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樵简介_王亚樵的儿子_王亚樵的故事_王亚樵怎么死的

少年壮志

在合肥宣布独立

1889年2月14日出生于安徽合肥磨店乡，自幼读书，聪颖过人，曾参加前清末科举考试，名列前十名。家世贫寒，祖父王榜，父王荫堂，均耕种地主田地。虽其父王荫堂行医，亦以务农为本，历年所收，均不敷所出，因欠租无法交付，被地主孙有富告到官府，受处罚后佃季家围田，收谷太少，又被地主季广德摘佃逐出。只得移居到磨店镇上，开设一个小染坊糊口，屡被土豪劣绅李竹斋家丁恃势不付钱取染，吵打数次，反请酒赔礼。王亚樵目睹豪强、清廷官吏压榨人民，痛恨入骨。当时正值英、法、日、俄、德列强汹汹入侵，瓜分中国。目睹清廷媚外无能，民族濒临灭亡，每与合肥、巢县、寿县青年志士谈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慷慨悲歌。王亚樵秉性倔强，嫉恶如仇，见义勇为，不屈不挠，邻里友人多赞亚樵有古烈士风。后与友人组织“正气学社”，探讨文天祥生平事迹，结识吴旸谷、柏烈武等。

孙中山先生倡导革命，于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是年王亚樵22岁，与乡人李元甫、王传柱、李小一等，响应中山先生革命主张，与柏烈武接洽，由王亚樵、李元甫、王传柱担任合肥革命军正副司令，在合肥李文忠公祠组织军政府，宣布独立，撤销清廷一切官吏。事有凑巧，是时亦有孙品骖由同盟会上海总部领到委任来肥，与巡防营季光恩、团练使袁斗枢，亦在合肥大书院成立军政府，宣布独立，自任司令。两派人枪实力，均不相上下，王亚樵等主张开李府仓房，封李府典当，以作军饷，及赈济贫民。孙品骖等主张暂维持旧有土豪劣绅和士大夫阶级。因而两派意见不合，时相龃龉。后孙品骖将李元甫、王传柱、李小一等枪杀。王亚樵因下乡集合队伍，未遭难，因而亡命南京。

被军阀通缉

王亚樵因在南京见到江亢虎组织中国社会党，颇符志愿，

即加入社会党，受命负责安徽支部。旋于1912年秋回到安徽，与全椒人刘大魁、巢县人丁鹤龄、怀宁人蒋非我、合肥人唐幼文、朱瘦梅、洪耀斗、许习庸、芜湖人杨柳堤等先后在合肥、全椒、巢县、安庆、芜湖各地，成立县支部，安徽总支部设在合肥撮镇夏家祠堂，因王亚樵一向长于演讲，富有组织能力，所以各县加入者颇众。他的生活很朴素，常穿一套破西装，拿一根自由棍，口留小胡，奔走不遗余力，卧稻草、吃残饭，是他常事，处世接物，非常诚恳，因此社会党在安徽极为发达。北洋军阀皖督倪嗣冲称社会党为“乱党”，下令通缉。丁鹤龄遇害，王亚樵于1913年秋率领一班同志，出亡上海。

到上海后，王亚樵白天做苦工，夜晚宿马路盖报纸，贫困不移其志，继续寻求革命，结识在国内倡导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北大教授景梅九，钻研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学说，参加无政府主义研究小组，研究怎样打倒社会上一切强权。后来王亚樵在反动政府统治时代致力于暗杀大军阀、大官僚，实是受了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关系。

谏言轰炸北京政府

1919年北洋军阀段祺瑞左右北京军政大权，反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力量，王亚樵见到段祺瑞违反民意，义愤填膺，以国民党员身份，上书孙中山先生，建议轰炸北京政府，杀死段祺瑞，“实行锄除民贼，以救危亡”，“非组织暗杀团体不可”。当被孙中山先生批驳曰：解决革命，应以武装力量彻底推翻其组织，不在于杀死一个人。后中山先生由上海回到广东，重组军政府，王亚樵亦随中山先生到广东，供其驱策。民国21年冬，在为纪念中山先生而召开的展览中山先生遗墨大会上，展有王亚樵建议中山先生轰炸北京政府一书，言多激烈，是以后人皆称王亚樵是极左派人士。

追随韩恢

民国建元以来，军阀割据。李纯霸占江苏，无恶不作，同盟会员韩恢有见及此，号召一班有志之士，共同反对李纯，实现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是时中山先生去日本，王亚樵到上海，对韩恢主张，甚为钦佩，因而与徐州人胡抱一追随韩恢到苏北、洪湖一带组织军事实力。不料李纯探得韩、王已离沪，遂于上海新、申两报发布通缉令，说王亚樵、韩恢离沪，图谋不轨，严饬各地军警缉拿。结果，韩恢被李纯捉拿解南京殉难，王则暂息隐于其故乡合肥磨店集。以后王亚樵到上海创设复炎小学，即是纪念韩恢革命精神不死，其复炎二字，是韩恢生前别号。

把张文生轰下台

1920年9月，军阀张文生暂署安徽督军，贪污腐化，在安徽各地遍设厘金关卡，剥削人民。王亚樵于1921年到安庆，见到张文生如此不法，即与许习庸、何哲仁、周无为、郑青士、蒋非我、刘醒吾、阚培林等在安庆宣布，为促进中山先生民权革命，组织安徽民权协进会，号召市民、工人、学生一致参加反对军阀张文生专政，并主张安徽军政分治，不得由武人兼掌政治，电北京政府，要求皖人许世英主皖。北京政府深知张文生在皖不得民心，激怒皖人，准予所请，于1921年9月特命许世英为安徽省长。王亚樵得讯后，即邀请安庆各界人士，前往码头欢迎许。因此张文生恨王亚樵入骨，碍于法律不能明捕明杀，特令其亲信副官张醒黄暗中逮捕杀王。而张与王有旧，曾得过王之恩惠，不忍下此毒手，遂走告王，速离安庆，以免杀头之祸，王亚樵闻之，即与郑青士、蒋非我化装登轮，再次出奔上海，通电反张，周旋年余，张始离皖。

助力北伐

组建工会声名震

1921年，王亚樵从余诚格手中接管安徽旅沪同乡会，号召皖籍工人入会，一时间入会者络绎不绝，劳工总会人数达到十万之众。一次，一名皖籍工人遭到大资本家恶意拖欠工资，工人前往索要，反遭毒打。王亚樵得知此事后，怒不可遏，当即前往铁匠铺打造了一百把斧头，率领一百名大汉手提百把利斧，冲进资本家的大院中讨要说法，吓的资本家连连道歉，当即赔付工人工资。至此，斧头帮在上海声名鹊起，连青帮大亨黄金荣、杜月笙也要惧让三分。

反对曹锟、吴佩孚贿选

1923年，曹锟、吴佩孚在北方军权在握，通过贿赂曹锟“当选”总统，孙中山先生命令在沪国民党元老柏烈武反对曹、吴，王亚樵接受柏烈武指示，与洪东夷、李小南、关芸农、郑青士、蒋非我、刘醒吾、程德源、魏曙东、邓宏铭、丁子谷、席文翰、郑益庵、殷爱棠等组织上海市公民大会、安徽劳工总会、公平通讯社等反对曹、吴的宣传机关，集合上海市民、工人、学生游行示威，并令合肥人郑益庵伪装曹锟，使众人指骂和鞭挞。曹、吴在北方得悉，怒甚，电上海当局，指王亚樵为匪，着就地拿办，王亚樵机警过人，终未遭其毒手。嗣后王亚樵见到口诛笔伐无济于事，乃联络浙督卢永祥，以军事实力，推翻曹、吴，这是王亚樵开始于军队活动事业。

