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束皙 (?～约300)西晋古文字学家、玄学家。字广微。阳平元城(今河北大名)人。自幼好学。武帝时，任著作郎、博士、尚书郎。惠帝时。任相国记室。成宁五年(公元279年)，对从汲郡发掘的魏安厘王墓所得数十车竹书作了整理．对其中的古文字作出了解释。在哲学上，坚持道家的性分论．主张各人严格地在性分所决定的地位和范围之内活动，不得有任何超越。他说：“守分任性．唯天所授。鸟不假甲于龟，鱼不借足于兽，何必笑孤竹(指伯夷、叔齐)之贫而羡齐景(指春秋末期奢侈暴虐的齐景公)之富!耻布衣以肆志，宁文裘而拖绣。”(《束广微集·玄居释》)认为万物的性分是天赋予的，性分使物与人都各自形成为自足的体系。鸟与龟、鱼与兽，它们的一切都恰到好处，既没有什么欠缺，也没有什么多余。人也是如此。伯夷、叔齐虽然饿死于首阳山。但就他们的性分而言，却是得其所归；齐景公虽然富有一国，但就他的性分而言，也没有过分之嫌。既然这样．各人就必须“守分任性”，安分守己，互不干扰，互夺埋怨。束暂从性分论出发，否定贵与贱、富与贫以及在朝与在野之间的界限，主张各得其分。他说：“物从性之所安，士乐志之所执．或背丰荣以岩栖．或排兰闼而求人．在野者龙逸，在朝者风集。虽其轨迹不同。而道无贵贱．必安其业。交不相羡”(同上)。提出“率性”和“从志”的概念，认为明知前进可以毫无险阻地得到富贵而甘居寂寞，这就是率性而行；明知获得富贵与获得贫贱的机会均等而甘居贫贱，这是由志向所决定的。他说：“且夫进无险惧，而惟寂之务者，率其性也。两可惧足，而舍彼趣此者．从其志也”(同上)。主张把天命的性分转化为主观的要求和自觉坚持的信念．从而做到“上下相安。率礼从道”(同上)，互不超越，互不干扰．使道家的无为思想得到彻底落实。他说：“神游莫竞之林，心存无营之室”，“盖无为可以解天下之纷，淡泊可以救国家之急”(同上)，企图使人各安其分，以维护封建秩序。《晋书》卷五一有传。著作有《三魏人士传》、《七代通记》、《晋书》纪、志，早失。另著《五经通论》、《发蒙记》、《补亡诗》等。明人辑有《束广微集》。
人物生平
汉太子太傅疏广后。王莽末，广曾孙孟达避难，自东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疏之足，易姓束。晚年迁居丹阳。
少游国学，博士曹志誉为“好学不倦，人莫及”，与兄理俱知名。
后还乡里，察孝廉，举茂才，皆不就。
璆娶石鉴侄女，弃之，鉴以为憾，讽州郡公府不得辟，故皙等久不得调。
其性沉退，不慕荣利。
元康中，乃拟东方朔《客难》作《玄居释》，阐述“道无贵贱”、“守分任性”的观点，并借叹息往世，寄托对当时政治生活的感慨，为张华所赏，召为掾，又为司空王晃所辟。
华为司空，复以为贼曹属。他是当时多闻博识而精于古文的学者，他后转佐著作郎，撰《晋书》帝纪、十志，迁博士。曾作《玄据释》以拟《客难》，从不拿学问作为争取荣华富贵的工具。
因此，其学术造诣颇深，他撰写的《七代通志》、《三魏人士传》、《五经通论》、《发蒙记》等鞯著作，均被后世学者推崇备至。
永康元年（300），赵王伦辅政，召为记室。疾辞罢归，教授门徒。旋卒。
皙博闻广识，著名于时。太康二年（281），出土汲冢古文竹书，皙继荀勖、卫恒等随疑分释，以今文写定，迁尚书郎。著述甚富，有《三魏人士传》、《七代通记》、《晋书》纪志、《五经通论》、《发蒙记》等，皆亡佚。
