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陶钧简介_石陶钧的儿子_石陶钧的故事_石陶钧怎么死的

简介

石陶钧，（后改名石醉六），生于1880年3月28日，湖南省邵阳和安乡大树村（现新邵县潭府乡大树村）。天生聪慧，酷爱读书与思考。1886～1889 三年随父在其授课的私塾学习。1890～1894，由其三兄公溥课弟，从十三经开始，逐读《古文观止》、《资治通鉴》、《史记》、《汉书》、《读史方舆纪要》、《明臣言行录》、《近思录》等，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知识。 1895～1902.12 江建霞到邵阳主持年度考试，石醉六第一次离开故乡到五十华里外的邵阳县城应试，考了史学词章，以第一名得为秀才，开始了他的科举考试生活。

成长之路[1]

第一次和江师见面时同去的还有蔡锷（原名蔡艮寅，后改名蔡松坡），这是他初识蔡锷，也是这次考上秀才的学生。蔡锷比石陶钧年幼两岁，他们与江师初次见面时，江师说：中国前途极危，不可埋头八股试帖，功名不必在科举。一席话使石陶钧茅塞顿开，为他启示了一个新的宇宙和新的人生，同时他的人生也和蔡锷很难分开了。

江建霞先生送石陶钧与其三兄进入长沙的校经书院，住在叶德辉家从叶受经学，也是江师介绍的，认为叶有考据之学以为可师。不久转入督学官署内萱圃，圃有藏书2万余册，石陶钧得以博览群书。江师要求他每读完一书即作读书纪要呈阅，即使在百忙之中也要抽时间为石陶钧指明得失，在先生的熏陶下石陶钧发起并完成了许多自由研究。先生离湘之晨石陶钧本欲随行赴沪，不意叶德辉以诡计将其困于斗室，先生遍索不得，明知叶作祟，托梁启超，熊希龄先后与叶协商不果，先生只得怏怏独行，石陶钧愤然与叶绝（注）。1896年在萱圃时由江师介绍认识了其弟子谭延闿，谭后居湘军之首，北伐期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谭对石陶钧十分敬佩，有“逡巡引退，自叹弗如”的表白。其时岳森将军为谭之参谋长，邀石陶钧为教导师党代表，这是后话。

石陶钧于1898年3 月入长沙时务学堂。该学堂倾向于民主与科学，并主张废科举建学堂，尤其是梁启超为其主要导师，石陶钧与蔡锷加入梁门并得交谭嗣同，谭为学监。

1902年秋，湖南省政府派遣学生出国留学，石陶钧入选赴日留学，夙愿得偿。1903年2月，他刚结婚9个月就从大树村出发赴日留学，开始了六年的留日生活。

其时石陶钧抱定使中国民族兵工独立而不再受外侮的热望，志在兵工技术。努力学习至5月，他已可阅读一切日文。其时他的交往还是以湖南人为主，并以黄兴（黄克强）为中心。他的挚友蔡锷等已先他留日，留日学生中很多都是排满的革命派，他的同桌陈天华更是革命激情荡漾，他的全部精力放在写《敬告湖南人》、《猛回头》、《黄帝魂》一类的宣传小册子上，而黄兴说：救国不独心力，尤以身力为必要，只有挺身杀敌或杀身成仁才真有力。宏文书院在革命的氛围下组织了土矅会（日语：星期六会），黄兴每会必来，并以军事国民革命路线相号召。自此他与黄兴结成挚交，他力促石陶钧放弃造兵（工）而从事用兵，这也是黄兴回国对他的临别赠言。经过几个月的思考，石陶钧暂时放弃了关于民族文化的思索，即满清政治结束后现行文化究竟能使中国有些什么成就，应该有什么新文化取而代之的思考，最终决定改习陆军。

自1904年4月8日起转入振武学校正式学习陆军，其后到名古屋第三师团炮兵联队实习，最后又进入东京士官学校，一直学习到以见习士官毕业。

1909年回国后，次年8月赴京（北平）接受清陆军部对归国学生的检查考试。主试者段祺瑞。考试获优等，为炮兵科举人，与留德的张孝准同时入陆军部，同科办公的还有蒋作宾、简业敬。当时的北平有军谘府、陆军部和南苑，诸机关遍布他的同辈同学，他虽然自嘲此举无异乎蛆虫入腐肉，但却是为了政治革命准备新军之所必需的手段。

