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天禧元年（1017年），周敦颐出生。
天圣二年（1024年），周敦颐8岁，其父病逝三年后，与同母异父之兄 卢敦文随母投靠衡州（今衡阳）舅父、龙图阁学士郑向，因他聪慧仁孝，深得郑向喜爱，又酷爱白莲，郑向就在自家宅前西湖凤凰山下（今衡阳市二中）构亭植莲，周敦颐负笈其间参经悟道。盛夏之夜，莲花怒放，香气袭人，美不胜收。郑家故宅后改为濂溪周氏宗祠（今南华大学附一医院处）。
1037年郑向调任两浙转运使，周敦颐离开衡阳随舅迁润州丹徒县（今镇江市丹徒区）。
庆历六年（1046年），二程的父亲大理寺臣程响在南安认识了周敦颐，见他“气貌非常人”，与之交谈，更知其“为学知道”，同他结为朋友，随即将两个儿子程颢、程颐送至南安拜其为师受业。
庆历4年冬，移郴之桂阳令（今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
至和元年（1054年），改授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县（今江西南昌）。到任时，当本地人得知他就是当年在分宁做官时能辨明疑案的周敦颐，就高兴地说：“是能辨分宁狱者，吾属得所诉矣。”（选自《宋史·道学一》本传）
嘉祐元年（1056年），改太子中舍，签书署合州判官，共计五年。
嘉祐六年（1061年），迁国子监博士，通判虔州。
治平元年（1064年），移任永州通判。
熙宁元年（1068年），转虞部郎中，擢提点广南西路刑狱，次年移知南康军。
熙宁五年（1072年），定居于庐山濂溪书堂，熙宁六年（1073年）六月中，病死于此，终年57岁。
史籍可见，《宋史·卷四百二十七·列传第一百八十六》
主要作品
《周元公集》
周子之学以主静为宗。平生精粹，尽於《太极图说》、《通书》之中。词章非所留意，故当时未有文集，《周元公集》为编修朱筠家藏本。
"太极图":
《太极图说》
合并图册《太极图说》是中国宋代周敦颐为其《太极图》写的一篇说明 。全文249字。该文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本原，人和万物都是由于阴阳二气和水火木金土五行相互作用构成的。五行统一于阴阳，阴阳统一于太极。文中突出人的价值和作用，该文主张：“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在人群中，又特别突出圣人的价值和作用，认为“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该文对后世影响很大，版本很多，朱熹《近思录》、黄宗羲等所编《宋元学案》等尽皆收入。
《通书》
《通书》是周敦颐读易经的心得。学易经，搞预测的也多，搞风水、看相算命的还不少，但究竟研究得怎么样？这些预测大师的境界、文化、气质就未必能高明起来。周敦颐是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他以他的境界，出入于儒释道三教，在通过学习易经的过程中，将其心得写了短短四十章。这四十章里，融通了儒释道的根本精神，把儒释道的智慧通过易经的读书心得凝练在一起。
《爱莲说》
从衬托中表明自己不慕名利，洁身自好的生活态度，从中表示自己对追逐名利，趋炎附势的世风的鄙弃。
主要成就
周敦颐在治学中，提出许多新问题，并作出新的论断，把儒学推进了一步。他所提出的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主静、至诚、无欲、顺化等理学基本概念，为后世的理学家反复讨论和发挥，构成理学范畴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成为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师。南宋理宗时，诏从祀孔子庙堂，其理学奠基者地位为官方所承认。
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师
周敦颐是宋明道学的开创者。在当时儒、佛、道合流的形势下，从对于《老子》的“无极”、《易传》的“太极”、《中庸》的“诚”以及五行阴阳学说等思想资料进行熔铸改造，并为宋以后的道学家提供“无极”、“太极”等宇宙本体论的范畴和模式来说，周敦颐确有“发端之功”。二程的“扩大”，朱熹的“集大成”，就一定意义说，都不过是在周敦颐原有的思想基础上使道学理论更加完善化、系统化而已。