今存《补亡诗》六首及《饼赋》等赋作数篇。其《补亡诗》，意在补《诗经》中“有义无辞”的《南陔》、《白华》等六篇，对偶精当，语辞流丽，不脱西晋气息。
明张溥谓：《补亡诗》志高而词浅，欲以续经，罢不胜任也。”
其赋文笔质朴，《贫家赋》、《近游赋》、《劝农赋》、《饼赋》等，皆有口语化、通俗化的特点，不合崇尚绮丽的文坛时尚，因此为时人鄙薄。
《隋书·经籍志》载其有集七卷，已佚，明张溥辑有《束广微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史籍记载
晋书卷五十一
束皙，字广微，阳平元城人，汉太子太傅疏广之后也。王莽末，广曾孙孟达避难，自东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疏之足，遂改姓焉。祖混，陇西太守。父龛，冯翊太守，并
有名誉。皙博学多闻，与兄璆俱知名。少游国学，或问博士曹志曰：「当今好学者谁乎？」志曰：「阳平束广微好学不倦，人莫及也。」还乡里，察孝廉，举茂才，皆不就。璆娶石鉴从女，弃之，鉴以为憾，讽州郡公府不得辟，故皙等久不得调。
太康中，郡界大旱，皙为邑人请雨，三日而雨注，众谓皙诚感，为作歌曰：「束先生，通神明，请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畴之？报束长生。」皙与卫恒厚善，闻恒遇祸，自本郡赴丧。
尝为《劝农》及《饼》诸赋，文颇鄙俗，时人薄之。而性沈退，不慕荣利，作《玄居释》以拟《客难》，其辞曰：
束皙闲居，门人并侍。方下帷深谭，隐几而咍，含毫散藻，考撰同异，在侧者进而问之曰：「盖闻道尚变通，达者无穷。世乱则救其纷，时泰则扶其隆。振天维以赞百务，熙帝载而鼓皇风。生则率土乐其存，死则宇内哀其终。是以君子屈己伸道，不耻干时。上国有不索何获之言，《周易》著跃以求进之辞。莘老负金铉以陈烹割之说，齐客当康衢而咏《白水》之诗。今先生耽道修艺，嶷然山峙，潜朗通微，洽览深识，夜兼忘寐之勤，昼骋钻玄之思，旷年累稔，不堕其志。鳞翼成而愈伏，术业优而不试。乃欲阖椟辞价，泥蟠深处，永戢琳琅之耀，匿首穷鱼之渚，当唐年而慕长沮，邦有道而反甯武。识彼迷此，愚窃不取。
若乃士以援登，进必待求，附势之党横擢，则林薮之彦不抽，丹墀步纨夸之童，东野遗白颠之叟。盍亦因子都而事博陆，凭鹢首以涉洪流，蹈翠云以骇逸龙，振光耀以惊沈䲡。徒屈蟠于陷阱，眄天路而不游，学既积而身困，夫何为乎秘丘。
且岁不我与，时若奔驷，有来无反，难得易失。先生不知盱豫之谶悔迟，而忘夫朋盍之义务疾，亦岂能登海湄而抑东流之水，临虞泉而招西归之日？徒以曲畏为梏，儒学自桎，囚大道于环堵，苦形骸于蓬室。岂若托身权戚，凭势假力，择栖芳林，飞不待翼，夕宿七娥之房，朝享五鼎之食，匡三正则太阶平，赞五教而玉绳直。孰若茹藿餐蔬，终身自匿哉！」
束子曰：「居！吾将导尔以君子之道，谕尔以出处之事。尔其明受余讯，谨听余志。
昔元一既启，两仪肇立，离光夜隐，望舒昼戢，羽族翔林，蟩蛁赴湿，物从性之所安，士乐志之所执，或背丰荣以岩栖，或排兰闼而求入，在野者龙逸，在朝者凤集。虽其轨迹不同，而道无贵贱，必安其业，交不相羡，稷、契奋庸以宣道，巢、由洗耳以避禅，同垂不朽之称，俱入贤者之流。参名比誉，谁劣谁优？何必贪与二八为群，而耻为七人之畴乎！且道睽而通，士不同趣，吾窃缀处者之末行，未敢闻子之高喻，将忽蒲轮而不眄，夫何权戚之云附哉！
昔周、汉中衰，时难自托，福兆既开，患端亦作，朝游巍峨之宫，夕坠峥嵘之壑，昼笑夜叹，晨华暮落，忠不足以卫己，祸不可以预度，是士讳登朝而竞赴林薄。或毁名自污，或不食其禄，比从政于匣笥之龟，譬官者于郊庙之犊，公孙泣涕而辞相，杨雄抗论于赤族。