石陶钧与辛亥革命－他与黄兴[1]

1911年石陶钧建议整理全国兵工厂，这是他的素志夙愿，亦为举大事打基础。5月陆军部派遣接收全国各兵工厂，至8月将汉阳、上海和金陵（南京）三厂接收完毕回部。此时铁路路权风潮劲吹，九月谭延闿为争湖南铁路自办到京，一夕快谈，知湖南已有相当基础，谭回湘不到一月，黄兴于10月10日在武汉举事。石陶钧11月15日半夜入武昌都督府会见黎元洪，次晨在汉阳归元寺—革命军总司令部晤黄兴，随即匆匆出发参加攻打汉口之战。石陶钧以总司令之客便衣罩上士兵外套渡汉水进汉口，17日拂晓发起攻击，敌退守至午时，革命军的甘兴典部动摇，总司令黄兴亲自督战仍无救于全线崩溃，漫山遍野无法收容，石陶钧奉命督军撤桥不许后退。是夜集议于归元寺，黄以汉阳不易守，要石陶钧速赴湘助谭延闿谋急救与根本发展，遂抵长沙谭以政情相告，才知湖南局势十分混乱，陆军留学生太无用，使石陶钧受到很大刺激。直到1912年南京成立中华民国政府，湘政稍见秩序。谭延闿托石陶钧起草建设计划。9月蔡锷邀他入滇主持西南议会，黄兴正好又回到湖南，几次集议均认为湖南乃民国保姆，要建设强大的国军，强烈要求石陶钧和张孝准、曾继梧辅佐谭延闿负责军事。黄、谭告蔡锷石陶钧暂不能离湘赴滇，次年宋教仁案发生，应黄兴急召赶赴上海密议讨袁，住爱义路100号黄家，此时孙中山先生也避难住黄家，与石陶钧仅一墙之隔，深夜常听先生讲述拿破仑战术。中山先生指望蔡锷能带云南之兵出武汉参加讨袁，而黄兴主张立即在南京发动讨袁，要驻宁第八师为先锋，石陶钧担任接洽第八师之责（师长陈之骥及其两个旅长和参谋长都是其同学），但是所见各异且机遇不合，石陶钧往返沪宁历时三月有余，直到7月14日袁的部署已就，第八师自身感受威胁才接受黄兴为讨袁总司令，石陶钧任参谋长职。14日石陶钧与黄兴抵宁仓促举兵，但是夜以继日半月之间无进展。石陶钧认为袁贼义所必讨，但不应迟之又久，随后黄与石陶钧先后亡命到日本，同去进见孙中山先生，被先生痛骂。此后孙黄关系破裂。石陶钧一向与黄兴情同手足，在感情上事实上不能舍黄就孙。

从1909 到1913这5年间，前有满清寿终正寝，后有民国南拥北抱命在旦夕的危机。石陶钧认为当时新势力以党为根据，介于新旧两派势力之间的是军，军偏向党满清之为时代潮流所湮没是必然的，但是初步成功的新军接受这腐败极端的政治，并没有拉过来华北旧势力，便恣意享受，滥权渎职，暗争不休其结果完全失败也是必然的，旧势力卷土重来也就只有海外亡命一途。中华民国这块招牌虚悬无着故有袁世凯的洪宪滑稽剧的上演，也是一种必然，石陶钧看得清楚对我民族命运的黯淡深感忧虑。

1913～1914年亡命日本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发生，这时黄兴的旅美计划得到美国政府的同意。石陶钧和李书城随行，流寓加州后转纽约，后再转住费城与华盛顿之间的密第埃。此期间主要从事研究，石陶钧此时研究的是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助黄兴主攻市政，直到1915年秋，石陶钧开始漫游美南部各州，并在旧金山参观世博会，其时国内袁世凯大搞帝制筹备，张继从法国来美，黄兴要石陶钧和张一同回国参加全国一致的倒袁工作。于是年11月回到东京，准备赴云南。

