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政烺

张政烺简介

张政烺是中国著名的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专家，在古文字学、古文献学等领域有很高的造诣。已故杨向奎先生曾对听他讲课的研究生说：“在中国，听过张政烺先生的古文献课，别人的文献课就不必听了。”

张政烺基本资料

中文名：张政烺

别名：字苑峰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山东省荣成市

出生日期：1912年4月

逝世日期：2005年

职业：历史学家

毕业院校：北京大学

主要成就：任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

代表作品：《张政烺文史论集》

张政烺传略

张政烺六岁开始上学，小学毕业后随族伯张俊采（瑞三）读过三年私塾，兼学篆书，凡读过的书均能逐篇背诵。这样，在他幼小时，不仅萌发了对我国古代文献典籍的浓厚兴趣，而且养成了酷爱读书的习惯。这是他一生博览群书、广泛探求知识的基础。

张政烺先生年方十四岁就离乡到青岛礼贤中学读书（旧日制四年），十八岁入北京弘达中学读高中。1932年，他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张先生在北京大学这几年，知识面广，在刊物上发表了几篇学术论文，颇受师长们的青睐。《猎碣考释初稿》是张先生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石鼓文是传世的中国最古的碑碣，自唐代发现后，千余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张先生所作的考释，郭沫若同志曾摘抄于《石鼓文研究》的书眉。《平陵陈得立事岁陶考证》，也是一篇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先秦陶器文字，自清末发现后的半个世纪中有关学者只注意考释其文字，而张先生的这篇文章，开拓了用陶文结合铜器铭文来考证历史的途径。

1936年，张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由于对我国古代文献典籍（包括版本、目录）具有渊博的知识，张先生进入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任图书管理员（曾编印方志目录一册）、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等职，抗日战争后期曾兼任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委员。那些年，他发表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的学术论文，有《邵王之諻鼎及簋铭考证》、《六书古义》、《讲史与咏史诗》、《字说》、《说文燕召公史篇名丑解》、《王逸集牙签考证》、《问答录与说参请》、《说文叙引尉律解》等，还在其他报刊上发表了《封神演义的作者》、《玉皇姓张考》、《宋四川安抚制置副使知重庆府彭大雅事辑》、《一枝花话》等，内容涉及甲骨、金文、陶文、碑刻、通俗小说等许多领域。

他析疑辨难，考证史料非常精确。中国古文字学起于汉代经学家，东汉许慎撰《说文解字》，使汉字的形、音、义基本明了，这在当时确实起了进步作用，诚然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但是．后世学者研究古代文字以许书为宗，即使面对大量甲骨文、金文、陶文、石刻文字等材料，仍不敢越雷池一步，使古文字学深受束缚。张先生的《六书古义》一文，通过考查“说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指出许书中托古改制的奥秘，这对于打破学者思想上的迷信，促进建立新的中国古文字学，起了除旧布新的推动作用。

从1946年开始，张先生受聘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授，同时在清华大学兼授中国文字学，还担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会委员。张先生讲课，着力于内容深度的阐发。如果不认真听，很难听懂，一旦听懂了，则终生受益。据当年听过张先生讲授先秦文献研究的学生（现均为教授）回忆，张先生不局限于一般地介绍这些古文献的作者生平、时代背景和内容，而是将自己多年来读这些古书的心得体会和所发现的问题，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甚至连自己尚未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也都可以率先和盘托出。有的学生在以后的工作过程中，还不时翻阅过去的课堂笔记，从中得到教益和启迪。1952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部文物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张先生担任讲授，参加五个教研组（在其中三组任主任），为培养新中国的考古工作者队伍，做出了贡献。

