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坤一（1830年1月21日－1902年10月6日），晚清军事家，政治家，湘军宿将。字岘庄，湖南新宁人。廪生出身，1855年参加湘军楚勇与太平军作战。累擢直隶州知州，赏戴花翎。1862年，升广西布政使。1864年升江西巡抚。1874年，调署两江总督。1875年9月，授两广总督，次年兼南洋通商大臣。1891年受命“帮办海军事务”，并任两江总督。
中日甲午战争时，支持对日作战，并任湘军统帅指挥湘军出关与日军交战。1895年强学会成立，他表示支持。维新运动起，他攻击康、梁变法，但又反对废黜光绪帝。1901年与张之洞连上三疏，请求变法，提出兴学育才、整顿朝政、兼采西法等主张，称“江楚三折”，多为清廷采纳。1902年提出兴学“应从师范学堂入手”的主张。尽管由于当年10月即不幸病逝，刘坤一的这一设想未能进一步细化，然而他的倡议仍然产生了影响。他的接任者张之洞等循着这一思路精心设计，筚路蓝缕，终于创建了三江师范学堂。有《刘坤一集》传世。
人物生平
早期
刘坤一的出仕过程和当时很多其他汉族督抚曾国藩、李鸿章等类似，都是身作儒生不满太平天国之乱而参与地方乡勇，进而因战功而被擢升为地方大员的典型例子。在1855年，刘坤一在太平天国动乱期间参加乡勇团练，加入江忠源系湘军征讨太平军，其后因带领湘军立下战功，而由廪生逐级升为教谕、知县、知州、知府、广东按察使及广西布政使，并于1865年起晋升为江西巡抚，任内作风保守，认为社会之富强源于典章制度的优良，抄袭西方技术不如“自力更生”，对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制夷”理念不予认同，这种思想可反映在他的讲话之中：“为政之道，要在正本清源。欲挽末流，徒废心力。国朝良法美意，均有成规，因其旧而新之，循其名而实之，正不必求之高远，侈言更张。大乱既平，人心将静，有志上理者，其在斯时乎！”
中期
在1875年，刘坤一署任两江总督，又在翌年晋升为两广总督直到1879年，之后在1880年开始担任了两年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从这时期开始，由于因为官职调升的关系，开始接触及认识西方事务（两江及两广总督驻地分别是和洋人商务往还较多的江宁及广州，相反江西只是一个内陆省份），并对洋务作有限度支持。在署两江总督及两广总督任内期间整顿治安，主力清剿哥老会及海盗；又在任两广总督时认为赌风不良而禁赌；在任两江总督时沿袭他在任江西巡抚的整顿财政政策，精简勇营以节省军费，将地方乡勇数裁减四分之一，又减免捐助陕西的军饷、并查办招商局贪污。推动洋务方面，在任职两江总督期间发展海运、支持江南制造局造舰及提议各兵工厂生产专门化。然而，他又反对采煤及发展铁路，其中反对发展铁路的原因是担心铁路会令挑夫和大运河的船家失业。
后期
在1890年开始，他复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1891年又受命帮办海军军务，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被授予钦差大臣职衔，节制关内外各军对日作战。刘坤一在此时期对洋务的态度比之前更为积极，包括推动现代化政策如推动江南制造局自行练钢、提议在湖南开采煤矿及自行兴办铁路，在1895年与张之洞联名上奏倡议包括军队、经济及教育现代化的改革，又参与组织如在1895年加入主张变法的强学会，并捐助五千两白银。除了推动洋务外，他继续以往传统变法式的整顿吏治及治安的政策，包括保荐亲民的知府知县8人及办理团练，在1892年肃清两江境内的哥老会。在1898年戊戌政变后强烈反对慈禧太后废黜皇帝光绪，在1900年义和团乱时主张严厉镇压并和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人倡导组织了东南互保，保障了东南各省免受团乱为祸。其后在1901年又与张之洞联名上《江楚三折》，主张育才兴学、整顿变通朝政、兼采西法以扭转清朝江河日下的局面，开启了清廷晚清改革的先声，然而，在改革开始不久，刘坤一却在1902年去世，赐谥忠诚。
