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新夏简介
来新夏（1923年-2014年3月31日），浙江萧山人，1946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历史学系。1950年至今，历任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校务委员、图书馆馆长、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图书馆学情报学系主任等职。曾创办南开大学图书馆系，历任校图书馆馆长、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教育部地方文献研究室主任。2014年3月31日在天津去世，享年91岁。
来新夏资料
中文名：来新夏
出生日期：1923年
去世日期：2014年3月13日
国籍：中国
性别：男
出生地：浙江萧山
民族：汉族
毕业院校：辅仁大学
职业：学者、图书馆学家、历史学家
主要成就：图书馆学家、历史学家、文献学家
代表作品：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概要
简介
当代图书馆学家、藏书史研究学者。字弢盫。主要从事历史学、目录学、方志学等研究。编著有《北洋军阀史》、《古典目录学》、《方志学概论》、《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和《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等。来新夏被学界称誉为“纵横三学”著名学者。
1946年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在天津担任中学教师。天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选送到北京华北大学第二部学习。同年9月，分配至范文澜先生主持的历史研究室读研究生，主攻中国近代史。在范文澜、荣孟源等人直接指导下，完成了《太平天国的商业政策》论文，并参与整理北洋军阀档案。不久应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吴廷谬教授之邀，赴南开大学历史系执教。1980年代同时担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图书馆学情报系主任、出版社总编辑兼社长。一生主要从事古典目录学及中国近代史研究，同时在历史学、文献学、目录学、方志学、 战争史、北洋军阀史、图书事业史以及清人笔记研究等领域，均有专著问世。自称“享受寂寞”、“学而不厌”，对古代图书馆事业史、藏书史、目录学史等专业，研究成果斐然。编写有《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概要》、《社会科学文献检索与利用》、《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清代目录提要》、《古典目录学浅说》、《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等；所撰《中国藏书文化漫论》一文，从藏书文化的基本理论、藏书文化的基础、藏书文化与人文主义精神等，阐述和总结了历代藏书家与藏书文化形成的规律性和普遍性。主编《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简明辞典》，书史研究论文20余篇；历史学、方志学领域有《河北方志提要》、《方志学概论》、《北洋军阀》资料丛刊、《中国地方志纵览》、《中国近代史述丛》、《北洋军阀史》、《林则徐年谱新编》等，晚年编著随笔有《三学集》、《学不厌集》、《邃谷文录》、《结网录》、《出枥集》、《只眼看人》等。
生平简介
1923年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1942-1946年间就读于辅仁大学。
1946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历史学系。
1949年初在华北大学第二部学习，后分配在该校历史研究室，为范文澜教授研究生，攻读中国近代史。