1954年，张先生参加筹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并兼任研究员。60年代初，历史系系主任翦伯赞去法国讲学，系里的领导说什么张先生讲课效果不佳，不适合在北大教课，趁翦不在校，就把张先生调离了北大。翦老自法国返校，知道此事无法挽回，乃大发雷霆：“你们知道张政烺是什么样的专家？竟然把他调走！我从哪里去请这样的专家？！”张先生调离北大，北大的先秦史从此一蹶不振，实在令人惋惜。1960年至1966年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1966年起至今，专任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并先后任物质文化研究室、古文字古文献研究室主任。1950年至今，任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1955年至今任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1978年当选为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1979年当选为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1980年当选为中国史学会理事。1982年起，兼任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新中国建立以后，张先生的学术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迄今为止，据不完全统计，他在海内外的学术刊物上已经发表的论著达数十篇，共数十万字。张先生崇尚实学，无论是长篇，还是短文，内容都很充实。他的论著贯穿着这样一个鲜明的特点，即以唯物史观为指针，广泛搜集和综合利用甲骨文、金文、陶文、石刻、简牍、帛书等考古成果和古文字资料，结合古文献记载，加以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来研究我国古代的历史，做出符合我国历史实际的科学结论。因此，他在中国古代史、古文字学、古文献学，乃至中国通俗小说等各个领域内，都做出了引人注目的突出贡献。

第一，对我国古代社会性质的认识。众所周知，古史分期问题,曾经是我国史学界意见很分歧、争论最热烈的一个重大课题。张先生早在五十年代，连续发表了《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汉代的铁官徒》和《秦汉刑徒的考古资料》，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我国古代社会性质的精辟见解。张先生认为周代奴隶人数既不多，当时主要的直接生产者和革命斗争者是国人和庶人（这类似罗马史上的国民和平民）而不是奴隶。因此，他在《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一文中，用大量的甲骨文材料结合文献研究商周的社会组织，主要是说明农村公社的普遍存在，农民就是战士。他所使用的“古代中国”一词，相当于中国青铜时代。他认为这是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在中国发生发展的过程，应把它划归为奴隶社会的初期。《汉代的铁官徒》和《秦汉刑徒的考古资料》，则用秦上郡戈和后汉洛阳刑徒砖志等考古资料结合文献记载，论证刑徒在周、秦是奴隶身份，汉代虽在逐渐减缓其罪刑，但奴隶身份未变。铁官徒起义是奴隶起义。汉代是中国的奴隶社会。其后陆续发表的《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甲骨文肖与肖田》、《关于肖田问题——答张雪明同志》、《释甲骨文尊田及土田》、《殷契■田解》等论文侧用甲骨文材料考查殷代开荒和耕种的技术，以及每年　田是庆丰收之礼，主要说明农民的身份和怎样分裂出新的农村公社，最终论证殷代的社会性质。

第二，甲骨文的释读与考证。关于这方面，张先生所发表的文章除了上面所提到的以外，还有：《释甲骨文俄、隶、蕴三字》、《释它示——论卜辞中没有蚕神》、《释■》、《殷虚甲骨文羡字说》、《殷契首字说》、《释因蕴》等。其中《释甲骨文俄、隶、蕴三字》和《释因蕴》，这两篇是根据甲骨文研究商代语言方面的文章，说明古代汉语中的复音词，在最早的文字中出现。推测是一字重音，后来才出联绵字，变成书面语言后，语义又随着作家的理解而有所改变。

第三，青铜器铭文的考释和年代考订。如《利簋释文》、《何尊铭文解释补遗》、《周厉王胡簋释文》、《王臣簋释文》、《中山王■壶及鼎铭考释》、《中山国胤嗣<妾子>{次虫}壶释文》，皆考释其文字，论证其年代。关涉史事，务求明白易晓。有的文章尚未公开发表，如《西周金文历谱》一文，费时甚长，写作过程几起几落。他推测周武王伐纣在公元前1070年，以此做出西周历谱。这样，西周铜器铭文有关历法的材料，均可妥当地编排进去。

