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邓文仪（1905年—1998年），原国民党中央常委，中国台湾中国文化学院教授；湖南省醴陵县（今醴陵市）人，1905年生于醴陵县农村家庭；1923年上初中四年级时报名参加广东政府军政部长程潜创办的教导营学兵连，投笔从戎，技身国民革命。
1924年初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一队学习，在开学典礼上聆听了孙中山的训示，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参加了到韶关随侍孙中山的勤务工作；1924年底提前毕业，随同黄埔军校教导团参加东征讨伐叛军陈炯明的战斗，曾负伤；1925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1月回国参加北伐军，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师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代主任，授少将；1928年任总司令部侍从参谋；1931年起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秘书8年，参加发起"新生活运动"，曾获宝鼎勋章；1931年冬，在蒋介石授意下，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成立，他又是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1932年后，他积极参加蒋介石发动的“剿共”战争，曾主编《“剿匪”文献》。
1935年被派赴莫斯科，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首席武官；1936年任三民主义力行社书记，参与处理西安事变；1938年调任成都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兼委员长成都行辕政治部主任，授中将，主持训练3万名军官和学员；1941年调任第三战区政治部主任。
1944年任国民党青年军政治部设计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1945年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一厅厅长，两度赴新疆视察；1946年任中华民国国防部新闻局局长；1947年任国防部政工局局长兼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常委；1949年8月初，作为国防部政工局局长，曾奉蒋介石之命到湖南长沙劝阻陈明仁将军起义，未果，匆匆飞离长沙；后去中国台湾。
1950年，任中国台湾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1951年任"革命实践研究院"副主任、代主任。1952年起任"行政院内政部"政务次长6年，负责实施中国台湾土地改革及地方自治；1957年任"行政院"退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9年起任国防研究院讲师10年；后任中国文化学院教授；曾获中国香港世界大学颁赠文学名誉博士。
晚年深研道教，获选中国台湾中国道教总会理事长；著有《游踪万里》、《中国台湾游记》、《农村访问记》、《耕者有其田记实》、《黄埔精神》、《冒险犯难记》、《从军报国记》、《民族复兴记》、《青年、战争、革命》、《政治工作的经验与教训|》等文稿。
1998年7月13日在美国去世，享年93岁。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邓文仪，1905年12月18日生于湖南醴陵，其祖父是摆卖衣服地摊的，父亲是湖南醴陵的一家糖果杂货店的店主。当他还是个小学生时，便深受他的校长王英兆的影响，王是一个保定军事学校的毕业生：他使这个年轻的学生一头栽入了游侠剑客和盗匪的传统小说与史诗之中。王先生每星期两晚上要给学生们讲《水浒》的故事，描述和分析书中的人物及其个性，他们的武艺、社会背景和“绿林好汉”的正义行为。于是，在校长的影响下，邓和他的同学们逐渐地把《三国演义》、《七侠五义》、《七剑十三侠》、《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平西》、《岳飞传》，及《班超平中亚》等里面的人物视为自己的榜样。
于是，小业主之子邓文仪，与中国许多受武侠小说吸引的青少年一样，怀着一种浪漫的决心长大——就像毛泽东那样，他决心做一个见义勇为、扶济贫弱、默默无闻、救国救民、任劳任怨、不为财色所动的正人“君子”，一个现代的“游侠”。他读中学时所碰到的经济困难更增强了他的这种决心。那时，他家没钱支付他在校的食宿。邓两次得徒步跋涉60里路回家，乞求父母给钱付费。但无论邓如何痛哭流涕，他母亲最终只能凑起一块钱来，于是他不得不学会赌博来攒够钱供自己上学。这只能加强他对“绿林好汉”们的敬仰和对小说里拜把兄弟“杀富济贫”的尊重。邓由于受到他们的启发，拒绝结婚，而且在中学毕业的前夕，进入程潜在广州的军事学校，“参加了革命”。一入校他便听说了黄埔军校，于是他成功地通过了黄埔学校的入学考试。