1951年奉调至南开大学历史任教，由助教循阶晋升至教授。他先后担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校图书馆馆长、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图书馆学系系主任等职。
1979年在南开大学分校独力创办图书馆学专业。
1983年秋，来新夏教授在总校筹办图书馆学系，于1984年秋公开招生。
讲座
《来新夏访谈录》、《北洋旧事》、《共享阅读乐趣，丰富美好人生》
主要职务
他曾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校图书馆馆长、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图书馆学系系主任等职。现任教育部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所属地方文献研究室主任。《博览群书》、《社会科学论坛》及《寻根》杂志编委，以及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地方志协会学术委员。社会兼职有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名誉会长、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学术委员会委员、天津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顾问，美国俄亥俄大学图书馆顾问等职务。
背景资料
家学渊源
来新夏1923年出生于杭州市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幼年随祖父来裕恂开蒙读书。祖父来裕恂是清朝末年的经学大师俞樾的弟子，光绪三十一年到日本留学，在弘文书院师范科，鲁迅当时也在那里。留学期间祖父受到革命思想影响，参加了同盟会，还担任了由孙中山创立的横滨中华学校的教务长。在日本的时候，他读到日本人写的有关汉语语法的著作，很受刺激，立志要自己写一本，回国后他潜心四年写了《汉文典》，还有《中国文学史》等很多著作。
祖父来裕恂很早就参与了辛亥革命的活动，但革命成功以后没有谋取官职，过着清苦的生活。来裕恂的很多朋友都做官了，像沈钧儒、马叙伦，都是他很好的朋友。1928年的时候，马叙伦担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让他去绍兴县做知县。但来裕恂不大会做官，做了半年，反而把自己一些积蓄给赔进去了。因为一些公家的活动他也自己掏腰包。所以到了六个月以后他就挂官辞职走了。他一辈子就干了这六个月的绍兴县县长。当地人给他的评语是：书生本色，两袖清风。
祖父的学问和为人对来新夏影响都很大。来新夏幼年时期是在祖父身边成长的，祖父指导其读了很多蒙学读物，诸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直到来新夏离开祖父和父亲到了北方，祖父还不断写信教导他应该读什么书。
辅仁求学
来新夏的中学时代是在南京和天津度过的。在天津读高中时，得到著名史学家谢国桢之弟谢国捷的指点，并撰写了第一篇史学论文《汉唐改元释例》。这篇文章后来经陈垣指导修改，成为来新夏的大学毕业论文。
来新夏于1942年考入辅仁大学历史系。那时候的辅仁正处在一个高峰时期，名师云集，像陈垣、余嘉锡、张星烺、朱师辙都在学校任教。辅仁是个小而精的学校，校舍并不大，但是学风很朴实。当时每个班也就十几二十个学生，基本上每个学生都能得到老师的亲自教授，师生关系很密切。辅仁的史学特别强。校长陈垣先生就是史学大家，目录学家余嘉锡也都亲自给学生授课。
当时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时候，社会经济很差，家里也比较困难，来新夏在辅仁是连续四年一等奖学金的获得者，奖金可以维持生活。每次获奖都会有一个奖章，上面刻着一个“勤”字。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他就靠着连续四年获得奖学金的资助而坚持了下来。
得遇名师
陈垣先生亲自指导来新夏的毕业论文。他当时虽然是校长，但还亲自给学生上四门课。他对学生要求很严。布置的作业不但必定亲自改，而且一定要自己也写一篇，然后和学生的一块儿贴在教室里，让学生自己体会：你写得如何，老师写得如何。
