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绍
张星江（１９０７年－１９３６年），河南省唐河县毕店乡人。１９２７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１９２８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家乡秘密组织农民斗争，发展党的组织，曾任党支部书记。１９３０年任中共唐河县县委委员、县委书记，参加领导鄂豫边农民武装斗争。同年１１月，率领地方武装配合鄂北红九军第二十六师攻占唐河县县城。不久任中共南阳中心县委书记，曾任红九军政治部主任。１９３２年１月，任中共鄂豫边省委委员，驻唐河县领导当地开展秘密斗争。鄂豫边红军失败后独立坚持地下斗争。１９３３年７月，主持成立中共鄂豫边工作委员会，任书记，并任中共红二十五军军委常务委员。同年底，经上海去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１９３４年１月，列席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并出席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会后听取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４月返回鄂豫边，积极扩大党的组织，发展农民武装。１９３５年６月，主持成立中共鄂豫边省委，任书记。翌年１月，红军鄂豫边游击队成立，先后兼任政治指导员和党支部书记，是鄂豫边红军游击队和游击根据地主要创始人。１９３６年３月２７日，他亲自指挥游击队潜入桐柏县平氏镇夺取反动民团枪支。３月２８日，遭到国民党军包围，在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２９岁。
人物事迹
张星江，又名张振兴，１９０５年出生在河南省唐河县张心一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期，他就性格豪爽，一身正气，好打抱不平。成年以后，他从父亲手里接过十几亩耕地，又与自小收养在家的童养媳郭云结婚，生了两个孩子。张星江白天在家种地，夜晚常常外出，直到很晚才回来。日子一久，郭云生疑，问他：“星江，你每天晚上到外边去，干的啥呀？”星江只是笑笑，随便扯了一个理由，妻子对他这些话总不大相信，叮咛说：“外面这么乱，兵匪官绅到处害人，你不小心撞上，要倒霉的！”张星江点头说：“放心，我会小心的！”
当时，正值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大批共产党员被捕杀，革命处于低潮之际，张星江却经中共唐河县委委员张友辅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家乡秘密串联群众，传播革命思想，发展党员，很快在张心一村建立了唐河东部第一个党支部，并担任了支部书记。他们约定，白天在家种田，夜里串联活动，在很短时间内，井楼、双河、毕店、马振扶等村镇的党组织和农民协会相继成立，唐东地区的农民革命活动十分活跃。
张星江任鄂豫边特别委员会委员、南阳中心县县委书记，是１９３０年的事。就任不久，鄂豫边特委决定调鄂北红二十六师北上，攻占唐河县城，以扩大苏区。张星江得到消息后，情绪十分激动，他拍拍当时的唐河县委书记吴寿青的肩膀说：“老吴，咱们唐河农民这下要抖擞起来了！”吴寿青看看这位年轻精干的战友，也激动得满脸红光：“对，咱们一定要积极配合红军，在唐河打个漂亮仗！”他们先摸清了唐河城内反动武装实力的布置情况，部署了城内的接应工作，并以张星江为主，在城东毕店一带组织赤卫队，打通红军去泌阳和桐柏的道路。
