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经历
赵理君早年曾是共产党员，而且是共产党早期投身武装斗争的一员。1924年，赵理君中学毕业，在家乡当了一个小学教师。1927年，赵理君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逃回家乡，继续教书。1928年任县民团局教练，兼任大足中学军事教练。同年，张希铭也到足中住教，创建中共大足地方组织──县第一个党支部，赵理君与他取得组织联系，协同张希铭开辟党的工作，介绍郑凌灿等人入党。在此期间赵理君入党。1930年10月，赵理君参加了铜梁地区的土桥暴动，失败后潜赴成都。1931年叛离共产党，后奔走南京投靠军统。赵理君此人，一手拿粉笔，一手拿手枪，亦可称允文允武。
1932年洪公祠特训班毕业以后，赵理君一直盘踞在上海，并在上海成为一名“行动”专家，1933年在复兴社特务处任情报官、调查组长、侦缉队长、复兴社特务处组织科中校科员，专门从事一些罪恶勾当。
累累罪行
杀害杨杏佛
1933年初，在经历了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的动荡之后，民权大同盟领导人杨杏佛赴华北呼吁全国统一抗日，蒋介石对此非常气恼。杨杏佛从民权保障同盟筹备工作之日起，就一再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威胁恐吓。1933年5月间，军统特务又给杨杏佛寄去一封装有子弹的恐吓信，要他立即退出同盟，否则将采取强硬手段。杨杏佛早已将生死置于度外，对此不予理睬，蒋介石决意除掉杨杏佛。
军统头子戴笠于6月初亲自前往上海指挥杀害杨杏佛的行动，具体负责暗杀行动的正是赵理君。参加这次行动的特务共有六人，赵理君在事前宣誓：要做到不成功便成仁，如不幸被捕，应即自杀，否则将遭到严厉惩罚。6月18日早上6点多，赵理君亲自带着李阿大、过得诚、施芸之等特务前往暗杀，汽车停在亚尔培路、马斯南路转角处。赵理君自己坐在汽车上，李阿大、过得诚等四人分散等候在中研院附近。约8时左右，当杨杏佛带着长子杨小佛走到院中准备登车时，特务们便走近门前准备动手。当杨杏佛的汽车驶出大门时，特务们持枪同时朝着车内射击，杨杏佛当场遇害。
刺杀史量才
1933年底，宋庆龄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起草了一份英文宣言，抗议蒋介石派人暗杀邓演达、杨杏佛，将它翻译成中文，希望史量才设法发表，史量才通过关系，在某通讯社的稿件上进行发表。凡此种种，迫使蒋介石下了暗杀史量才的决心。
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赶往上海，戴笠带着赵理君等人前往布置暗杀。行刺当天，特务们很早便去守候。当史量才的汽车行驶到了特务们预定动手的地方时，特务们立刻拔出手枪向史量才的汽车轮胎射击，当枪弹乱飞之时，史量才和他的儿子史咏赓急忙跳出车来分头逃跑。史量才因身体不好，跑得也慢，在慌乱中逃进附近一所茅屋，躲在房后面一个干涸的小水塘中，被站在路上指挥的赵理君发现了。赵理君一面大叫：在这里，一面连连向史量才开枪射击，有一弹正击中史量才头部，史量才当即倒下。另一特务李阿大又跑到史量才身边补了一枪，登时血流如注。特务们见目的已达到，立即集合跳上汽车飞奔而去。
斧劈唐绍仪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上海沦陷，而国民党元老唐绍仪仍留在上海，1938年9月，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亲自赴唐宅长谈，拉拢唐绍仪出山，唐绍仪对此不置可否。潜伏于上海的军统特务侦知此事后，汇报给重庆方面，蒋介石指示军统局长戴笠派一得力人员到上海把唐绍仪除掉。戴笠将此任务交给了心腹爱将赵理君。
赵理君从各方面探询唐绍仪的情况，从唐绍仪的亲友来往之中，得悉唐绍仪喜爱古玩，经常驱车往古玩店购置古瓷器、古铜器之类。赵理君得知后，即出重价购买了一只古瓶，伪装古玩店伙计，携带此瓶亲自送到环龙路唐公馆，由门口警卫人员转报，唐绍仪在会客室接见赵理君。赵理君又详述这个古瓶的特点，并说还有一个古瓷瓶比这个瓶的色彩还要好，年代更早，价钱并不比这个瓶高，若要看的话，请指定时间，再亲自送来。唐绍仪很高兴的和赵理君约定了时间。赵理君此次来，已观察清楚唐绍仪的住宅情况。赵理君回到住地后，即召集亲信人员，商讨如何下手，既可以完成刺死唐绍仪的任务，又可以安全逸去。研究结果，决定特制一柄锋利的短斧，由赵理君亲自动手，并准备多辆小坐车在唐宅周围警戒，以防意外。准备妥当后，赵理君即按照唐绍仪指定的时间携带两个古瓷瓶到唐公馆，又在会客室与唐绍仪见面。