周敦颐的哲学著作，现存者只有一幅从道教图录中改装过来的《太极图》、二百多字的《太极图说》和不满三千字的《通书》；而其所涉及的范围则有“无极而太极”的本体论问题，“物则不通，神妙万物”的动静观问题，以及“主静立人极”的伦理观问题，等等。对于这些问题，他虽只提出了词约义丰的论点和论纲，并未从理论上加以系统的、具体的阐发，但他的哲学思想在开创宋明道学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
“无极而太极”的本体论
世界的多样性及其统一性是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的一个复杂问题。周敦颐通过“一”与“万”的关系问题重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把本体论的哲学争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他说：
“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是万为一，一实万分。万一各正，小大有定。”（《通书》）
“万”指事物的多样性，“一”指多样性的统一性。“是万为一”指事物的多样性具有统一性。“一实万分”指统一的本原的实体分化为千差万别的特殊物体。总起来看，他认为，“万物”是从水、火、木、金、土五种特殊实物变化而来的，五种特殊实物是从阴阳二气变化而来而来的，阴阳二气又是从“一”变化而来的。他所谓“一”，就是《老子》的“无极”和《易传》的“太极”。把“无极”和“太极”两个哲学范畴统一起来，重新对本原的实体进行哲学加工，显示周敦颐“合老庄于儒”、融合儒道哲学的新动向。
他运用两推法来说明“一”与“万”的统一关系。一方面，从一到万、从本体到现象：“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其公式为：无极（太极）→阴阳→五行→万物。另方面，从万到一，从现象到本体：“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其公式为：万物→五行→阴阳→无极（太极）。把两者结合起来，就是：
“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从上引材料可以看出，他的宇宙模式论虽然糅杂了物化论（“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阴阳五行学说（“二五之精”）的思想资料，但仍然归其本于无极（太极），贯彻的是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哲学路线。不过，他把无极和太极两者结合起来规定本原的实体的特征，显示了道学开创者的理论思维水平。一方面，“无极而太极”，说的是无极虽可名之为无，但无中涵有，其名为太极。因此，无极不是绝对的空；另方面，“太极本无极”，说的是太极虽可名之为有，但有本于无，其名为无极。因此，太极又不是具体的物。周敦颐把本原的实体规定为实有而非物、本无而不空的绝对体，是对以往哲学思辨的理论总结，表示他力图克服玄学、佛学空无本体论的理论局限，为宋明道学在本体论上开辟新的途径。
“物则不通，神妙万物”的动静观
为了论证“一实万分”的本体论，他还以“诚”、“神”、“几”等古老范畴进行哲学加工，进一步提出了太极生阴阳的动静观：
“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太极图说》）
“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通书》）
“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也。物则不通，神妙万物。”（《通书》）