张星烺，他是中西交通史专家，那时候做辅仁的历史系主任，长得鹤发童颜，慈眉善目的。据说他中年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他四十岁的时候坐火车去青岛，张宗昌的兵看他头发那么白，居然给他让座。他苏北口音很重，对学生很亲切的。
余嘉锡那时候是中文系主任，学贯中西，讲课的时候英、德、法语的词都会出现在黑板上。来新夏选修了其为一年级开的目录学，上他的课。当时他已经年过花甲了，非常严肃，不苟言笑。他讲课的时候从来不看讲义的，但滔滔不绝，如数家珍。他对学生很严。有一次期末考试他给了来新夏一个B，来新夏很不满意斗胆跑去问余老师。结果他说：“我读了半生的书，只得了半个B。”后来来新夏得知，余嘉锡平时给学生一个C都不容易，最高分就是B了。
启功跟来新夏关系是最密切的，他们保持了有五十多年的师生关系。他那时教国文和绘画。来新夏读大学的时候，因为生活困难，启功老师就叫他每周日到他家里改善生活，每次去都有几个年轻人在他家吃饭。有时候衣服掉扣子、破口子了，老太太和启师母也帮他们补补钉钉。来新夏60年代接受审查的时候，很多人都疏远了，启功是唯一一个关心他的人。1996年有一次，来新夏去启功家看他，他忽然问来新夏，“你几岁了？”来新夏说你不知道我几岁吗，我73了。他忽然哈哈大笑地说：“你七十三，我八十四，一个孔子，一个孟子，都是‘坎儿’，这么一挤一撞，就都过了‘坎儿’了，这不值得大笑吗？”
研究北洋军阀史
辅仁毕业后，来新夏到天津担任中学教师。随后被选送到华北大学第二部学习，分配至历史学家范文澜主持的历史研究室做研究生，主攻中国近代史。在做范文澜研究生期间，来新夏得以参与整理大批北洋军阀原始档案，从此跟“北洋军阀”结下不解之缘，之后专攻北洋军阀史，五十年内先后写了三本相关的书，这也成为他在“文革”中遭批判的重要原因。
最初写北洋军阀史的时候来新夏就有过顾虑。因为人家说军阀史是黑暗的历史，恶人的历史。但在来新夏看来一切事物都有两面，没有恶哪有善。北洋军阀一共写了三本书，1957年，在荣孟源先生推荐下，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12万字的《北洋军阀史略》，日本学者岩崎富久男翻译为《中国の军阀》，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注意。到了80年代，来新夏又补充了很多史料，写成《北洋军阀史稿》，增加到34万字。2001年，增补大量资料，又出了第三部《北洋军阀史》，105万字，两厚册。一次比一次详细和全面。
“文革”受难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来新夏就作为第一批被打倒的对象进了牛棚。之后又被下放到天津郊区农村劳动。在长期劳动改造的年代里，来新夏成了一个劳动好手，学会了压地、打场、掐高粱、掰棒子……直到现在还会赶大车。而且也是在下放期间，他安心地写了好几本著作。
“文革”当中，来新夏与穆旦成为一对难友。他们一起劳动、聊天，一起洗刷南开大学的游泳池，这一段经历使来新夏对穆旦的个性和“文革”厄运有深刻的了解。他说，穆旦近年来日益被研究者关注，但很多文章却不提及穆旦的坎坷遭遇。他在《怀穆旦》一文中说“穆旦所遭的厄运，我都耳闻目睹，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某一时期的遭遇则我是唯一的见证人。为了让穆旦的人生能有比较完整的记述，后死者应该担负起这种追忆的责任。”
档案之缘
30年前，笔者在南开大学历史系求学时，适逢来师“文革”后“
解禁”，为我们讲授历代文选。那时来师已年近六旬，在我们眼里鹤发英姿，目光深遂，一副学者风范，更兼博学强记，口才雄辩，语言生动，极受学生敬重。
来师知我在档案系统工作多年，便欣欣然笑道：那我们要算是同行喽！
在我的错谔中，来师讲起了自己早年曾从事过档案工作的一段难忘经历。
先生建国前夕以全优的成绩毕业于辅仁大学历史系，曾师从陈恒、余嘉锡、启功等大家。1949年初，被选送到华北大学学习，后被分配到由该校副校长范文澜教授主持的历史研究室做研究生，直接受教于史学大师范文澜先生。并在范老的指导下，发表了第一篇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史学论文。
这时作为研究生的来师在研究之余，一项主要工作是对入城后从一些北洋军阀人物家中和某些单位收缴移送来的藏档进行清理和分类。
