牺牲之处。山顶东侧有一小丘（土冢）为张献忠墓，今犹存。过去农民路过此处时，常常自觉地添上一杯黄土，以英英灵。在这些地方曾出土过很多戈、矛、箭簇、大刀、马蹬、炊锅等明代兵器图三与遗物，部份收藏在西充县文化馆。
西充县于1983年在这里分别树立了地名牌，在带箭岭上树立了《农民革命领袖张献忠》纪念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王纲为其撰写了碑文。西充县人民政府于1983年3月13日，将“农民革命领袖张献忠殉难地一一凤凰山”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当地政府在凤凰山进行封山育林，培修道路，树立碑记，修建水池，遂成为人们访古寻幽，激发士气的旅游之地。
建筑
在四川省梓潼县城北八公里处的川陕公路旁，有座双峰突起、翠柏森森的七曲山。规模宏丽的大庙古建筑群，就座落在这里。而这里的梓潼大庙也供奉了张献忠的塑像。殿宇楼阁， 依山而建，隐现于林扉之间。在庙内的风洞楼墙壁上，镶嵌着一通清乾隆七年（1742年）绵州知州安洪德捣毁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塑像石碑《除毁贼像碑记》。碑高1.33米,宽0.73米,厚0.1米。碑的铭文为安洪德撰。
研究会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陕西定边县委、县政府承办的首届“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全国学术讨论会”于2010年8月15日至17日在陕西省定边县召开。
张献忠剿四川真相
有关张献忠屠蜀的争议由来已久。清廷和当时的一些文人就曾指控张献忠在四川进行过多次大屠杀，这一说后来得到了一些人的认可。但也有人认为，类似指控有很大嫌疑是基于为了讨好当时的清朝统治者和政治上的对立（张属于“贼寇”）而非客观事实。
首先前提是：四川人口的锐减。四川的人口在万历六年（1578年）有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明朝当时赋税与人头挂钩，所以明末四川人口当远远大于前面数据，甚至上千万。） ，至清初顺治十八年，只剩下8万人（还有一种说法是50万）。总之，人口的大量锐减是肯定的。而且，从近几年研究湖广填四川的资料中可以看出，被调查村庄中，基本都是从外地迁过来的，所以说当时肯定是有过人口大锐减，而且不是那种减掉十分之二三的锐减，而是接近灭绝的大锐减。（2）屠蜀的目的。
张献忠并非一开始就要屠蜀，而是在清军入川，南明反扑以及川民四起的情况下才下令屠光川民。 实际上在张献忠决心屠川的时候，其控制范围是非常有限的。因此有此情况也不奇怪。至于为何川民会反，因为张献忠打仗需要庞大的军需，因此就只能抢夺川民的粮食，加上张献忠好杀人，非常残暴，因此招致了川民的反抗。 张献忠在梓潼拜文昌侯为先祖，对梓潼人民比较客气，因此当地人民比较感激他，为张献忠盖文昌庙。还有就是“七杀碑”的传说，有人说外国人在1934年发现了张献忠的“圣谕碑”，写的是“天以万物与人，人以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不是“七杀碑”。其实这个石碑正好证明了张献忠屠蜀的真实性，因为在《蜀碧》《客滇述》《鹿樵纪闻》等中都有记载。
（3）屠蜀的物证。
《鹿樵纪闻》的记载与《客滇述》基本相同，惟“万物”作“百物”，“自思自量”作“自去思忖”。在这些明清的史料中，根本都没有所谓“七杀碑”的记载。至于“七杀碑”记载的来源是来自咸丰年间的《成都县志》，说是在山上发下了刻有七个杀字的石碑，后来与1914年被破提倡除旧思想的学生给摧毁。至于上面写的是不是七个杀就无从考证了。还有本书叫《平寇志》，是明末遗民彭孙贻所作，该书作者终身拒绝仕清，并且该书在清朝的文字狱中，多次遭到清朝的查禁。在这本书里也记载了张献忠在安徽凤阳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之事，例如：“士民被杀者数万，刨孕妇，注婴儿于槊，焚公私庐舍2650余间”。是年张献忠攻克安徽和州时也发生了“是时杀戮惨毒，有缚人去淫其妻杀之者；有趋人父淫其女而杀之者；有裸孕妇共卜腹中婴儿男女刨验以为戏者；有以大锅沸油掷婴孩于内观其跳跃啼号以为乐者……所虏子女万千，临行不能多带，尽杀儿趋，暴残恒古未有。”当然，凭一个张献忠是不可能将四川屠光的，在他死后，清朝花了十三年才占领了整个四川。
