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竹溪简介
王竹溪（1911～1983），名治淇，号竹溪，取《诗经·国风》“瞻彼淇澳、绿竹琦琦”句意。
中国物理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
1911年6月7日生于湖北公安县，1983年1月30日卒于北京。
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
1938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历任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及物理系主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理论物理教研室及理论物理研究室主任、副校长，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常务委员，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兼物理学名词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副理事长，教育部理科物理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科学》、《科学通报》副主编，中国科协委员等职。
曾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及北京市分社主任委员。
主要从事理论物理特别是热力学、统计物理学、数学物理等方面的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并取得突出成就。
在湍流尾流理论、吸附统计理论、超点阵统计理论、热力学平衡与稳定性、多元溶液、热力学绝对温标、热力学第三定律、物质内部有辐射的热传导问题及基本物理常数等领域进行了许多研究，取得多项重要成果。
在有序无序变化的统计力学理论研究方面，将贝特的理论推广到包括长程作用，证明了应用巨配分函数的正确性以及提供了求得近似配分函数的方法等；在热力学的理论研究方面，将普朗克二元溶液理论推广到适用于多元溶液，推广普朗克理论到多元系研究一个有任意多个组元和任意多个共存相的物体系的稳定平衡问题以及在选定三相点的绝对温度后一些实际问题的研究等；同时对物理学史、基本物理常数和汉字检索机器化方案等作了不少研究。
从事教授工作40余年，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为发展中国教育事业和科学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著有《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导论》等专著，并编纂出版了《新部首大字典》。
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身书香门第，祖父、父亲均是秀才。
自幼就能吟诵《神童诗》、《千家诗》一类读物。
一年春节，王家宾客盈门，一个四五岁的儿童手拿木炭，聚精会神地在墙上照着对联描写。
字迹秀丽，众客惊异，上前相问，小孩回答说：“白日莫闲过，青春不再来。
”这个小孩便是王竹溪。
1992年秋（11岁）考入武昌荆南中学初中部，在私塾、小学、初中阶段，先后读了经、史、子、集各类书籍，对《康熙字典》的切韵法也潜心学习，特别对数学一类的科技书籍最感兴趣。
在家中找到一本几何书，就学习割圆法，由外接和内切多边形求圆周率。
一次在武昌买到一本《算法统宗》即学习用珠算开方。
1928年转入上海麦伦中学。
在此期间，他除了学习学校规定的功课外，还阅读了梁启超、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大量作品。
由于青少年时代博览群书，为他以后在科学和教育方面的建树奠定了基础。
1929年，王高中毕业后，问他正在大学念书的哥哥王铭西：“我考哪个大学好？”铭西回答说：“想做官就读中央大学，要研究学问就去考清华大学。
”他怀着“科学救国”的宏愿，投考了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
入学以后，对物理学更感兴趣，次年遂转入物理系，是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教授的高材生。
他“读书勤奋，善于思考。
学习态度严肃认真，能深入理解物理概念并具有数学计算的特殊才能。
”（见周培源：《从爱国科学家到共产主义战士——悼念王竹溪同志》）。
1933年夏天，王大学毕业后，考取了清华物理系研究生，又是周培源教授带的最早的一位具有杰出才华的研究生。
在短短几个月内，他就出色完成了一项流体力学的在湍流理论研究工作，并且把研究成果写成了一篇学术论文，于次年在《清华大学理科报告》上发表，英国剑桥大学一位流体力学家对王的那篇论文进行审查，给予“有水平”的评论。
。
1935年，又考取清华出国公费留学生。
这年秋天，他离开祖国，入英国剑桥大学。
在统计物理学的领域内进行学习与研究，他的导师是世界著名的统计物理开拓者之一福勒教授。
1938年秋天，王以《吸附理论及超点理论的一个推广》论文获得了剑桥大学博士学位。
当时祖国烽火连天，大片锦绣河山被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铁蹄所践踏，而欧洲暂时处于平静。
他怀着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放弃了海外高薪重聘的机会，毅然离开英国，乘海轮过印度洋，经东南亚，回到祖国西南边陲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任教授。
当时工作、生活极端艰苦，为了避开日本帝国主义飞机的狂轰滥炸，学校设在西北门外，教室是铁皮顶的屋，门窗没有玻璃。
王住在东门外郊区，每月为了几十斤食米，都要亲自进城领取，然后背回家里。
生活总是入不敷出，他的夫人涂福玉只好挑花绣小绢出卖，有时去工厂做小工，挣点钱以补贴家庭生活费用。
