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亭林

顺治十四年（1657年）秋，顾亭林开始了后半生“北学于中国”的历程。炎武在北方游历甚广， 先后到过山东、北京、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省份。到了山东以后，顾亭林以抵押借贷形式放款给谢长吉。谢氏想用这笔贷款大赚一笔，不料被坑。按理先前作为抵押的千亩庄田应归顾亭林所有，但谢氏总想使庄田回到自己手中，于是设局，致使顾亭林陷入了“黄培诗案”。

“黄培诗案”是康熙七年（1668年）在山东发生的一起文字狱事件，这场案子牵连到顾亭林，致使顾亭林被关进了监狱，这是他第二次进入监狱。顾亭林在济南府狱里一年有余，得到亲友们的营救，危机得到化解，千亩庄田被当局重新判归顾亭林。康熙十六年（1677年）以前，他一直都是自己管理田庄，直到离开山东，才委托他人代为管理。

康熙年间，因为三个外甥徐乾学、徐元文、徐彦和先后进京做了高官，顾亭林虽客居山东，也时常出入于北京，尽管甥舅关系比较密切，但顾亭林在政治上始终不肯与清朝当局合作。清廷曾屡次尝试聘请他参加由官方主持的《明史》编纂工作，都被他拒绝。

顾亭林在关中有三位挚友，华阴王宏撰、富平李因笃、盩厔李颙。顾亭林为了不与清朝合作，远离了京城，到陕西华山之麓找他的挚友，并且隐居起来。自定居华阴后，顾亭林再也没有回过山东，也没有再入京师，只是往来于秦、晋之间，直到康熙十八年（1679年）才做了一次长途旅行，目的地是嵩山少林寺。

弘光元年（1645年）春，顾亭林出任南明弘光小朝廷的兵部司务，未到任之前，就先为朝廷出谋划策，针对南京政权军政种种弊端，从军事战略、兵力来源和财政整顿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建议，撰写了《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等。

崇祯十二年（1639年），顾亭林参加科举考试再一次失败。此后，他不再参加科举考试，发愤读书，着手进行《天下郡国利病书》的写作，至顺治十四年（1657年）秋，完成初稿。《天下郡国利病书》可以说是明朝的一统志，记述了明朝各省府的沿革地理、赋役、屯垦、水利、漕运、兵防、马政、盐政、少数民族及农民起义等，包含丰富的记录明朝社会经济情况的资料。

康熙六年（1667年），他完成了《与友人论学书》写作。其中提出了“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学术纲领，强调学者必须先立其为人之本，做到“行己有耻”。顾亭林一生，注重读书，重视社会调查，勤于札记著作，将心得写成条文，积数十年之心力，到晚年才写成《日知录》。《日知录》内容很多，考证较精，主要是社会历史诸问题，其中史学方面的内容，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成为顾亭林的代表作。顾亭林素以“经师”著称，但从其一生的学术活动及其思想来看，其实他是经史并重，其史学贡献不亚于经学。他一生勤于著述，其中大半为史学论著，最重要的有《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还有《圣安记事》《明季实录》《历代宅京记》《昌平山水记》《营平二州史事》《左传杜解补正》《金石文字记》《求古录》《山东考古录》等10数种。顾亭林总结中国古代历史以及明朝灭亡的教训，以具体社会问题为导向进行研究，他的《郡县论》《钱粮论》《生员论》都是在对社会问题系统研究、实地踏勘后，写出的有针对性的文章，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效果。

晚年与逝世（61岁—70岁）

顾亭林后来致力于学术研究，留心于经世致用之学。康熙十八年（1679）春，顾亭林作《与施惠山书》，通明其“经学即理学”的学术宗旨。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初四（1682年2月10日），顾亭林在山西曲沃韩宣友人家，上马时不慎失足，呕吐不止，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初九（1682年2月15日）去世，享年七十岁。

哲学思想

顾亭林的哲学思想具有三大问题意识：一是从本体论上解决读书人“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的问题；二是从认识论上解决“专用心向内”、只重“德性之知”而排斥“见闻之知”以至“士无实学”的问题：三是从历史观上解决如何认识社会发展的辩证规律，为“通变宜民”的社会改革提供哲学依据，并坚定民族复兴之信念的问题。

