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以哲

人物生平

工作经历

民国24年(1935)夏，王以哲的朋友杜重远办《新生》杂志，宣传抗日救国思想，被当局逮捕判刑。同年，爆发“一二·九”运动，全国兴起救亡新高潮。在时局推动下，王以哲接受进步朋友和中共地下党员孙达生等劝告，认识到只有停止内战、全国全民总动员、联合各派共同抗日，中国才有出路。

是年底，红军不究既往，释放了被俘的高福源团长。高返回东北军即向王以哲晓以抗日大计。王密送高去见张学良，陈述共产党抗日主张，使张有所接受，张对王以哲与共产党的交往有所默允，从而开始了东北军与红军的秘密交往。

民国25年(1936)初，张学良在洛川设立前进指挥所，首先与王以哲商讨东北军的去留大计，密托王设法沟通与红军的联系。2月25日，王以哲在洛川城内柳营会见了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和苏维埃政府贸易总局局长钱之光等，双方就红军与67军局部合作达成口头协议：在政治上，王赞同红军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军事上，确定双方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的原则；在经济上恢复红白区通商。这是红军和东北军第一个停战互助协定。按照协定，红军秘派政工人员赴洛川专区协助工作（专员曹国华曾在杨虎城部任旅长），而67军热诚接待。红军在后子头村设合作社，沟通红白区贸易。红军政工人员，曾在洛川第一高小演讲，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课余组织学生排练文艺节目。王以哲曾在洛川第一高小向学生两次讲话，鼓励学生奋发成才，为民族事业献身，并向专员曹国华和县长建议从财物上资助教育事业；王同教育科长安万章经常接触，并和校长杨向之交谈学校工作。王以哲对官兵进行爱国教育，67军士兵都会唱《流亡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美丽的大豆和高粱，那里有无穷的宝藏……”唱时声连泪、泪连声，怨忿而思乡。红军将领徐向前，常带战士于洛川四处游击，红军战士借机向东北军士兵喊话：“我们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收复失地，打回老家去。”这些都激起了东北军将士的抗日决心。

张学良、王以哲将军对士兵极为关怀，在南京政府减饷的情况下，天冷时，给士兵每人发一件皮背心，士兵常摸着背心说：“这是副司令发给我们的，多漂亮。”长官怜悯之情、关怀之心，战士由衷感激。同时，67军军纪好，爱百姓。

王以哲将军体恤民情，关心生产，常穿便衣于街市和老者交谈，问“收成如何？生活怎样？这里是否能种东北的高粱等。王将军身高体大，额宽脸长，左目有疾，着便服时，身穿长袍，多系灰色或青色。他关心民情风俗，过问百姓疾苦，常到王子万家作客。吃饭中，听说东山黄龙山土匪多，韩城、白水、宜川、富县等县遭受土匪扰乱，百姓不安。王将军摸清土匪活动情况后，曾派士兵前去剿匪除害，为民解忧。

民国25年(1936)3月5日，王以哲将军陪同从南京返回的张学良与李克农、钱之光会晤，会商约定中共中央负责人与张学良进一步商谈。李克农返回苏区后，红军派刘向三到67军负责联络工作。4月9日，王又陪张学良赴延安与周恩来举行著名的延安会谈。双方共商抗日救国大计，探讨逼蒋抗日之可能，并就两军停战、互相通商、互派代表等问题达成协议。这次会谈为我党在西北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奠定了基础。事先，王以哲将举行会谈的一切细节精心安排妥切，亲笔致函周恩来约定联络密码、时间、地点及迎送线路，严守机密，确保了会谈的绝对安全。张学良统帅东北军20余万，良才勇将上百，而王以哲是唯一参与延安会谈被委以秘密联共大计重任的将领。王派人护送钱之光赴西安，帮助采购红军急需物资，如烈性炸药、无线电器材、苏区银行印发货币的石印机等。王还帮助红军经常运输物资，在洛川、界子河、茶坊秘设交通站，指定部队并派亲信副官王政等负责办理枪支弹药、军火武器、棉布等各种军需物资，经此源源不断地秘运苏区。我党干部、联络人员、进步青年、作家丁玲和外国友人斯诺、马海德及肩负重任赴丙安的周恩来、叶剑英等许多要员也从此经过。

王以哲驻洛川期间，受共产党抗日救亡主张的影响，卓识远见，在67军安排和掩护了不少共产党员及进步青年。地下党员孙达生，经杜仲远、高崇民介绍，由上海赴西安到东北军工作，受到王以哲的热情接待。王委任孙达生为秘书名义少校军衔，为掩护孙达生在东北军中工作提供了各种方便。孙达生、高崇民等在西安和东北军、17路军中的高级干部经常互相拜访，叙谈天伦，关心时局，探讨东北军的出路，共议抗日救国等问题。孙达生、高崇民等秘密撰文并印发了小册子《活路》，受到王以哲的赞赏和帮助。因《活路》宣传抗日反蒋，被国民党特务发觉，高崇民被当局通缉，王以哲受到南京政府不得在军中窝藏共党分子的警告，而王却不以为然，没有动摇，他应中共地下党的要求，把从北平、天津来的20余名进步学生（其中有的是秘密党员）接到洛川，安排在67军教导队中，向部下灌输抗日思想，为67军注入了新鲜血液。