来师说：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原始的档案材料。这批档案有百余麻袋，杂乱无章，几乎无从下手。整理的场所先是在东石胡同旧黎元洪府第花园的八角亭，一间面积很大的房间里，有7个人参加整理工作，整理组组长是后来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的唐彪。每次从库房运来几袋就往地上一倒，尘土飞扬，呛人几近窒息。当时条件很差，只能穿一身旧紫花布制服，戴着口罩，蹲在地上按档案形式，如私人
信札、公文批件、电报电稿、密报、图片和杂类等分别检放到书架上。因为每件档案都有脏污之物，要抖干净就扬起尘土，整天都在爆土扬尘中过日子，直到下班，不仅外衣一层土，连眼镜片都被灰尘蒙得模糊不清，鼻孔下面一条黑杠，往往彼此相视而笑，但从没有什么抱怨。在整理过程中，因为急于闯过这个尘土飞扬的环境关，进行速度较快，所以除了知道不同形式的档案和记住一些军阀名字外，几乎很难停下来仔细看看内容，只能说这是接触北洋军阀档案的开始而已，谈不上什么研究——但无疑，这为日后研究北洋军阀史打下了基础。
大约经过两个多月的整理，袋装档案全部清理上架，分别成捆。为了进入正规的整理工作，集中10来天进行有关这段历史资料的学习，读了若干种有关北洋军阀的旧著，如丁文江、文公直、陶菊隐等人的著作。我们也从东厂胡同搬到有四五间宽敞工作间的乾面胡同，开始整档工作。我们将档案分成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四大类，每个人把一捆捆档案放在面前，认真阅读后，分类上架，所以看得比较仔细，并在特制的卡片上写上文件名、成件时间、编号及内容摘要，最后签上整理者的名字。这次因为已经经过第一轮清理，不再有太多尘土，环境又比较宽敞幽静，所以大家心情舒畅，休息时和在宿舍里常常交谈阅档所了解到的珍贵或有趣的材料。
我曾利用空闲时间，把自认为有用的材料抄录下来。积少成多，慢慢
地我已经积累有两册黄草纸本。同时为了查对档案中的事实和加深拓宽这一领域的知识，我又读了大量有并北洋军阀的著作，眼界逐渐开阔，钻研这方面问题的信心也增强了不少。我也了解到当时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很好的展开，以往的一些著作过于陈旧，而且数量也不大，而新著作几乎没有，相关论文也只有零星短篇，所以感到这确是一块颇有价值的用武之地。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这段整理档案的经历，可能就没有今天研究北洋军阀的这些成绩了。
“我以我是新中国第一批档案工作者为荣！”年近九旬、被 与季羡林等同称为国学大师的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来新夏先生如是说。
学术贡献
来新夏教授主要从事古典目录学、历史学、方志学、文献学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并有独特的见解。他在图书馆学的课程设置中。发现有重见叠出的弊病，如中国书史、中国目录学史和中国图书馆史的分设，就有数见刘向父子的繁复，于是就构想实施三史合一的课程，即以图书为中心，而涉及与图书有关的各种事业，包括制作、搜求、典藏、分类和再编纂等，不仅最大限度地容纳了原来三种课程的内容，而且重新进行了编排和整合。他将这一构想立即付诸实践，拟定提纲，组织人员，并亲自删订通稿，先后完成了《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和《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的编写，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应用于课堂，不仅使课程设置更趋科学合理，而且减轻了学生的学习负担，得到同行所首肯。来新夏教授从考察图书馆学教育和信息时代到来的实际情况出发，非常注重图书馆学教育和培养人才的工作。他曾以坚定的毅力于1979年在南开大学分校独力创办图书馆学专业。他的办学方针是，不仅要学习图书馆管理方面的有关技能性操作课程，还要求学生能植根于博，于是开设各种人文和自然学科方面的主要课程，培养一批有学术根基和掌握管理技能的人才。后南开大学分校划归天津师范大学，这个系改名为信息产业系，至今犹在。1983年秋，来新夏教授又在总校筹办图书馆学系，经多方努力，终于在次年正月经教育部正式批准，并于1984年秋公开招生。当时的办学方针确定为“二材(才)”建设，即编写教材和招揽人才。经过一年多的拼搏，编写了《理论图书馆学教程》等近十部教材，不仅获得了多项有关奖励，还得到其他一些院校有关专业的采用。同时，教师队伍也已从筹办时的二三人发展到十余人，具有相当的规模。并于次年即获得硕士授予权，另有进修班、大专班等不同层次的教学单位，现隶属于南开大学商学院。来新夏教授在五年之内，先后创办了两个图书馆学专业和系，对图书馆学教育做出一定的贡献。