又如《十又二公及其相关问题》一文，写作开始于1935年，1982年才脱稿，可见其治学之谨严。东周时期，秦国铜器铭文常见“十又二公”，张先生考证，认为这和《春秋经》的十二公，都是“公取十二，法天之数”的一种迷信思想，公羊家所说孔子作《春秋》的原理，主要“存三统”之说，是东周贵族间共同的想法。他认为孔子囿于时代，有许多落后的东西，这是自然的孔子。汉儒、宋儒、清儒以及古史辨派，喜为孔子洗刷装扮，这对新的历史时期自然会起破除迷信，建立新的文化的作用，但对孔子本身的认识，却离得越来越远了。在古文字研究方面，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几件青铜器铭文和甲骨片上出现的一行三个或六个数目字，几十年间，学者为之困惑。张先生对此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认为这些数目字组是最早的易卦。早在1978年11月末吉林大学召开的古文字学术讨论会上，有人提及此问题，张先生作了题为《古代筮法与文王演周易》的报告，与会者报以热烈的掌声，同意张先生的看法。

1980年应邀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召开的“伟大的中国青铜器时代”的学术讨论会上，作了题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的报告。论证铜器铭中的易卦，是“以卦名邑。以邑为氏”。1982年发表《殷墟甲骨文所见的一种筮卦》。1984年又发表了《易辨——近几年来我用考古材料研究周易的综述》，这是一篇综合叙述金文、甲骨文、竹简、帛书等各种古文字材料中的易卦，其中有单卦、重卦、变卦、互卦等，进一步论证周易源流的文章。遗憾的是，最重要的资料——江陵天星观楚墓出土的竹简，其发掘报告多年尚未发表，张先生虽曾得见有易卦的竹筒照片，但因从不抢先使用他尚未发表的材料，以致论述未能尽意。然而张先生的这一划时代的重大发现，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此外，1971年至1974年，张先生还曾在中华书局参加标点二十四史的工作，从事《金史》的标点和校勘。1974至1978年，在文物出版社主持或参加新出土的临沂银雀山汉简、长沙马王堆帛书和云梦睡虎地秦简等的整理工作，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张先生不仅学识渊博，学风严谨，而且虚怀若谷，光明磊落，正气凛然，乐于助人，提携后学，无门户之见、亲疏之别。几十年来，他至诚地为向他求教的各方人士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张先生的文章和道德，为我们树立了楷模，也赢得了海内外专家学者的由衷敬佩。张先生虽已年近八旬，仍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着，一方面正在从事着历史所于五十年代开始、由张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历史文物图集》（共十五卷）的工作，另一方面整理和修改旧稿，完成中华书局预约多年的《张政烺学术论文集》。我们衷心祝愿张老健康长寿，为弘扬我国古代文化的优良传统，繁荣祖国的历史科学，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张政烺论著目录

张政烺六岁开始上学，小学毕业后随族伯张俊采（瑞三）读过三年私塾，兼学篆书，凡读过的书均能逐篇背诵。这样，在他幼小时，不仅萌发了对我国古代文献典籍的浓厚兴趣，而且养成了酷爱读书的习惯。这是他一生博览群书、广泛探求知识的基础。

张政烺先生年方十四岁就离乡到青岛礼贤中学读书（旧日制四年），十八岁入北京弘达中学读高中。1932年，他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张先生在北京大学这几年，知识面广，在刊物上发表了几篇学术论文，颇受师长们的青睐。《猎碣考释初稿》是张先生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石鼓文是传世的中国最古的碑碣，自唐代发现后，千余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张先生所作的考释，郭沫若同志曾摘抄于《石鼓文研究》的书眉。《平陵陈得立事岁陶考证》，也是一篇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先秦陶器文字，自清末发现后的半个世纪中有关学者只注意考释其文字，而张先生的这篇文章，开拓了用陶文结合铜器铭文来考证历史的途径。

