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青梅竹马
黄媛介,字皆令,是江甫水乡嘉兴一户书香人家的宝贝小闺女。黄家世代诗书相传,虽非大户,也算得上中等殷实人家。小媛介天赋极高,读书写字,吟诗作画,都显得极有灵性,所以倍受父亲黄云生器重,悉心调教,十三、四岁时才名便盛传一方,这嘉兴一带的人都说:“黄家有女,冰雪聪明。”对爱女的婚姻,黄父也早有打算,在媛介十岁时,便与同窗好友的儿子杨世功订下了娃娃亲。黄、杨两家相距不远,大人经常来往,也不因“男女授受不亲”而约束小儿女的交往,所以少年的黄媛介与同岁的小未婚夫杨世功常在一起读书玩耍,彼此十分要好。
战乱
黄媛介生活在明末清初,这是一个改朝易代的国变时期,连年的战乱,流离失所,使知识分子和广大的老百姓一样深受“身阅鼎革”带来的侵害。尤其是对股栗于董狐之笔,他年青史的传统士大夫来说,流芳千古还是遗臭万年,也许就在何去何从的一念之间。与媛介交好的吴伟业(梅村)和钱谦益(牧斋)就面临这样的抉择:在顺天从命的通达之下,将道德信守屈从于生命意识来顺从新的统治力量是办不到的。那么,或则以殉节去实践道德信守,通过肉体的毁灭以获得灵的绝对超越;或则削发为僧,皈依佛门,过一种活着的“殉节”生活;或则遁迹山林,退守田园,求得道德与生命的形式的兼取。吴、钱都选择了最后一种,但这种选择本身就包含了退与进的两重性,仕而隐,隐而仕不过是一道门槛的差别。在新王朝建立初期需要巩固统治的特定环境下,特别是民族间的隔膜对立,个人的抗拒无疑将危及生命的存在,而作为前朝旧臣,吴、钱有着才高名大的地位,理所当然要成新政权注目的对象。自古忠孝难两全,为了保全家人,他们被迫出仕,最终逃不掉清廷的征辟而煎受着为“贰臣”的巨大痛苦。
与此同时,作为官眷的一批名媛们也踯躅于自心爱国,归于前朝而夫君却为“贰臣”的矛盾中,苦不堪言。比如钱牧斋的侧室河东君柳如是,比如曾被陈维崧《妇人集》评为“南宋以来,闺房之秀,一人而已”的徐灿。柳如是曾在乙酉五月之变后,劝夫婿就义赴死,然“宗伯(钱牧斋)谢不能” (《柳如是事辑》上编卷一)于是如是欲奋身于自家后园的池塘中独殉国难,却被丈夫拽住,而不得。后世因此称其为“凛凛有丈夫风” (罗振玉《负松老人外集》)。徐灿的丈夫陈之遴以明朝进士,出仕新朝弘文馆大学士,而徐灿身罹故国沦亡。爱者故国,所依者夫君,面临旧朝的半壁河山也不复存在的现实,国忘而丈夫竟仕!在忍受故国沦丧的同时,又增添了一份莫大的屈辱。这是有别于吴、钱等知识分子的另一种形式的灵与肉的分割。这种双重的痛苦使得徐灿的心灵孤寂,无所依傍,而心生 “故国茫茫,扁舟何许”的感叹。
名士如许,名媛如许,在这个非常时期,文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都面临着巨大的考验,他们饱受战乱的创伤与精神折磨的双重苦难,作为乱离中的一介弱女,媛介亦未能幸免。她“产自清门” ,儒士之家,乱世更显清贫,其姊媛贞迫于家境,远嫁贵阳,为当时贵阳太守朱茂时继妻。而媛介的未婚夫杨世功纳聘后,家中一贫如洗,无力娶亲,后世功又流落苏州,久客不归。期间,有名人豪客登门说亲,愿以千金聘娶媛介。而媛介不改初衷,一片痴心待得落魄浪子他乡归来,与其樆结。成婚后不久便遭鼎革之乱,“乃跋涉于吴越间,困于槜李,踬于云间,栖于寒山。” 好不容易安定下来,又被人强为女师,于是又“羁旅建康,转徙金沙,留涉云阳。” 途中舟抵天津,儿子溺水而亡,第二年女儿又不幸夭折,真可谓家破人亡!因此媛介所作多“流离悲戚之辞”,但去温柔敦厚,怨而不怒,足观其人格的纯真。无怪乎姜绍书在其《无声诗史》中成其“此闺阁而有林下之风也”。