治学心得
首先，做学问一定要有基干，老话说就是“专攻一经”。无论你是搞哪一领域，先把这一领域内的重要书籍念透一部。研究目录学，首先读的就是《书目答问》，一字一句的念，还将各家批注和相关资料汇总起来研究。其次是要注重积累。现在学术界不重积累，这是受了社会风气浮躁的误导。特别是量化的评价标准，害死人。这是新八股的余毒，方便了评审，危害了学术。要积累就要抄书，做笔记，要做到四勤：脑勤，眼勤，手勤，耳勤。
第三点是一定要尊重传统，尊重前人的成果。所谓创新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创新，决不是不尊重前人成果，自搞一套。要相信一点，历史是在很公正地筛选。那些经过历史考验保存下来的文献，必定有它的道理和价值。学术固然有愉悦自身的功用，但这样的“为己之学”只是学术的一部分，“为人之学”才是学术的根本立足点。
最后一点，做学问不要赶风。你只要做好你这块领域就行了，不要什么热潮都去赶。作为学者，要经常保持一个“冷”字，求学时，要坐得起冷板凳，干事业时，要经得起冷遇，观察事务，则要保持冷眼。这里的“冷”指的就是沉着、平静、淡然。
妙观世态
大学者不多
近年，来新夏用电脑写稿。“我对新鲜事物很好奇，倒不是接受，我是试试，玩一把。”但他对电脑自有看法：“我认为电脑是个手段，不是学问。现在，年轻人把这点忘了，以为有电脑可以不读书，不对的。因为电脑上的文章是别人给你加工做上去的，不是影印本，你自己又不知道前后截取得对不对。现在年轻人三天就能出一篇论文，从电脑上这切一段那切一段，焊接到一块就成了文章，当然跟我们体制有关系，要求学生多少论文，量化。可以用电脑做科研，可以当检索工具来使用，但是做精心研究以后，在成文以前，一定要看原来的经典著作。因为电脑上影印的文章差错率还是有的，所以不要迷信电脑，电脑是使用的工具，而不是研究学问的资源。”
如今，来新夏笑称每天的生活是吃饭、睡觉两大主题。“我能吃能睡，间或看点书，书不拘主流与非主流，不拘好坏。但我也不是空坐着消耗时光，做点事，整理旧的东西。”他家也常有年轻人来聊天。“我很喜欢跟他们交流，因为从他们那里知道一些外面的新鲜事物。”对恢复高考以后成长起来的中年一代学人，来新夏说：“这一代应该说是精英分子，但是出大学者不多。现在也有人在仕途上失足。”
回顾一生经历，来新夏看得颇淡：“很多人劝我写回忆录，我不赞成写回忆录。一个人写回忆录，固然可以反思，反思不一定要写出来，自己明白就可以。特别像我们高龄，90岁的人，总有难过的事，等于在自己伤口上撒盐，何必呢？”
不 就行
时代周报：你研究的学术领域颇广，到南开大学任教后，从哪里起步？
来新夏：我到南开大学开始教近代史，从北洋军阀开始着手。因为我在解放以后调到近代史所，我是从近代史所到了南开。最早的研究方向是北洋军阀，因为我给范文澜先生当研究生，他当时就从整理北洋档案开始。后来我搞起古典目录学这些东西，也是歪打正着。那时候把我控制起来，认为近代史政治性强，不让我教近代史，后来我开课就开目录学，大家莫名其妙，很多人不知道目录学为何物，以为是图书馆的编目，也就让我开，所以成了我的学术领域。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学得不错，我的老师余嘉锡先生亲自教目录学，他说：你可以对这个东西做点长年的工作。所以我一直弄了50年，也在中华书局出版过《古典目录学》的入门读物。
时代周报：现在学界有一种粗浅的看法，好像是北洋军阀混战时期乱得不得了，但当时的学术文化还是蛮有生机的？
来新夏：这个文化生机，有限制，但是没有像后来这么严。对报刊有禁令，也有法令，也有管制。但是，一方面那时候的官员文化水平没有那么高，只要稍微调一下笔头也就过得去了，二则无官不贪，稍微走动走动，搞点小动作什么事也就解决了。北洋军阀这问题，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是我罪状之一，为什么放着好好的人不研究就研究坏人的历史，是你的阴暗心理作怪。我认为历史总是两面的，历史不是单一的“好就是好、坏就是坏”，我说：没有坏还显不出好来。北洋军阀的情况很混乱，各种派系交错，我觉得把这些东西理清也很重要，所以后来写了北洋军阀史。我研究北洋军阀也致力50年之久，开头写了一本《北洋军阀史略》，后来又改成《北洋军阀史稿》，最后写了一部《北洋军阀史》，100多万字，自个觉得算把这个事给结束了。
