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振堂简介
董振堂（1895～1937），宁都起义领导人。1895年12月21日生于河北新河县，卒于1937年1月20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任职，从排长升到师长。参加过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1931年任国民党军第26路军第73旅旅长时，被调到江西“剿共”。九一八事变后，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思想日益倾向革命。同年12月14日和赵博生、季振同等率部在宁都起义。起义部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他任副总指挥兼第13军军长，后任军团长。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率部参加赣州、漳州、南雄水口等战役战斗及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曾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授予的红旗章。1934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7月第5军团改为第5军，他任军长。次年10月奉命率部西渡黄河。1937 年1月12日，率部在甘肃省高台县城与国民党军奋战，弹尽援绝，于20日牺牲。高台和石家庄烈士陵园分别建有董振堂纪念碑。
1895年12月21日，董振堂生于河北省新河县西李家庄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代，他目睹列强的侵略、军阀的混战和民众的苦难，立志从戎，救国救民。1921年考入当时的最高军事学府－－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接受了德国、日本先进的军事教育。毕业后在冯玉祥的西北军历任排、连、营长，直至中将师长。
1926年9月，董振堂随国民军联军第二集团军参加了北伐战争，结识了共产党员、集团军总政治部副部长刘伯坚，并与他保持经常的联系，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相识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他在刘伯坚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从刘伯坚那里，懂得了共产党的主义，寻觅到反帝反封救国救民的希望。这为他以后的宁都起义、走上红军道路打下深深的思想基础。
1930年10月，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战败，其残部被蒋介石收编，董振堂迫于无奈，任第26路军第25师第73旅旅长。1931年初，蒋介石调第26路军南下江西剿共，董振堂出于对共产党的敬仰和对蒋介石的不满，根本不愿同红军打仗，或虚报军情，迟迟不前；或曲折迂回，避而不战，因此遭到蒋介石的电斥。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命令第26路军留守宁都孤城。恰在此时，“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军上下抗日反蒋情绪日益高涨。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鼓动下，董振堂和总参谋长赵博生经过周密的部署，以他的73旅为主力，率领17000名爱国官兵，携带20000多件轻重武器，8部电台以及几十名通信、医护人员，于12月14日举行了著名的宁都起义，参加了红军，宁都起义，有力的打击了蒋介石反对共产党的态度，给中国工农红军增加了一支新的力量。
董振堂作为宁都起义的组织领导者之一，对于起义的成功所起的重大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这次起义，是南昌、广州、平江、百色起义之后，规模最大，兵力最多的武装起义。1928年彭德怀领导了平江起义，成立了红5军，全军2500多人；1929年邓小平领导了百色起义，成立了红7军，到1930年全军才发展到7000人。而宁都起义的17000人，远远超过平江、百色起义人数的总和，相当于红一方面军当时总兵力的二分之一还要多。这样一支庞大的队伍，携带大批武器加入红军，这对于力量弱小、装备极差的红军来说，确实是壮大了军事力量，加强了战斗力，同时也打击瓦解了国民党反革命武装势力。因此来说，董振堂对红军的第一个贡献，就是成功地领导了宁都起义。
宁都起义的部队被编为红军第5军团，列入红一方面军战斗序列，董振堂任军团副总指挥兼第13军军长。1932年2月，红一军团及红7军、红4军奉命攻打赣州。由于“左”倾冒险主义者对战略局势的估计错误，再加上赣州城易守难攻，致使攻城部队久攻不克，伤亡很大。这时，中革军委急调刚刚完成整编的第5军团参战，董振堂率第13军直插赣州。在战斗的危急时刻，“红5军团第13军及时弛援，全体官兵以高昂的斗志和奋不顾身的精神，用大刀同敌人肉搏，掩护攻城部队撤至白云山、天竺山一带，迫敌停止在小南门外柑子园、刘家营一线。随后红军撤围赣州。”（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301页，下称《军史》）。赣州战役，红军虽然没有取胜，但是董振堂在起义后，率部参加的这头一次战役中，表现出英勇善战的战斗精神，狠狠打击了敌军，扭转了战役的被动局面，减少了红军更大的伤亡。1932年4月，第5军团编入东路军，跟随毛泽东远征福建。董振堂率部在龙岩布防，配合作战主力攻占漳州，取得了漳州战役的胜利。接连两次战役，尽管因种种原因胜负有别，但由于第5军团的参战，都显示了发展壮大的红军力量。也正是因为在这两次战役中，董振堂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对共产党、对红军的赤胆忠心，经中共中央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1932年5月升任第5军团总指挥（1933年1月改称军团长）。当时红一方面军的作战主力有三个军团，除第5军团外，还有由林彪任总指挥的第1军团和由彭德怀任总指挥的第3军团。可以说，董振堂与林彪和彭德怀同是方面军的高级军事指挥员，这也就看出他在方面军中所处的重要军事领导地位和所担负的举足轻重的军事指挥责任。
从1932年7月到1934年9月，作为红一方面军的主作战军，董振堂先后和军团政委肖劲光、朱瑞率领第5军团与第1、3军团协同作战，参加了南雄、水口战役，乐安、宜黄战役，建（宁）黎（川）泰（宁）战役，金（溪）资（溪）战役和第四、第五次反“围剿”的几乎所有的战斗，保卫了中央根据地。尤其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董振堂的第5军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直到红军长征的前夕，还在兴国一带设防，抵御国民党的进攻，保卫中央红军在根据地集结，准备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遭到“左”倾路线的排挤，被贬到第5军团任参谋长。董振堂仍然象往常一样，非常尊重自己的老上级，常常习惯地称他为总参谋长。长征开始后，董振堂、李卓然（政委）、刘伯承率第5军团最后撤离的苏区，向湘西进发。