刺杀徐国梁

1923年，南方国民党决定联络张作霖、段褀瑞共同出兵，讨伐曹、吴。特派王亚樵负责联络。王亚樵亲自到浙江见皖系卢永祥，接洽出兵，当由卢永祥慨允负责，但提出意见，如要我讨伐曹、吴，必先击溃苏督齐燮元。击溃苏督齐燮元，必须先杀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徐国梁是齐燮元亲信，现拥有上海7000名警察在手，又兼是准备攻浙前敌总司令，不灭徐国梁，不但有后顾之忧，万一失败，恐无退路。王亚樵因见卢永祥提议合理，遂允卢先杀徐，后攻齐。

王亚樵由浙回沪，即召集郑益庵、朱善元、詹效伯、吴鼎九、何守鼎、史庆生等十数人，探得徐国梁经常在大世界对面温泉浴室洗澡，命各怀手枪到温泉浴室门口等候。于1923年11月10日下午，徐国梁果乘其自备汽车来温泉浴室洗澡，洗罢出门，正欲登车之际，由郑益庵、朱善元各持手枪向徐国梁要害袭击，徐国梁不治身死。

王亚樵、戴笠、胡宗南义结金兰

王亚樵因刺杀徐国梁得手，复到浙江向卢永祥报道，卢永祥对王亚樵非常器重，不但应允出兵，还委任王亚樵为浙江纵队司令，划湖州之地为王亚樵练兵。王亚樵即在湖州八雀寺、三对门二山之间招兵买马。当有方振武、余亚农、戴笠、胡宗南、胡抱一、黄文迪等前来参军，均受编任队长之职。各方人才汇聚，使湖州八雀寺的司令部生气勃勃，别动队的面貌逐渐变得庄严雄伟起来。期间，王亚樵与戴笠、胡宗南义气相投，经胡抱一提议，王亚樵与胡抱一、戴笠、胡宗南四人结拜为金兰兄弟。

迨至民国13年秋，卢永祥始命令王亚樵、杨化昭、臧致平、陈乐山、卢筱嘉、张载阳、潘国纲等率军讨齐。后曹、吴在北方得悉，即命苏、皖、赣、闽四省攻浙，张载阳、潘国纲叛变，引孙传芳大军深入浙境，王亚樵因事危，保护卢永祥向沪杭线退却，孤军独守松江40天，因寡不敌众，始护卢永祥退至上海，后卢永祥北上依附张作霖。除黄文迪率部投降改编外，方振武、余亚农前往北方投靠冯玉祥，后方振武发迹为皖主席，余亚农为方振武之师长。戴笠、胡宗南分别前往报考黄埔军校，与王亚樵分道扬镳，后来戴笠得势，以蒋介石为师，与王亚樵形成对立，各走极端，王亚樵反蒋介石，戴笠保蒋介石，自此结拜兄弟反目成仇。

当选安徽副宣慰使

1924年11月中山先生应邀北上，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国民党人分赴各地说服实力派人物，通电拥护中山先生。王亚樵随柏烈武去河南，于郑州晤见河南督军胡景翼，相语大悦，胡景翼拥护中山先生主张，并委任王亚樵为河南混成旅旅长。未几胡病故，王亚樵不为胡部所容，遂离河南回上海。

1926年国共合作出师北伐，常恒芳任安徽宣慰使，王亚樵任副宣慰使，分赴各地宣抚军民拥护北伐，打倒军阀。常恒芳偕李小南、郑青士等到太湖起兵，宣慰使署设太湖。王亚樵偕阚培林、刘醒吾等到洪泽湖起兵，副宣慰使署设高良涧（洪泽），有张在中、朱子云、许志远、魏益三等接受宣抚，起兵千余人，待命攻合肥、安庆以援北伐。安徽军阀陈调元派兵围困王亚樵于洪泽湖，相持数月，翌年春王亚樵率众分路突围，突围后仅余随从十余人赴南京。阚培林、张在中、殷爱棠、刘醒吾等突围至来安水口镇，被陈调元尾追擒获，四人惨遭活埋于水口镇。亚樵前期十多年活动，历经六次通缉，始终不渝其志。

刺蒋杀宋

四·一二后反蒋

王亚樵突围至南京，正值蒋介石背叛革命，

所谓“定都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内定王亚樵出任津浦路护路司令。王亚樵目睹蒋介石倒行逆施，发动四·一二大屠杀，无数革命志士遭无辜杀害，国共合作、三大政策一扫殆尽，北伐中道而废，至为伤感。

南京中山公园“奠都典礼”大会，王亚樵由孙科提名，以工人代表名义出席大会，王亚樵在大会发表演说，大意称广州出师，直系吴佩孚主力虽被摧垮，盘踞东南的孙传芳虽被赶走，但大小军阀尤其北方军阀并未扫平。北伐乃总理遗愿，总理呕心沥血，实现国共合作，容纳共产党人，团结所有国人共赴北伐，兴师北上，军阀闻之而遁，望风披靡，北伐军所向无敌。一旦疑窦丛生，清共而容军阀，数以万计无辜革命志士、工人、学生惨遭杀害，戈矛所向非敌而我，亲者痛，仇者快，以胜始而以败终。亚樵乃一平凡党人，奔走北伐历有年数，借奠都典礼机会，披肝沥胆，冒言直谏军政领导，以国家民族为重，勿忘总理遗愿，保障人权，停止屠杀，团结国人，团结所有革命力量，将北伐进行到底。并高呼：“打倒军阀！”“保障人权，人权第一！”“反对屠杀！”王亚樵演说，闻者无不悚然。

蒋介石密令南京警察厅长温剑刚逮捕王亚樵。温剑刚指令侦缉队长张祥于次日晨率侦缉队围亚樵寓所洪武街三号，入内逮捕亚樵，洪湖突围部众均带有武器，将侦缉队人员全部缴械，待亚樵脱逃，始发还武器放走侦缉队人员。

王亚樵离开洪武街潜往陈铭枢处避难。陈铭枢对亚樵说：“你怎么如此大胆？公开反对清共，反对总司令，他必疑你亲共，不会放过。”陈铭枢旋即密送亚樵前往上海，自此王亚樵与蒋介石形成水火之势。

暗杀张秋白

1927年以后，国内政局起了巨大变化，无党派进步人士、国民党左派，由反军阀转向反蒋。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如胡汉民派、汪兆铭改组派、太子派（孙科派）、西南派等，亦群起反蒋，但国民党内部派系反蒋，多为争权夺利，时反时合，利益均沾则合，权利冲突则反。亚樵是反蒋激进人物，自始至终不与合流，不论何派何系，只要反蒋他就合作。

安徽军阀陈调元投靠蒋介石，任安徽主席，继续作威作福。柏文蔚、常恒芳33军驻安徽反受其排斥。水口镇阚培林、张在中、刘醒吾、殷爱棠等同志死难，亚樵至为悲痛，遂与33军军长柏烈武、党代表常恒芳商讨对付陈调元，王亚樵力主杀陈以慰死难同志。

1928年秋某日，探悉全国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兼安徽建设厅长张秋白请陈调元在其住所南京梅溪山庄午餐，乃由宣济民、吴鸿泰、王干廷、牛安如、刘德才等前往动手，但陈调元不在，宣济民等杀陈不得，当场击毙助陈做坏事的张秋白。

陈调元闻张秋白被杀，惶恐万分，请求调离，辞去安徽省主席，由方振武继任。1929年前后各派反蒋兴起，王乐平（同盟会员）、柏烈武、刘芦隐（胡汉民派）、王亚樵、恩克巴图等联合反蒋。时有留日归国学生赵铁桥伪装反蒋，加入王乐平为首的反蒋组织，从中破坏。

