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1911年6月1日（农历五月初五），萧红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现哈尔滨市呼兰区）城内龙王庙路南的张家大院。乳名荣华，学名张秀环。 

1916年，外祖父将萧红学名改为张廼莹。 

1919年，生母姜玉兰感染霍乱病故。父亲张廷举续娶梁亚兰，即萧红继母。

1920年，入呼兰县乙种农业学校（俗称龙王庙小学，现为萧红小学）女生班读初小。 

1924年，入北关初高两级小学校女生部读高小。后转入呼兰县第一女子初高两级小学校。 

1927年，入哈尔滨市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现为哈尔滨市萧红中学）就读。萧红喜欢文学和绘画，在校刊上发表过署名悄吟的抒情诗。 

1928年，哈尔滨市学生维持路权联合会发起反日护路游行示威活动，即“一一九”运动。萧红参加游行，主动担任宣传员。 

1929年，祖父去世，萧红十分悲痛，因为祖父是她最亲的人。祖父去世后，她对家庭已没有感情和留恋。 

1930年，初中毕业，不顾家庭反对而出走北平，入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附属女子中学读高中一年级。因为没有家庭的支持，不久生活陷入困顿中。 

1931年1月，萧红寒假中离开北平返回呼兰，被软禁在家中。同年2月底，萧红再次去北平，不久未婚夫汪恩甲追到北平。3月中旬，两人一起离开北平回哈尔滨。汪恩甲的哥哥汪大澄不满萧红去北平读书，代弟弟解除了与萧红的婚约，萧红到法院状告汪大澄。汪恩甲为了顾及哥哥的声誉，违心承认解除婚约是自己的主张。萧红输掉了官司，回到呼兰，后随家搬到阿城县（现哈尔滨市道外区民主乡）福昌号屯，被迫与外界隔绝。 

1931年10月，萧红从福昌号屯经阿城逃到哈尔滨。一个月后与汪恩甲到道外十六道街东兴顺旅馆同居。半年后，萧红怀孕，临产期近，汪恩甲却不辞而别。萧红写信向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编辑裴馨园求助，裴馨园多次派萧军到旅馆给萧红送书刊。萧红因此结识萧军。

1932年8月7日，松花江决堤，洪水泛滥市区，由于萧红欠钱太多，旅馆不让萧红离开。萧军趁夜租了一条小船，用绳子把萧红救出，到裴馨园家暂住。不久萧红住进医院分娩，孩子生下后因无力抚养而送人，后夭折。出院后，两人住进道里新城大街（现道里尚志大街）的欧罗巴旅馆，开始共同生活。因没有固定收入，二人仅靠萧军当家庭教师和借债勉强度日。 

1932年11月，萧红、萧军从欧罗巴旅馆搬出，安家于道里商市街25号（现道里区红霞街25号）。 

文学创作

1933年3月，萧红参加了中共党员金剑啸组织的赈灾画展，展出她的两幅粉笔画。同年4月，以悄吟为笔名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弃儿》，是她最早发表的文学作品。随后发表诸多作品，踏上文学征程。 

1933年7月，萧红与萧军、白朗、舒群等人在抗日演出团体“星星剧团”中担任演员，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日，由于引起敌伪特务机关注意，剧团于公演前解散。 

1933年10月，在舒群等人的帮助下，萧红、萧军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自费在哈尔滨出版。萧红署名悄吟，萧军署名三郎。

《跋涉》的出版，在东北引起了很大轰动，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也为萧红继续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4年6月，因《跋涉》中大部分作品揭露了日伪统治下社会的黑暗，歌颂了人民的觉醒、抗争，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进步色彩，引起特务机关怀疑，为躲避迫害，萧红、萧军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逃离哈尔滨，经大连乘船到达青岛。端午节前一天，舒群夫妇在大港码头接了二萧，一起住在观象一路一号。萧军在《青岛晨报》任主编，萧红集中精力，勤奋写作，完成著名中篇小说《生死场》。此间，他们与上海的鲁迅先生取得联系，并得到鲁迅的指导与鼓励，称赞中国左翼文学一下子多了两个实力作家。 