１１月３０日，在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红军一举攻克唐河县城，红军的旗帜第一次插上了唐河城头。张星江望着随风飘扬的红旗，感慨万千。他对吴寿青说：“毕店镇民团头子王德方，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如能借红军声威，挥师东进，一举攻克毕店，一定会给唐河东的农运找开新局面！”吴寿青一听就哈哈笑了：“星江，真是不谋而合，我也是这样打算的！”当即召开了县委会，决定由张星江组织赤卫队，作好策应红军作战的准备工作。
张星江接受任务后，立即通知赤卫队员召开紧急会议。会上，他看同志们担心民团实力雄厚，而赤卫队除两支土枪以外，只有木棍、大刀、长矛，对胜利信心不足，便鼓励说：“咱们武力比不过他们，不要硬拼，要混在人群里，乘天黑敌人分辨不清谁是谁时，咱们专靠近那些拿枪的。”他说着从怀里“嗖”地掏出一把菜刀，做着杀头的动作说：“就这样朝他们脖子一抹，不就把枪夺过来了吗？”
一席话说得大家磨拳擦掌，跃跃欲试，从心眼里佩服张星江有胆识。这次战斗，由于部署得当，里应外合，加上张星江率领的赤卫队员的勇敢拼杀和红二十六师的有力配合，终将毕店解放。
１９３１年夏日的一天，张星江赶着一头青色毛驴匆匆赶路。他中等身材，一副圆脸紫里透红，两只大眼炯炯有神。头戴一顶破草帽，身穿一件又脏又旧的布衫，很像一位赶脚小贩。
当时，张星江在鄂豫边区负责给红军搞后勤供应工作。他经常奔波在白区和赤区之间，走村串户，组织和发动党员群众，把一批批的子弹、药品、布匹等军用物品筹集起来，突破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的层层封锁，送到红二十六师驻地。他除了做好宣传、组织和护送工作以外，有时还亲自出马，化装成乡绅、商贾或各种身份，押送着军需品与沿途岗哨上的敌人周旋。
这天，他就化装成了一个赶驴小贩，在驴背的驮袋里装了谷糠和子弹，不慌不忙向前赶路，机警地闯过了几道关卡。这一带的乡间小道，他不知走过了多少遍，对每道岗卡上的情况都十分熟悉。再往前走，就是一座小镇。小镇两边是山，中间只有一条通道，绕道是不行的。关卡上的两个哨兵，每见过往行人，横挑鼻子竖挑眼，常常刁难、恫吓和打骂客商，连正当的物品都以各种借口加以没收，何况弹药！但张星江临近岗哨时，却显得非常镇静。他见两个哨兵已盯上了他，便把衣扣解开，一面从口袋里掏出馒头漫不经心地啃着，一面用鞭杆在驴屁股上猛力一捣，驴冷不丁受到惊吓，便拼命向前奔跑。张星江不去赶驴，倒将草帽弄掉，转身去拣，见驴已跑远，就在后边高喊：“老总——老总——快帮忙截住！截住！”哨兵本来要拦住驴进行检查，听他一喊，十分冒火，向他瞪起眼睛，“呸”地吐了一口，骂道：“妈的，想的倒美，老子还给你截呀！”张星江就这样机智地骗过敌人，顺利地通过了盘查。
张星江与战友周骏鸣、王国华、仝中玉、张旺午等人一起，在唐河、桐柏、泌阳、信阳、确山一带，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经过长时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在１９３６年１月４日，建立了一支真正属于人民的武装队伍。
正是深冬季节，大雪茫茫，覆盖了边区的广大山川。张星江、周骏鸣带着一支由７人组成的武装队伍，来到信阳吴尖山东北的小石岭村，在老贫农汪心太家里召开了鄂豫边游击队成立会议。他们围着火炉，席地而坐，虽条件十分艰苦，却个个精神振奋。张星江看着队员们一张张淳朴憨厚、饱经忧患的脸膛，感慨万千。队伍虽小，却凝聚着边区人民几年来的心血与汗水。还是在１９３４年１月，他和王国华一起作为鄂豫边工委代表，到江西瑞金参加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并列席了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朱德在会议结束时特意接见了他，对他说：“星江同志，你和国华同志回河南后，在做好整顿发展党组织工作的同时，要特别注意搞武装斗争。要抓住山区，抓住敌人三不管的地方，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从江西回来以后，张星江的足迹踏遍边区每一寸土地，把中央会议精神和朱总司令的教导传达到千家万户。