无可讳言，“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也。”的观点，以及“一动一静，互为其根”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对了把运动与静止加以割裂、加以绝对化的形而上学观点，强调了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动静相互依存转化的辩证关系。但是他的这一辩证观点，因受道学思想体系的限制而具有极大的不彻底性。在他看来，物质世界是没有动静自我转化的可能的：它或者是绝对的“动而无静”，或者是绝对的“静而无动”。这就叫做“物则不通”。依靠什么来“通”呢？依靠那个在物质世界中背后掌握了动静之几而能“妙万物”的“神”——能够使万物产生微妙变化的精神动力。“神”之所以神通广大，就在于它看起来似乎是“不动不静”，而实际上每时每刻都在自动自静。你说它动吧，但又区别于万物的“动而无静”，而是在那里自己由动而静；你说它静吧，但又区别于万物的“静而无动”，而是在那里自己由静而动。这样，“动极而静”、“静极复动”，它永远按着周期自我运动，自我转化。因此，“动而无动”，不是“不动”，而是依靠“神”的自律性在那里“动极而静”；“ 静而无静”，不是“不静”，而是依靠“神”的自律性在那里“静极复动”。你别以为它“寂然不动”，它会“感而遂通”，自己蓬蓬勃勃地动起来；你也别以为它永远这样地动下去，一忽儿它会“动极而静”，回复到“寂然不动”的状态中去。“神”不仅永远掌握动静的主动权和机动权，而且“至诚则动，动则变，变则化。”（《通书》）“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通书》）作为本体的“诚”本来是“寂然不动”的，但至诚通神，通过“神”的自我运动引起事物的变化。事物从开始产生到最后结束（从“元”到“贞”）的过程，不过是“神”——“通”——“复”的体现而已。
周敦颐用“物则不通，神妙万物”的动静观解释了“太极生两仪”的古老命题。他用太极的“一动一静”解释了阳气和阴气的产生。所谓“生阴生阳”、“分阴分阳”，都是说阴阳二气是从太极自我运动过程中产生、分化出来的。如果没有太极的“一动一静”，即如果没有“无极（=太极）之真”，那末，即使有“二（二气）五（五行）之精”，也不能“妙合而凝”，产生万物。因此，把“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这两句话与“物则不通，神妙万物”联系起来看，万物的生生不已不过是“变化无穷”、掌握动静主动权的太极在那里推动而已。这就在“万物”、“五行”、“二气”之上安上了第一推动者——无极（或太极）。
宋代道学家都用外因论解决理气关系问题。二程的追问“所以阴阳者”，朱熹的追问“所以变通者”，都是受了周敦颐外因论的启发，为“形而上之道”的精神本体提供理论依据。
“主静立人极”的伦理观
《太极图说》的起点是“无极而太极”的宇宙本体论，其终点则是“主静立人极”的封建伦理观。
首先，“无极而太极”自我运动的结果，最后产生了“得其秀而最灵”的“人”（ 《太极图说》）；而“天下之众，本在一人”（《通书》）。这个众人之秀的“一人”，由于掌握了所谓“仁义之道”，就可以使“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通书》）这个“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的“圣人”，就是代表“妙万物”的“太极”来统治社会的。因此，被周敦颐神圣化、绝对化了的无形无象而又最高最初的“太极”，归根到底是为宋代有权有势而又至尊至贵的封建上层统治者服务的。
其次，太极的“一动一静”掌握了“化生万物”的枢几，使“二气”、“五行”、“四时”这一系列自然秩序在它的推动下“妙合而凝”、“变化无穷”。与这种“妙合”相应，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也是“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 （《通书》）这种“合理性”， 周敦颐叫做“万一各正，小大有定” （《通书》）。在自然界，万物（“万”）与太极（“一”）各有其应处（“正”）的地位；在社会上，统治者（“大”）与被统治者（“小”）也有其不移（“定”）的等级。周敦颐所欲论证的封建等级就是被以后道学家哲学化的所谓“不和乃和”、“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理”。