王将军和红军共产党人多次秘谈，愈来愈看清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是真正的抗日力量，认识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和威力。故，积极为促进西北大联合和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竭尽全力。1936年8月，毛泽东亲笔致函王以哲，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与南京政府谈判的情况，并就蒋氏将于“西南问题解决之后进攻东北军”的信息提醒张学良、王以哲“严密警戒”。毛泽东指出：“张副司令及我兄联俄联共抗日救亡一主张，并非少数人的主张，实全国爱国同胞的主张……谁要反对张副司令及我兄，不但弟等所率红军必须以全力而声讨蒋氏及东北军叛逆分子之罪恶行为，即全国爱国人民及全国革佘势力亦决不容蒋氏等胡干。我兄与张副司令实此政策之首先提倡与实行者……”。从此，王以哲所率领67军和红军关系更加密切，成为真正的友军，相互配合，默契认可。1936年10月，蒋介石调集胡宗南等部10万余人，组成左路军，又令王以哲指挥东北军7个师组成右路军，妄图趁红二、四方面军刚到陕北、立足未稳之际，向红军进攻。王为配合红军行动，与红军司令员彭德怀函电交驰，随时联系，秘密将左路军和右路军的进军路线、行止时间等设法通报彭德怀。同时，按照彭的要求，王设法阻滞胡宗南部和东北军前进，帮助红军赢得时间。由于王部的拖延，胡宗南孤军入阵，11月21日于山城堡陷入红军埋伏，3个师败溃，一个半旅被歼。

是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王以哲在事变前离开洛川，奔赴西安同孙蔚如、于学忠、刘多荃、何柱国、董英斌等高级将领秘密交涉，坚决执行了兵谏命令，并随张学良、杨虎城将军联名通电全国，提出八项救国主张。14日，撤销西北“剿总”，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王以哲与孙蔚如、何柱国等成立联合参谋团。王被任命为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副军团长，准备北上对日作战。12月16日，南京政府组成“讨逆军”进逼西安，并派飞机到渭南、富平、三原、赤水等处轰炸，时来洛川施威。在张、杨二将军领导下，王以哲等将领与红军密切配合，积极部署军队，作好迎击“讨逆军”的准备，保卫西北的革命实力。“西安事变”当天，王以哲即速通电中共中央，张学良请中共中央派代表赴西安，共商救国大计。中央派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等为代表团赴西安。经过艰苦工作，西安与南京谈判获得初步结果，达成改组南京政府、驱逐亲日派、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协议。

“西安事变”后，驻洛川的67军大闹秧歌，以示庆贺。器乐伴有口琴、胡琴、三弦、唢呐之类。鼓乐和谐中听，节奏明快，秧歌步点多变，形式多姿多彩，至今仍然盛传不衰。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发生内讧，爆发了“和”与“战”的激烈争论。东北军部分少壮派军人反对与南京政府和谈，主张拼一死战，部分元老派将领从大局出发，主张和平解决。中共中央代表团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等团结杨虎城、王以哲、于学忠等，维护“三位一体”团结，稳定西北大局。因王以哲拥护中国共产党和平主张，与红军代表团同心协力，故他就成为张学良被蒋介石扣留后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联合的核心，也成为极少数野心分子篡夺军权的最大障碍。

民国26年(1937)1月31日，周恩来、杨虎城、于学忠、何柱国和王以哲，在王的家里召开三方最高级会议，决定坚持“三位一体”，采用政治手段营救张学良。会后，极少数野心分子，欲篡军夺权，设法堵塞和谈渠道，决定杀害王以哲、何柱国等高级将领，以“开会”请“吃饺子”为名，将东北军和17路军部分中级军官骗至王的家中，封锁院门，宣布杀害王以哲、何柱国等的所谓“除奸”计划，立即派张学良卫士营长陈志久执行。陈举枪说道：“长官，对不起！”随即两枪，卧病在床的王以哲衔恨惨死在血泊中。同日，另有宋学礼、蒋斌、徐方三位军官同时遇害。刺杀何柱国的暴徒，因受到杨虎城将军申斥，未敢动手。

在王将军遇害后的极端混乱中，周恩来力挽狂澜，亲率中共代表团成员赴王家吊唁。2月4日，毛泽东、朱德等致电王将军家属：“鼎芳先生遇难，不胜惊悼。鼎芳先生努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家民族之干城，亦爱国人民之领袖。此次主持和平，力求统一，乃见恶于少数不顾大局之分子，遽以身殉。苏区军民同声悼惜”。对王以哲将军于国于民之所为，作出崇高的评价，身陷囹圄的张学良，惊悉噩耗，在致于学忠信中写道：“真叫弟话不知如何说起，泪不知从何处流！”，表达了他心疼如碎的哀思。