三路军讨蒋

方振武非蒋嫡系，

受排斥，王亚樵约方振武参加反蒋。方在安徽有余亚农、鲍刚两个主力师及新编部队数万人。石友三兵驻浦口附近，亦非蒋嫡系，王亚樵与石友三有旧交，再约石参加。余立奎旧部第四独立旅旅长彭建国兵驻常州，余立奎约彭建国起义，彭遵余意。

但军费无着，方振武将安徽凤凰井、金河、沿河、湾址四个厘金局交王亚樵充军费等用。但沿河、湾址两厘金局被杜墨林、朱雁秋两人侵吞，仅其余两局收入用于军费。王亚樵令其弟述樵拿三万元顶下上海亚洲饭店，将常州全部起义军人家属接至亚洲饭店居住，按月支给生活费用，免去家室之虑以坚其志。

三路相约，石友三率部攻浦口，方振武兵出安庆沿江而下与石友三会合。余立奎赴常州率彭建国部沿京沪线直捣南京。后人称之为民国18年三路军讨蒋。

赵铁桥叛变告密，蒋介石闻讯，首将方振武骗至南京扣押，再派兵至常州围攻余立奎、彭建国，事出意外，余立奎战败被俘与方振武同关押于陆军监狱。彭建国逃沪。石友三无方振武后援力战，不利逃脱。三路军讨蒋宣告失败。

三路军讨蒋，王亚樵居间秘密活动，未引起蒋介石注视，蒋介石注意力集中于王乐平。赵铁桥为进一步求得蒋介石宠信，媚蒋献策杀王乐平。1930年2月18日晚，赵铁桥于上海霞飞路霞飞坊王乐平寓所杀害了王乐平。赵铁桥后被任命为上海招商局总办。王亚樵、常恒芳等悲痛王乐平死难，痛三路军讨蒋失败，恨赵铁桥入骨，决意杀赵铁桥为王乐平及讨蒋死难者复仇。恰巧，李国杰与赵铁桥有嫌隙，遂收买王亚樵刺杀赵铁桥，许诺事成之后以江安号轮船作为酬谢，王亚樵见此举一举两得，当即同意。

王亚樵指派王干廷、夏绍恩、牛安如、费祥元守候上海招商局门前，伺机杀赵。是年7月24日上午8时许，乘赵铁桥下汽车进招商局无备，四支手枪齐击，赵铁桥不治身亡，附近巡捕见击赵铁桥势凶而避之，四人安全走脱。

挫败杜月笙

赵铁桥死后，李国杰夺得招商局大权，于是兑现前诺，把江安号轮船交与王亚樵。江安号轮船当时的经理叫张延龄，是张啸林的本家侄子，也是杜月笙的门徒。张延龄自恃后台强硬，拒不交船，双方相持不下。王亚樵于是派人乘夜将张啸林住宅的后院墙炸了个大洞，以示警告。王亚樵认为，杜月笙、张啸林虽势力雄厚，但妻妾成群、家财万贯，断无同人以命相拼的勇气。事情进展果如王亚樵所料，王亚樵再派往数百人，手持利斧，上船逼张延龄交船。张延龄逃进杜月笙府求助，杜月笙害怕招惹王亚樵，请黄金荣出面向王亚樵求情，主动向王亚樵道歉赔罪，并立即交出江安号轮船。

王亚樵收回江安号轮船后，进一步向杜月笙提出平分上海江海轮买办职位的要求，并向杜月笙索要十万大洋，名为索要，实则就是敲诈。杜月笙虽痛心至极，但因惧怕王亚樵，最后还是给了王亚樵十万大洋并让出了部分买办职位。

后来在1933年，王亚樵因组织“铁血锄奸团”谋刺蒋介石、宋子文案发，暂避中国香港。此时杜月笙的一个在上海浦东私设吗啡制造工厂的门徒，因同职工有矛盾而将该职工毒死。职工家属得知后，向司法部门提出控告，结果也遭暗算。王亚樵闻讯后，寄函杜月笙询问，杜月笙未作回复。王亚樵再函，杀杜月笙之意流溢于字里行间：“你放任门人草菅人命，毫无人道，吾当小试牛刀，以为惩戒。”杜月笙接函后马上慌了手脚，多方托人斡旋、疏通。王亚樵因避居中国香港，行动不便，又碍于说情者的面子，这才停止追究。

粉碎蒋介石实行米照捐计划

1930年前后蒋介石集中兵力“剿共”的同时，急需扩军对付西南反蒋战线，但军费浩大财政枯竭，扩军备战受到限制，因此欲在全国试行“米照捐”，增加财政收入。西南政务委员会萧佛成到上海，联络上海反蒋人士，扰乱蒋介石扩军备战计划。

1931年蒋介石令安徽省主席吴忠信在安徽芜湖、大通、大胜关等产米区试办“米照捐”。王亚樵令其弟述樵联络上海大专院校学生戚皖白、杜敬纶、雷可南、汤绍松、刘竹青等筹组“安徽旅沪学会”，首由该会发难。王亚樵暗中敦促安徽反蒋人士支持。

“安徽旅沪学会”出面召开反“米照捐”大会，邀请柏烈武、许世英、常恒芳、李少川、李次山、高一涵等参加，发出通电，推五路代表，分赴南京、庐山、安庆、芜湖、蚌埠请愿。发动安庆等地米商罢市，米船停运。一时粮运不通，粮价高涨。蒋介石被迫通过行政院长汪精卫下令撤销“米照捐”。

“米照捐”被迫停办，扰乱了蒋介石扩军备战计划。蒋介石获悉是王亚樵一手发动，“安徽旅沪学会”是王亚樵的反蒋组织，遂明令查封“安徽旅沪学会”，密令戴笠监视王亚樵行动。自此王亚樵与戴笠展开针锋相对斗争。

庐山刺蒋，北站刺宋

1931年蒋介石与胡汉民之间的矛盾俞演俞烈，蒋介石竟下令软禁胡汉民，胡汉民的家属林焕廷找到王亚樵，出20万大洋买蒋介石的人头。王亚樵与蒋介石交恶由来已久，当即应允，遂命华克之率陈成等跟踪蒋介石至庐山，由于一路上关卡重重，枪械无法携带，王亚樵便买来十几只火腿，用刀将火腿中间削空，然后将枪置于其中，再用针线缝好，外面涂上一层盐泥，几乎是天衣无缝，由王亚瑛、刘小莲两妇女将藏有枪支的火腿分送庐山。华克之等人取出枪支后，却将火腿随意扔在了路边。不料，蒋介石的侍卫在巡逻中偶然发现了一只火腿，他发现这只火腿外表完好，可是中间却明显被人用刀削空了。他们分析一定有人夹带武器上了山，因而他们一方面加强了警戒，一方面封山搜索。6月14日，蒋介石在庐山散步，被王亚樵手下杀手陈成遇见，陈成本想等蒋介石走近以后再开枪，不料却被巡逻警卫发现行踪。迫于无奈，陈成只好冲出树林对着相距甚远的蒋介石开枪射击，一击不中，反被蒋介石身边侍卫乱枪打死。史称庐山刺蒋。