1936年，张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由于对我国古代文献典籍（包括版本、目录）具有渊博的知识，张先生进入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任图书管理员（曾编印方志目录一册）、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等职，抗日战争后期曾兼任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委员。那些年，他发表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的学术论文，有《邵王之諻鼎及簋铭考证》、《六书古义》、《讲史与咏史诗》、《字说》、《说文燕召公史篇名丑解》、《王逸集牙签考证》、《问答录与说参请》、《说文叙引尉律解》等，还在其他报刊上发表了《封神演义的作者》、《玉皇姓张考》、《宋四川安抚制置副使知重庆府彭大雅事辑》、《一枝花话》等，内容涉及甲骨、金文、陶文、碑刻、通俗小说等许多领域。

他析疑辨难，考证史料非常精确。中国古文字学起于汉代经学家，东汉许慎撰《说文解字》，使汉字的形、音、义基本明了，这在当时确实起了进步作用，诚然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但是．后世学者研究古代文字以许书为宗，即使面对大量甲骨文、金文、陶文、石刻文字等材料，仍不敢越雷池一步，使古文字学深受束缚。张先生的《六书古义》一文，通过考查“说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指出许书中托古改制的奥秘，这对于打破学者思想上的迷信，促进建立新的中国古文字学，起了除旧布新的推动作用。

从1946年开始，张先生受聘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授，同时在清华大学兼授中国文字学，还担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会委员。张先生讲课，着力于内容深度的阐发。如果不认真听，很难听懂，一旦听懂了，则终生受益。据当年听过张先生讲授先秦文献研究的学生（现均为教授）回忆，张先生不局限于一般地介绍这些古文献的作者生平、时代背景和内容，而是将自己多年来读这些古书的心得体会和所发现的问题，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甚至连自己尚未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也都可以率先和盘托出。有的学生在以后的工作过程中，还不时翻阅过去的课堂笔记，从中得到教益和启迪。1952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部文物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张先生担任讲授，参加五个教研组（在其中三组任主任），为培养新中国的考古工作者队伍，做出了贡献。

1954年，张先生参加筹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并兼任研究员。60年代初，历史系系主任翦伯赞去法国讲学，系里的领导说什么张先生讲课效果不佳，不适合在北大教课，趁翦不在校，就把张先生调离了北大。翦老自法国返校，知道此事无法挽回，乃大发雷霆：“你们知道张政烺是什么样的专家？竟然把他调走！我从哪里去请这样的专家？！”张先生调离北大，北大的先秦史从此一蹶不振，实在令人惋惜。1960年至1966年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1966年起至今，专任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并先后任物质文化研究室、古文字古文献研究室主任。1950年至今，任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1955年至今任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1978年当选为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1979年当选为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1980年当选为中国史学会理事。1982年起，兼任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新中国建立以后，张先生的学术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迄今为止，据不完全统计，他在海内外的学术刊物上已经发表的论著达数十篇，共数十万字。张先生崇尚实学，无论是长篇，还是短文，内容都很充实。他的论著贯穿着这样一个鲜明的特点，即以唯物史观为指针，广泛搜集和综合利用甲骨文、金文、陶文、石刻、简牍、帛书等考古成果和古文字资料，结合古文献记载，加以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来研究我国古代的历史，做出符合我国历史实际的科学结论。因此，他在中国古代史、古文字学、古文献学，乃至中国通俗小说等各个领域内，都做出了引人注目的突出贡献。