今大晋熙隆，****宁静。蜂虿止毒，熊罴辍猛，五刑勿用，八纮备整，主无骄肆之怒，臣无牦缨之请，上下相安，率礼从道。朝养触邪之兽，庭有指佞之草，祸戮可以忠逃，宠禄可以顺保。
且夫进无险惧，而惟寂之务者，率其性也。两可俱是，而舍彼趣此者，从其志也。盖无为可以解天下之纷，澹泊可以救国家之急，当位者事有所穷，陈策者言有不入，翟璜不能回西邻之寇，平、勃不能正如意之立，干木卧而秦师退，四皓起而戚姬泣。夫如是何舍何执，何去何就？谓山岑之林为芳，谷底之莽为臭。守分任性，唯天所授，鸟不假甲于龟，鱼不借足于兽，何必笑孤竹之贫而羡齐景之富！耻布衣以肆志，宁文裘而拖绣。且能约其躬，则儋石之畜以丰；苟肆其欲，则海陵之积不足；存道德者，则匹夫之身可荣；忘大伦者，则万乘之主犹辱。将研六籍以训世，守寂泊以镇俗，偶郑老于海隅，匹严叟于僻蜀。且世以太虚为舆，玄炉为肆，神游莫竞之林，心存无营之室，荣利不扰其觉，殷忧不干其寐，捐夸者之所贪，收躁务之所弃，雉圣籍之荒芜，总群言之一至。全素履于丘园，背缨緌而长逸，请子课吾业于千载，无听吾言于今日也。」
张华见而奇之。石鉴卒，王戎乃辟璆。华召皙为掾，又为司空、下邳王晃所辟。华为司空，复以为贼曹属。
时欲广农，皙上议曰：
伏见诏书，以仓廪不实，关右饥穷，欲大兴田农，以蕃嘉谷，此诚有虞戒大禹尽力之谓。然农穰可致，所由者三：一曰天时不諐，二曰地利无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必
春无{雨脉}霂之润，秋繁滂沱之患，水旱失中，雩禳有请。虽使羲和平秩，后稷亲农，理疆甽于原隰，勤藨蓘于中田，犹不足以致仓庾盈亿之积也。然地利可以计生，人力可以课致，诏书之旨，亦将欲尽此理乎？
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废业占空，无田课之实。较计九州，数过万计。可申严此防，令鉴司精察，一人失课，负及郡县，此人力之可致也。
又州司十郡，土狭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马牧，布其境内，宜悉破废，以供无业。业少之人，虽颇割徙，在者犹多，田诸菀牧，不乐旷野，贪在人间。故谓北土不宜畜牧，此诚不然。案古今之语，以为马之所生，实在冀北，大贾牂羊，取之清渤，放豕之歌，起于钜鹿，是其效也。可悉徙诸牧，以充其地，使马牛猪羊龁草于空虚之田，游食之人受业于赋给之赐，此地利之可致者也。昔骓駓在坰，史克所以颂鲁僖；却马务田，老氏所以称有道，岂利之所以会哉？又如汲郡之吴泽，良田数千顷，泞水停洿，人不垦植。闻其国人，皆谓通泄之功不足为难，舄卤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强大族，惜其鱼捕之饶，构说官长，终于不破。此亦谷口之谣，载在史篇。谓宜复下郡县，以详当今之计。荆、扬、兖、豫，污泥之土，渠坞之宜，必多此类，最是不待天时而丰年可获者也。以其云雨生于畚臿，多稌生于决泄，不必望朝隮而黄潦臻，禜山川而霖雨息。是故两周争东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浸，明地利之重也。宜诏四州刺史，使谨按以闻。