庐山事件之后，王亚樵杀蒋之心更切，国民党内部亦多起而反对，蒋介石为缓和内外，伪称下野退居奉化，密令财政部长宋子文卡住孙科财政、逼孙科下台。于是西南政务委员会萧佛成、太子派马超俊等均至上海，商讨锄杀宋子文打破蒋介石阴谋，各方反蒋人士公举王亚樵承担。王亚樵决定待宋子文来上海在火车北站锄杀。侦察宋子文行踪的急电告知：康叔（宋子文代号）将于7月23日上午7时抵沪不误。23日清晨，各部人员领到手枪24支，烟幕弹一个，分赴北站守候。宋子文下车，华克之急命开枪，但宋子文与其秘书唐腴胪均穿白色西装，同戴白色拿破仑礼帽，身高年龄相仿，误将其秘书唐腴胪击毙。华克之亦误认击中，即命张玉华掼了烟幕弹，全部人员乘烟幕安全离开车站。后人称之北站刺宋。

资助共产党

王亚樵致力于暗杀，无论是手段还是目的，都与中国共产党并无共同语言。但是，骨子里同情弱者的王亚樵对中国共产党抱有同情心态。1931年底，中共地下党主办的《红旗日报》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华克之因而向王亚樵提议：“九哥，你买个印刷厂送给共产党吧，你就给革命立了盖世之功。”王亚樵二话不说，不出三天，筹款万元交华克之转递，使中共《红旗日报》得以继续出版。一年后，印刷厂又遭查封，王亚樵再次解囊，出钱赎出被关押的工人并安置好他们的出路。此外，王亚樵还曾为去延安的共产党员提供路费，出资援请律师帮助被捕的共产党员辩护等等。

警告张学良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丢了东北三省去上海休养，杜月笙为了显示自己在上海能罩得住，就给了张学良自己的电话号码，然后颇有底气的对张学良说：在上海无论遇到什么麻烦，打电话给他，他都能摆平。但杜月笙向张学良说完这番话以后，又补充了一句：不过遇到王亚樵你要小心。

张学良到上海入住杜月笙府之后，王亚樵在其门前放了一枚拆去引信的炸弹，让杜月笙转告张学良：要么马上回到北方去，重整兵马，和日本人决一死战；如果不战，请返回东北，自杀以谢国人。如果既不愿战也不肯死，那么请将全部财产交出，购买军火，接济关外的抗日义勇军。以上三条务必择一而行，否则我就代表人民予以制裁。

杜月笙深知王亚樵的厉害，便奉劝张学良早日离开上海，以免王亚樵实施暗杀。张学良深感恐惧，立时离沪。

淞沪抗战

配合十九路军浴血奋战

九·一八事变，爱国将领马占山奋起抗战，捍卫国土，全国人民纷纷捐献筹款，以人力物力支援马占山。

上海爱国人士沈钧儒、褚辅成、朱子桥、王亚樵、吴迈、李次山等千余人集会支援马占山抗战。王亚樵、李次山负责筹募经费，以财力、物力、人力支援东北抗日。并指派其部属盛瑜去东北组织抗日义勇军，配合马占山抗战。

一·二八日军十万之众突然袭击上海，宣称24小时占领京沪。19路军全力反击，上海数百万军民投入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当天王亚樵于桃园里44号召集部众紧急宣布“全力以赴抗日”，成立20个大队，命刘刚、肖佩伟、李楷、陈事、傅耀东等分任队长，分头组织工人、学生、市民参加决死队，宣布成立淞沪抗日义勇军，王亚樵任司令，蔡蹈和任参谋长，许志远任军事联络专员，朱大刚为联络参谋，集合3000余人，开赴太仓战场，配合19路军浴血奋战。

19路军供给民军400余枪支包括机枪和轻炮，但相差甚远，于是王亚樵与蔡、蒋两军长商议动用上海兵工厂枪支，兵工厂电南京请示，电复：“全部武器运往南京。”王亚樵不得已乘枪支调运至昆山附近途中，派人劫下，装备抗日民军。

淞沪战争爆发，蒋介石即筹划与日本签订停战协定，悉王亚樵任义勇军司令极为震怒，令蔡廷锴、蒋光鼐撤除王亚樵义勇军司令，解散义勇军。蔡、蒋两军长与亚樵面商，将义勇军改为救国决死军，由余立奎任司令，王亚樵退居幕后主持。

亚樵与立奎计议，前方指挥由余立奎负责，后方由亚樵负责，“决死军”选拔精干人员组成“敢死队”。“敢死队”侦实日军虹口兵力空虚，请示19路军总部，由19路军、决死军各抽调兵力会同敢死队袭击日本司令部，当时称之“踩日本司令部”。

“出云号”兵舰是日军入侵上海的主力舰。王亚樵命敢死队龚湘龄选拔水手7名进行训练，乘渔船拖水雷出吴淞口，由守卫吴淞海防19路军翁照垣旅暗暗护送至“出云号”兵舰附近，水手入海将水雷密送至“出云号”舰底，轰炸“出云号”兵舰，虽未炸毁但受到震伤，日军震惊。

王亚樵命戚皖白、丁湘龄、杜敬纶办《上海闷葫芦报》，宣传抗日救亡主张，坚持抗战到底，报道抗日战绩和动态，鼓动上海军民抗日。

王阿毛是上海北四川路云飞汽车行司机，跟随亚樵多年，受亚樵之命锄杀日寇汉奸。一天阿毛驾驶云飞行卡车，经北四川路，日军强令阿毛装载日军数十人及武器弹药开赴前线，阿毛驶至黄浦江边，加足马力，飞至江心，与日军同归于尽，王阿毛殉国之年不到30岁。

日军白川梦想24小时亡我京沪已成泡影，电呈本国增兵，增援陆战队五六万，再图大举进犯。蒋介石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与日本谈判停战，日本亦见上海缺口不易突破，终于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蒋介石连续命令蔡廷锴、蒋光鼐停战，并调5万余兵力蹑19路军之后，明令如不停战以“叛国”论处。于是全线停战，决死军改为19路军补充团，余立奎任团长。

怒刺日酋白川大将

淞沪停战，日本外相重光葵到上海，决定于“天长节”（日本天皇生日）在虹口公园开“中日淞沪战争胜利庆祝大会”。侵犯中国，又在中国国土庆祝胜利，这是莫大的国家耻辱，民族耻辱！上海爱国军民无比愤慨，当时行政院副院长兼京沪卫戍总司令陈铭枢怀愤密至上海，约蔡廷锴、蒋光鼐等十九路军将领和王亚樵密议对策。决议捣毁“庆祝大会”，洗雪国耻。但距“天长节”仅十数天，时间紧迫，日本特务又活动频繁，且日寇规定只准朝鲜人、中国台湾人参加，大陆中国人不准入内，困难重重。

王亚樵即命其弟述樵密约朝鲜革命党人金九在静安寺路沧州饭店密议（朝鲜亡于日本，安昌浩等流亡上海从事抗日，曾与亚樵同随中山先生），决定用定时炸弹放在台肚轰炸。安昌浩旋于霞飞路宝康里40号寓所与其党人尹奉吉、金九、安昌浩等设计轰炸庆祝大会。尹奉吉临危授命，抱必死之心前往行刺白川义则。在行刺之前，尹奉吉手持手枪和炸弹、胸挂誓词，在韩国国旗下宣誓，誓词上写道：余谨宣誓，为韩人爱国团团员，诛戮刻正侵犯中国之仇人军事领袖，以期还我祖国之独立与自由。4月29日，尹奉吉顺利进入会场，将装有定时炸弹的热水瓶放在台下，坐旁看望。白川义则、重光葵等10余名日酋登台，定时炸弹爆炸，威力颇大，连台带人轰至半空，尹奉吉恐怕定时炸弹威力不够，又将手榴弹扔上高台，炸死白川义则、炸伤重光葵，摔死日租界商会会长岗村洋勇，日酋共死伤13人。“庆祝大会”被捣毁，各报连篇累牍刊载，上海数百万军民奔走相告，雪了国耻。而尹奉吉也被日军当场抓获，并被押往日本，于1932年12月19日被日寇杀害，时年24岁。1945年日本战败，尹奉吉义士的遗骨被迎回韩国安葬。

