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阳虎之乱
公山不狃作为季氏的家臣，曾经与阳虎等一起操办过季平子的丧事，深得季桓子的信任，所以季桓子才会派他担任费宰。然而仅仅过了三年，即鲁定公八年（公元前502年），公山不狃与季桓子产生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公山不狃联合阳虎一同反对季氏，抓住了季桓子，季桓子用计逃脱，阳虎兵败逃亡齐国。事见于《史记·孔子世家》：
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于季氏，因阳虎为乱，欲废三桓之适，更立其庶孽阳虎素所善者，遂执季桓子。桓子诈之，得脱。定公九年，阳虎不胜，奔于齐。
招纳孔子
阳虎出逃齐国之后，公山弗扰仍以费宰的身份盘踞费邑。公山弗扰大概也想有所作为，便派人请孔子前往辅助。孔子打算前往。子路不高兴，说：“没有地方去便算了，为什么一定要去公山氏那里呢？”孔子说：“他让我去，难道是白白让我去吗？假如有人用我，我将使周文王、周武王的德政在东方复兴啊！”事见于《论语·阳货》：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悦，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这段记载，在史学界一直存有争议。史学家们怀疑其有伪，实质是为圣人讳言。他们觉得，孔子这样的圣人，怎会欲应公山弗扰之召呢？其实，孔子这年已经五十岁了，他的政治抱负一直无法施展。公山弗扰给了他这样一个机会，他愿意前往，也在情理之中。何况，公山弗扰“叛”的是季氏，而非鲁国，没有必要如此为圣者讳。
阻挠隳三都
仅仅过了四年，即鲁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孔子已经不再是原来的设帐授徒的塾师，而是由中都宰，到小司空，一跃为大司寇，并“摄相事”，也就是代执政季桓子处理国政。他开始实行自己的政治抱负，一个重要的动作，就是“隳三都”。所谓“三都”，是指季孙氏的费邑（今山东费县）、叔孙氏的郈邑（今山东东平）、孟孙氏的成邑（今山东宁阳）。孔子向鲁定公建议：“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过制，请皆损之。”（《孔子家语·相鲁》）孔子“隳三都”的目的，是抑私家、强公室。叔孙氏、季孙氏吃尽了邑宰叛乱的苦头，支持孔子的这一主张，郈邑被顺利地拆毁；隳费时，却遭到了公山不狃的顽强抵抗。公山不狃看到郈邑被拆，做了应战准备，当季桓子率领大军前来隳费时，公山不狃和叔孙辄带领费人避实就虚，直捣鲁国都城曲阜，鲁定公仓皇逃到季氏家中躲藏。公山不狃这次是真的“叛国”了。这时，身为大司寇的孔子，沉着冷静，率兵反击，击败费人，公山不狃逃到齐国，费邑终被拆毁。
事见于《左传·定公十二年》：
仲由为季氏宰，将隳三都，于是叔孙氏隳郈。季氏将隳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隳费。
不以所恶废乡
“堕三都”事件之后，公山不狃作为一名政治流亡者，逃到齐国，后又辗转逃到吴国。
鲁哀公八年（公元前487年），吴国为了邾国的缘故，准备攻打鲁国。吴王询问叔孙辄，叔孙辄回答说：“鲁国有名而无实，攻打他们，一定能如愿以偿。”退出来之后，告诉了公山不狃。
叔孙辄是叔孙氏的庶子，也是公山不狃的政治同伴，当初两人一起带领费人攻打曲阜，后来两人又一起流亡。公山不狃对叔孙辄说：“这是不合于礼的。君子离开自己的国家，不到敌国去。在鲁国没有尽到臣下的本分而又去攻打它，为吴国奔走听命，这就可以死去。有这样的委任就要避开。而且一个人离开国家，不应该因为有所怨恨而祸害乡土。”事见于《左传·哀公八年》：
吴为邾故，将伐鲁，问于叔孙辄。叔孙辄对曰：“鲁有名而无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礼也。君子违，不适仇国。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托也则隐。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恶废乡。”
“不以所恶废乡”，充分体现了公山不狃的爱国情操。作为一名政治人物，可以有不同的政治主张，可以逃亡国外，但不可以因为有怨恨而祸害自己的祖国。公山不狃的做法，给如今身在国外的政治流亡者树立了一个极好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