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学良简介
马学良（1913—1999），字蜀原，汉族，中共党员，山东省荣成市成山卫镇四村人。著名语言学家、民族语言文学家、民族教育家、中央民族大学民族语言文学学科奠基人、博士生导师、终身教授。193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曾在西南大学、中央大学、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授，并兼任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会长等职。
马学良基本资料
中文名：马学良
国籍：中国
出生地：中国山东
出生日期：1913年
逝世日期：1999年
职业：语文系教授，系主任，博士生导师
代表作品：《当代书画名家作品集》、《中国书法全集》
马学良人物简介
马学良出生在山东荣城，学在县立模范小学和威海中学，考入国立济南高中，从小泽被于齐鲁大地的儒家文化，有着深厚的汉语汉文化功底。1932年的济南高中，当时的校长曾在全校夸奖一名叫季羡林(现为国际著名东方学者，北大教授)的高年级学生，说他同时考上了清华、北大，用他的事迹激励在校中学生。其中的马学良从此以季羡林为榜样，勤奋刻苦学习，两年后的1934年，他也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北大中文系，并深得国学大师们的器重。他在罗常培的指导下撰写了《方言考原》，在沈兼士的指导下，采用右文说撰写了《释江河》，在胡适《白话文学史》课的影响下，走上了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道路。马先生又有幸在迁校至昆明的徒步“小长征”中，担任了著名文学大师闻一多的助手，一路采风问俗，访古探幽，记录汉语方言和民俗。1939年，马先生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又在著名汉语语言学家罗常培、丁声树导师的指导下，专攻汉语音韵学和训诂学。这些丰富而扎实的汉学经历和得天独厚的汉语文研究条件，都为马先生日后成为显赫的国学大师奠定了基础。
马先生在1938年跟着闻一多徒步于西南风光旖旎的崇山峻岭时，第一次全面接触和收集各少数民族村寨的民歌、语言、风俗、神话等文化后，从此就和少数民族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种少数民族情结促使他60年前如愿以偿地选定描写语言学大师李方桂作为研究生导师，并且跟着李方桂实地调查云南的撒尼彝语，和当年跟闻一多实地采风时一样，深入少数民族家中记音，师生不畏生活的艰苦，不辞生活的辛劳，也与少数民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41年，马先生的《撒尼倮语语法》毕业论文(后来以《撒尼彝语研究》为名出版)成为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描写实地语料的少数民族语言学著作。
研究生毕业后，马先生分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从事研究工作。1949年又经罗常培举荐，应北京大学的邀请，在东语系任教。凭着马先生贯汉语和数个民族语，又集书面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于一身的博学多才，在北大是完全可以大展宏图的。但是马先生在北大东语系仅仅任教两年，就应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之约，同意借调到刚刚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从事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的奠基工作。这一选择，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当时北大的名望、待遇、科研条件都比民院好得多。据说，时年38岁的马学良风华正茂，仪表堂堂。走在民院的校园里，既可敬又可亲。就是这样一位汉族出身且汉语精深的学者，从此开始了他48年的服务民族语文事业的生涯。在近半个世纪的民院生活中，他有过科研条件缺乏的困难，受到过认为民院水平不高的偏见，遇到过“文革”的冲击等等，但他都泰然处之，淡泊名利，忍辱负重，始终热爱所选定的少数民族语文事业。无怨无悔，从不动摇。