第一，对我国古代社会性质的认识。众所周知，古史分期问题,曾经是我国史学界意见很分歧、争论最热烈的一个重大课题。张先生早在五十年代，连续发表了《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汉代的铁官徒》和《秦汉刑徒的考古资料》，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我国古代社会性质的精辟见解。张先生认为周代奴隶人数既不多，当时主要的直接生产者和革命斗争者是国人和庶人（这类似罗马史上的国民和平民）而不是奴隶。因此，他在《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一文中，用大量的甲骨文材料结合文献研究商周的社会组织，主要是说明农村公社的普遍存在，农民就是战士。他所使用的“古代中国”一词，相当于中国青铜时代。他认为这是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在中国发生发展的过程，应把它划归为奴隶社会的初期。《汉代的铁官徒》和《秦汉刑徒的考古资料》，则用秦上郡戈和后汉洛阳刑徒砖志等考古资料结合文献记载，论证刑徒在周、秦是奴隶身份，汉代虽在逐渐减缓其罪刑，但奴隶身份未变。铁官徒起义是奴隶起义。汉代是中国的奴隶社会。其后陆续发表的《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甲骨文肖与肖田》、《关于肖田问题——答张雪明同志》、《释甲骨文尊田及土田》、《殷契■田解》等论文侧用甲骨文材料考查殷代开荒和耕种的技术，以及每年　田是庆丰收之礼，主要说明农民的身份和怎样分裂出新的农村公社，最终论证殷代的社会性质。

第二，甲骨文的释读与考证。关于这方面，张先生所发表的文章除了上面所提到的以外，还有：《释甲骨文俄、隶、蕴三字》、《释它示——论卜辞中没有蚕神》、《释■》、《殷虚甲骨文羡字说》、《殷契首字说》、《释因蕴》等。其中《释甲骨文俄、隶、蕴三字》和《释因蕴》，这两篇是根据甲骨文研究商代语言方面的文章，说明古代汉语中的复音词，在最早的文字中出现。推测是一字重音，后来才出联绵字，变成书面语言后，语义又随着作家的理解而有所改变。

第三，青铜器铭文的考释和年代考订。如《利簋释文》、《何尊铭文解释补遗》、《周厉王胡簋释文》、《王臣簋释文》、《中山王■壶及鼎铭考释》、《中山国胤嗣<妾子>{次虫}壶释文》，皆考释其文字，论证其年代。关涉史事，务求明白易晓。有的文章尚未公开发表，如《西周金文历谱》一文，费时甚长，写作过程几起几落。他推测周武王伐纣在公元前1070年，以此做出西周历谱。这样，西周铜器铭文有关历法的材料，均可妥当地编排进去。

又如《十又二公及其相关问题》一文，写作开始于1935年，1982年才脱稿，可见其治学之谨严。东周时期，秦国铜器铭文常见“十又二公”，张先生考证，认为这和《春秋经》的十二公，都是“公取十二，法天之数”的一种迷信思想，公羊家所说孔子作《春秋》的原理，主要“存三统”之说，是东周贵族间共同的想法。他认为孔子囿于时代，有许多落后的东西，这是自然的孔子。汉儒、宋儒、清儒以及古史辨派，喜为孔子洗刷装扮，这对新的历史时期自然会起破除迷信，建立新的文化的作用，但对孔子本身的认识，却离得越来越远了。在古文字研究方面，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几件青铜器铭文和甲骨片上出现的一行三个或六个数目字，几十年间，学者为之困惑。张先生对此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认为这些数目字组是最早的易卦。早在1978年11月末吉林大学召开的古文字学术讨论会上，有人提及此问题，张先生作了题为《古代筮法与文王演周易》的报告，与会者报以热烈的掌声，同意张先生的看法。