南京国民政府内，或称快叫好，或惧引起中日争端，日本借机全面入侵，议论纷纭。蒋介石问戴笠何人所为，戴笠答系王亚樵通过支持朝鲜人所为。戴笠问蒋介石如何处置？蒋介石令送四万大洋给王亚樵，特务头子胡抱一将四万大洋送至上海拉都路交给王亚樵，要王亚樵回书答谢。王亚樵说：蒋光头拥兵百万都不抗日，我们老百姓抗日，无须答谢。蒋介石见拉拢未成，又派胡宗南前往笼络王亚樵，胡宗南向王亚樵提出愿与其共同组建安徽省政府，王亚樵婉言谢绝，回复胡宗南称：“区区此心，惟知救国。草野之身，他复何望。”蒋介石两次笼络未成，又派淞沪警备司令杨虎去见王亚樵，欲以陆军中将职位收买王亚樵，王亚樵再次拒绝。蒋介石三次拉拢王亚樵未成，遂怀恨在心。

锄杀李顿未成

日本侵占东北，国际舆论纷纷谴责，提请“国联”讨论，“国联”推英国李顿爵士率国际调查团来华实际调查，李顿一行先至东北再到上海，发表谈话，偏袒日本。国人闻之无不愤恨。上海各界起而反对，沈钧儒、褚辅成、朱子桥、许世英、王亚樵、吴迈、李次山、许冀公等各界知名人士假四马路大中华饭店集会，讨论对付李顿国际调查团，或言电国际抗议，或言诉诸世界舆论，或言质问李顿，王亚樵力主“世界上有强权无公理，只有诉诸武力，锄杀李顿”。

王亚樵命龚春浦主持杀李顿，在大华公寓召集所属人员计议。因李顿国际调查团住上海华懋饭店，命龙林、唐明等也住进华懋饭店，决定1932年11月10日在华懋饭店锄杀李顿，郑抱真发给手枪五支。不巧，是日上海市长吴铁城，保安处长杨虎宴请李顿国际调查团，坐等李顿回华懋饭店，龙林、唐明等乘此空隙时间，持枪抢四马路春茂钱庄，被四马路巡捕房擒获，供出锄杀李顿，并将刺蒋、刺宋等案全盘托出。

两次脱险，轰动上海

谋刺国际调查团案发生后，蒋介石悬赏百万大洋缉拿，由上海市公安局、市保安处会同法捕房，多方侦缉，由于柏芷芗出卖，知王亚樵住于上海姚主教路前军长刘芝陆所建造新宅内，复由柏芷芗追踪证实王亚樵确于夜晚乘云飞汽车进入该宅家中。市公安局侦缉队队长卢英得报，当即会同市保安处、法捕房，率领警务人员百余人，开四部红卡车，将该住宅团团围住，破门而入，进到王亚樵所住卧室内，王亚樵所着黑紫羊皮袍尚在床上，其被筒尚温暖，但始终未搜到王亚樵，当时警务人员及第二天《新闻报》《申报》两报登载的消息，均认王亚樵有飞檐走壁之能。其实，王亚樵闻警即奔上四楼晒台，抓住隔壁新造房千斤坠绳索滑下去，脱险而出。

有次亚樵隐蔽于赫德路赫德里楼上，古历二月初十清晨，王亚瑛买小菜，见红车停于弄口，特务指东指西，即回楼上对亚樵说：“快起来，前后弄口被特务佬围住了。”王亚樵叫王亚瑛脱下衣服，立即化装为娘姨，扎上头巾，手提菜篮，照照镜子，回顾王亚瑛说：“像不像娘姨？”“像。”亚樵微笑：“堂堂王亚樵一变为娘姨！”王亚樵穿过特务身边逃出时，王亚瑛立即换上亚樵衣服斜靠窗口吸引特务，让亚樵脱险，特务入内搜索又扑了空，悲叹：“王亚樵不好对付！”

亚樵脱险不到秘密点，却至特务不注意的老友张树侯家暂避。进入张家，树侯极为惊异道；“风声这么紧，你怎么来此？”亚樵说：“避难至此暂容片刻。”进入客房，适逢岳相如、袁家声多时未见的两位老友在座。亚樵拔出手枪对着岳、袁说：“亚樵脱险在此，处于危难之中，不能不小心多疑，请二兄暂不要离此，待我的人到后再请方便。”树侯即通知洪耀斗，一会洪耀斗、王述樵等人赶到，将亚樵转移到述樵秘密住所，派人守卫，深夜一辆救火车驶至，亚樵换上消防人员衣服，头戴钢帽，被送至越界筑路秘密点。

王亚樵两次脱险，轰动上海，戴笠束手无策。亚樵亦见上海形势愈演愈劣，不能容发，决意出奔中国香港再图他计。

戴笠飞沪与王亚樵和谈决裂

1933年5月12日，戴笠持文法租界，逮捕述樵及洪耀斗，去亚樵臂助。述樵被捕后，述樵老师沈钧儒先生当时任全国律师公会会长，以全国、上海律师公会名义在报纸上发表声明抗议：“王亚樵犯罪，其弟王述樵何罪？兄有罪不应罪及其弟。”沈老抗议得到律师界声援支持。沈老并亲为述樵出庭辩护，且常去看守所看望述樵，并赠一张近影照片给述樵，沈老在照片上亲笔书写：“公冶长在缧绁之中，孔子以非其罪而嘉之，昔读《论语》为之感动，今述弟羁押，自问无他，天必佑之。”

旋由蒋介石特务头子戴笠与胡抱一、胡宗南三人由庐山飞沪，

提出要和王述樵、洪耀斗分别谈话，表面上是来与亚樵和解，援救述樵、耀斗出狱，实际是要亚樵投降蒋介石。当由王述樵、洪耀斗答复，我们如今为阶下囚，无力奔走此事，如你们真是出于诚意和解，可以找常恒芳，可能与亚樵接上线讲和，后闻戴笠、胡抱一等果然找常恒芳出来奔走此事。王亚樵提出：唯多年来与当局发生龃龉，决非亚樵个人之事，是代表了一腔民族正气。现在国难日亟，余诚愿化干戈为玉帛。就余目前情况，条陈如后。如当局和介公能予采纳，亚樵当束手自缚，赴京向介公请罪，刀俎汤火在所不辞，如介公不纳，亚樵当我行我素，一息尚存，决不低眉俯首也”。条件是：一，对南京、苏州、上海等地，凡因我被逮捕的人，一律释放：二，随我吃饭的人多，要解散他们非一百万元不可。据闻戴笠对王亚樵所提两件事均同意，但是要王亚樵先对西南反蒋派不管是胡汉民、李济深、陈铭枢、李宗仁、陈济棠打一枪，表示诚意。当时王亚樵函常恒芳翻脸道：雨农不是来和解，是来陷我于不义，陷党国于分裂。头可断，决不做此反复无常小人之事。亚樵一气不谈，临离沪函蒋，如不释放我的人，誓与周旋到底。后戴笠将王亚樵亲笔信持交常恒芳阅，常恒芳阅后，恐被逮捕，故意义愤填膺，说王亚樵不是人，太使我们讲话人为难，誓与绝交，正在吃饭时，将碗掼碎，表示深恨亚樵，戴笠见常恒芳情节出于至诚，亦一笑了之。后由胡抱一出面刊登启事于新、申两报，标题是“胡二问鼎”，内容为：“你究竟怎么办？何去何从，早日决定，不要累及你一班人与你同受罪，火速登报复我，以免我们老朋友为你关心。”亚樵知胡抱一向来只图做官发财，竟置不理，一走了之。