最后，正因为人是“得其秀而最灵”，所以也总是有强烈的感情和欲望。如果“民之盛也，欲动情胜，利害相攻，不止，则贼灭无论焉。”（《通书》）因此，他提出了三字诀。一曰“定”，就是“定之以中正仁义”，建立符合封建统治的政治原则和道德标准，“俾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 （《通书》）。这就是所谓“存天理”。一曰“主”，就是“主静”，因为“欲动情胜”是不可收拾的，只有“主静”、“慎动” （《通书》），才能深入考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的“几”（苗头）。这就是所谓“灭人欲”。一曰“立”，就是“立诚”，因为“诚”既是“万物资始”的宇宙本体，也是所谓“纯粹至善”的先天本性（《通书》）。只要掌握了“诚”，就掌握了“五常之本，百行之源” （《通书》）。这样“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通书》）人们都照着封建道德的标准去规范行动，诚心一立，人极也就立起来了。
历史评价朱熹认为周敦颐的“太极”说是“推一理二气五行之分合，以纪纲道体之精微。”（《通书》）这一评价虽有以朱解周、求之过深之处，但多少概括了周敦颐哲学思想的某些特征。以后道学家争论的理气关系、动静关系和理欲关系等问题，都可以在周敦颐的哲学思想中找到“具体而微”端倪。在宋以后的哲学发展中，周敦颐的“发端”作用是不应忽视的。
宇宙生成论
周敦颐以儒家学说为基础，融合道学，间杂佛学，提出"太极而无极"的宇宙生成论。他认为，无极（无）生太极（有）。太极能动能静，动则生阳，静则生阴。动之极则走向静，静之极又回复为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阴阳生两仪（天地）。再阴变阳合：生水、火、木、金、土五行。五行之气流动，推动春、夏、秋、冬四季运转。故五行统一于阴阳，阴阳统一于太极，太极本原于无极，无极是宇宙生成的根本。阴阳二气与五行之"精"巧妙凝合，又形成男女。变化无穷的万物中，人得天地之"秀"而为万物之灵。五行之性触感外物而动，则呈现恶与善，形成错综复杂的万物。
“至诚”“主静”道德论
周敦颐在宇宙生成学说基础上，又提出"至诚"和"主静"的道德论。他认为，人性有五品，即刚善、刚恶、柔善、柔恶和中；适中是最完善的人性，其余诸品皆有缺陷。只有达到"至诚"境界，人性才能完善。因为"诚"源于宇宙的本原，体现太极的道德本质。是五常（仁、义、礼、智、信）的根本，是行为的渊源，是圣人立身之德。达到"诚"，则进入至高至善的道德境界，成为圣人。为达到"至诚"，提出"主静"的修养方法。让人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从寡欲达到无欲。无私无欲，便成为至圣。这样的圣人，便可与天地之德、日月的光明、四时运行之序、鬼神作凶吉等最高法则相符合。
他还从道德论的角度，阐述礼乐。认为礼就是理（条理），阴阳有理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皆得其理而后和。乐就是和，阴阳理而后和，万物也有其理而后和。故要先讲礼、而后读乐。在圣五制礼法、修教化、三纲正、九畴叙、百姓大和之后，乃可作乐。乐的作用是平天下之情，故乐声应"谈而和"。使人不起欲念，心如死水。乐声淡、乐辞善、可移风易俗。妖声艳辞，则败坏风尚。古圣人作乐，以宣畅和心，使天地和、万物顺，感动神祗、鸟兽。
“文以载道”论
周敦颐提倡"文以载道"。强调文辞是艺，道德为实。笃其实而书之，美则爱、爱则传，贤者得而学之，是为教化。不务实，虽业师保勉，人也不学。不知务道德，而专以文辞为能，是"虚车"，实为弊端。
“明慎用刑”论
周敦颐政治主张的中心是"顺化"。指出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圣人修仁义之德，万民才能接受教化，化而为善。同时，也强调刑罚，认为天以春生万物，以秋成万物。故圣人法天，以政养万民，以刑治世。但要"明慎用刑"。主刑者，掌握人的性命，不可不慎，要 中正明达。
倾向改革