摆摊为生
若按照正常的情况变迁,渐渐长大的黄媛介与杨世功很快就将组成一个美满幸福的小家庭。可就在黄媛介接近待嫁年龄时,战火在大江南北蔓延开来。由于朝廷昏聩,各地纷纷举起义旗,兴兵造反,北有高迎祥、李自成,南有张献忠,势力迅速发展,顿时天下大乱。大乱之下,区区读书人便显得无所用处,科举取仕之途断绝,疲于生计的人们不再有心思送子读书,以开馆授课为生的黄家,日子日渐紧迫。为了谋条活路,黄媛介的姐姐媛贞嫁给了贵阳太守朱茂时作偏房,哥哥鼎平则放弃了学业,转而做起了小买卖,黄家的生活勉强支撑下来。
而黄媛介的未婚夫婿杨家情况则更糟糕,连一日三餐都维持不了,哪有钱为儿子办婚事。黄媛介已到了婚嫁之龄,黄家开始催促杨家娶亲,杨家实在无力办一次勉勉强强的婚礼,杨世功惭愧难当,索性离开家乡,一是想外出找点挣钱的门路,二是权且躲开眼前的烦恼。
在这空档里,太仓才子张溥慕名前来黄家求亲,张溥的家境、人品都属上乘,黄父动了心,想将小女儿改配给他。黄媛介得信后却执意不肯,她无法忘记与杨世功共同度过的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她的心己系在杨郎身上,于是心意坚决地对父亲说:“良驹不配双鞍,好女不事二姓!”黄父毕竟是读书人,觉得女儿的话确合礼数,也就不勉强她了。
杨世功在外地听到了家乡传来的消息,心中万分愧疚,媛介身为一弱女子都如此坚贞,自己堂堂男儿却躲避在外,实在对不起伊人,于是收拾行装返回了家乡。黄家得知杨世功已回家,便上门商议嫁娶之事:“既然世事如此,也就不必讲那么多排场,只要儿女两情相悦,其他便不重要了。”两家父母都想通了,婚事便办得极为简单,黄媛介高高兴兴地嫁到了杨家,虽然生活清苦,小夫妻相敬相爱,日子也过得怡然自乐,杨世功放下了读书人的面子,以贩卖畚箕聊以为生。
谁知战乱绵延不绝,百姓的生活越来越艰难,杨世功的畚箕生意也日渐冷落,最后终于做不下去了,全家人又失去了生活的来源。勤俭持家的黄媛介想到了自己擅长写字作画的特长,难道不可以凭此为生吗?她悄悄与丈夫商量,丈夫起先不愿意妻子在市上抛头露面鬻字卖画,可又实在找不到其他的生路,最后只好同意了黄媛介的想法。可嘉兴地方此时地贫人穷,有多少人能把闲钱丢在字画上,黄媛介只好与丈夫背起行囊,来到犹且繁华的西子湖畔谋生。
夫妻俩在西湖畔租了一个小阁楼安身,杨世功在家操持家务,准备纸墨,黄媛介背上家什,毅然走上街头摆开字画摊。
别看黄媛介的摊前总是热热闹闹,但真正掏钱卖字画的人并不多,况且这种街头买卖,报酬十分微薄,黄媛介一天天写写画画下来,收入仅够勉强维持夫妻俩的生活,和节省下来一些捎给嘉兴的公婆。日子虽苦,却日日守着风光明媚的西子湖,做着自己喜爱的舞文弄墨之事,黄媛介觉得也不算太环,虽是替别人写字作画,她却也能尽心尽意于其中,把它当作是一种练习和创作,书法画技竟不知不觉地在进一步走向纯熟。
智赶花花公子
端坐摊中的黄媛介,虽然布衣荆钗,不施脂粉,但那天生的丽质,清雅高洁的气质,仍然散发出诱人的魅力,也就不免惹得一些浪荡公子心里痒痒。一个春日的午后,摊前没有了看客,黄媛介欣赏着花团锦簇、水明波静的西湖,心中画意甚浓,便提了笔,自顾自地在宣纸上铺彩作画。这时,三个锦衣绣冠的花花公子,从附近酒楼里走了出来,略带醉意,摇摇晃晃地走近了黄媛介的摊子。黄媛介察觉了动静抬头看时,那三个人已嘻皮笑脸地围在了她面前。黄媛介不亏是见过世面的人,料想这三人心怀不轨,但毕竟是光天化日之下,量他们也不敢乱来,于是从从容容地问道:“三位客官,是否要些字画?”