王将军牺牲不久，67军调离洛川。是年，国共两党再将实现合作，全国抗日局面形成。王以哲将军为中华民族的救亡和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卒年42岁。 

主要事迹

1920年秋，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毕业后，被派到直军王承斌部，由见习官当了少尉排长。因为是东北人，不愿在直军工作，遂请假返回奉天（沈阳），投效于张作霖。当时张学良正在整军经武，励精图治之际，大事改革奉军腐败制度，编练新军，多方延揽正式军校出身的人才。王经同学王瑞华的引荐，张学良遂派王以哲在奉天陆军军士教导队工作（后改称为东三省陆军军士教导队）。开始任排、连长职务。当时教导队队长由张学良兼任，魏益三为上校队附负专责。王以哲在教导队一、二、三期的教学中成绩显著，博得上级的信任和学兵的好感。在课余之暇，著《步兵操典详解》一书（奉天萃斌阁出版），颇为当时各部队初级军官所喜读，几乎人手一册，王以哲之名乃初露头角。

1925年教导队第四期成立（笔者就是考入这一期的），队附魏益三调职，由二十五团当中校团附的王瑞华升充。王以哲升充第三营少校营长（当时教导队编制是：步兵三个营、炮兵一个营，工兵、辎重、骑兵各一连）。教导队第四期学兵毕业，正值郭松龄“倒戈反奉”，当时奉天省城极为空虚，没有军队。张作霖坐镇沈阳，在万分危急中令王瑞华以教导队官兵为基干，克日编组补充旅。王瑞华升为少将旅长，王以哲由第三营少校营长超升为第三团上校团长（第一团团长韩光第、第二团团长范先炜、教导队中校教育副官邵文凯调充上校参谋长）。王受命后即以兵工厂的武器，装备新军开赴兴隆店、巨流河一带构筑阵地，阻击郭军东进。王以哲同时建议为阻碍郭军前进，将铁路沿线的水塔悉数破坏。这个建议，正与张作霖的英籍顾问伊雅格的建议不谋而合。因此，郭的专列指挥车在未到达白旗堡（现在大红旗）以前，因机车缺水不能前进而失去战机，奉军大举反攻，倒戈失败。最后，郭不得不弃车徒步而逃，走到新民县终被奉军所俘，郭松龄夫妇惨遭杀身。

郭事平定后，王瑞华部改为东北陆军第二十七补充旅，王以哲的第三团改为三十九团，仍任团长。1926年以“讨赤”为名，开入关内，参加攻打冯玉祥的南口战役。南口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冯

王以哲入掌军团卫队队长后，乃向张学良将军建议：为培养军事人才，招考青年学生，成立教育机构。张立即采纳，并责成王以哲兼办此事。王经过研究后，即着手筹备招生、延聘教员等一切事宜，并决定在北京、沈阳两地招考初中毕业以上或具有同等学历的青年1000人，成立军官候补入伍生队，附设在北京的旃檀寺卫队院内，定名为陆军第三、四方面联合军团候补军官入伍生队，学期六个月，王兼任队长。1927年4月结业，通过考试，全体转入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大楼的讲武堂再接受教育，并定名为东北陆军讲武堂北京分校第七期；设在沈阳的本校为第六期，笔者即是在这一期考入的。

1927年6月，军团卫队扩编为卫队旅，王以哲升充少将旅长，旅司令部仍设在旃檀寺内。当时旅内主要人员有：上校参谋长董舜臣、第一团上校团长刘多荃（原卫队中校队附）、第二团上校团长于兆麟（万福麟的干儿子）、第三团上校团长韩麟征（韩麟春弟弟）。

山西军阀阎锡山与张作霖失和，企图染指京、津，派他的二十四师师长傅作义率部占领了涿州。张作霖岂肯“卧榻之下容他人酣睡”，乃派东北军进攻涿州。傅作义善于守城，奉军集中大部炮兵打了几个月未克，双方兵员伤亡颇大，无辜老百姓也惨遭杀害，这真是“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当战争激烈紧张时，王以哲的卫队旅也开赴涿州参战，仍不克，张作霖才下令撤兵。

1928年，王以哲随张学良将军赴保定督战，鉴于当时形势变化发展的需要，卫队旅在满城、望都又扩编为师。番号是：陆军第十九师（因为张作霖已当了大元帅，把东北二字取消了），王以哲晋升为中将师长，辖两个步兵旅：第一旅少将旅长黄显声（别名警钟，1938年为国民党特务逮捕，最后惨遭杀害于重庆渣滓洞），辖三个团，即卫队旅的三个团；第二旅少将旅长荆德文，辖三个团。团长有：唐聚伍、马龙骧、常经武；师直属队有：机关枪队（于景岩）、迫击炮队（胡魁武）、战车队（李振元，有轻型坦克12辆）、汽车队（纪刚）、教导队 （王治澜）。陆军第十九师除教导队在北京南苑驻扎外，其余各部队均驻在满城、保定地区。皇姑屯事件发生后，该师开回沈阳。