（4）当代学者考证。
当代著名诗人流沙河考证，成都历史上有3次大屠杀。第一次在西晋东晋之交：事起于公元301年，蜀西氐族豪强李特，纠合流民2万余人，自称镇北大将军，扯旗造反，陷广汉，围成都，入城大屠杀。其子李雄称成都王，后又称帝。播乱长达50年。第二次在宋元之交：公元1279年，元朝灭南宋，两度陷成都，先后大屠杀，“城中骸骨140万，城外者不计”，其作恶又胜过李特父子。元朝80余年，成都残破，终无起色。第三次便是张献忠那次空前绝后的屠城：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年）阴历八月初九，张献忠陷成都。入城，张献忠下令屠城3日。3日过了，停止大杀，只每日小杀百余人以树威。
（5）屠蜀的遗迹。
2014年12月，巫溪县古路镇村民冉茂林在田间劳作时意外发现一块疑似人头骨的东西。而在古路镇名叫玉家洞的山洞中，还堆积着成千上万块人骨。据村里的老辈子回忆口口相传的传说，张献忠曾率部转战大巴山地区，途经巫溪古路镇。村民们耳闻张献忠进入四川后杀人成疯，所经之处多有死伤状况发生。
• 反方观点
（1）前后时间不对。
1646年，即清朝入关后第三年，清朝宣布张献忠已被战死，宣称四川平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清朝真正平定四川是在十三年后的1659年攻陷渝城（重庆）。张献忠死后十三年，清军才攻平定四川。也就是说在这十三年中，清军在和谁作战？可想而知而是四川人民和清军展开了殊死搏斗。造成大量人口锐减的时间应该是清军入川时期。假如张献忠真如清朝所宣传的那样，“是一个疯狂的杀人魔王。四川交通可达的人烟稠密之处，差不多被他杀绝”，那么，几乎没有人烟的四川，何能抵抗十多年？已经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何需清兵们花费十多年时间去平定？
（2）清廷制造伪证。
四川平定后，清朝统治者为了把杀尽四川人的责任推给张献忠，说张献忠不仅杀人如麻，还在他杀人的地方立了个碑，这就是有名的七杀碑，碑上写有：
“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
但是，这句很类似张献忠圣谕碑。而国内现存两块张献忠“圣谕碑”， 少城公园陈列的碑上，没有一个“杀”字，当时的照片仍在。另一块“圣谕碑”，是1934年由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四川广汉发现的，后来这块碑被运到广汉公园中展示。而它的碑文正是史料中记载的张献忠“六言圣谕”：
“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说的是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而清朝的御用文人，把前两句留下，后面加上七个“杀”字，来凸显张献忠的残暴和清朝的“正义”，其污蔑之意，不言自明。
（3）史书和当时人所写笔记真伪。
官修《明史》记载张献忠在四川杀了六万万（6亿）人。 有历史学家推测中国的人口在明万历年间达到了一亿二千万至两亿。 可是当时全国人口加在一起，也远远不到6亿。可见官修《明史》对张献忠的污蔑至极。
自康熙五十年（1711）戴名世的《南山集》案起，历时一百多年，士大夫和老百姓慑于法令的残酷，都不敢私自藏匿张献忠的真实史料，因而那些能证实张献忠生平的翔实材料均被统治者收缴殆尽。