1934年11月，萧红、萧军与作家张梅林离开青岛抵达上海。在上海，萧红、萧军经常到鲁迅家做客，向鲁迅请教。鲁迅特意将萧红、萧军介绍给茅盾、聂绀弩、叶紫、胡风等左翼作家。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萧红的好朋友，对她的创作和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鲁迅和许广平不但在创作上指点他们，还十分关心他们的生活。不久，叶紫、萧红、萧军在鲁迅的支持下结成“奴隶社”。 

1935年12月，《生死场》以“奴隶丛书”的名义在上海容光书局出版，署名“萧红”。鲁迅为之作序，胡风为其写后记，在文坛上引起巨大的轰动和强烈的反响，萧红一举成名。 

1936年6月15日，萧红作为最初发起人之一，与鲁迅、茅盾、巴金、以群等六十七位作家联合签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反对内战，号召爱国文艺工作者，发挥进步作用，创作优秀作品，积极行动起来，为祖国解放，民族独立而斗争。 

1936年7月，因与萧军在感情上出现裂痕，为了求得解脱、缓解矛盾，萧红只身东渡日本。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萧红发表《海外的悲悼》等诸多作品用以怀念。 

1937年1月，萧红从日本回国，到上海后便去万国公墓拜谒鲁迅先生的墓，表达哀思；3月，写下《拜墓诗——为鲁迅先生》，发表在4月23日的《文艺》上。4月，至北平与老友李洁吾、舒群见面，后又回到上海，此时和萧军的关系有所好转，参与了萧军编辑的《鲁迅先生纪念集》的资料收集工作。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萧红、萧军不顾危险，帮助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躲过特务机关搜捕，保护他们安全转移。 

1937年9月，萧红、萧军撤往武汉，结识著名青年诗人蒋锡金，住进他在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25号的寓所。

不久，东北籍青年作家端木蕻良也搬来与他们同住。萧红、萧军与从东北各地流亡到武汉的舒群、白朗、罗烽、孔罗荪等青年作家积极投身于抗战文艺活动，并在武汉形成一个很有影响的东北作家群。萧红创作了多篇以抗日为主题的作品，《天空的点缀》《失眠之夜》《在东京》《火线外二章：窗边、小生命和战士》等散文的发表，对宣传推动人民抗战起到积极作用。

1938年1月，萧红、萧军和聂绀弩、艾青、田间、端木蕻良等人应民族大学副校长李公朴之邀，离开武汉到山西临汾民族大学任教担任文艺指导员；2月，临汾形势紧张，萧红、端木蕻良随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西安；4月，萧红与端木蕻良一起回到武汉；5月，两人在武汉结婚。 

1938年11月，萧红在江津白朗家生下一子，产后第四天，萧红称孩子头天夜里抽风而死。产后萧红回到重庆，应邀写下一些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主要有《记我们的导师》

《记忆中的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生活散记》《鲁迅先生生活忆略》等。 

1939年冬，萧红和端木蕻良搬到黄桷树镇上名秉庄，住在靳以楼下。 

1940年1月底，萧红随端木蕻良离开重庆，飞抵中国香港，住在九龙尖沙嘴乐道8号。2月5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国香港分会”在大东酒店为二人举行欢迎会；3月，萧红参加中国香港女校纪念三八劳军筹备委员会在坚道养中女子中学举行的座谈会；8月3日，中国香港文协、青年记者协会中国香港分会、华人政府文员协会等文艺团体联合在加路连山的孔圣堂召开纪念会，纪念鲁迅先生六十岁诞辰，萧红负责报告鲁迅先生生平事项，纪念会上还演出了萧红到港后写的哑剧《民族魂》。 

1940年9月1日，《呼兰河传》开始在《星岛日报》副刊《星座》连载，12月20日完稿，12月27日连载完毕。 

因病去世

1941年4月，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回国途经中国香港，特意到九龙看望病中的萧红。后来萧红听从史沫特莱的建议到玛丽医院做全面检查，发现患有肺结核。同年10月份住院打空气针治疗，因受医院冷遇，11月底萧红返回九龙家中养病。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九龙陷于炮火，柳亚子先生应萧红之约，到九龙乐道萧红住处去探望她。次日，端木蕻良和青年作家骆宾基护送萧红从九龙转移到中国香港，住进思豪酒店。 