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阳平顿丘界，今者繁盛，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狭，谓可徙还西州，以充边土，赐其十年之复，以慰重迁之情。一举两得，外实内宽，增广穷人之业，以辟西郊之田，此又农事之大益也。
转佐著作郎，撰《晋书·帝纪》、十《志》，迁转博士，著作如故。
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论《易》。《国语》三篇，言楚、晋事。《名》三篇，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缴书》二篇，论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历》二篇，邹子谈天类也。《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图诗》一篇，画赞之属也。又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冢中又得铜剑一枚，长二尺五寸。漆书皆科斗字。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皙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迁尚书郎。
武帝尝问挚虞三日曲水之义，虞对曰：「汉章帝时，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邨人以为怪，乃招携之水滨洗祓，遂因水以泛觞，其义起此。」帝曰：「必如所谈，便非好事。」皙进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请言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诗云'羽觞随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见金人奉水心之剑，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诸侯，因此立为曲水。二汉相缘，皆为盛集。」帝大悦，赐皙金五十斤。
时有人于嵩高山下得竹简一枚，上两行科斗书，传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张华以问皙，皙曰：「此汉明帝显节陵中策文也。」检验果然，时人伏其博识。
赵王伦为相国，请为记室。皙辞疾罢归，教授门徒。年四十卒，元城市里为之废业，门生故人立碑墓侧。
皙才学博通，所著《三魏人士传》，《七代通记》、《晋书·纪》、《志》，遇乱亡失。其《五经通论》、《发蒙记》、《补亡诗》、文集数十篇，行于世云。
据《晋书》本传所载，束皙祖父束混，曾任陇西太守。父束龛，曾任冯翊太守。可是，到了束皙这一辈，却连郡太守的官职也无法保持了。这并不是因为束皙之辈无能，而是因为束皙之兄束娶了当时大官僚石鉴的从女为妻以后，又将其遗弃，致使石鉴深“以为憾”，因而有意压抑束氏兄弟，并“讽州郡公府不得辟，故束等久不得调”。
玉雕——智圣东方朔
元康中，乃拟东方朔《客难》作《玄居释》，阐述“道无贵贱”、“守分任性”的观点，并借叹息往世，寄托对当时政治生活的感慨，为张华所赏，召为掾，又为司空王晃所辟。 华为司空，复以为贼曹属。他是当时多闻博识而精于古文的学者，他后转佐著作郎，撰《晋书》帝纪、十志，迁博士。曾作《玄据释》以拟《客难》，从不拿学问作为争取荣华富贵的工具。