本体论

顾亭林精研《易》学，从中概括出唯物、唯变的本体论学说。从这一学说中，他引申出“非器则道无所寓”的道器论，为自强不息、与时偕行的实践观提供了哲学形上学的依据：也是从这一学说出发，他发挥出“有恒”的思想，为坚定民族气节、奉常以处变的个人道德践履提供了坚强的信念。

易学本体论

顾亭林的本体论重建，正是从复归六经、精研《易》学来着手的。对于《周易》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顾亭林予以极高的推崇，有“尽天下之书皆可以注《易》，而尽天下之书不能以尽《易》”之说。在顾亭林看来，《易》学是统摄切的学问，是一切学问的核心和灵魂。他重下学工夫而反对空谈心性，伯并不拒斥讲“一贯”、讲“尽心”讲“上达”，而是要把哲理从虚无飘渺的幽寞世界拉回到现实的人间，讲现实生活世界中的理，提倡就在现实的生活和实践中“尽心”“上达”“一以贯之”。

“气”为世界本源

顾亭林的本体论思想，是对张载的元气本体论的谜承和发挥。他以物质性的“气”为世界之本原，以“气”之聚散来解释方物的生灭成毁，并以此说明一切真体事物存在的有限性和相对性；以“气”之感应来说明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并以此来揭示事物之间同类相感的必然性；以“气”之盛衰和聚散来说明精神现象的存在和消亡，并以此批判“灵魂不灭”的观念由此而发挥出一整套“唯物”“唯变”的哲学见解。顾亭林对于本体论问题的研究，有其十分明确的实践目的，即“明体适用”。从“唯物”“唯变”的本体论原则中，他引！申出“非器则道无所寓”的道器论，“道”不在心性空谈之中，而在现实存在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中，要认识“道”，就必须致力于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这就为他进一步从认识论上解决“士无实学”的问题提供了本体论的依据。

认识论

在认识论上，顾亭林借程朱的“道问学”来大做文章，对陆王心学“专用心向内”的流批判不遗余力，把程朱旨在体认“天理”的“道问学”改造成为一种尊重认知的相对独立性的学说，从而开辟了中国哲学知识论的前进方向。

重视实践

顾亭林哲学思想的一大问题意识是，如何从认识论上解决读书人“专用心向内”、以至“上无实学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不仅在“博学于文”的理论论说上，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上，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开避广中国哲学知识论的前进方向。顾亭林提出了“博学于文，行已有耻”的治学宗旨。“博学于文”包括两大知识部类：一是自然知识和工艺知识，二是社会历史的知识。他强调“士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从而把人们引向对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之探讨的广阔天地。

认识中的主客观关系

顾亭林既讲“明体适用”“体用一源”，故主张“合内外之道”。他在如何处理“内”与“外”这对范畴的关系问题，鲜明地提出了反对“内释而外吾儒”的观点。他说圣人之学本质上是一种注重个人道德践履和社会政治实践的学说，虽然也讲“和顺积中，而英华外发”，有体用之分，但并没有用心于内之说。顾亭林反对理学家专用心于内”，但主张发挥“心”的能动作用，去认识事物，去“裁物制事”。

认识的辩证过程

顾亭林在阐明认识中的主客体关系的基础上，文进而对认识的辩证过程作了深人的探讨，对认识过程中的“下学”与“上达”“博”与"约”的辩证关系作了深刻的论说。他强调，认识的目的是为了指导实践：“君子之为学也：非利已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有以救之。”他认为，对于真正的君子来说，治学的三的不是利自，所以就不能只关注个人的身心，而必须研究现实的社会，指导社会实践。在明、清之际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就是要着重总结先进的汉民族为科么会被落后的游牧民族所征服的历史教训，思考如何以“明道淑人之心”而为“拨乱反正之事”，把民族从亡国的惨祸中探救出来。顾亭林的这一论述的重大意义，首先就在于理论亡的拨刮反正，即把读书人的心灵从空谈心性的理学桎梏中解放出来，重新恢复古老的中国哲学重社会实践的优秀传统。

认识的多样性和无限发展

他认为知识的积累有个过程，治学要循序渐进，不可急于求成，不可拨苗助长。正因为顾亭林意识到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性，所以他认为真理的追求乃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他以为人类的认识和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后人的认识和实践水平必定胜过前人：“天下无难举之功，存乎其人而已。谓后人之事必不能过前人者，不亦诬乎？”正因为顾亭林把自然知识，艺知识和社会知识作为认识的对象，而不是传统的“格”伦理之“物”“致”道德之“知”，所以他才能意识到真理的追求乃是一个无限的过程，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伦理学意义上的“境界”论改造为知识论意义上的关于认识无穷发展的学说。他的哲学思想，有力地针砭了晚明读书人“山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把哲学贵族化的倾向，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真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的广阔知识天地。

