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中的真正“虎将”，但却最不受信任；他远走他国，却终回祖国怀抱。他身经百战，却毫发未伤；他就是传奇的卫立煌将军！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北平，全国军民奋起抗战。卫立煌发电给蒋介石，表示对日不可软弱让步。不久，他奉命到庐山参加会议，商谈抗日问题。当日军围攻北平时，卫立煌率第14集团军请缨北上。部队开到保定时，北平已失陷，部队遂绕城至易县，进入太行山脉东侧，随后北进至北平西郊门头沟附近的千军台，与日军接战。
团结抗战
10月初，卫立煌率部队自石家庄进入山西，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在忻口一线集结重兵，除李默庵第14军、郝梦龄第9军外，还有刘茂恩第15军、陈长捷第61军等，共约10万人，正面防御自晋北南犯的日本板垣第5师团等部共5万余人。此时，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的八路军，于9月25日在平型关伏击板垣师团一部奏捷后，在忻口以北展开了英勇的游击战，不断袭击日军，破坏日军的运输补给线，给卫部以很大鼓舞和支持。卫立煌指挥各军奋勇作战，在忻口地区展开了正面战场的大规模防御战。
在战斗中，卫立煌部全体官兵满怀民族义愤，同仇敌忾，坚守阵地，第9军军长郝梦龄、第54师师长刘家麒、独立旅旅长郑廷祯等在战斗中阵亡殉国。在八路军游击战的有力支援和配合下，忻口战役坚持了将近一个月，寸土不让，歼灭日军两万余人，力挫日本侵略军锐势，挡住了它的正面进攻，鼓舞和增强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直到日军侵占石家庄后沿正太线突破娘子关直奔太原，忻口阵地腹背均受到威胁，卫立煌才指挥守军作战略转移撤至太原城北。
忻口战役是抗战期间国共两军同在一个战场共同对敌的一次大规模作战，是国共两党团结合作、在军事上相互配合的一次成功范例。毛泽东对忻口战役始终十分关注，并多次有重要指示。在战争年代，国共阵亡将士姓名刻在同一块纪念碑上的只有忻口战役遗址上的这座纪念碑。这次会战虽然中国方面付出了重大牺牲，但是中国守军英勇抵抗，消耗了大量敌军，争取了时间，粉碎了日军侵华的速战速决计划。
11月9日，太原失守。卫立煌率部至介休、孝义一带筑工事坚守，继续抗击日军南下。他钦佩八路军英勇抗日，在作战部署及战术配合等方面与自己密切合作。他说：“八路军是真诚抗日的，是复兴民族最精锐的部队。”
1938年2月中旬，卫立煌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指挥山西境内的全部中央军。16日，卫立煌将总部移驻霍县，准备对付日军新的行动。卫立煌认为，敌人的战略是速战速决，我国军队应采用持久战，这是对日军的有效打击手段。目前中国军队应主动阻击日军由北南下的师团，争取时间，让兄弟部队转入太行、吕梁、中条山脉和敌后。因此，他与阎锡山、朱德研究，将阻击点选择在临汾北面的韩信岭。2月17日，卫立煌指挥所部在太行山区的韩信岭一带构筑工事，进行了继忻口之后的第二次阻击战。卫立煌率部在韩信岭与日军恶战至26日，寸土不让，当战略目的达到时，即令其主力部队向中条山转移。
3月，卫立煌率一部东去中条山，在大宁遭到日军袭击。朱德接到卫立煌的急电后即派八路军驰援。此时驻石楼的日军又扑来，八路军一部赶至白儿岭奋勇阻击，掩护卫部等脱险，卫立煌深为感动。后人将这次战斗称作“掩护卫立煌将军之战”。
1938年4月，卫立煌携随从人员，自永和渡黄河到延安访问，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的热情接待和宴请。毛泽东称赞卫立煌：面对强敌不屈不挠，屡败屡战，是坚持华北抗战的领导者。在谈到国共合作的重要性，继而谈到反对投降主义的问题时，毛泽东说：“目前国际国内均有投降主义在活动，这是一种很大的危险，我们对决心抗战的人决不能忽视，必须把片面抗战转为全面抗战。”毛泽东还郑重地对卫立煌说：“八路军深入敌后，英勇杀敌，但也存在很多困难。一是弹药消耗很大；二是医药卫生器材缺乏，希望卫司令帮助向主管部门催促一下。回到西安不久，卫立煌就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身份，督促所属按时向八路军供给足够的饷械，遏制所部与八路军闹摩擦。”对于八路军在敌后建立根据地，扩大游击战，卫都认为是抗日的实际需要。他说：“二战区的军队，凡是打日本的，都应当一视同仁。”他还曾一次拨给18集团军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枚和牛肉罐头180箱。以后在一战区，他对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亦有较好的合作关系。他还请朱德向所部官兵讲世界形势、抗战前途和游击战术。