黄兴在1916年袁世凯死后不久回到上海，石陶钧也移居到上海福开森路黄家小住，9月底赴日参与蔡锷在日治疗。可是10月31日黄兴就逝世了。他失去了一个挚友，也是政治上的盟友。黄兴的逝世在日本引起巨大反响，也是对石陶钧的重大打击，中华民国失去了一位功勋卓著的元勋，更是湖南人的重大损失。

石陶钧与讨袁护法战争－他与蔡锷[1][2]

石陶钧与蔡锷既是同乡又是同学，前文已提到他们是同时被恩师江建霞先生录取进入校经学院，后来又在长沙的时务学堂梁启超门下。留学日本时蔡锷1901年先行1904年先归，虽不同科（蔡为骑兵科）却也同在东京士官学校先后毕业。

先于他回国的蔡锷1909年1月已经奉命在广西龙州举办讲武堂，应蔡锷之邀5月由东京出发六月抵桂林，7月7日抵龙舟，蔡锷谈广西练兵主旨“一为求中国独立自由，必须战胜至少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以此为最高目标；二为达到此目的必须全国一致；三为广西必须为把握全国之枢纽，为完成此时必须密切团结新人。” 七月十六日石陶钧任职为广西讲武堂学生队长兼战术教官。讲武堂为广西新军准备干部，在此认识了陆荣廷、岳森（我的外石陶钧）。

8月讲武堂迁南宁。蔡锷建武德会，要旨是军人社会武德化，其后改为建国团秘密组织。在广西10个月，因觉得事无可为，1910.4遂辞蔡锷,8月赴北平拟接受陆军留学生规格考试。 1911.1到陆军部任职，蔡锷不期而至，相见甚欢，但是蔡已不见容于广西了，可见他当时对广西局势“无可为”的判断是对的。此时蔡锷已调任云南新军37旅旅长，便把广西练兵主旨的工作带到云南。1912年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政府，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9月蔡锷电邀石陶钧入滇主持西南协会，如前所述恰在此时黄兴回湘，力举石陶钧、张孝准、曾继梧辅佐谭延闿，负军事责任。由黄、谭告蔡锷不能应邀离湘之故，并期许来年。可是后来因形势所成，直到1915年石陶钧才到蔡锷身边襄助。

1915年11月石陶钧由美国回到东京，准备回国参加全国一致的倒袁工作，蔡锷派人来说他不久途径日本赴云南，请石陶钧设法避开日本新闻记者和袁世凯密探的耳目。石陶钧和张孝准，杨源浚等在门司山码头山东丸船上迎接蔡锷，石陶钧与蔡锷易服秘密转送，并携蔡行箧住别府作就医状，并使其安全通过日本、中国香港和越南到达云南。随后石陶钧也到了云南。