因此，其学术造诣颇深，他撰写的《七代通志》、《三魏人士传》、《五经通论》、《发蒙记》等鞯著作，均被后世学者推崇备至。
据《晋书》本传载，束皙“性沉退，不慕荣利，作《玄居释》以拟《客难》”。他申述自己退隐闲居的原因说：“昔周汉中衰，时难自托，……忠不足以卫己祸不可以预度，是士讳登朝而竟赴林薄”。他决定“神游莫兢之林，心存无营之室”，“将研六籍以训世，守寂泊以镇俗”。他虽然在武帝、惠帝时担任过著作郎、尚书郎等职，但当赵王司马伦自立为相国，为了收买人心，聘请束皙出任掌管章表书记的记室时，他却毅然“辞疾罢归”，回乡“教授门徒”，表现出不合作的决绝态度。束皙这种身居乡邑，以教书授徒为业的生活以及环境，正是他创作《读书》、《近游》等诗赋的生活与思想基础。
太康二年(281)，出土汲冢古文竹书，皙继荀勖、卫恒等随疑分释，以今文写定，迁尚书郎。著述甚富，有《三魏人士传》、《七代通记》、《晋书》纪志、《五经通论》、《发蒙记》等，皆亡佚。
今存《补亡诗》六首及《饼赋》等赋作数篇。其《补亡诗》，意在补《诗经》中“有义无辞”的《南陔》、《白华》等六篇，对偶精当，语辞流丽，不脱西晋气息。
明张溥谓：《补亡诗》志高而词浅，欲以续经，罢不胜任也。”
其赋文笔质朴，《贫家赋》、《近游赋》、《劝农赋》、《饼赋》等，皆有口语化、通俗化的特点，不合崇尚绮丽的文坛时尚，因此为时人鄙薄。
《隋书·经籍志》载其有集七卷，已佚，明张溥辑有《束广微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个人成就
皙为佐著作郎时，撰晋书帝纪，十志。
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嫠王冢，得竹书数十车，皆科斗文，有纪年、穆天子传、师春诸书。皙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正。所着有三魏人士传、七代通记、晋书纪志、五经通论、发蒙记、补亡诗、并赋及其它诗文数十篇，文甚俳谐。
在魏晋南北朝赋史上，束皙可以说是一位独具特色的赋家。魏晋赋坛上，束皙的赋作既不同于体物大赋，又别于一般的抒情小赋，表现出篇幅短小、浅显质朴、不事绮丽的风格特征。赋作语言质朴，描写具体清晰，层次分明，以各种人物情态烘托饼之美味，令人临文垂涎。这种
语言风格，在魏晋时代独开一面，颇具特色。
皙赋现存仅五篇：《贫家赋》、《劝农赋》、《饼赋》、《近游赋》、《读书赋》。此外还有一篇赋体文《玄居释》。
《饼赋》描写“安贫贱于下里，寞玄澹而无求”的宁静澹泊的生活以及所表现的田园生活的乐趣，对陶渊明的诗文创作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贫家赋》具体细致、深入生动地描写作者以及下层人民的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生活的作品，在此前的文学作品中还是绝无仅有的即使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劝农赋》作为一篇讽刺赋，本赋既超越了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赋作“主文而谲谏”的轨道，又不似赵壹《刺世疾邪赋》那样，通篇都是愤怒的谴责，而缺乏幽默、诙谐的情趣。