时代周报：如何研究《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
来新夏：开头我教近代史，总想有些新的东西给学生，读书都要写笔记的，所以我每看一书就写一篇读后的内容大要。开头也没有太注意，后来慢慢就稿子堆得越来越多，就觉得这些东西自己看过了，将来别人是不是还去看这个书，有没有人这么花心思去看，所以我就继续把这些做下去。我读过这个年谱，都是亲自检验的资料，一方面给后人学习，作为索引，一方面也是自己的积累。这个稿子也遭受厄运，在“文革”中大部分被烧。后来我又把它补齐了。所以，烧东西不怕，不把人杀掉就行了。有人在就有脑子，有脑子就可以恢复。
时代周报：沈从文先生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稿子也丢了，后来靠记忆又重新写了出来。
来新夏：重新写书这事在知识分子里面不少。除了把这个人消灭，不消灭他人，还有脑子，还有记忆，还可以恢复。当然恢复期间是含泪的，是痛苦的。
主要著作
一、学术著作《清人笔记叙录》
《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
《古典目录学》
《林则徐年谱新编》
《北洋军阀史》
《结网录》
《中国近代史述丛》
《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
《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
《中国地方志》等。
二、古籍整理
《史记选注》
《阅世编》
《清嘉录》等。
来新夏《出枥集》
三、随笔集
《冷眼热心》
《路与书》
《依然集》
《枫林唱晚》
《邃谷谈往》
《一苇争流》
《出枥集》
《学不厌集》
《且去填词》
《来新夏书话》
《不辍集》（商务印书馆，2012年4月）
所获荣誉
《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获天津市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中日地方史志比较研究》获日本文部省国际交流基金奖和天津市社科优秀成果奖荣誉奖。
《北洋军阀史》获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美国华人图书馆协会特评选授予来新夏先生2002年度“杰出贡献奖”。
人物传记
来新夏：誓不挂笔苦读人（陈鑫）
不久前，来新夏先生迎来90寿辰。家乡浙江萧山、工作单位南开大学及在读书界的朋友们，分别为他举行了隆重的祝寿活动和各具特色的学术交流。来先生不反对热闹的庆祝场面，但拒绝了各种称颂“封号”。他说，“读书人”三个字才是对自己的最高评价，并表示作为读书人的自己“有生之年，誓不挂笔”。
纵横三学 自成一家
从幼年开始，来新夏就在祖父来裕恂的悉心指导下开始了读书生涯。考入辅仁大学后，他受到陈垣、余嘉锡、张星烺、启功等大学者的指点。其后，又在华北大学读范文澜教授的研究生。1951年，他奉调至南开大学任教，读书写作成为了毕生的事业。
在治学上，来新夏涉猎颇广，人称“纵横三学，自成一家”。所谓三学，指的是历史学、方志学与图书文献学。这当中每一个领域都足以让人望洋兴叹，但来新夏却能游刃有余，并常常取得开创性成果。1957年《北洋军阀史略》、1981年《古典目录学浅说》、1983年《方志学概论》、1987年《天津近代史》、1991年《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简明词典》……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关领域中的第一部书，开一时风气，为学术的发展辟出一片新天地。
更为难得的是，来新夏的每一项研究都具有相当强的持续性，绝非浅尝辄止。从《林则徐年谱》到《林则徐年谱新编》，再到《林则徐年谱长编》；从《北洋军阀史略》到《北洋军阀史稿》，再到《北洋军阀史》；从《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到《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增订本)》……从著作最初问世到扩充增订，往往前后延续数十年。对学术，来先生从不满足现状，总是不断进行探索，以求尽善尽美。其中有几部书稿遭遇“文革”劫难，不得不从头再来。2011年出版的《书目答问汇补》，凝结了来新夏近70年的心血，可谓汇集毕生功力。他对学术的认真、坚韧令人钦佩。