那三个花花公子见黄媛介这般客气,心里顿了一下,也就不好意思太张狂了,其中一个上前道:“小娘子如此才貌双全,落得街头卖画,真是可惜呀!”这里话刚落,另一个又凑了上来,涎着脸说:“是呀,不如跟我们回府去写字画画,少爷们重重有赏。”说完,就上来要帮黄媛介收拾东西。
黄媛介淡淡一笑,挡住他们的手,正色道:“我凭本事吃饭,有何可惜?寄情于湖光山色之间,其乐无穷,何必重宅深院!”话说完后,见他们面露愠色,黄媛介又放缓了口气,客气他说道:“不如我在此送三位客官一副字吧!接着,铺纸提笔,飞快地写下了一首诗。
著书不费居山事,沽酒恒消卖画钱;
贫况不堪门外见,依依槐柳绿遮天。
此诗明明白白地表示了她甘贫乐道的心愿,三位花花公子见了不由得暗暗叹服,只好接受了诗幅,灰溜溜的走了。
重见故友
黄媛介篱字卖画的日子久了,名声渐渐在西湖边传开了,许多闺秀举行文会,都特意下帖邀她前往,她倒也欣然从命,着一身淡雅布衣,坐在花红柳绿中,反而别有一种风采。
当时女性举行文会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多才多艺的名妓发起并参予的,一种是名门淑女、大家闺秀举办的。这两种文会各有自己的一班人员,因门第不同,往往是不互相掺合的。而黄媛介的身分与她们都不一样,所以两种文会都对她敞开大门,她也不分彼此,只图谈诗论文,酣畅尽兴。
西湖上的名妓之首,此时要算是柳如是,她已是钱谦益爱姬,在西湖畔筑“绛云楼”而居。“绛云楼”已成了柳如是会客宴宾的场所,文人雅士穿梭如流,黄媛介也是座上常客。柳如是见她生活贫困,便劝她不妨到一些名士文会上唱诗作陪,也好得些赏金贴补家用。黄媛介明白那种身份实际上相当干诗妓,虽然酬金较高,却以卖笑为生,实为她不耻,因而断然拒绝。她虽然常与名门贵族之士相交,但竭力坚持不出卖自己,宁肯卖字街头,过一种清贫自得的生活。对此,钱谦益曾私下里对柳如是说:“媛介虽穷,清诗丽画,点染秀山媚水之间,未尝不是一件乐事呀!”此话确实道出了黄媛介生活的真谛。柳如是将此话转告黄媛介后,媛介深为感慨,答道:“知我也,知我也!”当即赋诗一首,赠钱谦益以酬相知之意。诗云:
懒登高阁望青山,愧我年来学闭关;
淡墨遥传缥缈意,孤峰只在有无间。
黄媛介的人生岁月就在这种平淡悠远的氛围中流逝,既无大喜,也少大悲,陪伴着山水诗画,终了一生。
人物评价
林下风典出东晋“咏絮才女”谢道韫。其敏捷才思与坚贞智勇在谢庭咏雪、步障解围、孙恩乱会稽、桓玄犯帝都建康等是非面前得到叙述与释放,时人极为赞誉,“故有林下之风。”冲破世俗性别束缚的谢道韫,具有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的才华学识、傲世风骨、悠然神态与高雅气质,“林下风”既是后世学者对其清雅神韵的经典概括,也成为后人评论人品高洁、超凡脱俗的才女代名词。
有“林下风者”之誉的黄媛介,承前启后,不仅鲜明地体现着咏絮才女的林下风,而且随时推移,显现出创作“所纪述多流离悲戚之辞”与“衣食取资于翰墨”的鲜活新因素,意义重大,影响绵远。