昼夜戒备
1894年8月1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8月7日，刘坤一兼署江宁将军。26日，他在《续办江海防务折》中报告了镇江、江宁一带昼夜戒备的筹防情形，为防日军“窜入南洋，以图分忧”，特“将一应战守事宜妥为布置”。10月之后，日军在辽东、辽南攻陷许多城池，清廷为挽救危局，28日谕刘坤一为钦差大臣，“关内外防剿各军均归节制”。并派湖南巡抚吴大瀓、四川提督宋庆为帮办。刘坤一接受命令，表示"惟有殚竭血诚，于一切防剿机宜，仰秉睿？，悉心筹划……亟图补救，迅扫狂氛"。但是他却以“队不齐，械不备”未迅速行动。
军队调度
1895年，刘坤一开始加强军队调度，派吴大瀓统率湘楚各军20多营万余人陆续出关，委新疆藩司魏光焘为前敌营务处。1月初，盖平（今盖县）失陷，清廷“谕刘坤一进驻山海关”，16日才遵旨出驻山海关。同时”抽调各营，分派帮办，并陈事宜八条”。当时清军在海城、营口、牛庄、田庄台一带集结7、8万人，而日军在海城、盖平不过2万人。2月底以前清军曾四攻海城，均遭败北，并于3月间先后失去鞍山、牛庄、营口、田庄台等地。清军的节节败退，使刘坤一重整军队，以图反攻的设想化为乌有。不到10天时间，清军6、7万人从辽河东岸全线溃退，宋庆、吴大瀓溃而西走，从双台子退至石山站。
反对割让
1895年4月，刘坤一得知和议将成，坚决反对割让辽东半岛和中国台湾 。他说："既经赔款，又须割地，且割完富未扰之地，无此办法。辽、台并失，南北皆危，并恐各国从此生心，后患不堪设想。如畏倭攻京城，不得已而出此下策，则关、津、畿辅均宿重兵，讵不可一战？"4月30日，刘坤一再寄督办军务处，认为"宜战不宜和"。他分析了"倭奴远道来寇，主客之形，彼劳我逸"的形势，指出"在我止须坚忍苦战，否则高垒深沟，严为守御，倭寇悬师远斗，何能久留，力尽势穷，彼将自为转？之计。……持久二字，实为现在制倭要著"。表示"坤一职在兵戎，宗社所关，惟有殚竭血诚，力任战事，此外非所敢知"。5月2日，光绪批准《马关条约》。5月5日刘坤一再奏，说明日本"若得辽、台，如附两翼，中国必有噬脐之祸。辽、台与倭该国联成一气，日益强盛，将来即求援西洋各大国，亦无能制其死命。是此和议一成，惟任倭为所欲为，贻患无穷，何堪设想"。刘坤一对清廷将中国台湾 拱手相让，很不甘心。29日致函中国台湾 巡抚唐景崧，鼓励他设法保住中国台湾 。并表示"愿振臂一呼，远为同声之应……但属力所能至，无不尽力勉为"。并派幕僚易顺鼎"持函渡台"，转达支持之意。他还表示愿从物质上援助刘永福在台抗战，只是由于清廷从中作梗，无法兑现。
1896年，刘坤一回任两江总督，后虽屡奏请开缺，皆不准。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刘坤一和张之洞、盛宣怀与各国驻上海领事签订了《东南互保章程》。1902年卒，追封一等男爵，赠太傅，谥忠诚。
思想
刘坤一从信奉儒家经典的封建士大夫发展成为晚清著名的洋务外交活动家，其思想大致经历了三个转变阶段：1865—1874年（同治四年到同治十三年）为第一阶段，这是思想保守时期；1874—1881年（同治十三年至光绪七年）为第二阶段，对洋务新政的态度由排斥转为间或支持的时期；1890—1902年（光绪十六年至光绪二十八年）是第三阶段，是其洋务思想的成熟时期。
保守
从1855年从军到1865年任江西巡抚这十年，刘坤一主要涉足军旅，一则因忙于攻城守地，一则因地位低微，其思想特征尚未完全显露出来。及至1865年出任江西巡抚，且一任九年。赣抚时期，是刘坤一政治事业的初创时期，也是他政治思想的奠基时期。由于客观上僻居内地，且忙于军务，地方兴利除弊成为头等政治目标，故他无暇接触新思想、新事物。主观上，由于他成长于闭塞而又民风强悍的湘西邵阳，不怕死、不畏难、不服输的“宝古佬”气概染之全身；加之饱读儒家经典，具有十分强烈的民族气节；更由于他是通过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而从异途进身为封疆大吏的，较之他人对清廷更多了一份忠诚。基于这样一种文化精神底蕴，“忠君”、“安民”成为他一切政治活动的中心和出发点。