1980年应邀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召开的“伟大的中国青铜器时代”的学术讨论会上，作了题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的报告。论证铜器铭中的易卦，是“以卦名邑。以邑为氏”。1982年发表《殷墟甲骨文所见的一种筮卦》。1984年又发表了《易辨——近几年来我用考古材料研究周易的综述》，这是一篇综合叙述金文、甲骨文、竹简、帛书等各种古文字材料中的易卦，其中有单卦、重卦、变卦、互卦等，进一步论证周易源流的文章。遗憾的是，最重要的资料——江陵天星观楚墓出土的竹简，其发掘报告多年尚未发表，张先生虽曾得见有易卦的竹筒照片，但因从不抢先使用他尚未发表的材料，以致论述未能尽意。然而张先生的这一划时代的重大发现，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此外，1971年至1974年，张先生还曾在中华书局参加标点二十四史的工作，从事《金史》的标点和校勘。1974至1978年，在文物出版社主持或参加新出土的临沂银雀山汉简、长沙马王堆帛书和云梦睡虎地秦简等的整理工作，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张先生不仅学识渊博，学风严谨，而且虚怀若谷，光明磊落，正气凛然，乐于助人，提携后学，无门户之见、亲疏之别。几十年来，他至诚地为向他求教的各方人士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张先生的文章和道德，为我们树立了楷模，也赢得了海内外专家学者的由衷敬佩。张先生虽已年近八旬，仍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着，一方面正在从事着历史所于五十年代开始、由张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历史文物图集》（共十五卷）的工作，另一方面整理和修改旧稿，完成中华书局预约多年的《张政烺学术论文集》。我们衷心祝愿张老健康长寿，为弘扬我国古代文化的优良传统，繁荣祖国的历史科学，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张政烺纪念文章

张政烺六岁开始上学，小学毕业后随族伯张俊采（瑞三）读过三年私塾，兼学篆书，凡读过的书均能逐篇背诵。这样，在他幼小时，不仅萌发了对我国古代文献典籍的浓厚兴趣，而且养成了酷爱读书的习惯。这是他一生博览群书、广泛探求知识的基础。

张政烺先生年方十四岁就离乡到青岛礼贤中学读书（旧日制四年），十八岁入北京弘达中学读高中。1932年，他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张先生在北京大学这几年，知识面广，在刊物上发表了几篇学术论文，颇受师长们的青睐。《猎碣考释初稿》是张先生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石鼓文是传世的中国最古的碑碣，自唐代发现后，千余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张先生所作的考释，郭沫若同志曾摘抄于《石鼓文研究》的书眉。《平陵陈得立事岁陶考证》，也是一篇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先秦陶器文字，自清末发现后的半个世纪中有关学者只注意考释其文字，而张先生的这篇文章，开拓了用陶文结合铜器铭文来考证历史的途径。

1936年，张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由于对我国古代文献典籍（包括版本、目录）具有渊博的知识，张先生进入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任图书管理员（曾编印方志目录一册）、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等职，抗日战争后期曾兼任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委员。那些年，他发表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的学术论文，有《邵王之諻鼎及簋铭考证》、《六书古义》、《讲史与咏史诗》、《字说》、《说文燕召公史篇名丑解》、《王逸集牙签考证》、《问答录与说参请》、《说文叙引尉律解》等，还在其他报刊上发表了《封神演义的作者》、《玉皇姓张考》、《宋四川安抚制置副使知重庆府彭大雅事辑》、《一枝花话》等，内容涉及甲骨、金文、陶文、碑刻、通俗小说等许多领域。

他析疑辨难，考证史料非常精确。中国古文字学起于汉代经学家，东汉许慎撰《说文解字》，使汉字的形、音、义基本明了，这在当时确实起了进步作用，诚然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但是．后世学者研究古代文字以许书为宗，即使面对大量甲骨文、金文、陶文、石刻文字等材料，仍不敢越雷池一步，使古文字学深受束缚。张先生的《六书古义》一文，通过考查“说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指出许书中托古改制的奥秘，这对于打破学者思想上的迷信，促进建立新的中国古文字学，起了除旧布新的推动作用。

从1946年开始，张先生受聘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授，同时在清华大学兼授中国文字学，还担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会委员。张先生讲课，着力于内容深度的阐发。如果不认真听，很难听懂，一旦听懂了，则终生受益。据当年听过张先生讲授先秦文献研究的学生（现均为教授）回忆，张先生不局限于一般地介绍这些古文献的作者生平、时代背景和内容，而是将自己多年来读这些古书的心得体会和所发现的问题，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甚至连自己尚未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也都可以率先和盘托出。有的学生在以后的工作过程中，还不时翻阅过去的课堂笔记，从中得到教益和启迪。1952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部文物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张先生担任讲授，参加五个教研组（在其中三组任主任），为培养新中国的考古工作者队伍，做出了贡献。