唐绍仪看到古董花瓶后很高兴，戴上老花眼镜，把瓷瓶拿在手中详细鉴别，并说：这一次拿来的一个，确实比那一个好，一经比较，优劣立见。观察再三，爱不释手。赵理君认为时机已至，即靠近唐绍仪身旁，伪装与唐绍仪一同鉴别瓷瓶，即刻用右手从裤袋中抽出利斧，照准唐绍仪后脑用力砍去，唐绍仪立时身亡。赵理君杀死唐绍仪后，即将两个瓷瓶收拾好，离开会客室，轻手轻脚的又把会客室门关好，从容告知会客室门外之保镖说：老太爷在会客室等我，我去再拿几个更好的古瓶请他挑选。赵理君即很快走出，与在唐宅外边守候人员乘车逃逸。等待仆人发现唐绍仪遇刺，再找凶手时，赵理君早已逃得无影无踪。
滥杀无辜
1942年，山西土皇帝阎锡山与蒋介石不和，蒋介石为了控制阎锡山，下令戴笠封锁晋南到河南洛阳的通道，监视控制人员往来。戴笠以防止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渡黄河到晋南转进延安为借口，保举赵理君为第一战区少将编练专员兼洛阳专区行政督察专员，严密控制从洛阳到山西的黄河渡口。
在黄河渡口，赵理君以检查为名，敲诈勒索，胡作非为。稍不遂意，轻则打骂，抢劫财物；重则将人打死投入黄河毁尸灭迹。中统特工人员多次夹杂在渡河群众中搞情报活动，竟也被赵理君打死后投入黄河。
在洛阳，赵理君又兼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华北战地督导团督导专员，这个督导团是戴笠于1938年10月伙同天主教神父、比利时人雷鸣远建立的，其成员除天主教徒、军统分子外，吸收了许多土豪、红枪会徒，以及地痞流氓，在豫东沦陷区及晋东南一带活动。赵理君以抗日为幌子，实际上与日本人勾结，从事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此时，赵理君早已沦为汉奸，是日本人的走狗。
死于非命
1941年底，赵理君的督导团公然用枪枝与土匪换鸦片，并且数量有几船之多，被河南第十二行政督察专员韦孝儒的军队查获扣押，处死了首恶分子。于是，赵理君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1942年3月15日，韦孝儒来洛阳出席河南省政府召集的省政会议，他与洛阳复旦中学校长郭兆曙是朋友，就住在复旦中学校内。但第二天却离奇失踪，同时失踪的还有两名韦氏随从。
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得到河南省府的呈报，急忙召集军统河南站负责人兼河南省政府调查统计室主任岳烛远，限令十天内弄个水落石出，活着要找到人，死了要见尸首。岳烛远经过两天调查，此案告破，凶手竟是赵理君，而赵理君也毫不在乎地承认。
河南省党部和教育界人士上街游行，要求严惩凶手。这时在重庆的陈果夫，一再上书蒋介石，要求缉拿凶手，以平民愤。蒋介石接到蒋鼎文呈报，要求立即将赵理君拘捕审讯。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部将赵理君移交给了军法执行分监部监押审讯，赵理君在人证物证俱在的情况下无法抵赖，供认了作案意图和经过。并根据中统提供的确凿证据，赵理君为日本蓝衣社特务，是一个早已投降日寇的汉奸。
戴笠闻讯，矢口否认赵理君为汉奸，企图保全赵理君的性命，便致电战区长官部；要求提人，交由军统内部处理。蒋鼎文鉴于案情重大，又加之河南地方官员的强烈呼吁，便直接电请蒋介石，要求处决赵理君，蒋介石命令于洛阳将赵理君就地正法。对赵理君的死，戴笠流了几滴眼泪，他确实有些欣赏赵理君。赵理君死后，戴笠总感到少了些什么。在军统局本部纪念周上报告此案时，戴笠情不自禁流露出爱惜之情，称：赵理君是一位勇于冲锋的同志，是组织中的佼佼者。
戴笠指示军统有关部门将赵理君的尸体厚葬在成都龙泉驿军统公墓，以后戴笠每经过成都都要去墓前凭吊一番；并指示军统人事和总务部门对赵理君家属给予厚恤，以示安慰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