早年他从镇压农民起义的亲身感受中，认识到只要弘杨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就能完成政治任务。故而，他对洋务派提出的“洋为中用”、“师夷之技”等思想和做法是不相信的，对洋务派确立的以富国强兵为目标和推行以模仿西方为主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表现得不热心，明确反对兴修铁路、架设电线和采用西法采矿。在他看来：“富强之道，茫如捕风击影”，“造炮、制船亦都隔膜之事”，“造炮，我尚得用；制船将与洋人争锋海上，以我所短，敌彼所长，学孺子之射以射孺子，恐终为所毙”，因而“何必多糜金铖，徒为洋人所笑?”总体说来，赣抚时期的刘坤一与其它封建保守官员没有什么区别,一方面励精图治，拼死镇压各地农民起义，以此报效朝廷；另一方面固守传统，对外来文明和西方技术有一种天生的恐惧。
转变
1874—1881年，是刘坤一政治生涯的早期总督时期，先是署理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八个月，后任两广总督四年、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一年半。清末的两广、两江既是政务繁重之区，更是华洋交汇之地，境内不但开辟有通商口岸,而且设有洋人公壤区和租界地。因此，在实际政务中，刘坤一与洋务接触的机遇不断增多而且日见频繁。加之，这一时期正是晚清洋务运动勃兴时期，各项洋务新政措施在全国各重要地区得以推行，并取得了令人刮目的成就。由于形势的逼迫和实际政务中与洋务接触机遇的增加，刘坤一对洋务的认识加深了，对洋务新政的态度也开始有所改变，对一些在他看来于国于民有益的措施，间或也在辖境推行。例如他对使用轮船作为运输工具是赞赏的，并能针对洋务派创办的各制造局生产枪炮、机械等物品“杂而不精”现象提出“各专各艺”的合理建议，同时也十分重视洋务人才的培养。但从本质上讲，他并没有完全摆脱那种守旧思想的束缚，对洋务新政未具信心，往往言不由衷，对朝廷切责推行的洋务新政举措大都流于塞责，正如他自己所坦言：“洋务有何把握？能支持一件则一件，能支持一日则一日而已正因为如此，1881年六月间，两次被弹劾,十二月被免职，自此开始了长达九年的乡居生活。
成熟
1890年11月，清廷再命刘坤一为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重任两江总督以后，刘坤一从政态度有了重大转变，表现出开明务实的态度。一方面，大力整顿军务、吏治，奖励士风；另一方面积极推行洋务新政。任期内积极经办修铁路、开矿、发展农工商等洋务项目，并提倡西学，改革教育，这一切使之成为后期洋务运动的领袖。1894年，中国甲午战争爆发，战争的失败，使朝野的士大夫们猛然惊醒，也使刘坤一受到了极大的触动。亲历行间的刘坤一，无论是思想、情感都受到了重大创伤，也猛然惊悟。经过一番痛定思痛和对时局的省察，一针见血地指出今日中国要想转弱为强，唯有改玄易辙，变法自图。战后，他向清廷先后上了《策议变法练兵用人理饷折》、《请设铁路公司借款开办折》、《尊议廷臣条陈时务折》等条陈，成为变法图强的最大宣传者和鼓动者。在他看来，今日中国要想起“贫弱而致富强”，便须“仿照西洋新法，整顿中国旧法”，而“急宜见诸施行者，以铁路、矿务为最紧要”。至此，“学习西法，富国强兵”在其思想中占到了主导地位，他的洋务思想也趋于成熟。更由于其政治地位的日益尊荣，他的洋务思想对晚清政府的影响也日见扩大。1901年7月，他与张之洞联名上奏《江楚变法三折》,使之成为晚清新政的设计者。成熟时期的刘坤一，其洋务思想具有三个明显特征：（一）以致用为原则，反对务尚新奇。刘坤一十分强调洋务新政的易行、易为，对那些徒耗钱财，只有形式而无实际的举措是坚决反对的。（二）坚持循序渐进，徐图自强。刘坤一为政历来主张循序渐进，他说：“论政之道，原不必尽循尘辙，遇事宽容；然必行之以渐，酌乎其中，乃可日起有功，而无娇枉过正之弊，从未有操之过急，轻试纷更，而能有裨治理者也”。（三）坚持自力更生，以“保自存之利权”。在中国近代史上，刘坤一是比较明确提出“洋务对西洋依赖过重”认识的人。