它在艺术表现方法上具有独到的特色。文章首先概括地指出，百里之内分区设置官曹，各种治民职司之中，只有劝农官吏的职司最好。因为他们有权有势，可以横断专行，横霸乡里。接着便具体揭露他们对农民的残酷欺压。劝农吏们打着禁止游闲怠惰之人的青色旗帜，对农民进行榨取，不论年景好坏，收成优劣，土地肥瘠，收获多少，全凭口说。而其关键就在于看是否用美酒佳肴来供奉这些劝农吏们。其讽刺的锋芒是尖刻的。
在中国文学史上，如果说范成大是“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者，把“狗地保、公差这一类统治阶级的走狗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剥削和压迫农民的制度”写进了田园诗，使“脱离现实的田园诗有了泥土和血汗的气息”，那么，在范成大八百多年前，束皙这位不被人注意的赋家就把这种反映剥削压迫与阶级对立的封建社会的普遍的社会现象写进了几乎是以颂扬为宗的赋中。这是尤为难能可贵的，也是人们研究中国文学史时应该给予高度重视的。它不仅说明，“赋”这种文体，不但具有颂扬的作用，而且具有批判现实的作用。它并非纯粹的“贵族文学”和“宫廷文学”。
代表作品
皙赋现存仅五篇：《贫家赋》、《劝农赋》、《饼赋》、《近游赋》、《读书赋》。此外还有一篇赋体文《玄居释》。这五篇赋最长的439字，最短的136字，都是抒情小赋。从这五篇赋所抒写的内容，表现的情感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表现作者窘迫困顿生活的《贫家赋》和《饼赋》
先看《贫家赋》：余遭家之轗轲，婴六极之困在，恒勤身以劳思丁饥寒之苦辛。元原宪之厚德，有斯人之下贫。愁郁烦而难处，且罗缕而自陈。有漏狭之小屋，不蔽覆而受尘，唯曲壁之常在，时弛落而压镇。食草叶而不饱，常嗛嗛于膳珍，欲恚怒而无益，徒拂郁而独嗔。蒙乾坤之偏覆，庶无财而有仁。涉孟夏之季月迄仲冬之坚冰。稍煎蹙而穷迫，无衣褐以蔽身。还趋床而无被，手狂攘而妄牵。何长夜之难晓，心咨嗟以怨天。债家至而相敦，乃取东而偿西。行乞贷而无处，退顾影以自怜。炫卖业而难售，遂前至于饥年举短柄之口掘，执偏隳之漏销。煮黄当之草莱，作汪洋之羹食干。釜迟钝而难沸，薪郁绌而不然。至日中而不熟，心苦苔而饥悬。丈夫慨于堂上，妻妾叹于灶间。悲风噭于左侧，小儿啼于右边。
作品以质朴的语言，详尽铺陈平生穷困潦倒之状先总述“余”家頥轲困顿的贫苦窘况，命运则“恒勤身以劳思，丁饥寒之苦辛”。
接着赋作从各个方面加以分述铺排，其居住则“有漏狭之草屋，无蔽覆之受尘”；
饮食则“食草叶而不饱”，“煮黄当之草莱”；
衣着则“无衣褐以蔽身，还趋床而无被”；
贫穷则“债家至而相敦，乃取东而偿西”。
赋作最后又再加总结：潦倒则“行乞贷而无处，退顾影以自怜”；辛酸则“丈夫慨于堂上，妻妾叹于灶间。悲风辙于左侧，小儿啼于右边”。赋作按总——分——总的顺序，逐一描状，真实地再现了封建社会知识分子以及广大下层人民的贫寒穷困的生活境况以及其悲惨的生活遭遇，使人感受到时政的极其不公、世道的极为残酷。那么是谁造成这种劳者不得温饱的悲惨的不合理的境况呢？作者用自艾自嘲的口气说：“蒙乾坤之偏覆庶无财而有仁”。在这个乾坤偏覆的世界上，一切都是颠倒的。劳动者贫穷，富贵者却不劳而获；贫穷者虽无财，但尚有仁义存焉，而富贵者虽有财，却是世间最鲜仁义廉耻的人。