军旅生涯
1925年10月，黄埔军校毕业后邓文仪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3月，他随共产国际代表团回中国，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时，他投靠了蒋介石，并受到重用。历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及国民党军队师、军政治部主任等职。1928年—1934年任蒋介石侍从秘书。1931年冬在蒋介石授意下，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成立，他又是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1932年后，他积极参加蒋介石发动的“剿共”战争，曾主编《“剿匪”文献》。
1935年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首席武官，在莫斯科工作一段时间后，于同年秋回国述职。12月初，蒋介石命他迅速返回莫斯科，说有要事让他承办，嘱他不可延误。邓文仪奉办的“要事”，就是陈立夫向蒋介石提出的与中共接洽一事。1936年任“三民主义力行社”书记。 1938年任成都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兼委员长，成都行辕政治部主任。
抗日战争期间，1937年任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处长贺衷寒）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同年任武昌青干训练团上校总教官，1938年调任成都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少将主任兼委员长成都行辕政治部主任，1939年4月4日叙任陆军少将，1941年6月调升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政治部中将主任，1944年兼任青年军政治部设计知道委员会主任委员，1945年7月调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第一厅中将厅长。
1946年任国防部（部长白崇禧）新闻局中将局长，1947年改任国防部政工局局长，旋兼任新闻发言人，期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及中央常委。1948年9月22日晋任陆军中将。
1949年2月，邓文仪在上海发表《和平与战争的发展》的书面谈话，提出所谓四项意见：一、政府要和，二、中共要战，三、北平局部和平成了骗局，四、备战以言和，能战方能和，不惜牺牲一切，与共党周旋到底。
中国台湾岁月
1949年底去中国台湾，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1950年任国民党中国台湾地区党部主任委员，次年任“革命实践研究院”副主任、代理主任。
1952年任“行政院内部部”政务次长，负责实施中国台湾“土地改革”及“地方自治”，1957年后历任“行政院退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防研究院”讲座、“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化学院”教授。
1949年底去中国台湾，1950年任国民党中国台湾地区党部主任委员，1951年任革命实践研究院副主任、代理主任，1952年任“行政院内部部”政务次长，1957年任“行政院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9年任“国防研究院”讲座，后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化学院教授，期间曾被授予世界文化大学文学荣誉博士。
历史会面
1990年春节，徐向前、聂荣臻两位元帅发表谈话指出：“和平奋斗，统一祖国，是黄埔师生历史使命”，“深切期望海峡两岸和旅居海外师生，焕发爱国、革命精神，同心戮力，为按照一国两制构想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恪尽职责；由于祖国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和党中央领导的关注，终于打破了中国台湾的“不接触、不来往、不谈判”的三不政策。
邓文仪先生由台北第一次秘密来到北京，并受到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邓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内历史性的首次接见，此外，邓文仪还亲切会见了昔日的黄埔军校一期同学徐向前元帅以及侯镜如、郑洞国。