从1926年秋到1928年春，在不到二年时间，王以哲由上校而少将而中将，连升三级，真是官运亨通，扶摇直上。这不但在东北军中史无前例，即在当时南北新旧军阀统治的军队中，也是少见的。由此可见张学良将军对王以哲的重视和信任，锐意栽培，较之当年对郭松龄有过之而无不及也。

1928年秋，整顿后的东北军以旅为单位，第十九师缩编为一个旅，番号是：东北陆军步兵第一旅，王以哲任中将旅长。当时旅内主要人员有：少将旅附何立中、上校参谋长赵镇藩、第十七团上校团长常经武、第三十七团上校团长于兆麟、第七十九团团长由少将旅附何立中兼。旅直属四个连有：特务、重追击炮、骑兵、通信兵等。全师编余军官500多名，派上尉参谋姜明文把他们送到锦州，由编遣委员会接收。后来，十九师这500多名编余军官，除团长外，有半数入讲武堂深造，后改为第九期。

同年，东北陆军第一旅第十七团全部移防昌图县红顶山。该团由沈阳出发，徒步行军到达驻防地。为了考察该团官兵在行军途中是否有扰民的情形，在该团出发后，王以哲派笔者 （旅部上尉参谋）着便衣并带士兵两名（也穿便衣），与先头部队相距二日的行程，尾随该团之后，沿途秘密调查，了解该团士兵军风纪，哪怕有借一针一线而未送还者，或是吃一块咸菜、一口酱的细微小事，也都由住在的百姓家写清楚，划上押作为“甘结”。这种重视人民群众利益、严守军纪的作风。在东北军来说，还是破天荒第一遭。该团到达红顶山营房后的第三天，笔者换上军衣，与常团长见面，说了这一路经过情形，遂返回沈阳，据实报告了王以哲。但受到“不应该把情况告诉常团长”的批评，并说：“当参谋的无论什么事情，在没有公开发表之前，不应该随便说出去，应该做到‘守口如瓶’！”

1929年元旦，东北四省易帜，一律改悬“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沈阳市各机关、学校、商店同时悬挂了鲜艳的新国旗，气象一新。是日全旅官兵都集合在北大营的大操场上举行“团拜”。“团拜”后，王以哲讲了话，阐明为什么要挂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和国旗的由来。最后他说：“孙中山领导国民党革命成功，全国统一，我们东北完全拥护这一壮举。革命是用鲜血换来的，人民不再受战争的灾难了。我们全旅官兵从今年起，要加强训练，成为劲旅，保国家，御外侮，雪耻辱，以尽我们军人保国卫民的天职……”这篇讲话全文，后来，油印发到各连、排，作为向士兵进行教育的讲话材料。

东北易帜后不久，南京颁布了新的东北军番号，将原东北陆军步兵第一旅，改称陆军独立步兵第七旅，原第十七团，改为六一九团；原三十七团，改为六二○团；原七十九团，改为六二一团。其它一切编制、装备、人事、兵员数目，都原封不动。以后又令东北军凡上尉以上的各级军官，有愿加入国民党的开始登记，报请南京中央党部备案，并就地集体宣誓入党。这时他加入了国民党，得了不少书，有《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等等。开始认真地读了一下，但王以哲感觉思想上收获不大。

王以哲对部队的训练，更加全神贯注，真是励精图治，整军经武不遗余力。在此之前，张学良将军给他一个地号（在商埠地现在的三经路附近），他盖了一栋小楼房。这时王以哲已经有了一部“必克”牌的汽车，每天8时由家乘车到旅部上班。到旅部10分钟后，各处处长手持卷宗，纷纷到办公厅汇合。先作口头汇报，然后把卷宗由秘书收集到他的办公桌上亲自批阅。遇有不清楚的地方，就用电话找主管人员当面谈。午饭后，稍事休息，即乘车回城，进行社会联系，交际一些名流学者。当时每天随他坐汽车的有上尉参谋关荣印、少尉随从副官张长友、司机王国瑞（领上尉饷不佩军阶）。上尉参谋挟皮包，内中除了待办的公文外，就是《曾文正公家书》、《曾胡治兵语录》、《戚继光兵法》和《资治通鉴》等书，准备在车上随时阅读。同时还规定全旅军官都必须以《曾文正公家书》、《曾胡治兵语录》为必读的书。易帜后，又增加了《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等书，并列在考核成绩之内。

每星期天，全旅官兵全副武装，齐集于大操场举行“总理纪念周”。首先开始阅兵，继之进行分列式。官兵服装整齐，精神饱满，看样子真是一支勇敢善战的劲旅。阅兵完了，队伍集结于阅兵台前，由请来的名流学者讲述国内外形势，东北地理环境，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史，特别着重讲述日本对东北的侵略史实。因此，官兵的爱国思想都深深地印入脑海。有时不请外来者，由本旅各团长、参谋长、各处处长轮流作一番宣布或规定或讲话。当时虽然换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有些军官对“三民主义”没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也无从讲起，所以都不讲这一套。

