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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净

(张文明,唐代高僧,著名佛经翻译家,诗人)
最后更新于:2024-03-02 22:57:46

义净简介

义净(汉语拼音:yì jìng),(一作净义),唐代高僧,著名佛经翻译家,诗人。

俗姓,名文明,唐齐州(今山东省济南地区)山庄人。

咸亨初,往西域,遍历三十馀国,经二十五年,求得梵本四百部,归译之。

诗六首。

《全唐诗》收录其诗作6首。

因慕法显玄奘之高风,于十四岁出家。

及从慧智禅师受具足戒后,学习道宣、法砺两家律部的文疏五年,前往洛阳学《对法》(《集论》)、《摄论》,又往长安学《俱舍》、《唯识》。

[[唐高宗]咸亨元年(670),他在长安曾和同学处一、弘袆等相约西游;但处一未能成行,弘袆亦至江宁而中止。

后来他途经丹阳,有玄逵同行。

翌年(671),他在扬州坐夏遇着将赴龚州(今广西平南县)上任的州官冯孝诠,一同去广州,得到冯氏的资助,这年十一月间,从广州搭乘波斯商船泛海南行。

这时只有他弟子善行相随。

他们海行二十天到达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停留了六个月,在此学习声明。

善行因病返国,他即孤身泛海前行,经末罗瑜(后改隶室利佛逝)、羯荼等国,于咸亨四年(673)二月到达东印耽摩梨底国,和另一住在那里多年的唐僧大乘灯相遇,停留一年,学习梵语。

其后,他们一同随着商侣前往中印,瞻礼各处圣迹。

往来各地参学,经历三十余国,留学那烂陀寺历时十一载,亲近过那烂陀寺宝师子等当时著名大德,研究过瑜伽、中观、因明和俱舍,并和道琳法师屡入坛场,最后求得梵本三藏近四百部,合五十余万颂,方才言旋。

武周垂拱三年(687),他归途重经室利佛逝,在那里停留两年多,从事译述。

他为了求得纸墨和写手,曾于永昌元年(689)随商船回到广州,获贞固律师等的相助,仍于是年十一月返回室利佛逝,随授随译,并抄补梵本。

天授二年(691),他遣大津回国,把自己在室利佛逝新译的经论及所撰《南海寄归传》等送回。

到了证圣元年(695),他才偕贞固、道宏离开室利佛逝,归抵洛阳,受到盛大的欢迎,住在佛授记寺。

他先共于阗实叉难陀、大福先寺主复礼、西崇福寺主法藏等译《华严经》。

久视元年(700)以后,他才组织译场,自主译事。

从此直到睿宗景云二年(711)止,译抄经典并撰述共六十一部,二百三十九卷(《贞元录》「敕荐福寺翻经」下一百零七部,四百二十八卷)。

他所译述虽遍三藏,但力行专攻律部,译事之暇,常细心地把日常重要律仪教授学徒,漉囊护生,净瓶涤秽,严守规矩,树立新范,学僧传习,遍于京洛,为一时所称叹。

玄宗先天二年(713)正月,卒于长安大荐福寺翻经院,享年七十九岁。

义净西行求法,意在传宏,在那烂陀寺参学时,即已试译有《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颂》及《一百五十赞佛颂》等,后在东印耽摩梨底及南海室利佛逝,续有翻译。

回国专主译场以来,所译各书,可分为三部分:最初,从武周久视元年到长安三年(700—703),于洛阳福先寺及长安西明寺,译出《金光明》等经,《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等律及《掌中论》共二十部,一百一十五卷。

其次,唐中宗元年到景龙四年(705—710),在洛阳内道场、福先寺及长安大荐福寺翻经院,译出《大孔雀咒王》等经、《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等律及《成唯识宝生》等论著二十四部,九十四卷。

最后,于睿宗景云二年(711),在长安大荐福寺翻经院,译出《称赞如来功德神咒》等经、《能断金刚论颂》及《释》等论共十二部,二十一卷。

当时在译场担任证梵的有沙门北印何尔真那、吐火罗达摩末摩、中印拔驽、罽宾达摩难陀,及盘度、慧积等;担任笔受的有沙门波仑、复礼等;担任证义的有沙门法宝、法藏等;担任证译的有居士东印瞿昙金刚、迦湿弥罗国王子阿顺;监护的有成均太学助教许观、秘书监杨慎交等;参加润文的有崔湜、卢粲、韦嗣立、张说等,皆一时名流,保证了译籍的高质量。

