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简介
海德格尔，马丁·海德格尔（德语：Martin Heidegger），德国哲学家，存在主义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
生平和著作
1889年9月26日,海德格尔生于德国西南部巴登邦弗赖堡市附近的梅斯基尔希，1976年5月26日卒于梅斯基尔希。
早年在弗赖堡大学研读神学、哲学。
1913年获博士学位，1915年在新康德主义者H.李凯尔特主持下通过考试取得大学讲师资格。
以后，他跟随现象学创始人E.胡塞尔在弗赖堡大学执教。
1923年起任马尔堡大学哲学教授。
1927年，他最重要的著作《存在与时间》在胡塞尔主编的《哲学和现象学研究年鉴》第8期上首次发表。
这本书奠定了他一生哲学活动的基础。
由此，海德格尔被视为开辟了现象学运动的一个新方向，并被奉为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
1928年，胡塞尔退休，在其推荐下，海德格尔回到弗赖堡大学接任哲学讲座教授。
20世纪30年代之后，他和胡塞尔之间的关系日趋冷淡并最终破裂。
纳粹肆虐期间，他一度担任弗赖堡大学校长，曾公开表示拥护希特勒。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因这段历史受到审查并被禁止授课。
1951年恢复教课，1959年退休，以后极少参加社会活动，避居在家乡黑森林的山间小屋，只与很少一些最亲近的朋友一起讨论哲学问题。
海德格尔一生著述极多，除《存在与时间》外，主要还有《邓斯·司各特的范畴和意义学说》(1916)、《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1929)、《论根据的本质》(1929)、《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1933)、《柏拉图的真理学说——附关于“人道主义”的信》(1942)、《论真理的本质》(1943)、《林中路》(1950)、《形而上学导论》(1953)、《哲学——这是什么？》(1956)、《同一与差异》(1957)、《走向说的途中》(1959)、《技术与转向》(1962)、《路标》(1967)、《走向思的事业》(1969)、《现象学和神学》(1970)、《现象学的基本问题》(1975)。
基本本体论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指出，“在”的问题自古希腊的柏拉图以来就无人真懂，甚至无人真正想过，全部西方哲学史都把“在”的问题作为“在者”的问题处理，从而导致“在的遗忘”。
他认为迄今的本体论都是盲目的舍本逐末的“无根的本体论”。
海德格尔回溯苏格拉底以前对“在的澄明”的领会，要求在原始的时间性的地平线上重新把“在”从“在者”中烘托出来，对人的“此在”进行“存在状态”的分析。
此在本质上就是“去在”，而且这种“去在”总是“我的在”。
他把“此在之在”称为存在，指出“若无此在存在，亦无世界在此”。
他将这种关于此在存在的本体论分析称为基本本体论。
这也就是他的“存在哲学”，并成为后来一般的“存在主义”的基础。
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一反近代R.笛卡儿、J.洛克以来从认识论出发研究哲学的传统，而从人的存在入手研究哲学。
他指出，基本本体论的任务不是要拥有一个静止的范畴体系，而是要充分澄清“在”的意义。
“在”的意义就是人的“此在”的在“此”，就是“在世”。
海德格尔认为最能接近“在世”的方式并不是那种只管认知的认识，而是有操作的、有利用的烦心。
在他看来，在如此操作利用的行动中，烦心完全贯注于对手用具的目的性中。
而在烦心中，此在必不可免地要和他人打交道，他称之为麻烦。
但无论是烦心或者是麻烦，归根结底总是为此在存在本身而烦。
在烦中，此在不断地筹划着领会自身，不断超出自身去存在。
这种为领会自身的筹划同时又是一种在情绪中的处身状态，只要此在在此，就已经被“抛入”这种状态之中。
他认为，烦心、麻烦以及为自己本身而烦都并非盲目的，都有着比传统意义上的理性更为深刻的明察方式。
例如，对手中的用具观察得越少，利用操作得越起劲，使用者与用具的关系就越原始，用具就越没有遮蔽地呈现出来。
他甚至认为，对事物的“外观”仅作一番“理论的”观察，无论这种观察如何敏锐，都不能真正发现和占有如此呈现在手中的东西。
因此，在海德格尔看来，所谓真理不是那种以命题形式出现的判断与对象的“符合”，而是在于在世的烦中，此在不断地被“抛入”筹划活动，从而展露自己本身并随之揭示其他世内在者的澄明过程，就其根本意义而言，真理就是去蔽。