1942年1月12日，日军占领中国香港。萧红病情加重，被送进中国香港跑马地养和医院，因庸医误诊为喉瘤而错动喉管，手术致使萧红不能饮食，身体衰弱；1月15日，端木蕻良和骆宾基将萧红转入玛丽医院；第二天，萧红精神渐复，在纸上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1942年1月21日，玛丽医院由日军接管，萧红被送进红十字会在圣提士反女校设立的临时医院。1月22日上午10点，萧红病逝，享年31岁。 

个人作品

作品风格

萧红的小说具有鲜明的文体特征，她打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创造了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边缘文体，并以其独特的超常规语言、自传式叙事方法、非情节化的结构及诗化风格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萧红体”小说文体风格。同时，她以自己悲剧性的人生，感受和生命体验，观照她所熟悉的乡土社会的生命形态和生存境遇，揭露和批判国民性弱点，抒写着人的悲剧、女性的悲剧和普泛的人类生命的悲剧，从而使其小说获得一种浓烈而深沉的悲剧意蕴和独特而丰厚的文化内涵。 

萧红的小说有超常规的文体语言。她并不是按照常人的思维循规蹈矩地写，而是以一种极自然的陌生语言去描写她所熟悉的一切。萧红对语言的超常规运用既表现为新鲜、生疏，同时又表现为直率、自然。萧红语言的直率首先表现在她率性而言，以她特有的童心观照世界时对这个诗意世界不加雕饰的语言描绘。这种超常规语言的运用在萧红后期的创作中越来越成熟。《牛车上》中的三月春阳、《后花园》中的六月鲜花、《小城三月》中的初春原野等，都是一个个儿童眼中的世界，自然而成。同时，这种直率的语言又表现出自然的特点，因为直率，不用伪饰、矫情，就更显得自然质朴，直率和自然这两种特性自然成为一体。这种语言没有着意雕琢的痕迹，自然而然，蕴含着一种稚拙浑朴的美，一种独特而醇厚的情调，从而成为“萧红体”小说叙述风格的重要特征。 

在为《生死场》所作的序言中，鲁迅称赞萧红所描写的“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品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对于《呼兰河传》，茅盾评价说它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它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呼兰河传》乃至萧红后期的全部创作，由于偏离了左翼文学的政治化的轨道，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个人性、自我化之路，自然招致左翼阵营的批评和非议。但亦如茅盾所说，与萧红在情调、思想上的缺失相对应的，是她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功。这也不是纯艺术的技巧化的成功，而是一种源于作者短促生命和凄美个性的悲剧性的成功。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从《生死场》到《呼兰河传》孕育并造就了一种萧红式的独特的小说文体。这种小说文体的发展道路就是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化，从一个方面实现了文学史的衔接、承续，在审美意识上沟通了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更准确地说，是把传统文学中最高雅的部分——诗和散文，与现代文学中已经代替了诗而成为主体的部分——小说，实现了新的对接。正是这一对接造就了现代文学中最具生命力的内容。 

人物评价

总体评价

萧红是一位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女性作家，以其作品中悲喜交杂的情感基调、刚柔并济的语言风格以及独特的写作视角的运用和对行文结构的处理，在文学史中独树一帜。萧红是典型的女文青的性格，爱折腾，不愿守本分，她的一生泛泛而言是很惨的、短命、穷困、奔波，她从十九岁离家出走，这一走便再没回头，中间只辗转回去过一次。 

名家点评

林贤治：萧红确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是继鲁迅之后的一位伟大的平民作家。她的《呼兰河传》和《生死场》，为中国大地立传，其深厚的悲剧内容，以及富于天才创造的自由的诗性风格，我以为是唯一的。 

夏志清：没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评论萧红的作品，是“最不可宽恕的疏忽”。《呼兰河传》的长处在于它的高度的真实感，萧红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 