辩证法

顾亭林哲学思想的第三大问题意识是，如何认识社会发展的辩证规律，为“通变宜民”的社会改革提供哲学依据，并树立对于民族复兴的坚定信念。为了解决这一关系民族前途和命运的重大理论问题，他精研《易》理，将“惟物”“惟变”的哲学认识、特别是关于事物辩证发展的观念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提出了“天下势而已矣”“势有相因而天心系為”的历史演化观。他从“不能使四方之风有贞而无淫”“邪说之作与世升降”的历史事实中，看到了前进与后退，上升与下降，总是在同一条道路上显示出它的固有的二重性。他不仅从“势”的发展变化中总结出矛盾双方无不在一定的条件下向着其租反方面转化的辩证法则，而看到了“势”的变化有一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猜测到了事物的发展在更高的基础亡向着其开始的阶段复归的倾向。他坚信“天下之变无穷，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者亦无穷”，认为传统的制度已“居不得不变之势”，从“百王之治至殊”的历史事实中总结出“通变宜民”“唯变所适”的辩证法则。

历史辩证法

他把辩证发展的观念用于观察社会历史，发现在人类社会中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朱儒的先验之“理”，而是客观存在的“势”。因此，他不再以宋儒的先验的天理史观来论说历史！而是从人类的生活和实践中去探寻历史的规律，提出了“势有相因”的历史演化观。顾亭林自觉继承了司马迁、刘知己、杜佑、柳宗元用“势”来解释社会历史的思想，并加以发展，鲜明地作出了“大下势而已矣”“势有相因而天心系焉”的哲学概括。顾亭林的特识在于，他看到了“势”作为历史发展的某种趋势或必然性，并不是外在于人的历史活动的某种神秘的宿命。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界不同，在自然界中起作用的是某种盲自的力量，而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则是具有自觉能动性的人所造成的。他认为，要认识历史的规律，只有从人的历更活动所造成的相因之势中去认识，而只要人们从相因之势中认识到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则，就可以据此以预测未来，并破除对于历史的神秘主义观念。

社会发展规律

他认为，根据既往的历史，可以认识历史辩证法之“常”；而根据历史辩证法之“常”，又可以预测未来的社会历史之“变”；社会的发展变化虽然“日新而无穷”，但都遵循着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则。顾亭林还猜测到，在历史的发展中，似乎隐然有一个先肯定、再否定、再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在起着作用，并将此种带有规律性的认识运用于其对于社会改革方案的设计。都县制否定封建制是第一次否定，但否定郡县制的绝不是封建制，而是在更高的基础上向着其出发点的复归。所谓“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就是说在未来的新行政体制设置中，将包含历史上先后出现过的各种行政体制的合理因素。又如，他还意识到，社会的发展有一个由“质”到“文”、又有一个在更高的基础上向着“质”复归的倾向。他已经意识到，只有通过发展经济，使社会的物质财富极大地丰富起来，从而使得人们不需要“机智”和“好伪”就可以满足其对于“厚生”的要求以后，就有可能使人性在更高的基础上重返原始的淳朴。似乎可以断言，顾亭林不仅真有历史进化的思想，而自已经猜测到社会发展进化的某些辩证规律。

顺应社会发展规律

基于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考察，顾亭林从《周易》中发挥出“过中则变”的时”与“变”之义。他说：“道之污隆，各以其时。”人们的历史活动，总是受到特定社会条件的制要审时度势，把握变革的时机。他认为，只有在事物的发展过中”即开始向其相反方面转化的时候，才是变革的时机成熟之时：此时儿而作，就能取信于人。因此，他坚信：“斯道之在天下，必有时而兴。”他通过考察历史，证明了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制度。他认为，中国的任何事情都只有在“穷”——穷途末路、不得不变——之时才会变；否则，纵然是再好的改革建议，也不会被统治者所采纳。这是他所说的“穷则变”的第一层含义。另方面，顾亭林也看到，某种改革措施的实行又确实是需要定的时机的，只有改革的时机成熟了，才可能尽量做到有利而无整或利大于。面对明未社会的严重危机，顾亭林认为传统的制度己“居不得不变之势”，因而表达了对于改单的强烈愿望。