1916年1月蔡锷任护国军滇黔军总司令，石陶钧随蔡自昆明向川南行军30昼夜抵永宁，驻纳溪战线在长江沿岸自叙州到重庆铺开约500里，困苦与物资匮乏已达极点，参谋长罗佩金改任左翼总指挥，石陶钧接替任参谋长，决死支撑。石陶钧生前回忆这段往事：“护国战争期间自昆明凌晨启程，行军到傍晚宿营，队伍每到一地，即可休息，而松坡却要处理公务，各种文电均亲自起草。我们这些人只能陪着，常常熬夜至2、3点才能去睡，一早还要出发。我疲惫不堪，骑在马上就打瞌睡，好几次摔下马来，松坡自然是更劳累了。”在讨袁护法战争中纳溪之役是决定讨袁大局的关键，结果袁军大败，到3月22日帝制被迫取消关于纳溪战役，石陶钧在总司令部作战计划上，作了如下注释：“此乃松公于民国五年三月十二日大洲驿总司令部（嘉乐店）作战会议上计划，当时我纳溪方面各部队实兵数一纸也。我军苦战纳溪城东棉花坡一带，阵地昼夜不得更代，给养不及半具，子弹不以时至，与敌决死以互争尺寸地之进退者。自二月初蓝田坝不利起，至三月七日夕退军止，伤亡而外每营平均不及三百人，彼其疲惫之毒，在战斗续行中殆已无可拟语。赖以支柱者,精神之兴奋耳。一旦背进衰竭之实，遂不可讳，甚者至陷于无神经。部将忧之，图减缩正面以节兵力，合申意见，以谋专守，即此会议之前日也。松公以为，循此现状，即专守亦无可言，非先作我士气不可。乃遍历行间，耳提面命，以血泪申大义，以军法励怯懦，竭移山填海之力，矢有进无退之心。将此生存战线之三千一百三十人，人人灌以一绝而后苏之兴奋剂，即以一己之精神力，平均分配其几许于其所部之人人。此时直谓全军佐胜之具，确已不在枪械子弹之属，而直接取效于公一身之举动焉可也！激战之后，指挥官员之意志不为强压的群众惰力所摇迫者，陶钧经历战役屡矣，此事实平生仅见。会议后，竟坚决仍守三层铺、白节滩线。于时我对抗兵力，却倍我八以上。公命但矣金、王两支队各自更番戌阵地，余皆集合后方从事休息，以备继进，卒乃获三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至大胜，卒见二十三日之帝制取消，其关系略可较量矣。顷自福冈护公丧返沪，检箧中得此纸，同人读之，益了然当日艰难支撑之实况，感泣宝爱，乃至各不敢私，将锓版以饷当世，以陶钧为会议席中之一人，因命记之如右。”（见蔡锷集，P.51-52,蔡端编，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2版）。由上所述可见当时护法战争之惨烈和蔡锷的矢志不移。袁世凯取消帝制后双方停战一月，袁仍盘踞总统而蔡锷坚决反对，5月又继续开战一月，到六月促袁世凯自毙。此时蔡锷因久罹肺病，由肺结核转移喉结核（实际上可能是喉癌）说话都听不见了仍扶病办公，这时内外实石陶钧主之。

倒袁后石陶钧激流勇退一叶扁舟到上海，正好黄兴自美回国，石陶钧还是住黄兴家，知黄兴的痛苦在其本系人物政治道德的堕落，蔡锷也同情黄的弱点，并对梁启超一派有所箴规，托石陶钧面达。他很高兴有此机会可与19年前的时务学堂老师再度谈心，就把全国一致倒袁的精神移作中国民族复兴的基础。

蔡锷病情日重，8月得大总统的批准请假治病的覆电，出川辗转到上海，9月9日稍事停留后即赴日本福冈入福冈医科大学病院治疗。嗣后石陶钧亦东渡参与照料。10月还函黄兴，告知松坡病见好转。未曾想11月8日，仅晚于黄兴不到十天蔡锷也仙逝了。到此他的两个挚友，政治盟友都与世长辞了，这“不但是中华民国的重大损失，也是湖南人的非常损失，他个人感到永久地孤立了”。

黄兴发动并领导了武昌首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辛亥革命推翻并永远结束了盘踞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统治，中国进入了共和时代；蔡锷以他的生命护法、摧毁了袁世凯称帝的黄粱美梦，从而再造共和，他们的历史功绩永垂青史。石醉六追随黄、蔡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亲历了这两次划时代旧民主主义革命，故可谓“双重元老”也。一个同时亲历这两次革命战争的人又站在最高领导者左右的，在近代史上恐怕也是鲜有所见的吧。

从1916年11月到1917年5月石陶钧（以下均用“石醉六”），岳森和很多朋友经纪了黄、蔡的丧葬。

1925年石醉六长子石潮白与蔡锷长女蔡铸廉结婚，蔡石两家终成联姻之亲。婚后夫妇继续留学日本。

石醉六的后期军事与政治生涯[1]

石醉六以军人人格从事的军事生涯在1913年追随黄兴南京讨袁以后，以黄兴始而以黄兴终。他认为自己用其所学以达到政治革命的愿望已基本完成，就毅然决然结束了。虽然1915～1916又追随蔡锷云南起义讨袁至袁贼自毙，但是他自己认为那已经不是以军人人格从军，而是势在必为。何以如此？他是一个理智的人，劳心的人，看到国家不能从“推翻满清政府走向建设中华民国的积极方向反而是军阀割据，中国困惫于混乱的泥泞之中辗转为外侮所乘，损失不计其数”，他自认为这是他“习陆军的最凄惨的结果”，他决不能坐视。他自己表示“绝对不愿以国家性质的职业作为攘利争权的勾当”。