《明史.张献忠传》是根据《绥寇纪略》、《蜀碧》等野史炮制而成。《绥寇纪略》的作者吴伟业，是投诚张献忠后又因罪被张所杀的吴继善的本家；《蜀碧》一书的作者彭遵泗是乾隆二年（1736年）的进士，官为御林院编修。而《后鉴录》的作者毛奇龄原本是明朝末年的文人，在清初参与抗清，流亡多年始出。康熙十八年（1679年），失节文人毛奇龄投靠清朝，当上清朝的御用史官。荐举博学鸿词科，授检讨，充明史馆纂修官。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任会试同考官。可说这些人是封建士大夫阶级的代表，对农民起义的痛恨可想而知，所以他们的书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很值得人怀疑。
在各种各样记载张献忠屠蜀的史料中，最离奇的莫过于毛奇龄《后鉴录》中所谓的“四路屠蜀”：
“自成都起由城北威凤山至南北桐子园绵亘七十余里，尸积若丘山。其妇不胜杀，则引絙而批于水。岁丙戍元日，命四将军分路草杀。五月，回成都，上功疏：东一路，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女九千五百万；抚南一路，杀男九千九百六十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安西一路，杀男九千九百余万，杀女八千八百余万；定北七千六百余万，女九千四百余万。献忠自领者为御府老营，其数自计之，人不得而不知也。”
把毛奇龄所记录的四路屠蜀的数字相加被屠杀的人口竟接近7亿，。
清朝统治了两百多年，战败一方的记录早就被毁灭或被篡改，留下的只是有利于清朝自己的“记录”和当时的宣传，这样的“历史”代代相传，两百年后的百姓也就很自然地信了。
（4）四川人对张献忠的建庙塑像。
在四川省绵阳市梓潼县七曲山上，有一座文昌庙，里面供奉这张献忠的塑像。当地曾发掘到一通张献忠部下的禁令碑，叫《大西骁骑营都督府刘禁约碑》，碑文记载张献忠部队纪律严明，不许“妄害良民”，不许“擅娶本土妇女为妻为妾”，违者“连坐”、“捆打”，直至杀头。因此，张献忠受到当地人的爱戴。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遇难牺牲。当地人民十分怀念他，此后不久（康熙年间）就悄悄在来人稀少的风洞楼为张献忠塑了像。而此举遭到清廷的反对，张献忠塑像被清廷反复捣毁，并在后墙壁立了一道石碑，这块石碑叫《除毁贼像碑记》。 若张献忠真的是屠川，为何当地人还给他建庙塑像？
（5）清廷入川后的大屠杀。
而清军在四川的屠杀主要有三次。第一次就是清军打败大西军后，即将主力调到川东与“摇黄”武装和南明残军作战；康熙三年，清军镇压夔东十三家义军是对川民的第二次大规模杀戮；而康熙十二年到康熙二十年的三藩之乱是四川百姓第三次大劫难。
因此对四川人民的这种顽强不屈的抵抗，清军采取了彻底屠杀的办法作为报复。即不论是“张贼”，还是无辜的平民，一律斩杀。更有甚者还上书顺治帝要求 “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
清军杀人在《客滇述》中也有记载：“清将梁一训驱残民数千，北走至绵州，又尽杀之，成都人殆尽。”。
康熙曾下令“就地打粮”，“惟蜀路运粮，最为重要，宜于所复城池、村落，遍访贼积米谷，悉行察收。俾进蜀官兵，不悞支给。”。
清军“败兵奔驻雅州、名山两地，民间谷、豆、荞麦尽掠，鸡、鸭、牛、羊尽杀，瓦屋茅舍尽毁。人民无依，悉赴川西逃生。”。
《清史稿.王骘传》里记载的王骘在康熙的上疏中说“四川祸变相踵，荒烟百里，臣当年运粮行间，满目创痍。自荡平后，修养生息，然计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
清军中吴三桂的军队在四川干了大量坏事。如王屏藩部的北路将军、后被吴三桂封为国公的谭宏就是军纪甚差。整个四川“农苦于徭役，商苦于暴税，兵苦于战阵”。到了康熙十七年，已是“民不堪命”的局面。
这种残忍的镇压方式，在四川竟然持续了很长时间。为了隐瞒真相清朝把他们自己干的这些大屠杀全部栽赃给张献忠。
当然，张献忠在四川时的确也做了很多坏事，但绝对没有像自清朝征服全中国后所流传的那样，四川人都是被他杀光的。 除了《后鉴录》之外，其他的资料很多都并没有将全部责任嫁祸到张献忠身上。
张献忠之死
根据现有的资料显示，张献忠是被流矢击中而死。但是也有人认为，张献忠是得病而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