颠沛流离于明清鼎革之际的黄媛介,面对改朝易代的复杂时局,殉节还屈从,虽然就在一念之间,却折射着人生品格的高下。同为前朝重臣,同置家业于江南,同样往来酬唱,祈彪佳投水自尽,王思任绝食身亡,吴伟业、钱牧斋则以出仕与遁迹的交错方式,求得了道德的安慰与生命的兼取。乙酉(1645年)五月之变,柳如是劝钱谦益“不能”就义,遂奋身跳入池塘中,欲独殉国难。罗振玉《负松老人外集》赞其果敢行为,“凛凛有丈夫风。”爱者故国,依者夫君,陈之遴以明朝进士北上新朝,任清廷弘文馆大学士,有“词是易安人道韫”盛誉的夫人徐灿,既忍受故国沦亡的悲痛,又增添妇随夫行的屈辱。这种灵肉分割的双重痛苦,使其心灵孤寂凄怆,创作出大量的“携血泪无挥处”佳篇名作。
历代女性囿于庭院之内,故其作多为闺闱之事,艺术风格相对单一。黄皆令特殊的人生经历,使其文学创作在题材上有所突破,个性气质表现出独有的艺术特色,不凡才情赢得众多名士胜流的赞誉,纷纷为其集、其人挥笔,以序、跋、传的形式支持奖掖。钱谦益有《黄皆令新诗序略》、《士女黄皆令集序》,毛奇龄有《黄皆令越游草题词》,熊文举有《黄皆令越游草序》,施闰章为黄媛介作《黄氏皆令小传》,录其自叙:“天既俭我乾灵,不甘顽质,藉此班管,用写幽怀。倘付诸囊鼠与腐草,流电一瞬消沉,实为恨恨。”不以生计困窘为恨,而以创作不能流传世间为憾,这是林下风致的襟怀与气质。
黄媛介曾因夫家贫不能适时出嫁,历尽坎坷归与杨门,不得已卖书画自给糊口,在街头设摊或出入高门,引起微词,被时人讥为妇道失守。俞右吉指责黄媛介曰:“皆德为贵阳朱太守房老,深自韬晦,世徒盛传皆令之诗画,然皆令青绫布障,时时载笔朱门,微嫌近风尘之色,不若皆德之冰雪净聪明也。”黄氏家族两姐妹比较,黄媛介不如黄皆德,聚焦点是女子的人品,黄皆德的人生“深自韬晦”,黄皆令则是“近风尘之色”。微嫌所指,女人抛头露面去养家,有违传统礼教“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角色定位,有悖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女德。深为世俗流言所苦的黄媛介,当于西泠断桥鬻书画或与士大夫交游唱和之际,当杨世功持书画得钱易米食裹腹之时,其心理承受着闺秀道德与生活所挤迫的双重压力。最初坚拒改许他人而执意与贫不能养家的杨世功成婚,从一而终的传统道德在灵魂深处是根深蒂固的。虽然凭借其才华或粥书画,或设帐为师,女性在经济上能够独立,但传统文化敲打着敏感的神经,情绪纠结而心灵矛盾。
在鼎革板荡社会里处于两难的黄媛介,既为才情学识而自许,其诗曰:“或时卖歌诗,或时卖山水。犹自高其风,如昔鬻草履。”又不能不自叹,其心里正如施闰章《黄氏皆令小传》所载录的那样:“妾闻妇人之道,出必蔽面,言不出梱。得稍给粥,完稚弱婚嫁,吾守数椽没齿矣!”其经济独立是生计所逼迫,其行动虽是勇敢地走出闺阁,可思想与心理却始终未能冲破礼教与妇德的羁绊,兄长虽为其才华而骄傲,却因悖于闺阁而持有疑义,几乎断绝亲情来往。知己者酬唱来往,虽然充分肯定并赞美杰出的学识,却将其与才色双绝而非闺秀者并列。