1919年4月石醉六从日本回国，国内已是军阀割据的局面，谭延闿本为湖南政府首脑，但退守零陵已久，派密使持函来约郴州相见。曾石醉六嘱“非驱逐张敬尧毋归见我”，石醉六便过衡阳促吴佩孚驱张恢复湖南政权，谭嘱其办理两事，一为使李根源部队退出韶关以免吞并郴州，二是从广州军政府领取饷银助吴发动。石醉六欣然领命赴云南以调动李部，斡旋于唐继尧，并获朱培德杨益谦等相助，果然李退出韶关。又以湖南出席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代表常与伍廷芳和岑春煊接洽得银60万、弹百万。1920年初促吴驱张条件基本成熟，但三月突闻其父去世匆匆离穗返湘，谭延闿以邵阳极危而坚留郴州暂勿奔丧。挨至5月谭军向长沙进军，张敬尧被驱逐石醉六却失去见老父最后一面。谭再获湖南政权，但军阀跋扈自由扩军又无军费，最后赵恒惕取而代之，湖南社会纪纲不存，谭与石醉六只得离湘旅居上海。

旅沪六年间主要的军事有关的活动不多。因协助蒋作宾夏斗寅等湖北自治，在长沙与赵恒惕虚与委蛇，此时认识了毛泽东，匡互生，夏曦和成仿吾，逐渐活动多起来。到1923年石醉六在沪几乎无日不见谭延闿和岳森等。谭在1922年任黎元洪复职大总统的内政部长，还参加湘省省长选举，同时接受了孙中山大元帅所任的湖南讨贼军总司令，任石醉六为军务委员长，石醉六无一事不参与商讨。1923年2月离沪赴粤石醉六未同行，至4月初共产党人谢晋自粤来迎才同到广州。五月谭入湘行使总司令之职，谭道源，成光耀，汪磊三团首倡反赵恒惕，方鼎英，鲁涤平，张辉瓒，戴岳次第归服谭延闿，但是至11月因陈炯明进攻广州，谭奉命回粤，军事暂告一段落。

这段时间石醉六反省十年来内乱不已，认为不统一则权利分割，统一有可能导致权利专卖，所以感到建立党军的意义重大，并认识到国共两党相互关系与民族的死活与利害密切相关，民族主义若为两党共同重视，民族必活必利，否则必害必死。石醉六在“思想上对社会主义原有深厚同情的指望”。但在当时中国现状上他主张明确而强化三民主义的步骤，因为三民主义不明化就很难强化，不强化则国民党不振，而党治将不是以弱致而败就以强取而亡。

基于这样的认识，当时1924年11月曾琦、李璜自法国回国，倡导反共的国家主义，曾与石醉六有旧，（此人手抄1909年蔡锷致石醉六函论兵书两封，还有黄兴1915年旅居美国在纽约旅馆写给石醉六的论中日关系的函件。这些函件收录于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但石醉六认为他们比国民党更右，易为旧势力所污染，而没有受其影响。

1925年5月30日上海暴发五卅惨案，他亲见流血，到大夏大学讲演，看到青年已经发动起来，就受聘到大夏大学讲学，开始讲哲学和军事学，后又兼为暨南大学授同样课程，至1926年一月，因健康原因辞课疗养。2月7日谭延闿寄旅费并函称“弟望君来，决非以参谋长等等相挽，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君勿为流言裹足也”，其意可感，于是石醉六再赴广州，寓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与谭朝夕谈话。留广州两月，由于外界刺激很多以至健康恶化，作了几次公开讲演，最后在中央党部决定任其为第二军教导师党代表后而悄然离开广州，他在时过境迁后表示很对不起长眠在南京灵谷寺好友谭延闿。他在5月到杭州度假（结婚25周年）陪尊年夫人游西湖有感而有一诗：

湖边虽见惯，经事渐知非。

昔似登山马，今成向夕晖。

意深风自默，天远命争微。

群木空成翳，从来本独飞。

1926年11月身体因闭门谢客的寂静的生活而有好转，便准备还乡，旅沪六年就结束了。过汉口时应唐生智之约担任军事教育长，这样才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长沙第三分校出现。学校规模宏大，他担任校长。在他的办公室自书大幅标语：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开去！。这时共产党人夏曦担任政治部主任。由于宁汉两方(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内斗,他苦心经营到1927年5月长沙发生了许克祥的马日事变，学校不能再进行下去了。