在那些译籍中,《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十七事》原已全部译出,中经散失,后再搜列《药事》等七事,共四十七卷,其余十事约十余卷(据西藏译本分量估计)终于佚缺。

他如《集量》、《法华》二论,比较重要,今亦失传。

综观义净所译,律籍最为完全,除上面已提到的几部以外,还有《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戒经》一卷、《尼戒经》一卷、《杂事》四十卷、《尼陀那目得迦》十卷、《百一羯磨》十卷、《毗奈耶颂》五卷、《律摄》二十卷等。

义净在那烂陀寺所学是一种综合性而偏重瑜伽一系的学问,所以他在尽量译出律部各书以外,还译出瑜伽系方面的书好几种,如无著、世亲的《金刚般若论颂》和《释》,陈那的《集量》、《观总相论颂》等,护法的《成唯识宝生论》(释《二十唯识论》)、《观所缘论释》等,现存本虽不完全,但可以见到陈那、护法学说的要点,都是玄奘翻译所遗漏而有待补缺的。

此外,他还适应当时崇尚密教的风气,重译了《金光明经》及一些陀罗尼经(在他所著《求法高僧传》内,还附述明咒藏概略,保存了有关密宗源流的重要资料)。

不过,他的译著在文字方面偏于直译,润饰不足,因而时有生涩欠畅之处。

只是他对于梵语音义的翻译极其认真,常于译文下加注以作分析说明,并着重订正译音、译义,以及考核名物制度。

译音方面,除分别俗语、典语(如说明和尚是印度俗语,非是典语,梵本经律皆云邬波陀耶,见《有部百一羯磨》卷一)及校补略音(如说明褒洒陀旧译为布萨之讹,褒洒是长养义,陀是清净洗涤义,有遮现在及惩未来之慢法二义,不可省略,见《有部百一羯磨》卷三)外,对于咒语中一些字的读音多附注四声或反切,分别发声的长短轻重,弹舌音借字则加口旁(见《佛说大孔雀咒王经·前方便法》),又对二三合音之字,选用适当字音,也能曲尽其妙。

译义方面,指出旧译如理作意应正翻寂因作意(见《六门教授习定论》),以及《金刚般若经》译文保留陀罗音译,以见梵文一词含多义之例(见《金刚般若论释》卷二)等。

考核名物方面如《有部百一羯磨》卷二注释尼用五衣,卷八注释五种畜水罗等。

在这些注文里,可见他对于译事一丝不苟,有独到之处,不愧为新译时代之一大家。

义净的撰述,关于律仪方面的有《别说罪要行法》、《受用三水要法》、《护命放生轨仪法》各一卷。

另有《略明般若末后一颂赞述》一卷,述印度《金刚般若》译的传承及以九事解九喻的观行要义。

他归途停留南海佛逝时,曾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卷,《南海寄归内法传》四卷(二书各有专条)。

此外,尚有《南海录》(见《寄归传》序)、《西方十德传》(见《寄归传》卷四)和《中方录》(见《求法高僧传》卷上末),从前的经录都未见著录。

义净在译籍和撰述上介绍了印度当时的综合学风,并表明他对于佛学的认识。

他以为大乘无过中观、瑜伽,二者同契涅盘,理无乖意,应该和合。

并谓般若大宗实即含斯两意(见《寄归传》序及《略明般若末后一颂赞述》序)。

他对律部一宗则以其在印度专业的关系,独尊根本说一切有部的传统。

日常行仪特别注意,以为含生之类,衣食为先,受用失度,易招罪累,特致意慎护。

他所撰《南海寄归传》,意欲据十七事重要节目,纠正中土僧徒实践上失当之处。

如当时持律者诸部互牵,混淆派别;律家章疏繁杂,不切践行,他都表示不满。

可惜他的主张没有发生多大影响,所传根本说一切有部律仪,随着他的去世,就归寂寥了。

他的门人参加译事的有智积等。

他赏识的有崇庆、崇勖、元廓、玄秀、玄睿、慧神等。

分布诸州的有法明、敬忠、慧福等;常侍左右的有崇俊、玄晖、昙杰、宝严等,事迹都不详。

后来德宗建中、贞元间(780—803),有京兆律师道澄,以律范著称。

他不满南山律学缺点,所至常以瓶杖自随,护生为切,又不常住一寺,以为西方三时分房,防止贪著,观门易立(见《宋僧传》卷十六)。

道澄的风范,似乎是受了义净的影响,在当时四分律盛行的律学界是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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