鉴于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周敦颐提倡要认识天下之势。天下形势极严重，则不可挽回。认识形势严重，要靠力量挽回。认识不早，力量不积，则无力与人竞争，是天意。不早认识，不积蓄力量，不用力挽回形势，则是人事问题，不能怪天意。故政治上倾向改革，称赞新政。
根据长期的仕宦和讲学的实践，强调尊师重道。指出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
谈如何成“圣人”
首先得学圣人
学圣人不是口头说说就行了，而是务求实际，尽量努力学善；要乐于听到自己的错误并加以改正；还要知耻，无耻的人可以干尽坏事而不知错。
何谓“初圣人”
圣人是具备了“诚”的人。“诚”是太极之理，是纯粹至善的东西，蕴藏在宇宙太极之中。
圣人能确立“中正仁义”，能不陷入邪恶。
要成为圣人，首先要“静”。唯有“无欲”，才能做到“静”。不仅要无欲，而且要能“思”。能思想才能有智慧，有智慧才能通达一切，才能成为圣人。能思还要慎动，对于自己的行为要谨慎，始终要依正道而行，坚守“中正仁义”。
何谓“中圣人”
除了自修，还要教育人们去恶存善。人性天生是纯善的，但是人长大后，有了思想和情感，有了欲望，内心开始动摇，就产生了善恶之分。
人天生之性，有过有不及，不能恰到好处，需要圣人引导，才能让大家丢弃错误，走上正确的道路，进而达到发而中节、无过无不及的中和境界。
而圣人至公无私，能够为人类的至高道德标准立下标杆，引导人类脱离恶的一面而走向善的一面。
圣人以“中正仁义”为做人标准，又立师道以教化众人。师道立，则众人皆向善；善人多了，则“朝廷正而天下治”了。
这样坚持下去，时日久了，就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了。
何谓“政治圣人”
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圣人修仁义之德，万民才能接受教化，化而为善。
天以春生万物，以秋成万物。故圣人法天，以政养万民，以刑治世。但要"明慎用刑"。主刑者，掌握人的性命，不可不慎，要中正明达。
礼就是条理，阴阳有理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皆得其理而后和。乐就是和，阴阳理而后和，万物也有其理而后和。故要先讲礼、而后读乐。在圣五制礼法、修教化、三纲正、九畴叙、百姓大和之后，乃可作乐。乐的作用是平天下之情，故乐声应"谈而和"。使人不起欲念，心如死水。乐声淡、乐辞善、可移风易俗。妖声艳辞，则败坏风尚。古圣人作乐，以宣畅和心，使天地和、万物顺，感动神祗、鸟兽。
领导者要注意个人修养，修身为治天下的根本。天下不是一个人能够治理的，所以领导者除了修身，还要能用贤，即启用贤能之士。
天下之众，本在一人。掌握了“仁义之道”，就可使“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
何又谓“至圣人”
人性有五品，即刚善、刚恶、柔善、柔恶和中；适中是最完善的人性，其余诸品皆有缺陷。只有达到"至诚"境界，人性才能完善。因为"诚"源于宇宙的本原，体现太极的道德本质。是五常（仁、义、礼、智、信）的根本，是行为的渊源，是圣人立身之德。达到"诚"，则进入至高至善的道德境界，成为至圣。
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从寡欲达到无欲。无私无欲，便成为至圣。这样的圣人，便可与天地之德、日月的光明、四时运行之序、鬼神作凶吉等最高法则相符合。
附录《爱莲说》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
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人物轶事
命名五星堆
天禧五年（1021年），重阳节，周辅成同几位兄弟一起聊天，共度重阳。当时秋高气爽，远处青山如黛，近处田野里的禾根豆一片金黄。特别是村前的五个土墩子，引起大家的兴趣。大家商量着要为这五个土墩子起个名，但一时又想不出什么名最为合适。这时，正在旁边玩耍的小敦颐，看到大人们沉思的样子，就脱口而出，说这五个土墩就像五颗星星。那东边的叫木星，南边的叫火星，西边的叫水星，北边的叫金星，中间的叫土星，合在一起，干脆就叫做“五星堆”。大人们听了，都觉得小敦颐讲得有道理，于是就将这五个土墩正式命名为“五星堆”，并作为楼田保的一景。