1928年12月～1929年19月石醉六为健康旅居德国柏林，住中国驻德公使馆，也参与外交大小事，并出席日内瓦国联的裁军会议，还会见了德国首相兴登堡。

1930～1940年是他十年的国民政府参军生涯，这十年主要是中日战争从发端到日寇的长驱直入。“中国民族要生存必战胜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这是蔡锷在广西练兵的最高目标，直到此时才走上实行之路”。国府参军就是国府主席的武幕僚，他先后经历了蒋介石、林森和谭延闿三任主席。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称九一八国难日）日寇侵占东北四省，石醉六先后撰写了《救国百条》，《三转向运动》，《一个最有效的办法》等小册子，激励国人共赴国难。作为一个参军，并未参加实际的战斗，而“对于民族生存的方法有了更多的的隐忧”，1933年8月他写了《中国今后三十年》，这段时间他经过了一段苦闷的岁月，因为他从对列宁主义的了解，觉得列宁的作法有悖于马克思后期的思想和马克思死后恩克斯的思想与著作，从而对苏俄有了看法，所以对孙中山先生联俄容共的政策也有抵触。共产党这时有了南昌起义，井冈山会师组成红军，在瑞金成立了红色政权，国共两党围剿与反围剿和他的国家民族命运的考虑不能协调，甚至同情蒋介石在日寇入侵大敌当前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因为他期望国内形成共同的一股力量对日作战，因为“一部分的对敌总是吃亏的”。但是他也认识到红军是中国的第二种党军，对此他感到忧虑。在苦闷中他撰写了《荆棘丛中民族自尊心的两面》，《有礼的民族与无组织的国家》，《民族精神复兴的三诱导线》等文章。但他又认为“我们自己的国共关系如不解决对日作战终不可能”，“中国共派原是我民族一部分，急在燃眉的时候必须团结整个民族才能对外，如果反共便不能反日。”西安事变后国共再度合作他就感到极度的“欢慰”。共产党内他也有很多朋友，前文已经提到一些，还有像谭平山、林伯渠、李维汉、成仿吾、田汉，谢晋等，他在1948年看到蒋家王朝之将倾，在病中还说：若能病愈，应该去见见共产党老朋友了。

由于石醉六的健康状况已不适合前线杀敌，便渐于军事机密不发生关系，以其侄石祖黄（陆军大学毕业，时任第14师第79团团长）参加淞沪之战献身国家以补其缺，而聊以自慰,并希望他能善继他的武德。1937年其夫人得了半身不遂，便获政府许可疏散在原籍工作。

石醉六的另一面－诗人、哲学家

大多数的亲友都知道先石醉六是一个军人，知道他与黄兴，他与蔡锷的深交及其辛亥革命时间的活动。但也有极少数的朋友知道他不仅仅是个军人，而且是一个志存高远的诗人和学者，特别是一个思想家，一个哲学家。他是一个诗人可以从他出版的诗集，如《武冈集》，《危城集》和《庐山集》可以了然，至于思想家、哲学家大多有些人只听说他在写一本名为《一论》的书。

石醉六确实是一个偏于理知，追求真理的人，没有一切从俗的习惯，注重自己内在的潜修。自青年时代起怀抱着创造新的宇宙观、人生观的大志。他一生淡泊名利，只求实现自己对国家和民族责任，就是找到一种合符今后民族发展的一条新的有效的文化路线。在他晋升国府中将参军后，他就和家人说过，“我身上背着的不是将军的斜皮带而是枷锁，我要扔掉这个枷锁，自由做事”，自由做事就是指他的著作《一论》。

1939年，他年届一个甲子，尚未了却这个大愿，他说：“我不能放弃我的一刻一分了”。于是他孜孜不倦奋力笔耕，自上世纪20年代初起开始其哲学著述，终于在1948年前完成了《一论》初稿，不想1948年疾病突然袭来，身体本不好的他6月终不治而与世长辞。《一论》出生面世的责任自然落在了他希望善述他的文事之次子石冲白。关于《一论》请见《石醉六哲学遗著<一论>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