其他
外交主张
刘坤一并不是一个职业外交家,只是在总督地方过程中，通过与西洋各国的接触以及对时局的综合分析，提出了自己的外交主张：
(一）坚待开放，反对闭关，力求主动，讲究实效。刘坤一，在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时代蜕变中，难能可贵地认识到了闭关锁国已经不可能了，故而极力主张中西通好。刘坤一所主张的这种通好，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以中外和约为基础的。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他也主张中外友好往来，希望待之以诚，以此归化洋人。从这样一种观念出发，他对晚清洋务外交中的拖延作法是极为不满的。认为“中外交涉之件，应办便办，不可推辞；可行即行，不宜迟误”，“有格碍者，无妨直告以所难，词尚和平，意须斩截。洋人性虽狡执，往往肯听吾言；纵使未必遽从，亦当持之坚忍，彼无非以兵事恐我，以总署压我，不为所动，彼亦其奈我何？待之以诚，哲之以理，有时机权之用则在操纵合宜；最忌躲闪游移，含糊了事，一以诿之朝延。”
(二）恪守和约,以和约为凭，注重维护国家主权。“恪守和约，以和约为凭”是刘坤一办理中外交涉事件的根本原则，他自己曾总结说：“承乏豫章、羊城，办理洋务，无非恪守旧章，绝无表现之处”。刘坤一办理中外交涉事宜，在“恪守和约，以和约为凭”基础上，特别注重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大义。
(三）借夷制夷，合众夷之力以制夷。刘坤一借夷制夷、合众夷以制夷的外交思想来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合纵联横外交观念，也源于他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充分认识。在他看来，晚清中国国贫民穷，无力与西方各国对抗；但另一方面，西方列强在侵略中国既有合作也存在着较大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因而最现实的外交策略就是，运用高明的外交手段,操纵合宜，借夷制夷，才能使中国的利益和主权得以最大限度的保全。所以他主张“不但邻国宜结，即使敌国可结亦结。能结邻国，即多一助我之邻；能结敌国，即少一图我之敌”。
东南互保
东南互保指中国清朝末年八国联军之役期间，中国南方各省违背中央政府的命令，拒不同外国开战的事件。
在清室尚未向各国宣战之前，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铁路大臣盛宣怀等即商议如何保存东南各省的稳定，避免列强有借口入侵；同时密议盘算倘若北京失守而两宫不测，当由李鸿章出任总统支撑局面。清室向十一国宣战后，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即和各参战国达成协议，称东南互保。他们称皇室诏令是义和团胁持下的“矫诏、乱命”，在东南各省违抗支持义和团的命令。
东南互保运动，保护了河北、山东以外的地区避免于义和团与八国联军战乱的波及；同时亦使地方的政治与军事权力进一步扩张，中央的权威大为下降。之后1911年辛亥革命各省在武昌起义后相继宣告独立，与地方势力崛起、中央权力式微关系密切。
评价
刘坤一身为清廷的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再加上刘晚年的勋望，甲午之后实为疆臣领袖、诸侯之长，他的言行举止、价值取向与清廷的决策不无影响。虽然他与康、梁等维新派有一定距离，但对变法维新却深表赞同，他痛心疾首咸同以来的洋务失败，认为当务之急是亡羊补牢，兴学练兵以图振作。戊戌政变后，群臣缄默，唯刘挺身力言或瞒天过海，想方设法保护了维新以来的许多成就。民族资本主义在甲午战后到20世纪初年得到了初步发展，南洋省份尤其是苏沪地区的经济发展成为了全国之首，又进而推动了全国的近代化进程，这都与刘坤一的极力倡导不无关系。此时西学以更广泛的规模得以传播，大批新型的知识分子涌现出来，近代化的变革呼声亦越来越高，随着新政的实行，人们的改革目光也变得更为宽阔。在刘坤一逝后，新政进入了官制改革阶段，先进的人们已开始为立宪、共和的目标呼吁甚至浴血奋争，这是刘坤一在倡导新政之时所未曾料到的。