少年立志
周敦颐从小聪明好学，勤于思考。遇到什么问题，喜欢寻根究底，不搞明白决不罢休。他会经常向衡州（今衡阳）舅舅提出一些看似稀奇古怪的问题，如什么天上的星星是怎么来的，太阳为什么东起西落，月亮为什么有盈亏圆缺，为什么会刮风下雨，地上的万事万物是怎么形成的，等等。对于周敦颐提出的这些问题，周辅成总是不厌其烦，尽自己所知给予解答。当然，这其中的很多问题，周辅成是没有办法回答清楚的。一方面，受周辅成的知识所限，另一方面也是受当时的科技水平所限。而周辅成也非常喜欢周敦颐的这一性格。
随着年龄的增长，周敦颐的知识也不断地增长，学业大有进步。到十二三岁时，周敦颐已经读完了《四子书》（即《四书》）和《书经》、《诗经》、《礼经》、《春秋》等儒家典籍，有的还能背诵得滚瓜烂熟。同时，周敦颐还能写出一手好文章，不仅立意新颖，而且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八岁时，其父亲已过世。
月岩悟道
月岩位于都庞岭东麓，距周敦颐故居约七公里。岩洞内周围削壁千仞，白石璀莹。这个巨大的岩洞，还有东西两座洞门。最为奇特神秘的是，在这个岩洞内的不同位置，可以看到不同的景物变化。如果你从东洞门进，朝西洞门行走，往头上的洞口看去，开始只能见到一弯“残月”，形似蛾眉，如下弦月。再往前走，那“月亮”像镰刀、像小船，由缺而圆。到了岩洞中央，当顶便是一轮“皓月”，成为“望月”。继续往前走，这轮“皓月”又逐渐由圆而缺，最后又是蛾眉一弯，成为“上弦月”。正是由于这种不同方位引起的景物变化，使月岩在人们的心目中充满了神秘感，月岩的名气也不胫而走。相传周敦颐十四岁时，曾筑室于月岩，在那里读书并在那里悟得“无极而太极”的道理，为其后来学术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家族成员
祖父周智强，为始迁营道的周从远之单传独子。周智强生了六个儿子，长子怀识，字孟衿，北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进士，官至汀州上杭令；次子怀铎，字孟振；三子怀正，字孟方；四子怀成（即辅成，周敦颐的父亲），字孟匡，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官至贺州桂岭令（治所在今广西贺州境内）；五子怀辂，字孟殷；六子怀德，字孟尚。
父亲周辅成（？－1032），原名怀成，字孟匡。志清行纯，博学能文，初为黄岗（今湖北黄岗市）县尉。大中祥符八年（1015）举进士后，升为桂岭县令。在桂岭任职一年多，便辞职归隐。
母亲郑氏（982－1037），衡州（今衡阳）人，祖籍开封，生于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郑氏的哥哥衡州（今衡阳）人郑向是龙图阁学士，为饱学之士。郑氏先嫁卢郎中，并生有一子（卢敦文）。卢郎中去世后，郑氏再嫁周辅成为继室。她与周辅成结婚的时间为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
同父异母兄长周砺，为周辅成与元配唐氏所生。
同母异父兄长卢敦文，为郑氏与其前夫卢郎中所生。卢敦文随母下堂时，年龄还很小，估计在两三岁。当时，周辅成在黄岗任县尉，卢敦文随母在黄岗县署生活。周辅成任桂岭县令后，卢敦文则随母在桂岭县署生活。周辅成辞职回乡时，卢敦文还不到十岁，也只能随母在营道县楼田村生活。
姐姐周季淳，为周辅成与郑氏之女，生于大中祥符五年（1012），长周敦颐五岁。季淳十七岁时出嫁，丈夫名叫陆若瑜，比季淳大两岁。但季淳出嫁一年多，就死于瘟疫。
弟弟敦贲，为周辅成与郑氏之子，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比周敦颐小四岁。敦贲从小天真活泼，聪明伶俐。但是，就在季淳死后的第三个月即十一月上旬，敦贲突然发病而死。
周敦颐有子二人。长子寿，字季老，一字元翁，生于合州。元丰五年(1082)登进士第，初仕吉州司户，改秀州知录，终司封郎中。周寿生六子，从官居吴中，成为江浙一带周姓始祖之一支。周恩来、鲁迅等均为其后裔。次子焘，一字次元，生于虔州。初授司法，元祐三年(1088)进士，为贵池令，迁两浙转运使，知成都府，终朝议大夫徽猷阁待制。周焘生三子，居道州。