在桐柏山太白顶上，他和各县负责同志一起研究和发展各地游击队、开展边区游击战争的措施和方略。在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路过唐、桐、泌一带的时候，他曾费尽千辛万苦找到红军首长，主动引导红军翻越八百里伏牛山，突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在支持红军长征的同时，也为边区游击队争取了武器和活动经费。为了打击地方反动势力对游击队的反扑，他带领队员们到处张贴革命标语，散发传单，割敌人电话线，发动人民抗粮、抗捐，弄得敌人又恨又怕，咒骂他是“共匪”，污蔑他“杀人放火”，对他实行悬赏缉拿。有一次，唐河保安团头子带人突然闯进张心一村，因抓不到他，就把他的妻子郭云抓去，施尽酷刑。为确保家属安全，他在党组织帮助下救出妻子以后，不得不忍痛将她送到远隔千里的陕西绛县居住。最使张星江刻骨铭心的是１９３５年７月１３日的桐柏县白莲洼事件——他正与唐河、桐柏、新野、泌阳等县负责同志一起研究建立游击队和开展游击根据地的问题，突然被桐柏县固庙区民团包围。当时正值凌晨，边区工委及各县的领导同志，以及应邀参加会议的红二十五军在该地养伤的部分伤员，在历经两天两夜的紧急会议以后，十分疲乏，刚倒在床上睡下，就遭到敌人袭击。除张星江、仝中玉等少数同志脱险，其他领导同志和红军伤员全部遭到敌人的拘捕和枪杀……
在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之后，张星江深刻地认识到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性。他十分坚定地在会上说：“我们这支队伍虽然很小，仅有七名队员和五支枪，但是确实来之不易！这支小小队伍，寄托着鄂豫边区党组织发展武装斗争的希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要充分利用确、泌、桐、信之间天目山一带的广阔天地，开展游击战争，把这里每一寸土地、山岭、沟壑都变成我们狠狠打击反动势力的战场！”
这一晚上的会议结束得很晚。同志们刚刚睡下，就有一位老乡慌慌张张跑到张星江住处，报告说：“小石寨上的联保主任汪心乐带着枪出来了。”张星江赶忙披上衣服问：“出来干啥？”老乡说：“这家伙是个夜游神，每次出寨，不是强奸女人，就是偷鸡摸狗，不干好事。老百姓都恨透了他！”张星江一听乐了，心想：“游击队今晚刚成立，就有野耗子送上门来为我们打牙祭，好兆头！”当下推醒周骏鸣，带着几名游击队员上了山。
不多久，他们就把汪心乐抓住了，还缴获了一支长枪和几发子弹。张星江看着这个作恶多端的联保主任在雪光映照下正吓得发抖，问周骏鸣：“咋处置这个坏蛋？”“干掉他！”周骏鸣爽快地回答。张星江此时已担任了边委和省委书记职务，他把自己的枪交给周骏鸣，庄严地说：“好！你是游击队长，我以组织名义委派你亲手干掉这个坏蛋，为游击队和边区人民助威！”
山野里响起一声清脆的枪响，划破了漫漫长夜，联保主任应声倒在地上，染污了一片积雪。
接着，张星江和周骏鸣把队伍拉到天目山一带，先在山北罗楼惩治了四个欺压群众的反动分子，又冒雪奇袭了信阳西北确山的大桥凹，除掉了地霸张兆龙和保长湛广才。在很短时间内就横扫了天目山方圆几十里的恶霸劣绅，赶走了搔扰群众的小股土匪，缴获长枪十几支，夺得了一部分粮食和其它物资。到３月底，游击队发展到３０多人，拥有十多支长枪、五支驳壳枪和一支手提冲锋枪。
这年３月的一天，张星江把周骏鸣、王国华、牛德胜、陈香斋等人召集到一起，兴奋地说：“大家不是为游击队缺乏武器弹药的事发愁么？我倒想出了一个主意”。大家都知道他点子多，急问：“什么主意？”他说：“大家一起来算个帐，再过五天，是什么日子？”大家都赶紧掐指算去，算着算着，不约而同地叫了起来：啊呀，好家伙，你倒想得周全！三三夺枪，是吧？机关一道破，战友们欣喜若狂，互相传递着眼神，开始了一场密谋活动。