名言
为政之道，要在正本清源。欲挽末流，徒废心力。国朝良法美意，均有成规，因其旧而新之，循其名而实之，正不必求之高远，侈言更张。大乱既平，人心将静，有志上理者，其在斯时乎！
著作
书名：《刘坤一遗集》
类别：综合类、其他类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1959-06
页数：519页
记载
刘坤一，字岘庄，湖南新宁人。廪生。咸丰五年，领团练从官军克茶陵、郴州、桂阳、宜章，叙功以教谕即选。六年，骆秉章遣刘长佑率师援江西，坤一为长佑族叔而年少，师事之，从军中自领一营。长佑既克萍乡，令进战芦溪、宣风镇，连破贼，逼袁州，招降贼目李能通。於是降者相继，守城贼何益发夜启西门，坤一先入，复袁州。累擢直隶州知州，赐花翎。
七年，克临江，擢知府。八年，长佑以病归，坤一代将其军。偕萧启江渡赣江规抚州，克崇仁。启江在上顿渡为贼所困，往援，大破贼，遂复抚州，连克建昌，擢道员。九年，石达开犯湖南，坤一回援，解永州、新宁之围，加盐运使衔。贼窜广西，从刘长佑追蹑，复柳州。长佑擢抚广西，令坤一驻柳州清馀匪，悉平之，加布政使衔。进攻浔州，十一年七月，拔其城，以按察使记名。石达开回趋川、楚，坤一扼之融县，掩击败之，贼溃走入黔，授广东按察使。
同治元年，迁广西布政使。刘长佑赴两广总督任，命坤一接统其军，赴浔州进剿。贵县匪首黄鼎凤，在诸匪中最狡悍，屡议剿抚，不能下。二年，坤一破之於登龙桥，遂驻守之。鼎凤老巢曰平天寨，倚山险树重栅，守以巨炮，覃墟相距十馀里，为犄角。坤一阳议抚，撤军回贵县，潜师夜袭覃墟，遂围平天寨，复横州，鼎凤势蹙。三年四月，擒鼎凤及其党诛之。浔州平，赐号硕勇巴图鲁。四年，剿平思恩、南宁土匪，复永淳，擢江西巡抚。令席宝田、黄少春会剿粤匪馀党於闽边，五年，聚歼於广东嘉应州，加头品顶戴。军事既定，坤一治尚安静，因整顿丁漕，不便於绅户。十一年，左都御史胡家玉疏劾之，坤一奏家玉积欠漕粮，又屡贻书干预地方事。诏两斥之，家玉获谴，坤一亦坐先不上闻，部议降三级调用，加恩改革职留任，降三品顶戴。寻复之，命署两江总督。
光绪元年，擢两广总督。广东号为富穰，库储实空，出入不能相抵。议者请加盐釐及洋药税，坤一以加盐釐则官引愈滞，但严缉私贩，以畅销路；又援成案，筹款收买馀盐，发商交运，官民交便。药釐抽收，各地轻重不同，改归一律，无加税之名，岁增钜万。吏治重在久任，令实缺各归本任，不轻更调。禁赌以绝盗源，水陆缉捕各营，分定地段以专责成，盗发辄获。
二年，调授两江总督。六年，俄罗斯以交还伊犁，藉端要挟。诏筹防务，坤一上疏，略谓：“东三省无久经战阵之宿将劲旅，急宜绸缪。西北既戒严，东南不可复生波折。日本、琉球之事宜早结束，勿使与俄人合以谋我。英、德诸国与俄猜忌日深，应如何结为声援，以伺俄人之后。凡此皆赖庙谟广运，神而明之。”九年，法越构衅，边事戒严。坤一疏：“请由广东、广西遴派明干大员统劲旅出关，驻扎谅山等处，以助剿土匪为名，密与越南共筹防御。并令越南招太原、宣光黑旗贼众，免为法人诱用。云南据险设奇，以资犄角。法人知我有备，其谋自沮。云南方拟加重越南货税，决不可行。重税能施之越人，不能施之法人。越人倘因此转嗾法人入滇通商，得以依讬假冒，如沿海奸商故智，不可不虑。越南如果与法别立新约，中国纵不能禁，亦应使其慎重；或即指示机宜，免致再误。越南积弱，若不早为扶持，覆亡立待。滇、粤籓篱尽失，逼处堪虞。与其补救於后，曷若慎防於先。此不可不明目张胆以提挈者也。”疏入，多被采纳。
十二年，丁继母忧。十六年，仍授两江总督。十七年，命帮办海军事务。二十年，皇太后万寿，赐双眼花翎。日本犯辽东，九连城、凤凰城、金州、旅顺悉陷，北洋海陆军皆失利。召坤一至京，命为钦差大臣，督关内外防剿诸军。坤一谓兵未集，械未备，不能轻试，诏促之出关。时已遣使议和，坤一以两宫意见未洽为忧，濒行，语师傅翁同龢曰：“公调和之责，比余军事为重也。”二十一年春，前敌宋庆、吴大澄等复屡败，新募诸军实不能任战，日本议和要挟弥甚，下坤一与直隶总督王文韶决和战之策。坤一以身任军事，仍主战而不坚执。未几和议成，回任。坤一素多病，卧治江南，事持大体。言者论其左右用事，诏诫其不可偏信，振刷精神，以任艰钜。坤一屡疏陈情乞退，不许。