《饼赋》，《初学记》、《艺文类聚》虽然见载，但仅录部分，而以《全晋文》收录最全。全赋仅439字，为束皙赋作中最长的一篇。
本赋作于元康元年，赋文先写饼的来历，“饼之作也，其来近矣”，其名非出于典籍，“或名生于里巷，或法出于殊俗”。次写麦饼的四时常用、无所不宜：春温享宴宜馒头，夏热饮水为汤饼，秋凉尚温可肴馔，冬寒宜热为面饼。作品便着重介绍了冬天的汤饼及其制作过程：去麦麸、制白粉，以羊肉、猪肉、油脂、葱姜、椒兰、食盐糅合而成然后“火盛汤涌，猛气蒸作”，遂成面饼。
作者形象的描绘了制饼人的辛勤劳动和娴熟的技巧：“攘衣振裳，握搦拊搏。面迷离于指端，手萦回而交错。纷纷驳驳，星分雹落。笼无饼肉，饼无流面。姝女俞咧敕，薄而不绽”。既表现了作者对制饼人技巧的详细观察又表现了对其制饼技艺的由衷赞美以及对劳动人民真挚的尊敬与喜爱。最后写饼的色香味以及人们对其喜爱：“攘色外见，弱如春锦，白如秋练”，香气远散，“行人失涎于下风，童仆空嚼而斜眄，擎器者穁唇，立侍者干咽”。作者将最为普通常见的面饼描绘得美妙动人，以致闻见者，无不失涎干咽。
这种认识和情感，正是广大劳动人民感情的真实体现。本赋虽为咏物，但却寄予了作者的思想感情，表现了对面饼的热爱，对制作面饼的劳动人民的赞美，与晋代纯粹的歌咏花鸟虫鱼、江河湖海、风雨雷电等自然的咏物赋不同。作者对面饼的全方位、多角度的铺陈，实际上也是作者对自己困顿辛酸生活体验的曲折表现。
二、表现作者乡居生活与田园生活情趣的《游赋》与《读书赋》
《读书赋》塑造了一个爱好读书的耽道先生形象。
他“澹泊闲居，藻练精神，呼吸清虚，抗志云表戢形陋庐。垂帷帐以隐几，被纨素而读书”。读书声调婉转优美，“抑扬嘈!，或疾或徐。优游蕴藉，亦卷亦舒”。而读书的内容精美感人，“颂《卷耳》则忠臣喜，咏《蓼莪》则孝子悲，称《硕鼠》则贪民去，唱《驹》而贤士归”。他恪守前贤终身读书、守贫乐道的志向。赋中以读书为好的耽道先生正是作者自身的比况。束皙自幼则以好学博闻称誉于世，时人问博士曹志曰：“当今好学者谁乎？”曹志曰：“阳平束广微好学不倦，人莫及也”。赋主要宣扬书本知识具有劝善戒恶的教化作用，富有深远的思想意义。赋中既有生活场景的描绘，又有作者情怀的直抒，于怡然自得之中，流露出自足自傲之情。语言简洁质朴而又蕴藉典雅。赋末列述仲尼终身读《易》，原宪亡贱、颜回轻贫、倪宽耕耘而诵、买臣负薪而吟的先贤典范，增强了读书为乐的感召力量。
《近游赋》写读书之余在乡间漫游的所见所闻：世有逸民，在乎田畴。宅弥五亩，志狭九州。安贫贱于下里，寞玄澹而无求。乘筚辂之偃蹇，驾兰单之疲牛。连槌索以为鞅，结断梗而作秋。攀荜风而高蹈，朅徘徊而近游，井则两家共一，园必去舍百步，贯鸡卵于岁首，收绥缡于牣互。其男女服饰，衣裳之制，名号诡异，随口迭设：系明儒以御冬，胁汗衫以当热。帽引四角之缝，裙有三条之杀。儿昼啼于客堂，设杜门以避吏。妇皆卿夫，子呼父字。及至三农间隙，遘结婚姻，老公戴合欢之帽，少年著蕞角之巾。
这里以朴素而又细致的笔触，描绘出乡间那朴实淳厚的风情。作者对这一切是欣赏的，喜爱的，也是安然的。置身于这种环境之中，作者的心情也是恬淡而平静的。这是乡间生活环境的写照。而把这种读书出游的情景与作者其他赋作所描写的困顿窘迫的生活情景相联系，又活画出一个安贫乐道、优游官场之外的古代知识分子的形象。
三、揭露与讽刺劝农官吏专横跋扈、贪赃枉法和腐化堕落的《劝农赋》