在长征路上，第1、3军团在前头突围开路，第8、9军团随后跟进，军委纵队（包括党中央和中央政府机关）居中，第5军团殿后掩护。虽说担任前锋的第1、3军团困难重重，但是担任后卫的第5军团也有千难万险，他们既要行军跟进，又要随时掩护作战，拦截国民党军的追击，保障军委纵队及全军的后方安全，这对于董振堂来说确实是一副千钧重担。
1934年11月底，红军向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湘江突进。由于前面部队携带大批“坛坛罐罐”，行动迟缓，不能迅速过江，加重了第5军团的掩护任务。根据中央“掩护部队应不顾一切阻止及部分的扑灭尾追之敌”（见《军史》504页）的命令，董振堂率部与国民党“追剿”军展开激烈残酷的血战。当时第5军团仅有两个战斗师，即第13师和第34师，兵力约6000人。当他们掩护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渡过湘江后，第34师已被敌军重重包围。最后，第34师一个整师－－师长陈树湘、师政委程翠林及以下6000余名红军战士全部阵亡。董振堂的第5军团以惨重的损失为红军渡湘江作出了英勇悲壮的贡献。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从此，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二占遵义、南渡乌江、威逼贵阳，随后巧渡金沙江。常见的史料上所说的这个“巧渡”，是从战略的角度来评价毛泽东战略战术的巧妙或灵巧。其实真正的渡金沙江并非那么轻巧。1935年4月底，中央红军趁滇北敌军防守空虚，决定兵分三路，从三个渡口－－林彪的第1军团从上游龙街，彭德怀的第3军团从下游的洪门渡，董振堂的第5军团掩护军委纵队从中间的皎平渡－－同时过江。按照这个部署，本来第5军团在江南岸的石板河一带掩护三天便可撤防，可是渡江行动开始后，第1军团找不到渡船，搭了半截的浮桥又被江水冲垮，第3军团仅找到一只渡船，又无法架浮桥，于是中革军委命令第1军团沿江而下，第3军团沿江而上，改从皎平渡渡江。而皎平渡仅有6只小木船，全军几万人马需9天才能渡完。因此，军委不得不一再命令第5军团延长撤防日期。董振堂率部在防御阵地由3天3夜、6天6夜一直坚守了9天8夜。《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记载：“5月6日，追敌先头部队1个师进到团街附近地区，担任后卫的红5军团广大指战员，在军团长董振堂的指挥下，利用有利地形，节节抗击，并连续3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圆满地完成了保障红军主力渡江的任务”（见538页）。由此看来，如果没有董振堂第5军团的掩护，红军渡金沙江肯定是另一番景象。
1935年6月，第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7月，第一方面军取消各军团番号改为军。从此第5军团为第5军，董振堂继任军长（在此后较长一段时间里，仍习惯称为军团和军团长）。8月，第5军编入左路军并作为前锋部队北上探路，进入松潘草地。当即将走出草地时，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为发展到巅峰，强令第5军从草地返回，南下“创建川康根据地”，董振堂又二次穿过草地，经受了更多的艰难困苦。此时，毛泽东率领原第一方面军的第1、3军团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不久到达吴起镇。而第5军被迫留在川康边区。那首“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歌，正是董振堂及原第一方面军的红军战士，盼望追随毛泽东北上的心声。可是，直到1936年7月，董振堂才奉命率部继续北上，第三次进入草地，再次经受了草地行军的艰苦考验。在滞留于川康边区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在张国焘错误路线统治下，董振堂对红军的贡献在于，他坚持听从也留在四方面军的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的意见，从整个红军的大局出发，在自己的权限之内与张国焘路线进行了有节制的斗争，并且加强部队的教育，与四方面军保持友好协作关系，避免了红军矛盾的扩大，从而维护了红军的团结。
1936年10月，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完成了红军史上历时两年的长征。长征结束后，董振堂的第5军没有向陕甘苏区开进，而是按照中央军委的《宁夏战役计划》，同第9、第30军西渡黄河。不久三个军组成西路军，执行中央和军委的《作战新计划》，“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即苏联－作者注）为任务。”（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379页，下称《战史》）这个“任务”，在建国前后的四十多年间，被看作是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现在大量真实的史料表明，红军西路军进军甘肃走廊，是在执行党中央和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并且是党中央报请共产国际同意的军事行动。（参见《战史》380页）因此，西路军计划由董振堂的第5军直插安西，接应国际援送的军需物资。正是为此目的，董振堂率领平均每人仅有5发子弹的第5军，经武威、永昌、山丹、张掖、临泽，在数百里的狭长地带，冒着荒沙戈壁的严寒，一路行军苦战，冲杀在西路军的前端。1937年元旦，刚任中央军委委员不久的董振堂（军委委员共23人，西路军中有徐向前、陈昌浩、董振堂三人），又率领第5军之一部，共3000余人，一举攻克高台，歼（俘）敌1400人。1月12日，敌马步芳、马步青纠集2万多兵力围攻高台，董振堂率部浴血奋战9天9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援绝，高台失陷。“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十三师师长叶崇本、参谋长刘培基以下三千余人大部壮烈牺牲。”（见《战史》391页）董振堂为了红军的斗争，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最后贡献出正值有为年华的宝贵生命。
董振堂从宁都起义到高台殉难，在这五年里，一直出任红军的高级将领。他坚决执行党中央和军委的军事作战命令，出生入死，身经百战，既有胜利的欢欣，也有失利的苦闷。无论是在第一方面军还是在第四方面军、西路军，都为红军的革命斗争作出了永垂史册的重大贡献。
参见
- 宁都起义 中国工农红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