后世纪念
石鼓书院
据明代万历《重修石鼓书院志》、清代《清泉县志·营建志·祠祀》载，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衡州知府史中重建书舍六间以待游学者，有礼殿祀孔子，韩张祠祀韩愈、张栻二夫子。成化十八年（1482年），知府何珣修复旧祠时，增祀朱熹，遂创三贤祠。万历十七年（1589年），朝廷允礼部尚书曾朝节之奏请，增祀周敦颐，后又进李宽、李士真、黄干三人，遂改号七贤祠。（参见词条：石鼓七贤）
周敦颐于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五月五日出生 ，卒于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六月十日。因贫“饘粥不给”无力回乡，葬庐山栗树岭。周敦颐亡后，宋微宗政和六年（1116）封宣奉大夫、嘉定十三年（1220）谥元，故称元公(学生二程同时谥纯谥正)。南宋理宗淳佑元年(1241)封汝南伯，元朝仁宗延祐六年(1319)封道国公，历朝入祀孔庙[4]。 明代宗景泰七年(1456)封其后裔十二代孙周冕世袭五经博士，延至清末四百余年共封十三位五经博士，这是自汉武帝尊儒设五经博士之称以来，获五经博士最多时间最长的家族[4]。 北宋乾兴元年(1022)八月二十日周辅成病逝，时周敦颐五周岁，因家贫一家四口随母来衡阳投靠舅父龙图阁直学士郑向 ，他聪慧仁孝，深得郑公喜爱，郑公视甥如子，按郑家敦字辈取名入藉。又因他喜爱白莲，郑向就在自家宅前衡阳西湖凤凰山下“构亭植莲”，(今衡阳市二中处俗称祁阳白)他负笈其间参经悟道。直到郑向任两浙转运使疏蒜山漕河才随母同迁润州丹徒县（今江苏丹阳市）。衡阳人世代相传衡州八景“西湖夜放白莲花”的典故和“白莲仙子戏西湖”的传说即出自他舅甥情深和悟道的故事[4]。 周敦颐因勤政负病而早逝寿五十七岁，人生最重要的成长期在衡阳十八年之久。后他三十一岁任郴县令和桂阳县令（今汝城县），三十八岁任大理寺丞，四十九岁任永州通判，五十三岁任广南东路转运判官和在郴邑七年回乡祭祖均在周敦颐中转歇息，讲学、探旧、访友[4]。 衡阳相较于周敦颐的出生地道县，归宿地江西九江，是周敦颐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也是周敦颐人生最困难时他的舅父这位衡阳先贤郑向济孤抚幼帮助培养教育他并荫补入仕，郑公在濂溪周氏家族内历称恩舅。周子知恩图报，妻陆氏陪伴舅母十九年终老才随夫生子，因积劳成疾三十七岁亡。后裔们满怀感激之情流传不息深深的衡阳情节即源于此。衡阳是濂溪公的成长地，也是濂溪文化的根基地[4]。正由于此，周敦颐在衡阳北岸和柘里的两房后裔都是“仰曾祖濂溪公在衡遗迹不忍离去”。而来此继承郑公留给周家的祖业繁衍生息至今。从此外发后裔虽星居海内外，但常回衡阳看看，近年来后裔来此拜谒祭祀先人日益增多。任何名人文化传承都是以物化的形式而存在延续的 。
周敦颐在衡阳生活的遗迹原有五处 ：
一是紧伴石鼓书院即今司前街古称濂溪街 （现衡阳市中山南路司前街口）是他外祖父左侍禁郑灿居住的祖宅；
二是今蒸水桥北原郑家庄户房即北岸濂溪周氏祖屋 ，由长子周寿次子虞仲后裔继承，今居衡阳市衡南县车江铁市、衡阳县金兰寺、重庆、洪江等周姓即源于此支。
三是衡阳市高新区柘里村爱莲堂 ，是周寿五子季仲次子兴继来此继承祖业，爱莲堂原是郑家祖传庄户房（距离—千二百余年），郑氏谱载“衡州西关有巨浸曰西湖”，“向公世居衡阳郡城外西湖”。郑向祖孙五人五进士，世代衣锦诗书传家，家产颇丰。宋时周围山林田土多是郑家祖产，后按规制濂溪公祭祀田四百亩（政义乡三百亩、长平乡一百亩）田租收入和年拨官银二十八两用于濂溪周氏宗祠春秋二祭。此处地势低洼紧靠蒸水，南北河风交汇， 周敦颐逢夏即来此避暑读书。现房基一米五高用条石砌成，皆宋时基础防潮的佐证。南宋嘉定四年(1211）十月十九日， 周敦颐五世孙任吏部右侍郎跳海自溺以孤忠伴孤魂，后为左相陆秀夫效法，右相文天祥为他写有墓志铭，一代烈臣周洪即诞生于此。清康熙年间因祀田被安插户柯仕俊强占诉讼三十余年，方收回祀产，族人出资经大清帝国政府批准把爱莲堂建为纪念周子专祠 ，皇封奉祀生赐衣顶四人，选后裔六人入义学，年祭祀银二十八两，一切和故里道县，归宿地九江祭祀祠待遇等同。今道县、九江祭祠已毁，此是唯一幸存的皇封祭祠。 