改革开放以来，来新夏还积极参与推动中国图书馆学、方志学的研究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为学科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将学术服务于社会。
写作随笔 回报民众
上世纪90年代，来新夏离休。虽然学术研究并没有停止，但他可以从繁忙的事务性工作中脱身，“拨去万累”更无拘束地读书、写作了。也就在此时，他“衰年变法”，又开辟了自己新的创作领域——随笔。
他说：“当时的动机是读了一辈子书，有许多信息应当还给民众。过去写的那些所谓学术性文章，只能给狭小圈子里的人阅读，充其量千八百人，对于作为知识来源的民众，毫无回馈，内心有愧，而且年龄日增，也到该回报的时候了。”
对于一个已经取得很大成就的学者来说，古稀之年超越自我，开始一种新的尝试，需要很大的勇气。来新夏不顾朋友“不要不务正业”的劝告，毅然走出象牙之塔，用随笔形式，把知识化艰深为平易，还给民众。各大报纸的副刊、笔谈中常常能看到来新夏的名字，一本本随笔选结集出版，从1997年的《冷眼热心》开始，《依然集》、《枫林唱晚》、《一苇争流》、《邃谷谈往》、《且去填词》、《出枥集》、《80后》、《交融集》……每年来新夏都有新书出版。今年，他又出版了最新“专辑”《不辍集》。据不完全统计，“来氏随笔”已近800篇。
来新夏的随笔内容丰富，既有上下千年的历史评说，也有回忆亲身经历的烟雨平生，既谈论掌故，又针砭时事，多年来连续入选中国年度最佳随笔。“不务正业”的来新夏晚年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随笔大家。
笔耕不辍 乐在其中
今日学界文坛中，耄耋之年依然高产的，虽非绝无仅有，但也屈指可数。启功先生曾在赠来新夏的诗中写到“难得人生老更忙”，称赞他的笔耕不辍。
不过也有人劝来新夏何必这样辛苦，不如找点乐子，安享晚年。其实，读书与写作早已成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和最大的乐趣。徜徉书海中，他得以施展才智、实现价值，得以神交古人、参悟人生，得以纾解苦闷、慰藉伤痛。有人说，来新夏的作品富有心灵史的意味，越了解他的经历，才越能品出其中的味道。
说起来，来新夏走过的道路并不平坦。青年时性格狷介、锋芒过露的他，被老师赠号“弢庵”，勉其韬晦。然而由于才华横溢、成绩突出兼之“本性难移”，各种政治运动中，来新夏往往首当其冲，事业上也受到压抑与贬斥。直至风浪过后，才在花甲之年逐渐迎来辉煌。起起伏伏、风风雨雨、天磨人忌，也许是一代学人的共同际遇。但无论如何，来先生总能在读书、写作中找到自我，立定脚跟。
“江山依然风月，人生依然故我。”在来新夏的文章里，我们看不到遭受冲击后的畏首畏尾，看不到舔舐伤痕时的怨天尤人，也看不到志得意满中的张狂自大，一切在他的笔下化作冷静沉思。他记述往事释然幽默，评论世情平实理性。他把各种条条框框看得很轻，但绝不故作惊人之语。学养与阅历为他带来了一种读书人特有的智慧和通达。
“行百里者半九十”，来新夏常常以此自勉。他说，90岁只是人生路走到一半，后面还要加倍努力。“誓不挂笔”的他要将一个读书人的使命履行到底。
逝世消息
在告别人世之前，91岁的历史学家来新夏对护士提了一个请求：把我的眼镜拿来，我要看东西；把我的假牙拿来，我要说话。
这也许是来新夏陷入昏迷前为人所知的最终遗言。他因肺部感染入院，直至一个月后心脏功能衰竭。上呼吸机前，他还给护士们“上课”，还想读书。
2014年3月31日15时10分，春天还没走完，来新夏走了。此前一天，还有学生撰文回忆，南开大学新年晚会有则灯谜，谜面是“落花流水春去也”，谜底就是大名鼎鼎的来新夏教授。
在历史学、方志学、图书文献学等多个学科都作出开创性贡献的来新夏，素以“纵横三学，自成一家”闻名。但他自谦只是“一个读书人”。
他如约完成了读书人的誓言——两年前，南开大学为他庆祝九十大寿，他自称“90后”，当众表示：行百里者半九十，九十岁是新的开始，请朋友们监督，“有生之年，誓不挂笔”。
去世前几日，来新夏主编的新书《目录学读本》付梓，他没能看到。近千万字的《来新夏文集》再过几天就要交到出版社，他还没校完。他新近在一家广播电台开设的文化讲座也还没制作完成。
一切都已来不及了。