二十五年，立溥俊为穆宗嗣子，朝野汹汹，谓将有废立事，坤一致书大学士荣禄曰：“君臣之分久定，中外之口宜防。坤一所以报国在此，所以报公亦在此。”二十六年，值德宗万寿，加太子太保。拳匪乱起，坤一偕李鸿章、张之洞创议，会东南疆吏与各国领事订约，互为保护，人心始定。车驾西幸，议者或请迁都西安，坤一复偕各督抚力陈其不可，吁请回銮。二十七年，偕张之洞会议请变法，以兴学为首务，中法之应整顿变通者十二事，西法之应兼采并用者十一事，联衔分三疏上之。诏下政务处议行，是为实行变法之始。洎回銮，施恩疆吏，加太子太保。
二十八年，卒，优诏赐恤。嘉其秉性公忠，才猷宏远，保障东南，厥功尤著，追封一等男爵，赠太傅，赐金治丧，命江宁将军致祭，特谥忠诚。祀贤良祠，原籍、立功省建专祠。赐其子能纪四品京堂，诸孙并予官。张之洞疏陈坤一居官廉静宽厚，不求赫赫之名，而身际艰危，维持大局，毅然担当，从不推诿，其忠定明决，能断大事，有古名臣风。世以所言为允。
首倡对日应持久作战
甲午战争期间，日军侵占朝鲜后又进犯中国东北。由于前期中国参战部队多为淮军班底而屡遭失败，清政府决定派遣湘军出关对日作战，并任命两江总督，原湘军宿将刘坤一担任钦差大臣，指挥六万湘军出关。1895年1月17日，清军四次企图收复海城，皆失利，2月28日，日军发起反攻，从海城多路追击，3月4日，日军在牛庄重创湘军主力，7日占领营口，9日攻陷田庄台，曾经不可一世的湘军就此在辽河东岸全线溃败。此前，北洋舰队已在威海卫之战全军覆没。海陆两线的全面失败，使清政府趋向和谈。但湘军统帅刘坤一已经清醒认识到日本将成为中国未来巨大的威胁的局面。此时，他提出了对日应采取战略上持久的方针。在给光绪帝的奏折上，他指出：
“赔款割地后果严重，宋朝殷鉴凿凿，天下共知：“坤于新定条约虽未尽悉，要之让地赔款多节，固难允行，后患更不堪设想，宜战不宜和，利害重轻，此固天下所共知，亦在圣明洞鉴。”。
开战有重点：“唯一经决裂，倭心分拥猛攻，自以保京畿、固辽沈为第一要义。”“万一京畿吃紧，坤心抽调劲旅，迅速入卫，以保无虞。”
战争形势有利：“但倭奴远道来寇，主客之形，彼劳我逸。近得探报，倭新卒从以老弱充数，饷亦不继。在我只须坚忍苦战，否则高垒深沟，严为守御。倭奴悬师远斗，何能久留。力心势穷，彼将自为转环之计。”
“有钱赔款，不如用兵两年。况用兵两年，需饷不过数千万，较赔款尚不及半，而彼之所费愈多。持持久作战之要，抱一决死战之念，鼓动军心，是最优选择：“‘持久’二字，实为制倭要著。诸将一闻和约，议愤填胸，必欲一决死战。坤职在兵戎，宗社所关，惟有殚竭血诚，力任战事，此外非所敢知！”
应当说，刘坤一提出的持久战方针是切实可行的，中国地大物博，是无法消灭的，日军兵力不足，而劳师远征，战线拉长，是兵家之大忌，只要中国采取战略上持久的方针，坚定抗日决心，发动民众抗战，不断在战斗中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那么日军最后只能失败。况且当时日本当局也清醒地认识到以现有的武力是无法达到消灭中国的目的的。然而由于以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䜣为首的主和派势力强大，最终仍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不过，刘坤一的持久战思想在近代历史上仍有巨大的影响力，在之后的抗日战争中也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论持久战》和“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等抗战时期的指导性纲领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刘坤一的持久战思想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