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王朝建立早期更像一个各方豪族的联合政权，太祖王建的身世并不显赫，没有强大的家族势力抑制地方豪族，他通过联姻和赐姓的方式笼络地方豪族，并通过经营西京和“其人制度”防范和抑制豪族。但在王建死后，这种均衡被打破，于是就有了历史上著名的王规之乱，这也是朝鲜王朝外戚干政的开端。
1、家世一般的高丽王朝太祖如何成就霸业？
王建虽说是新罗末期地方豪族的一员，但其家世并没有那么显赫，至少其前数代在新罗末期的政局中并没有占据什么重要地位，故《高丽史高丽世系》在叙述其家世时做了不少的修饰。根据《高丽史高丽世系》，王建的始祖为虎景，自号新罗的圣骨将军，虎景有一子名康忠，娶了西江永安村一富家女子，育有二子，长子名伊帝建，次子损乎述，后改名宝育。后来伊帝建将女儿德周嫁给了弟弟宝育，宝育生有二女。这时尚未登上皇位的唐肃宗李亨（一说为唐宣宗李怡）“欲遍游山川”，涉海到浿江西浦，寄宿在宝育家中，与宝育次女产生情愫，生下了一个儿子名叫作帝建。后来作帝建又娶了西海龙王之女翥旻义，生下一儿子，取名龙建（后改名为隆）。隆“尝梦见一美人，约为室家。后自松岳，往永安城，道遇一女惟肖，遂与为婚。不知所从来，故世号梦夫人”。王隆与梦夫人所生之子便是太祖王建。
尽管王建的家世并没有经历几代，但却并不是十分清晰，更重要的是为了凸显其“显赫”的家世，把新罗的圣骨将军、唐肃宗或唐宣宗甚至西海龙王之女都糅合进了其家世之中，这反而说明王建的家门并不显赫，只不过是新罗末期林立的豪族之一，通过海上贸易积累了巨额财富，成了割据一方的豪族。作为普通的豪族，王建之所以能登上大位主要靠的是对弓裔父子不满的豪族们的推戴。
对于自身家势和如何登上王位的事情，王建本人毫不避讳。王建在豪族们的拥戴下登上了王位，对臣下论功行赏时，他说“朕出身侧微，才识庸下”，这里的“侧微”就是指其家族势力并不是十分强大。太祖王建即位不久，曾拥戴过他并被封为吉马军将军的桓宣吉便向王建发起了挑战：“一日，太祖坐殿，与学士数人，商略国政，宣吉与其徒五十余人持兵，自东厢突入内庭，直欲犯之。太祖策杖立，厉声叱之曰：‘朕虽以汝辈之力至此，岂非天乎？天命已定，汝敢尔耶？’”由此可以看出，“出身侧微，才识庸下”的王建正是靠豪族和部将的拥戴才登上王位，才得以完成统一三韩的“霸业”。
高丽建国初期，其国家体制具有豪族联合政权的性质，也就是说王建作为豪族的代表联合各地豪族建立了高丽王朝。在这种体制下，作为国王的王建对各地的豪族其实没有太大的约束力，豪族们拥有雄厚的财力，有自己的私人武装，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掌握着生杀大权，俨然割据一方的诸侯。作为豪族之一的王建尚无实力以武力方式消灭割据的豪族，只能采取其他手段来笼络豪族，使豪族不至于反对他的王权。
为了笼络地方豪族，太祖王建登极之后广纳后妃，先后娶了29位妃子，大部分妃子是地方豪族或豪族出生的官僚之女，如神惠王后柳氏是贞州豪族、三重大匡（高丽时期正一品的官阶）天弓之女，神明王后刘氏是忠州豪族、赠太师、内侍令兢达之女，神静王后皇甫氏则是出身于黄州豪门的太尉、三重大匡悌恭之女，神成王后金氏则是新罗最后一位国王敬顺王的伯父金億廉之女。太祖希望以此与地方豪族建立广泛的姻亲关系，构筑王室与豪族的共同利益，扩大和巩固其政权的支持基础。对于那些效忠自己的豪族，太祖赐给他们“王”姓，从而建立同姓家族关系，拉近与地方豪族的情感距离，同时将豪族势力与王室势力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构建一个庞大的共同利益关系网。如果说迎娶豪族女儿为妃和赐姓政策是为了笼络豪族，那么经营西京和实行“其人制度”则是为了防范和抑制豪族。
高丽王朝建立后，太祖根据风水师的建议，派其堂弟王式廉经营西京平壤，将其作为王朝的势力基础，以牵制开城地区的豪族势力。而所谓“其人制度”，其实就是让各地的豪族将子弟送至都城开京居住，作为地方豪族的代言人，负责向中央政府汇报豪族所在地方的情况，实质就是将豪族的子弟留在开京做人质以牵制豪族的势力。
2、王规之乱：豪族外戚如何谋夺王位？
太祖在位时通过这些政策和个人威望使王权与豪族势力达成了一种均衡，各地豪族也都向太祖表示忠诚。到了晚年，太祖立长子武为正胤（即王位继承人），但因其母庄和王后吴氏家族势力不够强大，故在临终前召“宰臣廉相、王规、朴守文等侍坐”，叮嘱“内外机务，久不决者，卿等并与太子武，裁决而后闻”。在这些忠于太祖的重臣的支持下，武在太祖死后顺利登上王位，是为惠宗。
惠宗即位后，太祖构筑的王权与豪族势力之间的力量均衡被打破，原来忠于太祖的豪族并不忠于其后继者惠宗，而是支持与自己有各种紧密关系的王子，伺机争夺王位。虽然在太祖的坚持下，惠宗登上了王位，但是这并不能阻止有势力基础的王子对王位的觊觎，尧就是其中一位。