吴梅村《题鸳湖闺咏》其一曰:“江夏只今标艺苑,无双才子扫眉娘。”商景兰的《送别诗》亦曰:“今朝把臂怜同调,始信当年女校书。”一位男性大家,一位女苑名流,皆以唐代著名歌妓薛涛为喻,可见时人黄媛介社会角色的定位。直面吃饭穿衣活下去的压力,这使缺乏社会主体角色的黄媛介心绪难平,言行举止尴尬孤独,《临江仙·秋日》词曰:
庭竹萧萧常对影,卷帘幽草初分。罗衣香褪懒重熏。有愁憎语燕,无事
数归云。 秋雨欲来风未起,芭蕉深掩重门。海棠无语伴消魂。碧山生远梦,新水涨平村。
此词着力叙写着自己的孤独、郁闷、倦怠的情绪,“罗衣”懒熏,讨厌燕子的昵喃细语。无处放置的幽怨愁绪,只能独对竹影海棠,寂寞无告的心里充满了否定情绪。燕子的呢喃和美衬托自己的落寞悲苦,掩门把自己关在幽草所包围的空间里,可又忍不住眺望远处的碧山流云,梦想中寄托自己的情怀,远景之梦与近景之憎的态度,透露出心绪虽悲苦,但林下风致的达观人生态度是积极的。
黄媛介出身儒士之家,博通古今,谙悉历史,体现于文学创作上的表现手法是喜用典故,咏史怀古,讽喻当今。《丙戌清明》引用“漆室忧”、“折柳”、“禁烟”、“白云亲舍”、“寸心”五个典故。用“漆室忧”与“人家依旧有红楼”对比,在深表对国家忧虑的同时,也对不顾社稷安危只顾自己享乐的骄奢者表示不满。而“折柳”和“禁烟”这两个古俗则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阐发江山易主的感叹。最后的“白云亲舍”和“寸心”两典则用于抒发对亲人、故乡的怀念之情。在与商景兰一家女诗友偕游寓山时,所作一诗曰:
佳园饶逸趣,远客一登台。薜老苍烟静,风高落木哀。
看山空翠滴,觅路乱云开。欲和金闺句,惭非兔苑才。
末两句中的“金闺”为闺阁美称,亦为金马门别称。汉武帝命善相马者在帝都铸大宛马铜像,立于鲁班门外,因更鲁班门名为金马门,后为官署的代称,亦指朝廷。商景兰是吏部尚书商祚之女,忠敏公祁彪佳之妻,所以“金闺”一词实为双关。“兔苑”亦作兔园,汉文帝之子刘武(梁孝王)的园圃,故址在今河南商丘县东。刘武筑东苑,设乐招纳宾客,后称兔园、梁园。文学家枚乘作《梁王菟园赋》,兔作菟。此诗中“兔苑才”指像枚乘那样的才华,“金闺”含义双关,既谦和得体,又学识深厚,女性逸趣才华,绝不逊色于兔苑之才的男性。
黄媛介对景物观察细致,既抓住特征,也在描绘中富有层次感,从不同的角度深入如风景画似的直观地展现在人们面前。《野夕远见》前四句,描写黄昏郊野的景物,“满”、“高”、“远”、“近”,显示视角层次的变化;水分云合,晦明变化,使得文学描写具有灵性领悟的动感,既有一叶扁舟从水天相接处出现时给人的感觉,也有“日之夕矣,羊牛下来”《诗经·国风·王风》的亲切、宁静的氛围。将不易体察的生活细节精妙地写入作品中,使人倍觉温馨,也显得新颖别致。与吴梅村相唱和的第三首诗的前四句:“石移山去草堂虚,漫理琴尊葺故居;闲教痴儿频护竹,惊闻长者独回车。”将一幅山居宁静的生活画面,栩栩如生地展现在的读者眼前。