1929年“双十节”，在北大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阅兵典礼。参加的部队除第七旅全部官兵外，还有骑兵、炮兵、工程兵、辎重兵、汽车队、战车队和空军。王以哲亲任阅兵总指挥官，张学良将军亲临检阅。陪检的有张作相、万福麟以及沈阳附近驻防的旅长们以及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的主要高级幕僚等。张学良将军穿上将大礼服，精神饱满，神采奕奕，颇为高兴。这次阅兵规模之大、军容之整齐，为东北军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借此检阅之机，显示自己的军事力量。当时沈阳市民在北大营南围墙上挤得满满的，真是人山人海，颇极一时之盛。

同年秋末冬初，庄稼收割完毕，农民“猫冬”了，在蒲河——大洼一带举行一次大规模的、为时三天两军对抗的野外露营演习。演习完了进行评比，并邀请蒲河——大洼一带的老百姓也参加，并请他们讲话。参加评比活动完了举行野餐。老百姓对这次举动给予好评。

王以哲旅长为了培养旅内军官的作战指挥能力，在旅内自行筹办一个步兵研究班，由各团抽调上尉以下的军官，作为期6个月的轮流训练。并请由日本步兵学校毕业的杜长龄（别名杜鹤年）负责主持，由王维藩、马镇夷、王肇治（兼）等担任教官。他们有的是日本步兵学校毕业的，对步兵有专门研究；有的由日本炮兵学校毕业的，并由何宏远担任炮兵教官。为了培养步兵研究班学员实兵指挥兼培养部队的班长起见，又特别成立一个军士队，由各团营连挑选稍有文化的士兵120名参加。军士队队长最初由六二一团少校团附高福源担任（高别名少卿，辽宁省盖县人。1935年任一O七师六一九团上校团长时，在陕北与红军作战被俘，教育释放后，以民族大义说服了王以哲），以后换了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李宝莲接任。

1929年王以哲向张学良将军建议、并蒙批准成立东北学生队，队址最初在西下洼子。以后讲武堂迁到东山嘴子，学生队遂迁到原讲武堂旧址（现在的老龙口酒厂东隔壁）。王以哲派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汲绍刚为上校队长，招考年满16岁高小毕业的学生500人入队受训。教育内容以普通科学和军事学并举，三年毕业。毕业后再入讲武堂深造。学生队学生有考入高等军校，后来留学外国，一直在国民党部队任职的也大有人在。例如后来到中国台湾任要职的宋长志、王多年、马安澜等人。

第七旅的各级军官的文化程度较高，素质也较好。其中有陆军大学、保定军官学校、东北讲武堂、高等军学研究班、军官教育班、教导队等军事教育机关毕业的；也有不少是由日本步兵专门学校、士官学校毕业回国的；也有由英、美、法各国军事学校毕业回国的，真是人才济济，为东北军其他各旅所不能比拟的。尽管如此，王以哲对军官的训练还是毫不松懈，每天中午出一次干部训练，尤其是连长以下的军官必须认真执行，主要的是训练刺枪术以及制式教练动作的划一。对士兵的教育，由旅司令部参谋处制定全年教育计划，发到各团及直属连，再由各团制定每周的学术科教育计划实施表，印发各营、连遵照实行。

王以哲亲自编写“旅训”、“旅歌”和“士兵问答十二条”印发到各营、连、排；贴到兵舍、讲堂内，作为早晚点名时必须进行的教育课目。“旅训”全文如下：

我民族受强邻之压迫，危在目前。凡我旅官、士、兵、夫等，务本总理遗嘱及司令长官意旨，牺牲一切，努力工作，以互助之精神，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第七旅旅歌（寄调满江红）歌词是：痛我民族，屡受强邻之压迫，最伤心，割地赔款，主权剥夺。大好河山成破碎，神州赤子半飘泊，有谁人奋起救祖国；救祖国，我七旅官士兵夫快快来快负责。愿合力同心起来工作，总理遗嘱永不忘，长官意志要严摩，乘长风直破万里浪，救中国。

1930年春，王以哲召集连长以上军官会议，提出实行“军工制”，得到与会者一致赞同。最后决定以营为单位，根据各营具体情况和志愿，分别成立各种工厂。当时成立的工厂有：皮鞋（靴）厂、缝纫厂、织布厂、牙粉厂、毛巾厂、织袜厂、手套厂、布鞋厂等等。由各连挑选会这种手艺的士兵，调集到一个厂；同时外请一二名技术人员当师傅，指导业务。我有一个哥哥，他是老振武皮靴厂的技术员，被六二一团第三营（营长朱辉）请去当师傅。我们那营是毛巾工厂（我当时是连长兼负厂内责任），所需的原材料由我向城内的老天合、同义合等大商店购买。产品除供给本旅官兵需用外，还到市面推销。如当时奉天生产牙粉的只有同昌行一家，生产火车头牌牙粉。第七旅生产的牙粉，质量比同昌行生产的好，而价格却比同昌行的牙粉低。其它的产品价格也都比市场价格便宜些。一般行商小贩都到北大营开的厂子去购买或批发。各营实行军工制办厂后，经过半年多的时间，结算后每营都赚了钱，用途公开宣布，没有发现贪污或营私舞弊的事情，都怕挨枪毙。可见王以哲治军的严明。