50年代初，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百废待兴，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学事业更是白手起家，急需汉语言文学界的帮助指点，也盼望汉学大师们关心培养一些少数民族人才。作为既通汉语语言学，又通语言学理论，还通少数民族语言学的马学良先生深知这种盼望的意义，毅然决然放弃优越的北大条件，来到民院后，就立即投入了创建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的工作。马先生利用自己熟悉中国科学院语言所、民族所和北大中文系、东语系等知名教授的条件，请来各个方面的一流专家来为民院的学生上课或开讲座，使学生大开眼界，大受其益。今天活跃在全国民族语文界的许多专家教授仍然经常回忆着他们当年聆听罗常培、王力、吕叔湘、高名凯等名师讲课的场景，话语里浸透着对马先生的感激之情。除了请名师讲课外，马先生自己还身体力行，多方面开课，尤其用普通语言学和普通语音学全面训练各民族语专业的学生，为他们在各自的民族语研究领域插上了理论和技术的翅膀。
“文革”前，马先生是民族学院最忙的人之一，他是有名的“双肩挑”学者，白天上课，还要担任系主任，处理学科建设等一系列重要事务，晚上吃完饭就要伏案疾书，直至深夜，专心汉藏语系的科研著述。为了使学生有理想的课本作为学习依据，他带领青年教师们主编一系列民族语文的教材，这些后来都成了全国民族院校的权威教科书。马先生除了在北京一心扑在民族语文的教研和管理上外，还经常带队去条件艰苦的民族地区调查民族语言，采集民族风俗，在田野调查的具体实践中培养学生成才。
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科学的春天的鼓舞下，马学良先生尽管年老体弱，力不从心，但仍然了他一生中的最辉煌的业务拼搏，开始对几十年的民族语文研究作理论的总结。80年代初，马先生主编出版了《语言学概论》，这本书既有60年代初以来北大主编的《语言学概论》的精华和英语、汉语等语言例证，更宝贵的是，又吸纳了过去鲜为人知的丰富的少数民族语例子来说明语言学原理，使人们耳目一新。这是全国十几本《语言学概论》所不能代替的一本独具特色的教科书。90年代初，马先生主编出版了《汉藏语概论》，这是一部在国际汉藏语研究领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学术巨著。该书结合中国几十年汉藏语调察和研究的实际，把许多从少数民族语中得来的新发现和新规律收入其中，成为国际汉藏语界的一座丰碑。他于1997年主编出版的《普通语言学》，在全国阐释普通语言学理论基础上，重点从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实际中提取一般理论，为丰富真正中国化(不等于汉语化)了的语言学理论做出了新的贡献。
马学良先生在少数民族语文方面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对彝语彝文献有专门的研究，凝聚50年心血写出的《彝文经籍文化辞典》，充分体现了他耐得寂寞，埋头苦干，为少数民族文化默默奉献的崇高精神。另外，马先生发挥自己坚实的文学理论功底和良好的汉语文学才能的优势，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荜路蓝缕，以启山林”，分别创建并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和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文系的工作，主持编纂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等经典著作，构架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富有特色的体系。在这期间，他还发表了大量民族文学理论的文章和论文。可以说，马先生为少数民族文化方面的贡献是全方位的，不仅多路创作，硕果累累，而且善于把汉语文的先进方法，普通语言学和文学理论纳入少数民族研究领域，把相关学科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利触类旁通。这些都已成为今天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法宝，并为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积累了宝贵财富。