誓与蒋介石周旋到底

1933年秋，蒋介石悬赏百万大洋购王亚樵人头。当时，蒋介石对王亚樵非常恐惧，在其下达的“悬赏缉拿”名单中，蒋介石对林彪、徐海东等红军高级将领的悬赏金额也不过十万大洋，而对王亚樵的悬赏金额竟高达百万大洋。由此可见蒋介石对王亚樵的“重视”程度。

这样，王亚樵感到上海实不能再住下去，但是怎样走法，倒成一个问题，因各轮船码头及火车站，均有警务人员，持照片检查。那么将如何闯过这一关？

先是王亚樵拟乘日本轮船离沪，商请国民党中委陈中孚同日本领事馆交涉，化名王维新办理保险去中国香港。日领事熟知中国无王维新这样一个人物，必是王亚樵化名，因此转托陈中孚，说：“王亚樵轰炸白川大将，我国政府正在擒拿，如能诱王亚樵登我国海轮，保你做中国驻日大使。”陈中孚密告亚樵，日本海轮万万不能乘，再托上海华侨联合会会长许冀公，同英领事交涉，得英领事同意保险去中国香港，保险费一万元。

8月中旬，亚樵化装码头工人，肩扛货件入轮船底层货舱，锁上舱门。旅客全部登船，特务持亚樵照片侦查，全船通舱、房舱、官舱逐一检查，却忽视了货舱，因此亚樵得以脱险，同船随行有戚皖白秘书，及郑抱真、许志远、蔡克强等。亚樵脱险前留书致戴笠。

雨农老弟惠鉴：

江浙战败偕君等去穗复命，尔后分道扬镳各奔东西，辗转十年。北站刺宋、庐山刺蒋，数案共发，当局震怒，悬赏百万购亚樵之首甚急。亚樵乃一介布衣寒士，辛亥以来以身许国，复兴中华。历受总理遗训，奔走国民革命致力北伐，生死早已置于度外，尔来数年，东倭日寇侵华紧逼，强占东北，入侵华北，大片国土沦没，民族危亡迫于眉睫。一·二八淞沪抗敌军兴，亚樵附十九路军诸公骥尾，率义军抗日救亡，炸毙日倭侵沪大将白川，而执政当局久持不抵抗政策，迷恋内战，夙怨耿耿，限制国人抗日，遂有北站、庐山违命之举，君等钟爱亚樵，出面斡旋，约亚樵归顺当局，常老带转之事实难从命，君等所持者私义也，亚樵所守者公义耳。亚樵与当局无归顺与否之存在，愿诸君代达，如执政当局苟能改变国策，从而停内战，释私怨，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亚樵当只身抵阙，负荆谢罪。亚樵何去何从在于当局，否则誓与周旋到底。悬首都门又何足惜。匆匆布达。——亚樵书

南京刺汪

联兵反蒋

王亚樵脱险至中国香港，

旋与李济深、陈铭枢、萧佛成、胡汉民等各方反蒋人士晤面。声泪俱下，历述虎口余生，痛陈蒋介石独裁专横，排斥异己；蒋、汪合流媚日卖国，热衷内战，屠杀抗日志士，誓与蒋介石周旋到底。一时中国香港盛传：“王亚樵抵港哭诉。”

王亚樵抵港，旋即奔走联络反蒋活动。不久秘密至福州，参与筹组福建人民政府。

1933年6月18日，中国民权大同盟领导人杨杏佛先生惨遭蓝衣社特务赵理君杀害。亚樵悲痛不已，亲书挽词，隔海哭吊杏佛先生：

滚滚洪涛，何处埋君骨！茫茫寰宇，哪里是吾家！

是时特务四出寻觅亚樵踪迹，因此由秘书戚皖白持挽联跑到鼓浪屿邮寄上海杨先生治丧委员会，以惑戴笠。

福建事变失败后，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王亚樵等寄居中国香港，一筹莫展，邀请西南政务委员会萧佛成到中国香港密议。由萧去广州联络陈济棠举广东兵力北伐讨蒋，陈济棠同意，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王亚樵等密去广州，再由政务委员会邀请广西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出兵，李、白拒绝，广东单独行动。

集中广东兵力部署北伐讨蒋，命余汉谋率数万兵力先出韶关，举行“羊城誓师”，王亚樵任特务团长（非军事组织，负责锄奸及情报）。各报刊载“羊城誓师”，轰动一时。

蒋介石调集大军进逼韶关，再派宋子文潜往韶关秘密以三千万元收买余汉谋，余汉谋叛变反戈回击，事出意外，广东无法支持，陈济棠被迫宣布下台。“羊城誓师”讨蒋又成泡影。

广东失败，王亚樵、陈铭枢再度回中国香港。广西李、白图谋与蒋合作，西南反蒋力量基本解体。

易水悲歌

1935年王亚樵、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在中国香港密议，决定锄杀蒋介石，以救国难。王亚樵派华克之率孙凤鸣、贺坡光、张玉华潜回南京主持成立晨光通讯社，装扮成记者，以采访为名，寻机暗杀。1935年8月，华克之等人探知蒋介石将从武汉返回南京，决定在蒋介石从火车站乘车回黄埔路官邸的途中行刺，但当蒋介石的车队经过时，由于车速太快，无法看清蒋介石到底在哪辆车里，只得作罢。不久，国民党宣布将于1935年11月1日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王亚樵指示华克之利用这个机会动手除掉蒋介石，由取得记者证件的孙凤鸣具体负责刺杀。1935年10月28日晚，华克之等人在晨光通讯社给孙凤鸣备酒壮行。华克之端起一碗酒对孙凤鸣说道：“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寇紧逼入侵，蒋介石、汪精卫之流媚日卖国，四万万同胞眼看就要沦为异族奴隶。凤鸣老弟此番发难，共诛蒋贼，旋转乾坤，改变国家命运，团结国人，共赴国难，拯救民族于水火之中，必将永垂千古。”孙凤鸣慷慨悲壮的说道：“凤鸣此番诛杀国贼志在必行。抛头颅，洒热血，救国家，救民族，在所不惜。凤鸣感谢亚樵先生相知之雅，教导有年，虽死何憾？愿诸兄弟将抗日壮举进行到底，凤鸣则含笑九泉。”说罢，接过酒来一饮而尽。华克之、贺坡光等人泪如雨下，齐声高唱《易水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场面十分悲壮。次日，华克之等人离开南京，由孙凤鸣留在南京进行暗杀。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如期召开，孙凤鸣将手枪藏于照相机内，进入中央党部大礼堂。开幕式后合影，汪精卫就坐前排，蒋介石见会场秩序混乱，借口身体不适推辞出席合影。孙凤鸣杀蒋不成，便将愤怒的枪口对准与日本签订卖国条约的行政院长汪精卫，他高呼：“打倒卖国贼”，拔出手枪向汪精卫连连射击，汪精卫身中三枪，一枪击中左面颊，一枪击中左臂，一枪击中脊椎骨，其中打进脊椎的子弹始终无法取出，最后导致汪精卫于九年后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院手术台上毒发身亡。而孙凤鸣也被卫士开枪击伤肺部，奄奄一息，国民政府为了从孙凤鸣口中得到刺汪案幕后的政治背景，每小时给孙凤鸣注射十几针强心针，一直到第二天凌晨孙凤鸣伤重去世时，竟然给孙凤鸣扎了近一百五十针强心针。