北大营围墙内外空地很多，在围墙内的空地和各营连的间隙，经过各营、连自行协商，分种一些蔬菜。围墙外的空地面积很大，杂草丛生，完全撂荒着，因属于营产管理处，经旅长派人与之协商，由旅内统一分配给各营、连，也种上白菜、萝卜、豆角、莴瓜一类的蔬菜。当时各连都有骡马三匹，铁轮大车一辆，每月除拉运给养、马草、马料而外，就利用这批畜力，并挑选会种菜的士兵，组成一个“生产班”专负其责。另外每连都养了几口猪，指定一名伙夫专负饲养之责，留待年节宰杀；平时挑大的也杀一口，改善士兵生活。这样既有油、肉可吃，又有充足的蔬菜，士兵的伙食得到改善，皆大欢喜。由于伙食的改善，士兵“开小差”的少了，甚至几个月也没有一个逃兵。

九·一八事变前，全旅官兵每天进行例行的工作，很少有其他事情可做，驻太平防，大有“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之势；各级军官讲究吃喝穿用，摆阔气，毫无警惕性可言。但是驻在沈阳南满铁路沿线的日本守备队却调动频繁。我们虽有所知，但没有引起注意。认为军队换防，不足为怪。为此，旅长王以哲召集连长以上军官开会指出：“日本守备队最近调动频繁，兵力有所增加，宪兵也换了防；南满站（即沈阳站）的商人也换了军衣，发了武器；朝鲜浪人到处寻衅，各连要严加管束士兵，不得随便外出。各驻地部队要构筑一些必要的工事，以防意外事件的发生。”并指示参谋处拟定相应的防务计划。通过这次会议，各团、营、连有所警觉，有所准备。所以在九·一八事变当时，官兵都准备按预定的部署进入阵地。但在张学良将军不准抵抗的命令下达以后，各级军官只好忍气吞声地挨打，受到惨重牺牲，最后不得不“弃甲丢盔”离开北大营，而置3000万同胞于不顾，狼狈进关。

事变发生后，王以哲在城里即与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取得联系，于9月19日早晨，王以哲带领随从副官和几个卫士换成便衣，由小东城门随同百姓混出城外，乘火车去北平，向张学良将军汇报情况。迨部队到达北平后，王以哲受命积极整顿军队，补充军械、装备，训练士兵，军容稍有恢复。

1932年夏，王以哲调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第一处中将处长。遗旅长缺，张学良将军调卫队第二总队少将总队长戴联玺（回族）接充。当时戴部驻防河北省密云县。王以哲派他的司机王国瑞开三轮卡车去密云接戴来清河镇旅司令部接任，车行至中途，戴被路旁倾倒的电线杆子打死，乃改派张政枋接充(张当时可能是军分会的军衔处少将处长)。

1932年1月，蒋介石为了虚张声势，扩大部队编制，在原有旅的番号上。又加个“一百”而改称为师。第七旅改称一O七师。当时张学良在北平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将入关的东北军约10余万人，以师为单位，组成五十一、五十三、五十七、六十七等四个军。于学忠兼五十一军军长，万福麟为五十三军军长，何柱国为五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为六十七军军长。六十七军辖一O七师、一O九师、一一五师。于同年秋开到古北口、密云县、怀柔县一带。以一O七师占领古北口、青石梁一带，阻击由热河企图进犯平津的日军，并在古北口与日军发生激烈战斗。蒋介石在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压力下，不得不摆出抗日的姿态，派出他的嫡系部队——中央军第二师（师长黄杰）、第二十五师（关麟征）开到古北口接替一O七师阵地。

1933年4月，张学良被迫下野，何应钦接替张学良任军分会委员长，调六十七军王以哲部到滦东地区（军部驻迁安县榛子镇），协同二十九军宋哲元部队在长城各口与日军作战。以后由于“塘沽协定”，长城抗战战役告一段落。是年秋六十七军全部开赴京汉线的驻马店、确山、信阳一带整训。

1934年王以哲率六十七军全部开往湖北省孝感、麻城地区，曾与红军二十五军团徐海东部接触，所属一一五师（姚东藩）的一个团被红军消灭。由此，王以哲深感红军士气之高，战斗力之强，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1935年，六十七军又转调陕北，进出在洛川、肤施（延安）地区，所辖一一O师何立中部在甘泉、大、小劳山战役中被红军消灭，师长何立中战死，六十七军主力陷于被包围状态。正在这个时候，以前在洛川、榆林桥战役被俘的一O七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从陕北红军根据地瓦窑堡回来，见到军长王以哲，传达毛泽东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援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王以哲在彷徨中得到启示，认识到国家的出路，民族的前途，就在于团结抗战了。他毅然决然向张学良将军建议，与红军合作，并令高福源晋见张学良面陈机宜，接受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爱国政策。1936年3月间，张学良将军赴洛川六十七军军部与中共代表李克农会谈。4月9日张学良将军与周恩来在肤施（延安）庙儿沟天主教堂会见，王以哲和中共方面的刘鼎、李克农均在座。同年9月间，王以哲军长接到毛泽东主席给他的一封信。兹将原文抄录如下：