马学良先生对从事民族语文研究的年轻一代，从来都是热情关怀，备加扶持，奖掖后学，不遗余力。80年代中期以来，他成为全国民族院校的首批博士生导师后，更加关心青年教师和博士生的健康成长。10多年前，青年学者的著作不仅出版难，而且被学术界肯定也难。马先生这时总是以长者的慈爱胸怀，以老一辈语言学家宽厚而严谨的学风鼓励和鞭策他们，并欣然给他们的新书作序，使一些青年学者得以脱颖而出。当时，中央民族学院的博士生导师只有三位，民族语言学方面只有马先生一人，如果仅按汉藏语系的方向来招生，那就势必使阿尔泰等语系的青年人才得不到读博的机会。马先生果断地把自己的方向扩大到整个民族语言学，先后招收了学蒙古语的蒙古族博士生，学满语的满族博士生，最近又招收了学哈萨克语的汉族博士生等，加上汉藏语系及民族文学的博士生，马先生把民族语文界的青年人才大都招进自己的门下，使他们受到高层次的科班训练，为他们日后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基础，为他们以后步步登高创造了学位条件。实践证明，这些已毕业和未毕业的博士生都已在民族语文界做出了可喜的成绩。
作为一名青年语言学工作者，我自己受到马学良先生的扶持和教诲更是令人感动的。只需摘一段马先生为我1993年出版的一本书所作的序言之一段，就可略见他老人家亲切关怀青年成长之“一斑”：“面对赵杰同志的《现代满语与汉语》论文集，勾起我的一段往事。”“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我每天一大早，习惯性的迎着晨光到校园散步，经常看到一个青年手捧书本在林荫道上边走边读，朝朝如此，虽各自心照，但从未交谈。或许由于我的职业心理，爱才心切，促使我在一个早晨与他交谈，才知道他是汉语系的满族学生。他憨厚朴实，两眼炯炯有神，言谈中似乎有些怯生讷言。从此，我们经常在校园的藤萝架下的石凳上，质疑学习。……”(《现代满语与汉语》第1页，辽宁民族出版社1993年7月)
我于1978年春天考入中央民族学院。记得一年后的夏天，在校园里通过请教学术问题认识了马先生。那时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外系大学生，和马先生这位誉满全校，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老主任攀谈，本身就有点打扰的意味了。但马先生非但没表示烦恼，反倒循循善诱，在某些很具体的汉语音韵问题上不好解答时，就直接说：“我都忘了”，表现了一个大家求真务实，谦虚平等的长者胸怀。
1981年6月11日，中央民族学院30年校庆，出了专门的报纸，上面登了我的文章。在校园西侧的马路上，是马先生首先告诉我他看了我的文章，并表示祝贺。作为他这样的老教授，能仔细阅读我这个刚毕业的青年教师的习作，并给予充分肯定，使我既感动又增强了信心。正像马先生在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从此我们经常在校园的藤萝架下的石凳上，质疑学习。”其实哪里是“质疑学习”，大多是他的业务指导和精神鼓励。他和我在一起是输出。正是在马先生和民院罗安源、戴庆厦等老师的鼓舞和支持下，我才得以矢志不移地边任教边工作边考试，考上了北大中文系，读硕士，读博士，并留北大东语系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导。
留北大后，我成了北大和民大语言学诸师们来往的“使者”，传送问好、信息、赠书等。北大这边以季羡林、林焘先生为主，民大那边就是以马先生为主了。于是，我跟马先生“质疑学习”的地点就从“校园藤萝架下的石凳上”搬迁到民大教授楼马先生家中客厅的沙发上。由于我在北大东语系任教，更使马先生感动亲切，因为他学习、工作过的北大中文系、东语系和民族学院，也正巧是我学习、工作过的地方，所以每次我来民大拜见马先生，他都格外地兴奋和热情。
这10年，除了在国外，我差不多每隔两月就去马先生家中一次，向他传达北大诸师们的近况，汇报我的研究心得，马先生总是善于抓住并吸取北大的先进经验以指导民大的民族语文工作，并力图用自己的优良学风积极影响民大教授和科研的改进。就在这沙发对坐的促膝谈心中，马先生向我讲述了他如何高兴地听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如何在听国民党政治课时作为班长掩护缺课的学生；如何一边抱着孩子躲避日机轰炸，一边看书调查写论文；如何在民院白天从事管理和教学，夜间挑灯科研并一再嘱咐我如何注意身体；甚至如何发现彝语的松紧音、锡伯语的送气擦音等。窗外的花园有时是烂漫的春光相陪，有时是酷署的知了伴奏，有时是秋高气爽的微风徐吹，有时是雪花缀树的冬景助兴。
1999年的春节，那正是一个送走旧岁的除夕之晚，撒进窗内那班驳陆离的夕阳余光照在马先生为我赠书《普通语言学》和《新学术之路》而留言的颤抖的手上，也映出了他老人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音容笑貌，没想到这成了我和马先生的最后一面。但在之后的一天，他还打电话，向我推荐民大的青年教师报考我的博士生，我听到他老人家的最后声音，正是在把我这样的刚刚告别青春的学人扶上了马后，又在扶持没有上马的新的青年。培养少数民族青年人才，奉献少数民族语文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马学良教授作为一个汉族优秀知识分子毕生所追求的民族情结!