葛浩文：萧红在本质上是个善于描写私人经验的自传体式作家。 

章海宁：我更愿意把萧红归类为是一个贫民作家，她笔下的主角经常是生活困窘的女性。萧红自己本身也生活困苦，她更能体会到处于社会中弱势群体的艰难和不易。  

张耀杰：萧红有文学才华但做人不及格。 

马勇：萧红的悲剧源于“五四”鼓励下的出走。 

王东成：对萧红人性的不洁和过错要作同情的理解。 

轶事典故

一半骨灰

1942年1月22日，萧红病殁中国香港法国医院，遵照她的遗愿：身后要能看到大海。在萧红去世后的第四天，端木蕻良带着笔、墨和装有萧红骨灰的一只花瓶来到浅水湾的一个山坡上，这里上边是丽都饭店，下边是游泳场，他把骨灰瓶深葬之后，亲笔题写了“萧红之墓”的木牌立于坟前。

端木先生在安葬萧红时，即嗅到了沿途一路上的血腥味。他担心此处墓地不能长久保全，因此特意留下了另一半骨灰放在另一只同样的花瓶里，秘密地埋葬在圣士提反女校土崖的一棵树下。法国医院当时就设在这所教会女校内，萧红正故世在这里。

1957年8月，萧红在中国香港浅水湾的骨灰被迁回广州银河革命公墓安葬。

当时内地反右，端木先生正在接受审查，无法亲自去广州迎回萧红的骨灰，只能写了一篇纪念文章《纪念萧红，向党致敬！》以示心迹，发表在1957年8月16日的《广州日报》上。

文革后，端木先生几次托中国香港的朋友到圣士提反女校后山去找寻萧红另一半骨灰埋葬地，但是时间久远，山上树木茂密，无法辨认。1995年3月，端木先生收到中国香港圣士提反女校20世纪40年代的地形平面图复制件，希望能指认出当年埋葬萧红部分骨灰的确切地点。但时间久远，复制件模糊不清，又是平面图，不好辨认，端木先生忧郁地说：“看来我去了也未必能找到了，萧红的那一半要永远地留在中国香港了。

1996年10月5日，端木先生在北京去世，身前留下遗愿，把他的部分骨灰撒到中国香港圣士提反女校后山、萧红另一半骨灰的埋葬地。1997年5月，他的夫人钟耀群女士来到中国香港，实现了他的愿望。

情感纠葛

萧红曾这样解读自己：“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汪恩甲

少女时代的萧红，曾被家里订了婚，未婚夫叫汪恩甲。这人相貌堂堂，师范毕业，萧红对他也很是倾心。但是，萧红在初中毕业后跟表哥搭伴去北京读高中，这件事情在当地引起了轩然大波，未婚夫的哥哥汪恩厚因此逼迫弟弟跟她分手。萧红不服，到法庭状告汪恩厚代弟休妻，汪恩甲为保全哥哥在教育界的名声，表示解除婚约是他自己的要求，令萧红败诉。不过，萧红后来还是原谅了汪恩甲。1934年，两人住进哈尔滨东兴顺旅馆，不久萧红有了身孕。但是，当萧红临产期近，汪恩甲却突然失踪，令萧红独自被困在旅馆。对于汪恩甲的失踪，一种说法认为他没有足够的钱交房费，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他是遭遇了意外。 

萧军

萧红怀孕时困居旅馆，处境艰难，只好写信向哈尔滨《国际协报》的副刊编辑裴馨园求助，裴馨园多次派萧军到旅馆给萧红送书刊，两位文学青年因此开始了相互爱慕。1932年，松花江决堤，由于萧红欠旅馆的钱太多，旅馆不让萧红离开。萧军趁夜租了一条小船，用绳子把萧红救出水困。不久萧红进医院分娩，但她无力抚养孩子，将孩子送人，这个孩子后来夭折了。出院后，萧红与萧军住进当地的欧罗巴旅馆，开始了一段贫苦但甜蜜的共同生活，同时，萧红也迎来了自己的创作黄金期。但是，萧军有些大男子主义，他个性粗暴，而且情感轻浮，在两年里先后跟三个女子有暧昧。而且，他并未拿萧红当成自己最后的归宿：“她单纯、淳厚、倔犟，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两人从哈尔滨结伴去青岛，最后又到了上海，但最终，萧红还是向萧军提出分手，结束了这段既爱且痛的恋情。 1986年夏天，萧军重来青岛，被问及当年与萧红相处时，他提及“那时确实脾气不好，常对萧红发火”，并亲口承认“打过萧红”。 