鼎方军长勋鉴：

日寇侵略益厉，兄我双方救亡之准备大宜加紧，庶于救亡阵线有最大之裨益。我兄高瞻远瞩，对此谅有同心。目前国际与中国形势日益紧张，一方面侵略主义者动员其侵略阵线，一方面反侵略主义者大规模动员广大民众，组成和平与救国的阵线。中国之汉奸势力虽日益嚣张（如所谓以日制蒋、以政制党、以团制军之一派），然反日反汉奸势力亦大见增进。蒋氏政策之开始若干的转变，南京国民党左派之开始形成，实为近可喜之现象。蒋氏及国民党果能毅然抛弃过去之政策，恢复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停止进攻红军，开放各派党禁，弟等极愿与之联合一致，共同担负抗日救亡之事业。双方谈判现将进至比较具体的阶段，虽何时成就尚不可知，然希望实已存在。倘能达到成功之域，对贵我双方之合作事业自有极大之便利也。

近日外间谣传蒋氏将于西南问题解决之后进攻东北军，谓将用分化政策不利于张副司令。此讯如确，是蒋氏尚未放弃其挑拨离间、排除异己之阴贼险狠的政策。其政策果欲见之实行，弟等可断言蒋氏必归于最后的失败，因为张副司令及我兄联俄联共抗日救亡之主张，并非少数人的主张，实全国爱国同胞的主张；非陈济棠等之不真实不纯洁的主张，乃真心实意为国家为民族的主张。谁要反对张副司令及我兄，不但弟等所率领的红军必以全力出而声讨蒋氏及东北军中叛逆分子之罪恶行为，即全国爱国人民及国际革命势力亦决不容蒋氏等胡干。至于东北军最大多数官兵抗日复土之决心及其坚固的团体，亦必不容东北军中极少数无志节之分子逞其私欲而任其作叛国叛乡叛团体之万恶的勾当。目前蒋氏及其—派亦正在开始进行联俄联共政策，我兄与张副司令实此政策之首先提倡与首先实行者，安得以为有罪而排斥之?由此以观，弟则深望此说之止于谣言，或为蒋氏左右一部分汉奸分子谋划，而非现正开始若干转变之蒋氏及国民党多数有良心分子的意见。但兄等仍宜严密警戒，十分团结自己的团体，预先防止东北团体中某些居心不正分子的乘机捣乱，则以全国与西北的有利形势，以东北军与红军的联合力量，决不怕外间若何之风波也。秋风多厉，为国珍摄，匆此布臆。敬颂公祺。毛泽东 1936年9月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王以哲在东北军内部是最有影响、最能维持东北军内部团结的核心人物。认为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的，应

蒋介石回到南京，致电杨虎城暨东北军将领，要求将西安事变时被扣的蒋鼎文、陈诚、卫立煌三人释放回南京。王以哲认为，既要求释放三人，其余的大员和被扣下的50架战斗机和机组人员何不一齐释放，岂不表示东北军的将领们，是希望团结的，是服从蒋委员长的，这样可以感动蒋介石能早日释放张学良回西安。但不幸的是，一些不顾大体、不识全局的所谓激进分子，竟于1937年2月2日，把王以哲将军杀害了。时年42岁。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2月1日深夜，号称主战派的孙铭九（张学良的卫队团团长）、应德田（张学良的私人秘书）、刘启文（师长）、张政枋（总部粮食处处长）、杜维纲（32兵团长）、刘佩伟（炮十一团团长）、何镜华等多人，在陈旭东（总部外二科主管部队调查的）家开会，研究西安事变的善后问题。会上，应德田突然提出，要追查释放陈诚等国民党军政大员和放走被扣的50架战斗机的罪魁王以哲的责任，并拟定了暗杀王以哲、何柱国诸人的计划。孙铭九、应德田指派卫队团团附贾国辅带队，派抗日先锋队一支队连长于文俊以王以哲学生的身份，到西安市南苑门粉巷胡同王军长公馆“拜谒”王以哲。王正在患感冒，躺卧在床上。于文俊等进屋后，不容分说，拿枪便打，王以哲身中九弹而惨死。同时被捕杀的还有总部参谋处长徐方、副官处处长宋学礼诸人。这批人接着又到新城大楼的西安绥靖公署，欲捕杀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幸经杨虎城及时拦阻，何柱国幸免于死。

王以哲被杀的消息传到前线，激起广大官兵的愤慨。驻防在渭南的东北军，立即调转枪口，往西安开发。很多官兵，眼睛都红了，要杀凶手的头，挖他们的心，给王以哲将军报仇。孙铭九等人，惊慌万状，不知所措。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尽可能减少损失，以利于团结抗日，周恩来副主席把孙铭九几个为首的肇事者送出西安。这些人一走，就使急于为王以哲报仇的人失去了对立面，也就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部大屠杀的惨事。王以哲的死，不仅东北军损失了一位有领导能力的核心人物，也破坏了红军、十七路军、东北军已形成的三位一体的局面。当时苏区和红军对王以哲将军惨遭杀害表示了深切哀悼和痛心。