妻子焦静宜凑在耳边，试图将他3月23日发表的最后一篇随笔念给他听。文中，来新夏形容自己“一直停不下来”。他总结，最后三年左右写了三十来篇文章，还做过多次讲演，感到“心无愧怍”。
文章题为“难得人生老更忙”。这是他在辅仁大学的师友启功的赠言。来新夏八十大寿时，年过九旬的启功已不能写毛笔字，就以硬笔写来祝寿诗。
他多年的助手和朋友、南开大学图书馆原副馆长李广生说，来先生何止“著作等身”，他个人撰写的著作摞在一起，高过了天花板。
为来新夏整理文集的南开教授徐建华指出，来先生的许多成果都具开拓意义，多部专著是本领域或新中国成立后本学科第一部作品。
来新夏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是1957年的《北洋军阀史略》，这是新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北洋军阀兴亡史的专著，“文革”中成为他的麻烦之一。有人批评他“研究坏人的历史”，“阴暗心理作怪”。
焦静宜说，来先生曾经属于“内控”人员，没被定性为右派，但也排除在“群众队伍”之外，限制外出，不许上课。这客观上催生了一位目录学家——后来他开设目录学课程获得允许，因为这门学科“离政治远”。
有人形容，来新夏属于“百科全书”式人物，且口才极好，讲课“记下来就是一篇完整文章”。
晚年的来新夏不再开启新的课题，而是把旧稿补充完整。他的代表作《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是用毛笔写成初稿12册，但经过“文革”，仅余两册。另一书稿《书目答问汇补》也被没收，多年后被学生从废纸堆中发现。
与很多同代知识分子一样，来新夏的学问经过了被焚烧、然后凭借脑力重新恢复的过程。
焦静宜说，来先生极少谈起“文革”，也不写回忆录。他觉得，自己所经历的，并非个人独有的遭遇。
学生们公认，来新夏后来经历了“衰年变法”式的转型：这位历史学家以高龄成为出版近20种随笔集的高产作家。
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宁宗一形容这位挚友，“在史学与文学两条路并行的轨迹上”，进行了“从容的对接”。
而他自比“瘦骆驼的水囊”，只是让人干渴时“姑且喝上一口”。
他身上亦有瘦骆驼的毅力。在来新夏80岁之前，李广生未见他“打过一个哈欠”。他每次拜访，往往见到满头白发的来先生坐在电脑前。
来新夏74岁那年开始学习电脑，起因是他预料到，上了年纪用笔写字手会发抖，键盘则不会。
在“环顾左右，平生知己半为鬼”的年纪，来新夏身边不乏忘年交。李广生说，来先生善于交友，有人素不相识，只是慕名而来。只要门铃一响，开门的往往是来先生。不少地方请他为方志写序，他甚至为5个拆迁的村庄题写过《迁坟记》碑文，而在此之前，他亲自考察新墓园“均能符合民意”才算答应。
在焦静宜看来，与青年人的交往，是来新夏保持活力的原因。“他把跟这些年轻人的交往看做跟社会联系的渠道。”
浙江省绍兴县齐贤镇群贤村的农民孙伟良，以换煤气罐为生，虽只有初中学历，但研究地方志颇有成就。十多年前，他写信请教来新夏，二人自此建立了长期的读书人的联系。2007年，这位农民在村里建起一座“来新夏民众读书室”。
那个村庄来新夏去过三次。他寄去的包裹，孙伟良连原包装都不舍得丢掉。
孙伟良曾向来先生提出，希望在南开读个函授文凭。来新夏告诉他，如今教授多如牛毛，拥有文凭未必就算博学多才。绍兴的文史富矿足够挖掘，只要用心研究，比拥有文凭强得多。
跟来新夏的弟子们一样，孙伟良称他为“来先生”。
来新夏喜欢“先生”这个称呼。他近年发现，“先生”似已成“古董”，研究生称老师为“BOSS(老板)”，师生关系变成雇佣的金钱关系。他“宁背守旧落后的恶名”，也拒绝“BOSS”之称。
他还忌讳被人尊称“大师”。在遗嘱中，他要求后事从简，不举办任何告别仪式。
很多人没有来得及与来先生道别。这个读书人的名为“邃谷”的书房设为了灵堂，没有哀伤的乐曲，只有书的山谷。
亲友们原本期待为他庆祝百岁寿辰，来新夏也很有信心会活到那一天。他今年出版的最后一本随笔集《旅津八十年》，附有他密密麻麻、令不少晚辈汗颜的工作日程。
今年春节，来新夏整理旧物，发现尚有一笔“欠债”。2005年，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学术研究主任居蜜委托他整理些 战争史料《溃痈流毒》，他因事务繁忙遗忘。他自觉愧对旧友，决定“尽生前二三年之力”完成。
这笔债永远还不上了。
人物关系
柴德赓
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