马学良学术贡献
马学良出生在山东荣城，学在县立模范小学和威海中学，考入国立济南高中，从小泽被于齐鲁大地的儒家文化，有着深厚的汉语汉文化功底。1932年的济南高中，当时的校长曾在全校夸奖一名叫季羡林(现为国际著名东方学者，北大教授)的高年级学生，说他同时考上了清华、北大，用他的事迹激励在校中学生。其中的马学良从此以季羡林为榜样，勤奋刻苦学习，两年后的1934年，他也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北大中文系，并深得国学大师们的器重。他在罗常培的指导下撰写了《方言考原》，在沈兼士的指导下，采用右文说撰写了《释江河》，在胡适《白话文学史》课的影响下，走上了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道路。马先生又有幸在迁校至昆明的徒步“小长征”中，担任了著名文学大师闻一多的助手，一路采风问俗，访古探幽，记录汉语方言和民俗。1939年，马先生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又在著名汉语语言学家罗常培、丁声树导师的指导下，专攻汉语音韵学和训诂学。这些丰富而扎实的汉学经历和得天独厚的汉语文研究条件，都为马先生日后成为显赫的国学大师奠定了基础。
马先生在1938年跟着闻一多徒步于西南风光旖旎的崇山峻岭时，第一次全面接触和收集各少数民族村寨的民歌、语言、风俗、神话等文化后，从此就和少数民族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种少数民族情结促使他60年前如愿以偿地选定描写语言学大师李方桂作为研究生导师，并且跟着李方桂实地调查云南的撒尼彝语，和当年跟闻一多实地采风时一样，深入少数民族家中记音，师生不畏生活的艰苦，不辞生活的辛劳，也与少数民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41年，马先生的《撒尼倮语语法》毕业论文(后来以《撒尼彝语研究》为名出版)成为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描写实地语料的少数民族语言学著作。
研究生毕业后，马先生分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从事研究工作。1949年又经罗常培举荐，应北京大学的邀请，在东语系任教。凭着马先生贯汉语和数个民族语，又集书面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于一身的博学多才，在北大是完全可以大展宏图的。但是马先生在北大东语系仅仅任教两年，就应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之约，同意借调到刚刚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从事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的奠基工作。这一选择，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当时北大的名望、待遇、科研条件都比民院好得多。据说，时年38岁的马学良风华正茂，仪表堂堂。走在民院的校园里，既可敬又可亲。就是这样一位汉族出身且汉语精深的学者，从此开始了他48年的服务民族语文事业的生涯。在近半个世纪的民院生活中，他有过科研条件缺乏的困难，受到过认为民院水平不高的偏见，遇到过“文革”的冲击等等，但他都泰然处之，淡泊名利，忍辱负重，始终热爱所选定的少数民族语文事业。无怨无悔，从不动摇。
50年代初，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百废待兴，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学事业更是白手起家，急需汉语言文学界的帮助指点，也盼望汉学大师们关心培养一些少数民族人才。作为既通汉语语言学，又通语言学理论，还通少数民族语言学的马学良先生深知这种盼望的意义，毅然决然放弃优越的北大条件，来到民院后，就立即投入了创建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的工作。马先生利用自己熟悉中国科学院语言所、民族所和北大中文系、东语系等知名教授的条件，请来各个方面的一流专家来为民院的学生上课或开讲座，使学生大开眼界，大受其益。今天活跃在全国民族语文界的许多专家教授仍然经常回忆着他们当年聆听罗常培、王力、吕叔湘、高名凯等名师讲课的场景，话语里浸透着对马先生的感激之情。除了请名师讲课外，马先生自己还身体力行，多方面开课，尤其用普通语言学和普通语音学全面训练各民族语专业的学生，为他们在各自的民族语研究领域插上了理论和技术的翅膀。