孙凤鸣虽然牺牲了，但他的战友华克之并没有忘记他，许多年之后的1962年，华克之因潘汉年冤案受牵连入狱，回想往事，悲痛万分，挥泪写下《痛悼孙凤鸣贤伉俪》一诗：

生无私人怨，死因国事非。心向知音决，泪为生民挥。海上恨见晚，推诚入细微。言重季布诺，技胜张良锤。嘘气成白虹，慷慨有余悲。诸群诵马列，山川起风雷。创造新世界，愧我不能为。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魁。龙潭与虎穴，诛蒋非我谁。亲手刃首恶，我愿方无亏。只能助一臂，含笑八重围。此之谓突击，不伤后人规。所行各有道，所感则同归。纯洁如素练，语动我心扉。剑及履亦及，言出则身随。美妻不复恋，高堂避言危。呜呼晨光社，金尽至断炊。财伤壮士心，日夜起徘徊。何来汪精卫，替死此魑魅。诛狼伤一犬，日月均增辉。易水悲歌发，堪称第二回。行为未足效，胸襟绝宏恢。博浪恨无己，圣狱空必摧。后死竟未死，天地嗤我卑。懦夫写壮士，泪雨正黄霉。

刺汪案发生后，蒋介石得知同王亚樵有关，极为恼怒，下令戴笠：“限期擒王亚樵归案”，“捉不到活的也要打死”，“否则再不要见我”。戴笠、郑介民派遣大批特务去中国香港，但毫无收获。

唐有壬成为枪下鬼

刺汪案发生后，100多名当事人和关联人被捕，大部分惨遭杀害，其中包括孙凤鸣的妻子崔正瑶与其年仅17岁的妻妹崔正祺。南京、上海、中国香港等地一片白色恐怖，到处都是便衣特务，四处搜捕王亚樵。

王亚樵感到怒不可遏，当即召集郑抱真、余亚农、许志远等骨干成员秘密开会，商议对策，王亚樵提出血债要用血来偿。最终经商议，决定刺杀正在上海主持媚日谈判的国民政府外交次长唐有壬，以向蒋介石反击。王亚樵派得力干将肖佩伟率人潜回上海实施暗杀。唐有壬因在上海主持媚日谈判，遭到各方爱国志士的舆论抨击，唐有壬似乎感觉到了自己罪恶深重，因而深居简出，行踪不定。肖佩伟前往位于上海法租界的唐有壬公馆，经过反复观察地形后，与陈有光、刘镇南、裘积玉等人制定了暗杀计划。1935年12月25日下午6点，唐有壬外出归来，准备步入寓所之际，埋伏在唐公馆隔壁汽车间的刘镇南、裘积玉闪身而出，对准唐有壬连开三枪，唐有壬栽倒在寓所门前，当场毙命。

汪精卫遇刺案尚未平息，唐有壬又遇刺身亡，一时间国民党朝野上下人人自危。蒋介石恼羞成怒，严令戴笠：不惜一切代价除掉王亚樵，否则就割下自己的脑袋。

设计拘留戴笠

1936年1月，戴笠亲自率领军统特务登上开往中国香港九龙半岛的轮船，前往抓捕王亚樵。当时国民党反蒋人士陈铭枢、李济深等也在中国香港，他们已向中国香港总督葛洪亮提出，请他庇护王亚樵。葛洪亮一口答应，并通知了中国香港警务处长勃郎。

戴笠抵达中国香港九龙码头，拎着装有两支美制强力式无声手枪的皮箱走下轮船。这时，中国香港警察突然出现在码头，以对入境者进行检查为由，搜出了戴笠携带皮箱中的两支手枪。随即，以非法携带枪支入境罪将戴笠拘留。就这样，戴笠在中国香港警务处看守所尝了三天铁窗滋味。

蒋介石得知戴笠被拘留的消息后，立即指示外交部向中国香港政府提出抗议交涉。中国香港总督葛洪亮决定见好就收，下令释放戴笠。戴笠恨得咬牙切齿，发誓不除掉王亚樵，绝不罢休。

梧州遇难

特务陈亦川求赏向戴笠献计，自愿打进王亚樵内部，或擒或杀亚樵。戴笠命陈亦川隐其特务身份，秘密去港，但打不进去，陈亦川借与余亚农有一面之缘，又以同乡名义，并伪造石寅生推荐书信，接近余亚农畅谈反蒋救国。久之，陈亦川求余引见亚樵，认亚樵为师。陈参加外围活动，核心打不进去，亦见不到亚樵，但可接近一般人员。

1936年2月，王亚樵偕郑抱真、许志远、余亚农、张献廷、蔡克强、王国屏等逃亡广西梧州，居住梧州市西江岸一幢房子，化名匡盈舒，跟随人员分住于梧州市。李济深即与李宗仁、白崇禧商谈，对王亚樵加以保护，由广西省政府每月拨给500元生活费。亚樵曾去南宁三次，见李宗仁、白崇禧，建议兴兵讨蒋，李、白拒绝。

亚樵梧州寄迹，处于绝境，国土之大无立锥之地，拟出奔延安，投奔中共，特密派余亚农、张献廷持其亲笔书信前往延安与中共接洽。亚樵在困居梧州时作词一首，内有“闽海羊城兴义师”、“北顾延河非孤云”等句。

戴笠到中国香港捉王亚樵扑空，即召陈亦川问王亚樵究竟又到哪里去了，陈亦川只知王亚樵逃亡广西，具体下落不明，戴笠又陷于束手无策。

戴笠了解到王亚樵侠肝义胆，对他的下属照顾备至的优点，便将魔爪伸向他的部下，以绑票的方式把王亚樵的部下余立奎从中国香港抓到南京，关进了监狱。余立奎誓不叛变，戴笠派人找到余立奎的妻子余婉君，以重利收买，让她说自己有经济困难，需要帮助，急切需要与王亚樵取得联系，请求王亚樵帮忙。

1936年10月间，余婉君突然由中国香港来到梧州，对王亚樵说，他们在中国香港生活困难要求来梧州居住。余婉君此时已为戴笠所收买，为重利诱惑而出卖了王亚樵。她到梧州后，即同军统特务郑介民联系。10月20日，她说有事请王亚樵去她家商谈，这时十几个特务已埋伏在余婉君的屋中。王亚樵一进门，特务立即向他撒了一把石灰，王亚樵双眼被迷，但仍坚持同特务搏斗。最终，因寡不敌众，王亚樵身中五枪，被刺三刀，当场身亡。特务又残忍的用刀将王亚樵的脸皮剥去。在撤退途中，为了灭口，又将余婉君杀死。王亚樵死后，由其老友郑抱真、其徒许志远，买棺收殓，安葬于梧州倪庄。

而远在紫金山下南京城里的蒋介石正坐在他的官邸里，亲自披阅一份由军统局上呈的《特情简报》，蒋介石的目光最后落在一段黑体字印成的消息上：《关于暗刺王亚樵经过的报告》。在这份军统内部文件中，蒋介石用红色铅笔在这样一行字上加了重点：“据来自梧州的可靠情报称：王亚樵在临死前，曾密派两个安徽人余亚农、张宪庭潜往陕北匪区，暗合毛共。据信，王亚樵准备投奔陕北共匪的要求，已经获得了中共中央高层毛泽东的批准。值得我们庆幸的是，军统行动迅速，抢在王亚樵即将投共之前，将这一危害政府的要犯行刺成功，此乃委员长决策英明所致。

戴笠正是利用王亚樵侠肝义胆的优点，捕杀了天马行空、来去无踪的“暗杀大王”王亚樵，为蒋介石除去心头之患。一代民族英雄没有倒在日寇的屠刀下，却惨遭蒋介石这个新军阀的毒手，实在令人扼腕。