周敦颐在衡阳主要生活地是舅父郑向故宅（今南华大学附一医院处）和郑宅前西湖凤凰山下爱莲亭、爱莲阁，郑公为甥授课的讲易台（今衡阳市二中处）。 自周敦颐亡后，由于周敦颐所创理学是宋、元、明、清四朝国学，深受恩宠，从小西门至大西门向西北至今南华大学附一医院和莲湖广场一带，后人把郑向故宅改建成濂溪周氏宗祠，建有西湖书院，县学、崇圣祠、启圣祠、大成殿、爱莲亭等系列古建筑群（详见遗图）。斯若在，其面积是孔府和孔庙总和。 宋末衡阳对周子纪念性建筑还有一院四祠，即西湖书院，西湖北岸濂溪祠，凤凰山濂溪祠、潇湘门内濂溪祠、石鼓濂溪祠，以上并非家祠，是属国家官设祭祀周子和教学合一的纪念地（年拨祭祀银四十两）。 历经浩劫，特别是一九四四年的衡阳保卫战，以上周敦颐有关遗迹和纪念性建筑共十处、九处毁于兵火之中，衡阳市高新区柘里村爱莲堂因靠近市区，日本骑兵驻此而得幸免，但门柱被马啃，门窗毁坏、厢房尽毁，经后裔艰难维护幸余残房三间至今，为现存唯一幸存的周敦颐在衡阳遗迹。 周敦颐五世孙周洪，被南宋左丞相陆秀夫誉为“此盛德之士，鄙闻达、淡声誉，尤人所不及”。右丞相文天祥撰《侍郎公墓志铭》称周敦颐是“百代绝学之倡”，周洪是“千古忠义之首”的一代爱国忠臣墓历经七百二十五年后，于二00三年十一月为建衡阳市一中夜深人静中被爆掘，为赶在天亮之前清理完现场，现代施工机械的利速使一代先贤遗骨无存，遗迹不再，御赐文物片纸不留，连同两方碑刻失殁，至今是非无明断。 历史上濂溪文化在衡阳曾有过辉煌，说明衡阳人敬重他、重视他。他的人品、学识、官声曾哺育了无数有识之士，自然也哺育了衡阳之后贤。 二战后，由于人们人文认识延续缺失，使濂溪文化遗迹景观无规划，把故址另辟它用，从而发生爆掘一代先贤墓建学校有违人文道德和教育本旨的事，今虽异地塑有三周子像，但总难还原故旧情。
周敦颐，八岁来衡阳投靠舅父郑向 ，度过了人生最重要的17年成长时期，开创的理学成为宋元明清700年不动摇的官学，在衡阳写下的119字的《爱莲说》因其借物言志 ，用莲花自喻，洁身自爱，被世代传颂。现有濂溪书院、濂溪祠、爱莲亭、濂溪别墅、周子祠等濂溪文化载体。爱莲堂坐落在衡阳市华新区柘里村。 祠堂共有三间房子，房子残旧，风貌犹存，基墙全是1.5米高的条石，周围遍布红条沙石，中堂门上高悬“爱莲堂”横匾，祖堂神位上供奉着周敦颐、鲁迅（周树人）、周恩来的照片，连接着我国三位世界伟人一脉相袭的血缘关系和文化传承。2007年6月，周恩来总理的堂侄、原扬州市老干局局长周华瑞来衡阳“爱莲堂”祭祖时，随携周总理手书“爱莲堂”郑重制匾悬挂。2009年11月24日，道县濂溪故里为建周子衣冠冢，特派专人专车来衡阳“爱莲堂”奉取“灵土”。
道县周敦颐故里晋升国家AAA景。日前，笔者从道县旅游局了解到，在新一批国家A级景区评定中，我省共有20家景区升级国家3A级景区，道县周敦颐故里名列其中。
周敦颐墓
周敦颐墓，又称濂溪墓，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庐山莲花镇周家湾之栗树岭，墓区总占地面积4.3万平方米。十年动乱期间，周敦颐墓地面建筑遭到严重破坏，但地下墓仍保存完好。1999年，在中国香港周氏宗亲总会的资助下，完成周敦颐墓第一期修复工程，使珍贵历史遗迹得以保存。中国香港周氏宗亲总会再出100余万元巨资复修该墓。1959年，周敦颐墓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经过修复，建成有牌楼、门楼、濂溪祠、爱莲池等景点。
濂溪书院
濂溪书院汝城濂溪书院始建于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为纪念北宋理学鼻祖周敦颐(世称濂溪先生)而建。公元1050—1054年，周敦颐任桂阳(今汝城)县令。期间“风节慈爱，吏治彰彰”，并在此写下《爱莲说》、《拙赋》等千古名篇。周敦颐创立了理学理论基础，被称为“上承孔孟，下启程朱”的先贤。千百年来，汝城“士率其教，吏思其威，民怀其德”，兴建书院永作纪念。虽经近千年的沧桑变迁，然薪火相传，保存至今。书院为宋式四合院砖木回廊结构建筑，建筑面积1618平方米。
历史评价
胡宏《通书略序》：“今周子启程氏兄弟以不传之妙，一回万古之光明，如日丽天，将为百世之利泽，如水行地。其功盖在孔孟之间矣。”
黄宗羲《宋儒学案》：“孔子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