“文革”前，马先生是民族学院最忙的人之一，他是有名的“双肩挑”学者，白天上课，还要担任系主任，处理学科建设等一系列重要事务，晚上吃完饭就要伏案疾书，直至深夜，专心汉藏语系的科研著述。为了使学生有理想的课本作为学习依据，他带领青年教师们主编一系列民族语文的教材，这些后来都成了全国民族院校的权威教科书。马先生除了在北京一心扑在民族语文的教研和管理上外，还经常带队去条件艰苦的民族地区调查民族语言，采集民族风俗，在田野调查的具体实践中培养学生成才。
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科学的春天的鼓舞下，马学良先生尽管年老体弱，力不从心，但仍然了他一生中的最辉煌的业务拼搏，开始对几十年的民族语文研究作理论的总结。80年代初，马先生主编出版了《语言学概论》，这本书既有60年代初以来北大主编的《语言学概论》的精华和英语、汉语等语言例证，更宝贵的是，又吸纳了过去鲜为人知的丰富的少数民族语例子来说明语言学原理，使人们耳目一新。这是全国十几本《语言学概论》所不能代替的一本独具特色的教科书。90年代初，马先生主编出版了《汉藏语概论》，这是一部在国际汉藏语研究领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学术巨著。该书结合中国几十年汉藏语调察和研究的实际，把许多从少数民族语中得来的新发现和新规律收入其中，成为国际汉藏语界的一座丰碑。他于1997年主编出版的《普通语言学》，在全国阐释普通语言学理论基础上，重点从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实际中提取一般理论，为丰富真正中国化(不等于汉语化)了的语言学理论做出了新的贡献。
马学良先生在少数民族语文方面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对彝语彝文献有专门的研究，凝聚50年心血写出的《彝文经籍文化辞典》，充分体现了他耐得寂寞，埋头苦干，为少数民族文化默默奉献的崇高精神。另外，马先生发挥自己坚实的文学理论功底和良好的汉语文学才能的优势，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荜路蓝缕，以启山林”，分别创建并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和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文系的工作，主持编纂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等经典著作，构架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富有特色的体系。在这期间，他还发表了大量民族文学理论的文章和论文。可以说，马先生为少数民族文化方面的贡献是全方位的，不仅多路创作，硕果累累，而且善于把汉语文的先进方法，普通语言学和文学理论纳入少数民族研究领域，把相关学科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利触类旁通。这些都已成为今天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法宝，并为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积累了宝贵财富。
马学良先生对从事民族语文研究的年轻一代，从来都是热情关怀，备加扶持，奖掖后学，不遗余力。80年代中期以来，他成为全国民族院校的首批博士生导师后，更加关心青年教师和博士生的健康成长。10多年前，青年学者的著作不仅出版难，而且被学术界肯定也难。马先生这时总是以长者的慈爱胸怀，以老一辈语言学家宽厚而严谨的学风鼓励和鞭策他们，并欣然给他们的新书作序，使一些青年学者得以脱颖而出。当时，中央民族学院的博士生导师只有三位，民族语言学方面只有马先生一人，如果仅按汉藏语系的方向来招生，那就势必使阿尔泰等语系的青年人才得不到读博的机会。马先生果断地把自己的方向扩大到整个民族语言学，先后招收了学蒙古语的蒙古族博士生，学满语的满族博士生，最近又招收了学哈萨克语的汉族博士生等，加上汉藏语系及民族文学的博士生，马先生把民族语文界的青年人才大都招进自己的门下，使他们受到高层次的科班训练，为他们日后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基础，为他们以后步步登高创造了学位条件。实践证明，这些已毕业和未毕业的博士生都已在民族语文界做出了可喜的成绩。