端木蕻良

端木蕻良曾是萧红和萧军共同的朋友。跟粗犷的萧军不同，端木性情阴柔，他还曾称赞萧红的文学成就超越萧军，让萧红找回了久违的自尊。当萧红终于下定决心跟萧军分手时，她已经怀了萧军的孩子，但她和端木仍于1938年5月在武汉举行婚礼。对这段感情，萧红曾经这样形容：“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萧军）永远分开的时候我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但是，端木的个性和他过去的优越生活决定了他并非很好的照顾者。有人谴责端木在萧红生命攸关的时刻离开萧红，但据后来的端木夫人钟耀群所解释，端木离开萧红是为了外出购买食品和药物，并寻找尚未被日军接管的医院。1987年，端木曾到广州银河公墓为萧红扫墓，并写下“天涯海角非远，银河夜夜相望”的悼念之词。 

骆宾基

1940年，萧红与端木蕻良同抵中国香港，之后发表了中篇小说《马伯乐》和著名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在中国香港期间，端木蕻良帮助了同为东北流亡作家的骆宾基。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骆宾基打算撤离中国香港，但当骆宾基打电话向端木和萧红辞行时，端木却问他能否暂留中国香港协助照料病重的萧红，骆宾基慨然允诺。根据骆宾基的记载，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萧红病逝的44天中，他始终守护在萧红身边。至于骆宾基跟萧红之间是否有男女之情，其后人始终表示否认。 

亲属成员

后世纪念

墓址

1942年1月24日，萧红遗体在中国香港跑马地背后日本火葬场火化，一部分骨灰被葬于中国香港的浅水湾，剩余骨灰葬于圣士提反女校后院土山坡下。 

1957年8月15日，经中日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倡议，萧红迁葬悼念仪式在广州市大德路别有天殡仪馆举行，萧红骨灰从中国香港迁到广州银河革命公墓，重新安葬。 

追悼会

1942年5月1日，延安文艺界举行萧红追悼会，在延安的作家及文化艺术工作者深切悼念萧红。 

萧红故居

萧红故居，坐落在呼兰县城南二道街204号，始建于1908年，占地面积3500平方米，现辟为萧红纪念馆，1986年端午节开放，并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故居为清末传统八旗式住宅，青砖青瓦，土木建造，修复后的萧红故居青砖院墙，院门面东而开，正门门楣上悬“萧红故居”横匾，乃陈雷题写，院内五间正房，东西间陈列萧红祖母用过的部分物品；西两间屋展出萧红生前照片、中外名人留景、题词、信函，迎门堂屋摆放着萧红故居原貌沙盘，院内有一座2米高汉白玉的萧红塑像，后花园西侧有碾房一座。 

萧红纪念馆

萧红故居纪念馆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县呼兰镇建设街文化路29号，毗邻萧红故居。纪念馆成立于1986年6月11日（萧红诞辰75周年），于2011年6月6号（萧红诞辰100周年）建成对外开放，建筑面积1050平方米，地上地下两层展区面积为1600平方米。展览内容共分为“呼兰河畔”“漂泊岁月”“书香恒久”三大部分。纪念馆主题色调以灰色为主，阶梯造型的窗户象征书架、重叠式的屋顶象征翻开的书籍、31面装饰性窗户隐喻萧红31年短暂而传奇的人生经历。 

萧红画像

1997年，中国香港客居作家高旅将珍藏的一副萧红女士画像捐赠给中国香港的中央图书馆。此画为北京画院院长尹瘦石先生根据萧红早年照片摹绘，还有诗人聂绀弩先生吊诗六首，由诗人陈迩冬先生书写，另有聂绀弩眉题诗成一立轴，帧集书法、诗词、绘画三绝于一身。高旅先生自1964年珍藏此画，因希望此画能长期保存常年陈列，而萧红曾居中国香港且在港病故，与中国香港有一段文学因缘，决定无条件捐赠给中国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