1954年，张先生参加筹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并兼任研究员。60年代初，历史系系主任翦伯赞去法国讲学，系里的领导说什么张先生讲课效果不佳，不适合在北大教课，趁翦不在校，就把张先生调离了北大。翦老自法国返校，知道此事无法挽回，乃大发雷霆：“你们知道张政烺是什么样的专家？竟然把他调走！我从哪里去请这样的专家？！”张先生调离北大，北大的先秦史从此一蹶不振，实在令人惋惜。1960年至1966年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1966年起至今，专任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并先后任物质文化研究室、古文字古文献研究室主任。1950年至今，任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1955年至今任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1978年当选为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1979年当选为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1980年当选为中国史学会理事。1982年起，兼任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新中国建立以后，张先生的学术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迄今为止，据不完全统计，他在海内外的学术刊物上已经发表的论著达数十篇，共数十万字。张先生崇尚实学，无论是长篇，还是短文，内容都很充实。他的论著贯穿着这样一个鲜明的特点，即以唯物史观为指针，广泛搜集和综合利用甲骨文、金文、陶文、石刻、简牍、帛书等考古成果和古文字资料，结合古文献记载，加以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来研究我国古代的历史，做出符合我国历史实际的科学结论。因此，他在中国古代史、古文字学、古文献学，乃至中国通俗小说等各个领域内，都做出了引人注目的突出贡献。

第一，对我国古代社会性质的认识。众所周知，古史分期问题,曾经是我国史学界意见很分歧、争论最热烈的一个重大课题。张先生早在五十年代，连续发表了《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汉代的铁官徒》和《秦汉刑徒的考古资料》，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我国古代社会性质的精辟见解。张先生认为周代奴隶人数既不多，当时主要的直接生产者和革命斗争者是国人和庶人（这类似罗马史上的国民和平民）而不是奴隶。因此，他在《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一文中，用大量的甲骨文材料结合文献研究商周的社会组织，主要是说明农村公社的普遍存在，农民就是战士。他所使用的“古代中国”一词，相当于中国青铜时代。他认为这是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在中国发生发展的过程，应把它划归为奴隶社会的初期。《汉代的铁官徒》和《秦汉刑徒的考古资料》，则用秦上郡戈和后汉洛阳刑徒砖志等考古资料结合文献记载，论证刑徒在周、秦是奴隶身份，汉代虽在逐渐减缓其罪刑，但奴隶身份未变。铁官徒起义是奴隶起义。汉代是中国的奴隶社会。其后陆续发表的《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甲骨文肖与肖田》、《关于肖田问题——答张雪明同志》、《释甲骨文尊田及土田》、《殷契■田解》等论文侧用甲骨文材料考查殷代开荒和耕种的技术，以及每年　田是庆丰收之礼，主要说明农民的身份和怎样分裂出新的农村公社，最终论证殷代的社会性质。

第二，甲骨文的释读与考证。关于这方面，张先生所发表的文章除了上面所提到的以外，还有：《释甲骨文俄、隶、蕴三字》、《释它示——论卜辞中没有蚕神》、《释■》、《殷虚甲骨文羡字说》、《殷契首字说》、《释因蕴》等。其中《释甲骨文俄、隶、蕴三字》和《释因蕴》，这两篇是根据甲骨文研究商代语言方面的文章，说明古代汉语中的复音词，在最早的文字中出现。推测是一字重音，后来才出联绵字，变成书面语言后，语义又随着作家的理解而有所改变。

第三，青铜器铭文的考释和年代考订。如《利簋释文》、《何尊铭文解释补遗》、《周厉王胡簋释文》、《王臣簋释文》、《中山王■壶及鼎铭考释》、《中山国胤嗣<妾子>{次虫}壶释文》，皆考释其文字，论证其年代。关涉史事，务求明白易晓。有的文章尚未公开发表，如《西周金文历谱》一文，费时甚长，写作过程几起几落。他推测周武王伐纣在公元前1070年，以此做出西周历谱。这样，西周铜器铭文有关历法的材料，均可妥当地编排进去。