在延安期间，卫立煌观看了战地服务团演出的以团结抗日为内容的文艺节目，当即表示也要成立这样一个团体。他参照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形式，集中了几十名北平流亡学生和陕北公学的毕业生，组成了“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并从八路军中引进一批人才。他亲自为“战地工作团”规定任务，做军队的政治宣传工作，搞好与民众关系，用新思想、新办法代替旧思想、旧办法，鼓舞部队士气，提高部队作战能力。
但是，蒋介石自1938年冬抗战转入相持阶段后，提出“限制异党活动”的办法，唆使部署制造反共摩擦。卫立煌认为这不符合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方针，予以敷衍和抵制。1939年1月，卫立煌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驻洛阳；9月，兼任河南省主席。1939年10月，国民党特务伙同当地反动势力，袭击了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杀害伤残病员和家属两百多人，抢走军服一千多套。卫立煌震怒之余，将南阳专员朱玖莹撤职，并惩处了宛属十三县联防主任别廷芳等有关人员。
1940年，卫立煌兼任冀察战区司令长官。他周密布防，在中条山设背水阵，保卫黄河，保卫华北。1940年两三月间，蒋介石暗示第97军军长、有“摩擦专家”之称的朱怀冰，纠合庞炳勋、张荫梧、侯如墉等部，由磁县、武安一带分三路向太行区八路军驻地进犯，遭到八路军自卫还击。朱怀冰急电向卫立煌求援，卫拒绝下驰援令，结果朱部主力及反共游杂武装共万余人被歼。卫立煌还不顾蒋介石、何应钦的电令，照常给八路军发放饷械。同年秋，蒋介石命卫立煌北上太行山，遏制八路军向南发展。卫立煌会晤朱德，协商议定了双方活动和抗日防卫的地区，划漳河为界，避免摩擦。
1941年9月初，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更换为熟悉中国情况的冈村宁次。9月底，冈村宁次集中兵力，分三路渡过黄泛区偷袭郑州。由于郑州守备空虚，10月4日被日军占领。卫立煌认为郑州是中原重镇，调集部队于13日拂晓实施全面反攻，并亲至前线指挥，于10月31日一举收复郑州。这次战役亦即抗战时的12次会战之一。
1940年4月下旬，朱德在准备回延安筹备党的七大前，特意安排去洛阳会见卫立煌，然后经西安返回延安。5月7日，朱德、康克清等人和一个警卫连渡过黄河，来到洛阳，受到当时河南省政府主席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的热情接待。在同朱德的会晤中，对于八路军提出的要求，卫立煌几乎都表示同情和支持。并且卫立煌认为山西订立了协议，双方互不侵犯，陕西也可以订立协议。于是卫立煌就想作个中间人，劝说胡宗南和朱德当面谈判，按照晋城的先例，也搞一个协议。胡宗南接受邀请来到洛阳后，蒋介石给卫立煌发了一封电报:“这个事你不用管。”面对这种情况，卫立煌对朱德表示深感愧疚，朱德则安慰卫立煌，对他的良苦用心深表感谢。最后，卫立煌以第一战区的名义举行盛筵，欢迎朱德总司令，而且用他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名义，邀集国民党党政及各界知名人士参加，目的是让大家看到国共关系恢复原好，压制一些反动谣言。此次洛阳之行，在朱德的影响下，卫立煌还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解决了两个具体问题：第一，允许八路军在中条山保留一条运输线，并把3月间被二十七军在同善镇、十五军在垣曲北垛捉去的三四十名八路军兵站人员以及在晋东南等地捉来关在西工兵营中的八路军人员统统放回。第二，解决了国民党军需机关一度扣发八路军军饷的问题。
卫立煌在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期间，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 始终坚持抗战、坚持团结，相忍为国，顶住压力，始终未向八路军进攻，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制造的“十二月事变”、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制造的“皖南事变”相比， 形成了鲜明对照。由于卫立煌在第一战区只提“一切服从抗日，抗日高于一切”，对蒋介石的“一个政府、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口号只字不提，这种态度和做法，也招致了蒋介石和顽固派将领的猜忌。1942年卫立煌被调离第一战区。
远征缅甸