后世影响

对哲学史的影响

首先，顾亭林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和整理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他对儒家经典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尤其是《易经》和《尚书》等经典。他通过解读和注释这些经典，提出了自己的哲学观点，并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批判。他的研究成果为后世的学者和思想家提供了参考。

此外，顾亭林还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创新。他倡导“经世致用”的研究方法，主张学者应学以致用，关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现实问题，面对具体的社会矛盾，用所学知识去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主张将哲学理论与实际问题相结合，关注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的需求。他强调哲学研究应该具有实践性和应用性，为社会发展和人民福祉做出贡献。他的研究方法推动了中国哲学研究的发展。

顾亭林的经学即理学认为，集儒援道人儒是从周敦顾讲所谓“无极之真”开始的，这就是后来举业用释老之书的滥巅。从此，庄子的“真知”取代了儒家的“实学”，道家的神秘的精神修炼取代了儒家的经世致用，这就为后来“御河之水变为赤而”的巨大民族灾难埋下了祸根。顾亭林通过提倡经学来作为其倡导经世致用之实学的号召。他提出了“理学，经学也”的著名命题。学者要以研究古经为根柢，而不必到宋明理学家的语录中去讨生活。

对朴学的影响

首先，顾亭林开创了朴学。他在《日知录》中提出了“格物致知”的思想，主张通过观察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来认识世界。他认为，只有通过实践和观察，才能真正理解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从而获得真知。这种思想与朴学的核心观点相吻合，为朴学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

其次，顾亭林对朴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他在《日知录》中提出了“经世致用”的研究方法，主张将哲学理论与实际问题相结合，关注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的需求。他强调哲学研究应该具有实践性和应用性，为社会发展和人民福祉做出贡献。这种实用主义的思想观点推动了朴学的发展，使朴学更加注重实践和应用。

此外，顾亭林对朴学的思想内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扩展。他在《日知录》中对儒家经典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和注释，提出了自己的哲学观点，并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批判。他将儒家思想与道家、墨家、法家等其他学派的思想进行了整合和比较，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他的研究成果为朴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对乾嘉学派的影响

顾亭林主张以实用为导向的教育，提倡将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强调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和实践技能。他强调教育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品德和道德修养，强调德育在教育中的重要性。

顾亭林治学, 以“明学术, 正人心, 拨乱世, 以兴太平之事” 为宗旨 。他一生批评空谈心性、剿说玄理的虚芜之论 , 极力倡导“博学于文” 、“行己有耻” 的学术理念。在他看来,学问之道, 贵在明道淑人, 抚世宰物。乾嘉学者重视将学问应用于现实,解决社会问题,这与顾亭林“经世致用”思想一脉相承。同时顾亭林提倡“考订训诂”学术方法,乾嘉学派继承并发扬此学风,注重考证历史和经典。顾亭林还倡导“国学”,乾嘉学派也重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学问。强调道德实践。他强调儒学的道德实践功能,而乾嘉学派也将儒家学说同社会道德结合。顾亭林提倡古文,反对腐儒空谈,这也启发了乾嘉学派的古文运动。

乾嘉学派继承和发扬了顾亭林的思想，将其融入到自己的理论体系中。乾嘉学派在清代的政治、经济和教育领域都有影响，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对音韵学的影响

顾亭林的音韵学研究不仅对学术界产生了影响，也对社会产生了影响。他的研究成果被广泛应用于当时的文字教育和文字改革中。顾亭林认为，音韵学是研究文字的基础，只有正确理解和掌握音韵规律，才能正确使用和书写文字。他主张以音韵学为基础进行文字教育，提倡以正确的发音和韵律来学习和书写文字。这一观点对当时的教育改革产生了推动作用，也对后世的文字教育产生了影响。

此外，顾亭林的音韵学研究还对后世的语言学和方言学产生了影响。他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借鉴和启示。他提出的“韵母分析法”对后世的方言研究和语音学研究具有启发作用。他的研究成果也为后来的音韵学家提供了参考和基础，促进了对中国音韵学的发展。

对近代革命的影响

顾亭林的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晚清革命派学者，如章炳麟明确表明他是顾亭林学说及其遗志的继承者，以顾亭林自比。熊十力也说，他就是因为读了王夫之、顾亭林等人的著作才参加辛亥革命的。顾亭林学说成为晚清革命派学者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学说的重要思想资源，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变革和进步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