作为一名青年语言学工作者，我自己受到马学良先生的扶持和教诲更是令人感动的。只需摘一段马先生为我1993年出版的一本书所作的序言之一段，就可略见他老人家亲切关怀青年成长之“一斑”：“面对赵杰同志的《现代满语与汉语》论文集，勾起我的一段往事。”“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我每天一大早，习惯性的迎着晨光到校园散步，经常看到一个青年手捧书本在林荫道上边走边读，朝朝如此，虽各自心照，但从未交谈。或许由于我的职业心理，爱才心切，促使我在一个早晨与他交谈，才知道他是汉语系的满族学生。他憨厚朴实，两眼炯炯有神，言谈中似乎有些怯生讷言。从此，我们经常在校园的藤萝架下的石凳上，质疑学习。……”(《现代满语与汉语》第1页，辽宁民族出版社1993年7月)
我于1978年春天考入中央民族学院。记得一年后的夏天，在校园里通过请教学术问题认识了马先生。那时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外系大学生，和马先生这位誉满全校，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老主任攀谈，本身就有点打扰的意味了。但马先生非但没表示烦恼，反倒循循善诱，在某些很具体的汉语音韵问题上不好解答时，就直接说：“我都忘了”，表现了一个大家求真务实，谦虚平等的长者胸怀。
1981年6月11日，中央民族学院30年校庆，出了专门的报纸，上面登了我的文章。在校园西侧的马路上，是马先生首先告诉我他看了我的文章，并表示祝贺。作为他这样的老教授，能仔细阅读我这个刚毕业的青年教师的习作，并给予充分肯定，使我既感动又增强了信心。正像马先生在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从此我们经常在校园的藤萝架下的石凳上，质疑学习。”其实哪里是“质疑学习”，大多是他的业务指导和精神鼓励。他和我在一起是输出。正是在马先生和民院罗安源、戴庆厦等老师的鼓舞和支持下，我才得以矢志不移地边任教边工作边考试，考上了北大中文系，读硕士，读博士，并留北大东语系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导。
留北大后，我成了北大和民大语言学诸师们来往的“使者”，传送问好、信息、赠书等。北大这边以季羡林、林焘先生为主，民大那边就是以马先生为主了。于是，我跟马先生“质疑学习”的地点就从“校园藤萝架下的石凳上”搬迁到民大教授楼马先生家中客厅的沙发上。由于我在北大东语系任教，更使马先生感动亲切，因为他学习、工作过的北大中文系、东语系和民族学院，也正巧是我学习、工作过的地方，所以每次我来民大拜见马先生，他都格外地兴奋和热情。
这10年，除了在国外，我差不多每隔两月就去马先生家中一次，向他传达北大诸师们的近况，汇报我的研究心得，马先生总是善于抓住并吸取北大的先进经验以指导民大的民族语文工作，并力图用自己的优良学风积极影响民大教授和科研的改进。就在这沙发对坐的促膝谈心中，马先生向我讲述了他如何高兴地听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如何在听国民党政治课时作为班长掩护缺课的学生；如何一边抱着孩子躲避日机轰炸，一边看书调查写论文；如何在民院白天从事管理和教学，夜间挑灯科研并一再嘱咐我如何注意身体；甚至如何发现彝语的松紧音、锡伯语的送气擦音等。窗外的花园有时是烂漫的春光相陪，有时是酷署的知了伴奏，有时是秋高气爽的微风徐吹，有时是雪花缀树的冬景助兴。
1999年的春节，那正是一个送走旧岁的除夕之晚，撒进窗内那班驳陆离的夕阳余光照在马先生为我赠书《普通语言学》和《新学术之路》而留言的颤抖的手上，也映出了他老人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音容笑貌，没想到这成了我和马先生的最后一面。但在之后的一天，他还打电话，向我推荐民大的青年教师报考我的博士生，我听到他老人家的最后声音，正是在把我这样的刚刚告别青春的学人扶上了马后，又在扶持没有上马的新的青年。培养少数民族青年人才，奉献少数民族语文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马学良教授作为一个汉族优秀知识分子毕生所追求的民族情结!
马学良人物评价
马学良先生是国际著名的汉藏语系语言学家，是当今中国民族语文界的泰斗，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语言文学学科的奠基人和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这些是全国民族语文学界几乎人人皆知的，但马先生更是汉族优秀知识分子服务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杰出榜样。他60多年兢兢业业地为少数民族奉献的崇高精神尤其值得歌颂和弘扬。马学良——这位为少数民族文化奉献了60多年的汉族精英，将永远成为中国各民族团结奋进的光辉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