原始伦理学
海德格尔从其思“在”的真理出发，提出了他的原始伦理学说。
他指出，思入“在”的真理，领会到“在世的在”就是烦，而烦的整体在畏的情绪状态中显现自身。
畏和惧不同，惧之所惧总是某个具体的世内在者，而畏之所畏则不然,它“什么也不是”。
“畏启示着无”，当畏的情绪弥漫周围，袭涌而来之际，此在顿觉万有空寂，一片虚无，唯有我存。
面对虚无，本性怯懦的世人感到惶然失其所在，因而争相避逃，避入其烦心与麻烦所及的“世界”之内，融进“常人”的人云亦云式的公众意见之中，从而“跌落”于能够本真地自己“在”之外。
这就是他所描绘的此在在世的日常情形，称之为此在的“沉沦”。
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沉沦并非指引出寂静与无为的境界，相反倒是把此在赶到“畅为”的无阻境界中，造成最过火的“自己分解”。
他把这种“动荡不安”的异化状态，又称为此在存在的非本真状态。
认为，此在在世是生与死之间的有限存在，日常逃避的此在终究逃不脱人生一死之大限；死是此在在世的最本己的特出可能性，它意味着不再在世；死际方知万事空，方知人生在世，原本无依无托；死把消融于日常浑噩烦心之中的此在，从异化的沉沦状态中唤醒，从“常人”那里夺回，带到本真的、个别化的、能在世的可能性面前。
海德格尔指出，畏死是最大的畏，然而，一旦在本体论上领会了死的意义，大畏就转而成为大无畏。
大无畏就是本真地下决心，毫无暧昧，为了此在存在最本己的特出可能性，在自由地去死，这就表明，海德格尔的“原始伦理学”不是要提供什么现成的道德准则和伦理规范的体系，而是要自由的畏着为死而在。
思之转向
海德格尔批评传统哲学从柏拉图开始就把思变成“哲学”，又把“哲学”变成知识，从而造成知识产生和思的消失。
这样，当人们思“在”的真理之际，往往强迫“在”去迁就概念，因而见识不到有比概念的东西更为深邃和严格的思。
在他看来，柏拉图以前的思想家们既不知有“逻辑”，亦不知有“伦理”，然而他们的思却既非不合逻辑，也非不道德，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对话中所包藏的伦理思想就比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更加深远。
他认为，思入“在”的真理，回复到“在的澄明”境界，就是对传统意义上的“认识论”和“伦理学”的超越，这种超越是在更原始的意义上恢复传统。
海德格尔还从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过程中看到人有日渐陷入物化而丧失自身的危险。
这就促使他在其后期发生了所谓“思之转向”。
他不再专注于存在的分析，而从解释希腊早期思想和F.荷尔德林诗歌出发，通过阐发技术的去蔽见真的本质和语言的诗意本质的途径，升华并以期达到“在的澄明”。
正如海德格尔自己所一再强调的，这一转向并没有改变其《存在与时间》一书表明的根本立场。
对中国影响
用“Dasein”与“Ereignis”阐释中国思想：新儒家的牟宗三把中国哲学康德化，建立了“圆教”。
后来学者把中国哲学海德格尔化，用“Dasein（缘在）”与“Ereignis（本成）”阐释中国思想。
例如；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和赖贤宗《道家禅宗与海德格的交涉》。
学者又利用海德格尔的哲学，进行了中国本体诠释学的理论建构，目标是建构中国的“第一哲学”（First Philosophy）。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第一哲学是指神学中对于最高存在者（不动的推动者或神的研究，或指存在论（本体论）中对于作为存在之存在的研究。
神学之所以被称为第一哲学，是因为它的研究物件高于物理存在者；而对后者的研究是第二哲学的事。
存在论之为第一哲学是由于它研究所有其他科学分支默认的原理、规律，并研究整个存在世界的第一因。
在这个（即存在论的）意义上，第一哲学获得了它作为所有科学基础的普遍意义。
对于胡塞尔，第一哲学所有其他哲学学科的方法论和理论的基础。
例如：赖贤宗尝试利用海德格尔的哲学，建构了佛教本体诠释学（Buddistische Onto-Hermeneutik）的思想体系。
相关电影
The Ister（《伊斯特河》）（2004年），故事内容根据海德格尔1942年的讲课。
Being There（1979年），题材触及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和被人久遗了自己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