1991年4月10日，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主席，接见了再次回到大陆的邓文仪先生及其所率领的"黄埔四海同心会谒陵访问团"，江泽民热诚希望海峡两岸黄埔同学共同努力，为早日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作出应有的贡献。
人物轶事
蒋氏红人
邓文仪是黄埔军校一期的所谓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曾是蒋介石的红人。早在30年代蒋在江西“剿共”时期，邓即任蒋的主任侍从副官，任何要人想和蒋见面都要事前通过他不可，其权势之大，炙手可热。蒋介石的侍卫张毓中也说：“当时的邓文仪先生，宠信之专，权势之高，少有出其右者，我常在机场、车站和重要场合中，看到党政军要员见到他，无不毕恭毕敬，行礼问候。”
据特务处干部李邦勋回忆说：“原邓文仪掌握的南昌行营调查课，也是蒋介石的特务组织之一，在1934年前同徐恩曾掌握的特工总部(中统前身)和戴笠掌握的特务处是鼎足而立，分道扬镳进行反共反人民罪恶活动的，其分支机构亦遍布全国各都市。因为l934年7月南昌飞机场飞机被火焚毁，蒋介石以邓文仪不能彻查据实报告，认为对他不忠，即于同年8月撤掉他的调查课课长职务，交由戴笠接替。”
张毓中则说：“据我们所知，领袖在秘密地准备对日抵抗，正设法增强军力，尤其是空军军力，故命曾在德国留学深造、受德国统帅兴登堡将军所推崇的徐培根先生出任航空署长，凡重要航空事宜，因怕日人知悉，对我不利，都采伪装或掩护手法，以避日人耳目。而这次起火，事出蹊跷，领袖怀疑是日本间谍收买汉奸，纵火烧毁，以致损失惨重，严重的影响了我空军战力。谁知调查课调查的结果是意外失火，并无人为因素。领袖不信，命再认真彻查，结果仍如前查，领袖始终怀疑不信，就另命戴先生复查。戴先生果真不愧为特种工作奇才，竟于短期内查出失火真相，找到人证物证，证明是人为纵火，拘捕了有关人犯。领袖极为震怒，扣押了徐署长和邓课长议处，并发表戴先生兼调查课长。”失掉南昌行营调查科并被监禁，对于邓文仪来讲，并不是灾难。不久被放出来，派任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馆武馆，1936年回国，并被选为复兴社书记。
渐失宠信
然而，1936年西安事变后，蒋对邓则视若仇敌，不但不愿见他，就是有人提邓之名，蒋也会大发脾气。
因为，在西安事变中，一些蒋的亲信怕被扣于西安的蒋投降，使政局发生变化，便主张炸平西安，牺牲蒋介石，另推何应钦为领袖，而邓文仪即是其主谋者之一，待蒋被释放回南京后，宋美龄向蒋言明此内幕；平时恨邓之人，也对邓落井下石。至此，蒋就把邓当成眼中钉了。
邓失去蒋的信任后如丧家之犬，东奔西窜，毫无办法。他的心腹朋友贺衷寒、袁守谦、萧赞育等也爱莫能助，不敢在蒋面前为他说情。
抗战期间
卢沟桥事变后，政训处成立了抗敌宣传委员会，聘请100多名委员，其中也有如郭沫若、叶浅予等民主进步人士。此会是社会组织，不是由蒋官方任命委员，而是由政训处处长聘请，所以贺衷寒得以指定邓为主任委员。
1937年冬，抗敌宣传委员会迁至武昌美术专科学校后，很快便在无形中解散了。此时，国民党政府又在武昌成立了一个训练团，招收一批青年和干部受训，故须任命一上校政治总教官。对这一清苦的职务，多人不愿赴任，惟邓毛遂自荐，到处奔走托人找关系，一心想当总教官。一天，我问他，你去担任训练团的总教官，恐怕不太适宜吧？邓说，只有这种起码的工作，我在老头子（即蒋介石）方面也许才能通得过。我如今和别人不同，只要有事做，总不愁将来没办法。后来，蒋知道了邓的任命很有些不快，好在朋友们替他说情，说他愿意痛改前非，戴罪立功，蒋也就没说什么。
邓在训练团任上校总教官，只穿军服，见了将军们就得行礼。团政治部主任孙伯骞原是邓的部下，如今邓要向孙“立正”、“报告”。同事们见后，在背后都笑话他。由于邓的忍气吞声，守规矩，既勤快又无架子，再加上有贺衷寒等人的暗中支持，大家对邓的印象逐渐好起来。
1938年，经贺等人的举荐，邓任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蒋未加反对。邓上任后，招揽了不少名流学者；编辑出版了《黄埔周刊》、《黄埔季刊》、《黄埔丛刊》，自以为又可以为所欲为了。岂不知蒋对他余恨未了，在一次活动中故意让他当众出丑：同年秋，中央军校十五期第一总队在成都举行毕业典礼后，蒋亲自主持，蒋在大操场边走边巡视，邓也跟在后边。蒋骤然回头对邓说：“你处处跟着我走，是否觉得漂亮些？我不愿意看到你这副嘴脸，你给我滚下去！”当时邓在全校师生和众多来宾面前受到如此奇耻大辱，真是无地自容，待典礼一完便立即气冲冲地跑回家去了。
邓的家在成都少城三条巷，妻子李白坚正因难产住院（几天后就去世了），邓因要陪蒋参加典礼而未与妻子见面，却未料到蒋给他当头一棒。邓意外受辱，恼羞成怒，回家后痛哭流涕，决心用“军人魂”剑自杀。恰巧当晚军校教官袁觐贤邀我去看他，见此情形，百般劝说：校长不是别人，他对你爱极恨深，总有一天会回心转意的。邓气愤地高声说，我连王八都不如，还做什么人！他呻吟了很久，气也逐渐消了。次日，邓照常到校办公，一点牢骚也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