1937年2月6日，《新中华报》以《我们需要和平统一》为题，发表评论，强调：苏区人士对王以哲将军被害，深致哀悼。王将军是东北军中有威信得军心的将领，且是抗日救亡的领袖之一，是为张学良将军十分信赖之大员。此次西安事变后所取态度，颇为正确。他与杨虎城、孙蔚如、于学忠、何柱国、董英斌、刘多荃等将军一道坚决反对内战，而一部分激烈分子，不顾大局，主张同中央军决战并危及王以哲将军，实在令人非常遗憾。

毛泽东、朱德于2月4日联名致电王以哲将军的家属悼唁。电文是：“杨主任虎城先生，于主席孝侯先生，转王鼎方先生家属诸君大鉴：鼎方先生遇难，不胜惊悼。鼎方先生努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家民族之干城，亦爱国人士之领袖。此次主持和平，力求统一团结，乃见恶于少数不顾大局之分子，遽以身殉。苏区军民同声悼惜，特电致唁，敬候起居。”

人物轶事

一、1926年，刘澜波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经常挟个黑色皮包，内中装有马克思《资本论》一书。每到星期天，他总到三、四方面军团卫队部与其堂兄刘多荃话家常（刘任队附，王任队长），与王以哲接触颇多。后来王得知刘澜波的皮包内有《资本论》一书，为了他的安全起见，赠以三、四方面军团卫队证章一枚，令其佩于胸前。当时北京的警察、宪兵等经常在路上拦人检查。但见有佩带三、四方面军团卫队证章的人，就不敢检查了。

二、王以哲知道自己的一个侄儿王育才，在北京读书时，就已加入了共产党。在那个军阀时代，一提“共产党”三个字，就谈虎色变。王以哲为了王育才的安全和深造，送他到日本去读书。当时知其内情者，只有随王多年、任卫队中尉副官的史耀东。1947年．王育才在沈阳国民党的中央银行沈阳分行（在大北门里）国库科当科长时，笔者与育才会晤多次。谈及往事，不禁感慨系之。

三、九·一八事变前，在北大营第七旅主持步兵研究班的杜长龄，在王以哲调任北平军分会第一处（参谋处）中将处长后，被派为第一科上校科长。不久，杜请辞科长职，另行组织抗日义勇军，王始知其为共产党员，遂准其请。杜率一支抗日义勇军参加长城抗日战役。笔者因在第七旅步兵研究班受训，与杜有师生之雅，遂被调充第一大队少校队长。当时杜部有 10个大队。王以哲调任六十七军军长后，遂改称六十七军特务总队，曾夜袭建昌营子冷口之日军，颇有斩获，并曾一度占领建昌营子。由于《塘沽协定》的签订，长城抗日告一段落，杜部奉令开到廊坊以东白果村一带整训。杜由北京各大学聘请进步人士来防地讲述马列主义等革命道理，不料消息外泄，为何应钦所闻，迫令王以哲立即将特务总队缴械，指名逮捕杜长龄和l0名大队长（大队长中有周振声、胡品卿等）。王不得已派一O七师六二一团团长刘泽玉和工兵团团长杜维刚两个团“围剿”。杜率部且战且退，企图向房山、易水方向前进，与骑兵第二师黄显声部汇合。这时刘团追击于后，杜维刚团截击于前，结果在滹沱河东岸被击溃，官兵四处逃散。何应钦下令通缉杜长龄和10名大队长。杜长龄化装逃出重围，在王以哲的保护和资助下去了新疆（杜与盛世才在日本同学），曾一度当过喀什专员，后为盛世才杀害。

四、1936年，张学良将军的西北“剿总”参谋长人选尚在空悬，蒋介石派他的侍从室组长晏道刚接任。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央军的一部份将领，在西京招待所举行公宴，欢迎晏道刚。席间，王以哲借“三杯酒下肚”之机，佯醉即席发表一篇言论。他说：“我们东北军诚心诚意、一点折扣都没有的来拥护蒋委员长。我们东北老家被日本鬼子占了，我们认为只有蒋委员长才能领导我们打回老家去。所以我们从东北到华北、华中，这一次又到陕北，辗转数千里无非是想实现打回老家去这一愿望。谁想到在西北打仗，武器损失了得不到补充；牺牲的官兵和家属得不到抚恤。一O九师、一一O师两个师的阵亡遗族，流落在西安，一点救济的办法都没有。尤其是张副司令的处境，更使人伤心。他每月的特支费中央仅给8万元，已经丢了老家的东北军政人员和同乡们，跑到西北来求他，他毫无办法，甚至送点路费都相当困难。他是负军事全责的副司令，还赶不上胡宗南部队的一个师长，每月特支费都有12万元．真是令人伤心……”这段话，使得蒋介石的亲信、前来监军的晏道刚如坐针毡，忐忑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