又如《十又二公及其相关问题》一文，写作开始于1935年，1982年才脱稿，可见其治学之谨严。东周时期，秦国铜器铭文常见“十又二公”，张先生考证，认为这和《春秋经》的十二公，都是“公取十二，法天之数”的一种迷信思想，公羊家所说孔子作《春秋》的原理，主要“存三统”之说，是东周贵族间共同的想法。他认为孔子囿于时代，有许多落后的东西，这是自然的孔子。汉儒、宋儒、清儒以及古史辨派，喜为孔子洗刷装扮，这对新的历史时期自然会起破除迷信，建立新的文化的作用，但对孔子本身的认识，却离得越来越远了。在古文字研究方面，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几件青铜器铭文和甲骨片上出现的一行三个或六个数目字，几十年间，学者为之困惑。张先生对此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认为这些数目字组是最早的易卦。早在1978年11月末吉林大学召开的古文字学术讨论会上，有人提及此问题，张先生作了题为《古代筮法与文王演周易》的报告，与会者报以热烈的掌声，同意张先生的看法。

1980年应邀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召开的“伟大的中国青铜器时代”的学术讨论会上，作了题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的报告。论证铜器铭中的易卦，是“以卦名邑。以邑为氏”。1982年发表《殷墟甲骨文所见的一种筮卦》。1984年又发表了《易辨——近几年来我用考古材料研究周易的综述》，这是一篇综合叙述金文、甲骨文、竹简、帛书等各种古文字材料中的易卦，其中有单卦、重卦、变卦、互卦等，进一步论证周易源流的文章。遗憾的是，最重要的资料——江陵天星观楚墓出土的竹简，其发掘报告多年尚未发表，张先生虽曾得见有易卦的竹筒照片，但因从不抢先使用他尚未发表的材料，以致论述未能尽意。然而张先生的这一划时代的重大发现，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此外，1971年至1974年，张先生还曾在中华书局参加标点二十四史的工作，从事《金史》的标点和校勘。1974至1978年，在文物出版社主持或参加新出土的临沂银雀山汉简、长沙马王堆帛书和云梦睡虎地秦简等的整理工作，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张先生不仅学识渊博，学风严谨，而且虚怀若谷，光明磊落，正气凛然，乐于助人，提携后学，无门户之见、亲疏之别。几十年来，他至诚地为向他求教的各方人士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张先生的文章和道德，为我们树立了楷模，也赢得了海内外专家学者的由衷敬佩。张先生虽已年近八旬，仍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着，一方面正在从事着历史所于五十年代开始、由张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历史文物图集》（共十五卷）的工作，另一方面整理和修改旧稿，完成中华书局预约多年的《张政烺学术论文集》。我们衷心祝愿张老健康长寿，为弘扬我国古代文化的优良传统，繁荣祖国的历史科学，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张政烺数字卦的认定者

在先秦史、易学史领域，他的一个重要功绩是把一种所谓奇字认定为数字卦。

北宋重和元年（1118年），在今湖北孝感出土过著名的安州六器，一件是中方鼎，其铭文最后有了两组六个数字组合的符号，宋代学者视为奇字，曾释为“赫赫”或“十八大夫”、“八大夫”。奇字何意？八百多年一直是个谜，1932年郭沫若说是器主的族徽。二十世纪后期，出土文物上连续发现六数组合体，中国科学院（当时没社科院）历史所三位学者研究后，做出如下推测：1956年李学勤猜测，这类符号似与《周易》的九六之数有关，猜对了大方向；1957年唐兰认定了大多数数字；1978年12月在长春古文字学术会议上，张政烺认定是一种卦，并于1980年在《考古学报》发表《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他的开创性拓荒性成绩打开了一个新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