原来每年农历三月初三至初五，坐落在桐柏县平氏镇西门外的孤峰山祖师庙总要举办大型庙会。逢会时节，平氏镇要请来几台大戏和各种民间文艺团体进行表演，吸引周围数县几万人赶来看热闹，做买卖，烧香还愿。地方豪绅们逢上这种时机，总要挎起手枪，携带着爱妻娇妾来赶会。一些镇的保安队员，或外地来的大商号们，也要挎起长枪短枪向人们展示威风。游击队倘能乘势夺枪，岂不是上天赐与的大好良机吗？
经过几天的精心策划、准备，到了３月２７日（即农历三月初五），张星江、周骏鸣率领３０多名游击队员赶到庙会地点。王国华、牛德胜分别指挥唐河、桐柏、泌阳三县的党员、群众１００多人，扮作烧香或赶会的进入庙会。副队长陈香斋带领长枪队在孤峰山南边的苗花村隐蔽，负责外围的接应工作。
张星江这天穿着便装，怀揣手枪，在会场里转来转去，四处张望。舞台上的大戏唱得热闹，土豪劣绅和少爷小姐们仰望台上，看得津津有味；会场上的各种买卖交易、求神、算命、赌博的都在进行之中；保安队员们挎着枪，正神气地在会场上走来走去；不少大货铺主也在货棚架上悬挂着枪支，以抖威风。但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就在这拥挤不堪、熙熙攘攘的会场中，游击队的短枪队员们，在周骏鸣的率领下，已悄悄分散到他们中间，各自盯住自己的夺枪目标，以待时机。没有武器的农民们，也由王国华和牛德胜带领着，每人带了一根木棍，时刻准备着配合行动。而且，每个夺枪队员都不知什么时候在脖子上结上一条白毛巾，作为行动的标记。
张星江在会场中转了两圈，见夺枪的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就与近处的周骏鸣迅速交换了一个眼色。他发现就在他紧紧盯上了一名持短抢的保安队长的同时，周骏鸣和牛德胜也在紧紧尾随着一名身带驳壳枪、正忙着买布的乡绅。他们的眼神就是这次夺枪斗争开始的信号——张星江先对着保安队长开了一枪，保安队长随声倒下。紧接着，周骏鸣的枪也打响了……
枪声一响，会场顿时大乱，手枪队员们立即行动，配合的群众也挥起木棒，直朝豪绅、富商、保安队员头上劈头盖脑地打去，整个会场都是“砰砰啪啪”的枪声和哭叫声。敌人也不知游击队到底来了多少人，吓得躲在人群里朝天上鸣枪壮胆。
经过这场短兵相接的战斗，游击队共夺得长短枪１６支和部分银元、布匹等物，趁乱撤出会场，向预定地点转移。
次日，在转移途中，游击队遭到一股国民党匪军的阻击。张星江带领游击队员向敌人进行英勇还击，边打边撤。将近黄昏，寨子里的土豪劣绅听到枪响，都出来配合匪军作战，形势十分危急。副队长陈香斋见状，带领队员们喊杀着向敌人猛烈射击，终于冲出重围，上了山。这时张星江却受了伤。牛德胜等同志掩护他转移的过程中，又从侧面飞来一颗子弹，正击中张星江的头部。他咬紧牙关向前移动了几步，看看上山的同志们，又望望并肩战斗的战友周骏鸣、牛德胜，还没来得及道一声别，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冲出重围的游击队员们，听到张星江牺牲的消息，个个悲痛万分，泣不成声，胸中燃着复仇的烈火。在张星江精神的鼓舞下，鄂豫边区游击队发展很快，到１９３８年就发展到３０００多人，成为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这支游击队后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成为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中的一支骨干力量。
星江革命烈士纪念馆
张星江烈士纪念馆建成于１９８５年，占地２４亩，位于唐河县城关建设路东端南侧的文笔峰下，主要建筑有大门、照壁、南北碑亭、革命烈士事迹展览馆。大门是一座座南朝北的单檐歇山顶建筑，门坊正中悬挂原国家主席李先念于１９８６年题写的匾额 ，展览馆坐东朝西，建筑面积１３２平方米，分为三个展厅。展览馆南北两侧各有一六角碑亭，上有程子华、郭述申、黄火青、刘志坚的题词 。 并有位于３１２国道与宁西铁路中间的星江中学以纪念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