王亚樵的事迹将永垂青史。

乱世英雄

在风雨飘摇的乱世中横空杀出—条好汉，此人来自安徽，为在龙蛇混杂的上海滩安身，召集一帮在上海的安徽同乡组织起“安徽旅沪同乡会”，为求自保众人打造了百把利斧作为防身武器。此后，这一百把斧头将上海滩杀得天昏地暗，连名震一时的青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也要让他三分，斧头帮从此声名鹊起。王亚樵行踪飘忽、神出鬼没，屡屡出手不凡。他专门策划暗杀上层社会的达官要人，从安徽杀到上海、从上海杀到南京、从南京杀到南中国，正所谓“血流五步撼天下”！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被王亚樵暗杀的人，或是千夫所指、鱼肉百姓的独夫民贼；或是包藏祸心、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国贼；或是以权谋私、吮吸百姓血汗的吸血鬼、或是闯入华夏国土、烧杀抢掠的强盗，他们的死伤，是国家、人民、民族的大幸，人们拍手称快。

王亚樵的刀枪几乎触动了中国大地上所有的阴暗角落。说起王亚樵，镜头所及之处无不血光点点、弹片横飞，终王亚樵一生，其主张始终伴随着拥孙、反蒋、抗日，希望通过暗杀震动社会、促使变革。接下来，让我们挥开历史的面纱，走进那个熟悉而又陌生，风雨如晦的年代，去看看这位曾经的“远东第一杀手”。王亚樵身材瘦小，戴一架黑框水晶眼镜，甚至像有几分斯文气的青衣秀才，然而他却是威震上海滩的斧头帮帮主、铁血锄奸团团长，民国史上的“暗杀大王”和“民国第一杀手”。

王亚樵策划的民国惊天刺案：

1923年11月10日，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在上海遇刺身亡。

1928年8月18日，安徽省建设厅长张秋白在南京梅溪山庄被杀。

1930年7月24日，上海招商局总办赵铁桥在招商局内被刺客持勃郎宁手枪连续命中，不治身亡。

1931年6月14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庐山遭枪击。

1931年7月23日，国民党财政部长宋子文在上海北站遇刺，布下终生阴影，此后一触即跳。

1932年3月1日，日本海军旗舰出云号在上海黄浦江被炸。

1932年4月29日，日本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大将在上海虹口公园被送上西天。

1932年11月10日，国际调查团团长李顿伯爵在上海华懋饭店遇刺。

1935年11月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在南京中央党部身中三枪，其中一发子弹最终导致汪精卫在九年后毒发死于日本名古屋。

1935年12月25日，国民党外交次长唐有壬在沪主持媚日谈判，从而惹下杀身大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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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樵极具传奇色彩也颇具个性，早期参加同盟会，同国民党政客、安徽建设厅长张秋白有过工作关系，但王亚樵对张秋白的为人极为鄙视，曾警告张秋白要永远同他保持一里路的距离，若是见面，定揍不饶。一天，张秋白外出，遇王亚樵走来，躲避不及，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并堆出一副谄笑同王亚樵打招呼。王亚樵破口大骂∶“混帐东西，竟敢跟我走在一条路上”，举起拐杖便打将过去，张秋白—言不发，抱头鼠窜。

一次在上海霞飞路的会议上，王亚樵与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意见不一发生冲突，因王亚樵个子矮小，竟站在凳子上抽了杨虎两个嘴巴，这位拥兵数万的司令深知王亚樵难对付，不敢还手，还给王亚樵陪笑脸，悻悻窘极。事后，黄金荣对手下门徒说：“你们以后碰上斧头帮的，尽量离远点！他们都是不要命的，我们惹不起。”

王亚樵带着一帮弟兄同拥兵百万、位至极尊的蒋介石周旋达十年之久，谋杀蒋介石，枪击宋子文，炸死日本派遣军司令白川大将，刺杀汪精卫。崇尚以“五步流血”的暗杀手段除暴安良，救国救民，而他自己却也落得个被国民党特务戴笠暗杀的结果。这个人，你怎么评价他都可以，你可以说他是流氓，是杀手，是恶魔，也可以说是志士是采取极端手段的爱国者。

毛主席说了句公道话。他说王亚樵：杀敌无罪，抗日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谁给中国制造悲剧，他就给谁制造悲剧。这个人的事迹值得写进历史。

周恩来提到王亚樵遇难时，十分惋惜地对人说：“若是我们早点把王亚樵先生接来延安，该能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做出多么大的贡献啊！”

李济深赠给王亚樵一副对联：“世无陈涉焉辞责，客有要离愿共游”，表示要与王亚樵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

上世纪四十年代，知情人程敬德明确指出：王亚樵的一生行动具有非常浓厚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绿林色彩。他所要对付的对象是社会正义的压迫者。

在八十年代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中，王亚樵被定义为民族英雄，是为革命而牺牲的。

三十年代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王亚樵的重要助手之一、建国后任国务院内务部副部长的华克之后来也曾说过：王亚樵既未通读“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相信“神与国家”。他有平等思想，同情劳动人民，否认一切权威。为了救人一难，不借倾家荡产，万金一掷；听人家几句恭维，也可拔刀相助，不计后果。他是一个精神旷达，乱七八糟的好汉……”

王亚樵的墓现坐落在磨店乡政府以西约一公里的荒草岗上。墓的四周用水泥土砖块围砌。墓旁立一石碑，上镌：“王亚樵之墓。”石碑背面镌有碣文称：“纵观公之一生，可谓特立独行，无私无畏。公以暗杀大王名于世，实则嫉恶如仇，从善如流。为人急公好义，宽厚仁慈。并以“中国近代史上之奇男子也”等语，为王亚樵盖棺定论。

历史评价

提起浪奔浪涌的旧上海滩，人们自然会想到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流氓大亨，但是其实与他们并排起坐的还有一位特立独行、一生极具传奇色彩、行事风格多半有点类似于古代侠客的传奇人物——王亚樵。

美国女记者弗雷特·安娜曾这样评价王亚樵：在中国抗日战争（指七七事变以前的局部抗战）和国共两党争斗（指十年内战）的这段历史中，王亚樵这个非常奇特的人物是不能忽视的，很难明确地说，是那个时代造就了王亚樵，还是王亚樵在戏弄那个时代。他绝不同于西方的那些黑手党组织以制造恐怖作为生存方式，也不同于中国古老土地上的传统土匪靠杀人越货谋生。他既非政治家也非军事家，然而他又有相当深沉的政治头脑和精湛的军事常识。同时还保留着一种桀骜不驯的匪性。他似乎同所有的政治家为敌，似乎要面对全世界而唯独显示他个人的力量。无疑，王亚樵的出生就意味着对中国领袖们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他本人简直就像是武装的国会，他贯彻意志的方式不是提出动议提交讨论，而是用手枪和炸弹。

就是这样一个热血男儿，他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其实用他的一生来抗日，把一腔男儿热血都用在了拯救国难之中。从这个境界上来说，王亚樵是一位民族英雄。不知何故，历史有时总是故作记性不好，竟然将他遗忘。历史风云总是会无情的吹去其中的亮光，那么今天我们就让这一历史的亮点再现人间吧！

原国民党军统少将沈醉曾说道：“世人都怕魔鬼，但魔鬼怕王亚樵。蒋介石一提这个人，假牙就发酸；戴笠若是听说这个人又露面了，第一个反应就是检查门窗是否关好；而汪精卫的肋巴骨硬是被王亚樵这三个字活活敲断的；连上海滩超级恶霸黄金荣、杜月笙一类流氓泰斗遇上王亚樵，也得赶紧绕道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