黄媛介善于将景物个性化,以显现独有人生感怀。为了渲染自己的思想感情,加强艺术效果,赋予抒情对象以感情,借以烘托自己的意绪,把无情之物写得十分有情。《临江仙·秋日》词曰:“海棠无语伴消魂。”海棠是花,如何能“无语伴消魂”呢?赋予抒情对象以生命,使其活了起来有人性,懂得诗人的孤独与郁闷,默默地陪伴。黄媛介常借物抒怀,以某个事物来比拟自己的高尚节操或非凡志趣。她的《题山水小幅》诗中,末句“孤峰”耸立的意象,就是黄媛介不同流俗的孤高品格的自我象征。这正如谢道韫《拟嵇中散咏松诗》所写:“遥望山上树,隆冬不能凋。愿想游下憩,瞻彼万仞条。”诗以松为喻,抒写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之志,“谢道韫以女性之身来写松,借以抒志,就有了更高的品格。” 王夫之《古诗评选》赞道:“入手落手转手总有秋月孤悬,春云忽起之势,不但古今闺秀不敢望其肩背,即中散当年犹有凝滞之色,方斯未逮也。”黄媛介的诗风品格望背于谢道韫,林下风韵令须眉敛容,大生敬意。
“林下风者”的黄媛介,为生活所迫而奔走社会中,跋涉山水间,在变历来女子创作多婉约纤弱之风,以职业女性的生涯与开阔的人生视野,一洗铅华,绝去闺阁之气,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突破了历代女子之作,为勃兴清代女性文学创作打开了局面,也为今天活跃于各行各业的女性树立了楷模。生活在鼎革之际倍受磨难诟责、生活没有来源、社会没有地位的女子,完全靠卖字画、当闺塾师、润笔唱和来维持家庭开支,养活丈夫、一双小儿女,还要接济奉养年迈的公婆,黄媛介能走过来,能以文学创作来抒写个人体味,今天的女性又有什么困难可以挡住自己前进的人生脚步?当代职业女性、知识女性的身上,折射着“林下风者”黄媛介的绵远影响。在社会没有完全进步到“男女平等”的今天,黄媛介张扬谢道韫的林下风致,打破“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禁锢,开启着女性创作新视域,其气韵才质,对当代女性有着积极的丰润的启示意义。
个人作品
黄媛介一生,创作颇丰一生创作颇丰,著有《南华馆古文诗集》、《越游草》、《湖上草》、《如石阁漫草》、《离隐词》,皆散佚。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载:“今从《然脂集》辑得25首(《越游草》15首,《湖上草》6首,《扶抡续集》1首,《诗源》1首,《诗媛十名家撰》2首),《撷芳集》9首,《彤奁续些(上)》20首,《梅村诗话》8首,《柳絮集》7首,《两浙輶轩录》2首,共71首,录成一卷。”迫于生计而奔走在外的黄媛介,“好吟咏,工书画,楷书仿黄庭坚,画似吴仲圭而简远过之。”迫于生存而抛头露面,女人养家,在艰难困顿“奔走”的过程中亲近大自然,佳卉秀木慰藉着惴惴之心,交往酬唱催发着金闺兔苑才的灵性,文学创作风格清丽,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以“林下风者”来推崇黄媛介。黄媛介以自己的人生品格与创作成就,释放着林下风的无限魅力。
家庭成员
妹妹:黄媛贞(字皆德),浙江秀水(今嘉兴市)人,黄洪宪的族女。嫁给贵阳知府朱茂时为妾。崇祯年间尚在世。无子。有《黄皆德诗草》。
配偶:杨兴公(寅恪案:即杨世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