1943年远征军作战失利，蒋介石组成新的中国远征军，重新起用卫立煌，让其接替陈诚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任务是消灭怒江以西的日本侵略军，打通中印公路，确保国际运输线畅通。卫立煌到任后，将在楚雄的长官部前移至离怒江70公里的保山县马王屯，亲自坐镇。他除了与云南省主席龙云建立良好关系、保证远征军有足够的粮饷外，还与美国中缅印战区司令官兼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建立了友好关系。他与英美盟军共同磋商，详细研究了气象，再三推演了渡江点，预定远征军于1944年5月实施强渡怒江战役。
当时，在缅甸的日军有第23军、第38军、第15军和“印度国民”师团，共计9个师团的兵力，两万余人。据守在中国滇西国土上的日军属于顽敌：以丛林战为专长的松山佑三第56师团。与其隔江对峙的中国远征军第11和第20集团军共有7个军，约16万余人。日军在滇缅路中国段上各要点腾冲、龙陵、松山、平更、芒市、畹町等地，利用地形，筑工事扼守。卫立煌在研究敌情后，决定先以腾冲为攻击目标，以第11集团军担任防守，以第20集团军负责攻击，由粟柴坝、双虹桥强渡怒江，同时用空军对日军所经之道路、桥梁等实施轰炸，阻滞缅北的日军第33军和第15军出兵支援滇西日军。
5月11日拂晓，卫立煌下达了实施反攻、强渡怒江的命令。战至次日，由新编第33师、第88师、第76师抽调组成的加强团和第54军各师分别从惠通桥上游、三江口、攀花、粟柴坝、双虹桥等地渡过怒江，分路向预定目标进攻。当接到第54军军长报告，该部与日军争夺据点伤亡较大时，卫立即命令待命江边的第53军全部渡江，支援54军再次夺占了江边据点。13日，远征军加强团攻占平夏，日军狼狈地向芒市溃逃。加强团的战略目的奏效，日军不敢由南线抽调兵力。14日，远征军攻占大塘子江边要地，卫立煌当即命第53军130师、116师佯攻高黎贡山天险蛮黑河天（地名）。21日，第53军两个师先后到达高黎贡山山顶东苴街，直接威胁敌人之战略要地腾冲。至此，卫立煌的反攻部队全部渡过怒江，完成了初期反攻任务。中国军队强渡怒江的成功，震惊中外。美国的《时代》杂志对卫立煌做了专题评论，并在封面上刊登了他骑马的照片，标题为“常胜将军卫立煌”。
卫立煌在部队渡过怒江后，仔细分析了情况，判断在缅日军并未大量来援，遂决定改变原来的作战计划，准备全面进入反攻，迅速攻占腾冲、龙陵，与驻印军会师缅北，打通中印公路。6月1日，左、右集团军按照卫立煌新的作战计划，全部转入反攻。1日—9日，右集团军与日军据守各部战至20日，再次夺占并巩固桥头和马面关江边阵地。同日，右集团攻占北斋公房、瓦甸、明芝和东固衔，按预定计划向腾冲发展。与此同时，左集团军也先后攻击腊孟街和领安街，分别围攻敌固守的大据点松山和龙陵。远征军从6月4日开始经反复冲击，9月8日全歼松山守敌。9月13日，远征军克复腾冲，歼灭日军4000余人。从6月5日开始直到11月13日，远征军三进两出猛战才克服龙陵。龙陵市区周围每一处山头都曾发生过激烈战斗。远征军在龙陵地区共歼灭日军10000多人。
11月19日，远征军攻占芒友，并乘胜追击，于12月1日占领遮放，歼敌1000余人。1945年1月20日，远征军攻克国门重镇畹町，拔除了日军盘踞在云南境内的最后一个大据点。23日，中国远征军第53军130师与中国驻印军的先头部队在中缅边界取得联系。远征军各部队分进合击向芒友追击，当日19时30分，中国远征军与中国驻印军、美军部队在芒友与畹町之间的南坎会师。
至此，中国远征军收复了滇西全部沦陷国土，完成了打通中印公路的战略任务。远征军全歼日军第56师团，重创来援之敌第2师团、第49师团、第53师团、第15师团，共歼敌约四万人。日本战后编写的二战资料称，日军军史中三次“玉碎”（即被全歼）战役都在滇西缅北，即中国远征军的腾冲战役、松山战役及中国驻印军的密支那战役。
2月22日，中印公路正式通车，积存在印度的战略物资源源输入国内。一开始每月运量就超过原滇缅路的2倍。5月，沿中印公路输油管开通送油，共输送汽油10万吨，相当于原滇缅路一年半的总和。打破日军的封锁，中国就有了作战的物质基础。
中国远征军的胜利极大地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决心，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大陆战场的反攻，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了积极作用。同时，它也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胜利，不仅提前结束了缅甸的抗战，有力地打击了日寇，为盟军在太平洋开展对日越岛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有力地配合了盟军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忽视的重要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