尧的母亲为神明顺成王后刘氏，是忠州豪族刘兢达之女，家族势力雄厚。不仅如此，尧还得到了以太祖的堂弟王式廉为代表的西京势力的支持，且早就觊觎王位，是王位强有力的竞争者。除此之外，以王规为首的开京势力也是一支重要势力，支持太祖第16妃所生的广州院君。那么王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王规本姓咸，广州的大豪族，太祖时期的开国功臣，被封为大匡（高丽时期从一品官阶），相当于宰相，曾作为使节前往后晋。由于功勋显赫，被赐“王”姓，不仅如此，太祖还迎娶其两个女儿为后妃，封为广州院夫人和小广州院夫人。从赐姓和迎娶其女儿为后妃这一事实可看出王规作为豪族其势力之大，也正因为如此，太祖临终前嘱其辅佐王子武，也正是有了王规等人的支持，武才能顺利坐上国王的宝座。也许，一开始王规确实是不想辜负太祖的重托，为此还把自己的另一个女儿嫁给了惠宗，这样一来他成了两朝外戚。作为太祖的心腹，他对王子尧对王位的觊觎也是有所了解的，故惠宗登极之后他就上奏“王弟尧及昭有异图”。但惠宗却认为王规是诬告，目的是要离间他们兄弟之间的关系，所以不仅没有惩戒尧和昭，反而“恩遇愈厚”，并把自己的长女嫁给了昭。有学者认为惠宗其实并非不知道尧等对王位的觊觎，只是他势力不够强大，明知道自己的王位受到威胁，但面对有外戚势力和西京势力支持的尧，他只能采取防御态势。
惠宗对此事的处置自然令王规感到失望，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才想让自己的外孙取代惠宗。有了这一想法后，王规便开始谋划。王规首先想到的是，派刺客深夜到王宫行刺惠宗。但是派出的刺客不仅未能刺杀惠宗，反而被惠宗“一拳毙之”。事情过后，惠宗没有深究此事，因为他同样没有实力对付王规。王规派人行刺失败后，并不甘心，后来亲自带人夜入王宫欲谋害惠宗，惠宗却事前得知消息从神德殿转移到了重光殿，于是这次行动又以失败告终。对于这次事件，惠宗仍是低调处理，没有对王规进行任何惩戒，朝臣和王室成员也没有什么反应。朝臣没有反应可能是慑于王规的势力，而尧等王子没有反应，一方面说明惠宗在王室中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另一方面尧等也是希望借助王规之手除掉惠宗，从而坐收渔利。
惠宗虽然处理得很低调，但这两次行刺事件却对他的性情产生了严重影响。“自王规谋逆之后”，惠宗“多所疑忌，常以甲士自卫，喜怒无常，群小并进，赏赐将士无节，内外嗟怨”。惠宗之所以如此，也不难理解。惠宗虽然以太祖的遗命登上王位，但却没有可以依赖的势力基础，王子尧和王规等又对王位虎视眈眈，时时准备取而代之。在这种情况下，不但王位受到严重威胁，自身的生命安全也得不到保障，可能会随时丧命于王位的明争暗斗中，因此他只能利用那些少数效忠于自己的将士来保护自己。时刻提防被暗害的惠宗因过度紧张而精神失常，最后在位不到两年就抑郁而死，年仅34岁。
惠宗死后，尧登上王位，是为定宗。定宗即位后，王规“将作乱”，定宗于是便召西京王式廉率军，诛杀了王规及其同党三百多人。对于定宗登上王位和王规谋乱及被诛杀的事情，《高丽史》等相关史书记载极为粗略，前后相悖之处颇多，故有韩国学者认为其实主导王位争夺的应是早就觊觎王位的尧、昭兄弟。他们兄弟二人在忠州刘氏的外戚势力的基础上联合西京的王式廉的势力，策划了取代惠宗而代之的行动，甚至还有学者认为《高丽史》所载的王规企图行刺惠宗的行动其实是由定宗与王式廉所策划的，后来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而将其推到了王规的头上，所以王规之乱应该称“王式廉之乱”，这从定宗即位后对王式廉的恩遇上也能看出一些端倪。定宗即位后，授予王式廉匡国翊赞功臣的勋号，追封其大丞一职，甚至还计划将都城迁至其势力范围下的西京。虽然存在着定宗等谋划取代惠宗并将罪名归到王规头上的说法，但这只是学者们的合理推测。
王规之乱是高丽王朝建立后外戚势力介入的一场王位争夺战，也是外戚干政的开始。在此后的高丽王朝的历史上，外戚势力干政的事例屡见不鲜，甚至还有外戚势力企图篡夺大位，之所以如此，这与高丽王朝的权力结构有着很大的关系。在新罗末期各地豪族割据，王建只是众多地方豪族之一，他靠个人威望将这些豪族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在他们的拥戴下建立了霸业，但王室势力远没有达到凌驾于各地豪族势力之上的程度，各地豪族仍是各自为政，仍有实力向王权发起挑战，而太祖王建采取的联姻、赐姓等政策，使豪族势力与王室势力盘根错节地交缠在一起，反倒为那些觊觎王位的王室成员和豪族勾连提供了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