但他对教学和科研工作仍是兢兢业业，除了完成物理系教学任务外，还到工学院任课，并完成了有关热力学、统计物理学等方面的研究课题。
据统计，从1934年到1948年这一时期内，王先后在《英国皇家学会会刊》、《中国物理学报》等刊物上发了17篇理论物理学方面的科学论文。
在教学方面，王热爱祖国的思想，严谨的治学作风，直接影响到他的学生。
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就是王在西南联大任教时指导的研究生。
又如我国科学界的“铁人”，对断裂力学、金属物理及钢铁冶金事业有重大贡献的已故的陈篪，也是王直接辅导成长起来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西南联合大学解散，北大、清华、南开恢复建制。
分别迁回北平、天津。
1946年夏天，王从昆明去北平，顺路到公安家乡看望亲友，身边带了几大捆学生的物理学考卷，除了有时和亲朋至友谈论学术问题外，经常批阅考卷至夜深。
在家乡逗留期间，专程去荆州湖北第四师范，看望他中学时代物理、数学教师罗少玉，到门房传递名片时，将“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教授”的衔头划去，改写“门生”二字。
1948年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前夕，有人劝王南逃，他严词拒绝，并用一个月的薪资购买了一套沙发，表示坚决留下迎接解放的决心。
次年，王被任命为物理系主任。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王被调到北京大学任教授，兼物理系理论教研主任，这一阶段，他的主要精力花在教材编写方面。
以前，我国的大专院校都是用外文物理教材，从五十年代开始，王编著的《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导论》，成为我国自己编著的第一批大专院校物理系教材。
《热力学》一书并被公认是物理学方面的重要著作，于1984年被评为全国优秀科技图书，荣获一等奖。
从三十年代初到五十年代末，王在热力学、统计物理等领域内，先后发表了30多篇科学论文，受到国内外的重视。
教育部每次举办全国大专院校物理教师培训班，王都是担任主要教课老师，还主持制订修改物理学教学大纲。
1959年，在“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运动中，错误地对王的《热力学》进行批判。
给他戴上“数学脱离物理”、“形式脱离内容”、“科学脱离生产”三顶大帽子，说书中引用的“喀喇氏温度定律”是形式主义。
他对这些“批判”据理反驳，事后仍然夜以继日地进行教学和科研工作。
1961年，国务院任命王为北京大学副校长，次年有关方面给他受批判的著作甄别平反。
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各国科学研究方面和生产方面开始广泛应用“喀喇氏温度定律”，这说明王认识和应用这一定律先于世界科学家。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受到冲击，被下放到江西鄱阳湖滨的鲤鱼洲放牛。
在“批林批孔”时，有人大肆宣扬什么“柳下跖痛斥孔老二”，连某些中国史学专家也背史实，眼着乱讲。
王在会上公开反对说：“柳下跖比孔子晚生一百多年，根本谈不上什么‘痛斥’的事。
”1976年唐山地震，余震波及北京，江青沽名钓誉，窜到北京大学去“慰问”，在“接见”会上，王坐在一边一言不发。
事后工人宣传队要王在物理系师生员工大会上传达江青的“指示”，王冷淡地说：“江青没有说什么。”
王长期担任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物理学报》主编，物理学名词委员会主任。
负责主持和审定物理学名词的翻译和统一工作，主持审查定稿的有收词9000余条的《物理学名词》，收词6000条的《物理学名词补编》，收词22000条的《英汉物理学词汇》。
这些工作对我国科学及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79年以后，他还担任着《中国大百科全书·物理学》编辑委员会主任，组织了近700人的撰写队伍，量才分工，亲自设计总体框架，拟写条目。
他年过古稀，直到住医院前，还坚持带研究生，给青年教师上辅导课，解答难题。
王涉猎的学术领域很广，从三十年代起，就利用业余时间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字，研究历代的典章制度，经过40多年的辛勤劳动，他创造了一种新部首检字法。
1978年《自然杂志》上发表了《汉字检索机器化的一个方案》的学术论文，还编著出版了一部《新部首大字典》。
这部字典收汉字近51000多个，比《康熙字典》还多4000多字。
有学者称它是“我国历代字典之楷模”。
一些著名专家教授敬佩地说：“在现代中国象他那样既精通现代自然科学，又精通中国历史文化，古文字学并旁及中国的文献、文物、典章、制度的学者，实在找不出第二位。”
1978年秋天，王率中国大学代表团访问了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
1981年夏天，又率代表团赴美国，出席国际精密测量与基本常数会议第二届大会。
平时经常会见各国来访的科学界和教育界人士。
对促进对外科技文化交流，发展中国科学文化及教育事业起了重要作用。
1983年1月30日，王竹溪因肝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
国内外100多个单位或个人发来唁电或唁函，表示深切哀悼。
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在唁电中说王竹溪的逝世，使“世界上失去了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中国失去了一位良师。
”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专程来北京吊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