惟百里之置吏，各区别而异曹。考治民之贱职，美莫尚乎劝农。专一里之权，擅百家之势。及至青幡禁乎游惰，田赋度乎顷亩，与夺在己，良薄澹口。受饶在于肥脯，得力在于美酒。若场工毕，租输至，录舍长，召闾师，条牒所领，注列名讳，则豚鸡争下，壶榼横至。遂乃定一以为十，拘五以为二。盖由热啖纡其腹，而杜康咥其胃。
本赋并非正面写劝导百姓努力耕作，积极生产，而是对劝农官吏专横跋扈、贪赃枉法和腐化堕落予以深刻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作者巧妙地紧扣住“劝农”这个题目做文章。明明是害农坑农的蠹虫，却偏偏倒冠以“劝农吏”的美名。他们“专一里之权，擅百家之势”，没有王法准绳，“与夺在己，良薄澹口”。只要有肥脯、美酒，他们可以信口雌黄，指鹿为马，“定一以为十，拘五以为二”。而每年秋收登场，劝农吏下乡之际，便是农民遭难之时。劝农吏们耀武扬威吆三喝四，而农民们却不得不杀鸡宰豚，奉上壶"违心地招待这些害人虫，以防止这些老爷们稍不顺心，便有增敛额外的赋税。分摊租赋任务的多少，要看农民对于劝农官吏们送礼和宴请的丰厚与否而定。本赋所揭露和讽刺的劝农官吏，仅仅是“治民贱职”的小胥吏而已。那么，至于那些大官僚和世家大族的贪赃枉法，穷奢极欲，便是可想而知的了。
读罢此赋，不仅使人联想到宋代范成大著名的《催租行》“输租得钞官更催，踉跄里正敲门来。手持文书杂嗔喜，‘我亦来营醉归耳’。床头悭囊大如奉，扑破正有三百钱。‘不堪与君成一醉，聊复偿君草鞋费’。”这种催租里正的丑恶表演，几乎就是《劝农赋》中那些老爷的再版！
作品评价
在魏晋南北朝赋史上，束皙可以说是一位独具特色的赋家。他的赋虽仅存五篇，并且篇幅短小，文字粗俗，但却比较真实生动地描述了当时下层贫苦人民的生活状况，尖锐辛辣地讽刺了那些为非作歹的龌龊官吏，真实地再现了一个甘以贫贱自守的封建知识分子的生活场景和心理状态。
其赋作不仅与那些铺张扬厉、铺采詀文、雍容揄扬的体物大赋迥然不同，而且与同时代体物写志的咏物抒情小赋也大异其趣，表现出独特的风貌。正因为其赋既不同于体物大赋，又别于一般的抒情小赋，与当时的赋风格格不入，因而“时人薄之”，其人、其赋都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不但现行的所有文学史中都没有提及束皙，甚至专门研究赋的发展历程的马积高先生的《赋史》中也未提及。
束皙的赋由于语言浅显质朴，不事绮丽，因此而遭世人鄙薄。《晋书·束皙传》云：束皙“尝为《劝农》及《饼》诸赋，文颇鄙俗，时人薄之”。今天看来，所谓“文颇鄙俗”，不但不是什么缺点，反而倒不失为束皙赋有别于同时代赋风的一个显著特点。盖辞赋自产生以来，那种“雍容抑扬”、“铺张扬厉”、“劝百讽一”的传统大赋被视为赋的正统代表，因此，在人们的思维定势中，一提到赋，自然便首先想到的是汉代的体物大赋。
汉赋本就具有“铺张扬厉”的特点，至于西晋文坛后，在所谓“诗赋欲丽”、“赋体物而浏亮”的审美理想指导下，赋又以驰骋文辞为能事，赋坛被视为作家驰骋才华、争奇斗才的天地。如左思《三都赋》构思十年乃成，文辞壮丽可观，遂使洛阳豪贵之家竟相传抄，洛阳因此而为之纸贵。
赋家一方面以文辞的华靡艳丽显示才华，另一方面也因此而猎取功利。象束皙这样在社会生活上不趋世利，在文学创作上不合时流，只以朴实的文辞去直写生活感受的小赋，自然不易为时人所重视，不容易被列入“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的作品之中。
这种描绘的通俗和质朴，却正是束皙赋作的可贵特征。因此，明代张溥极力推崇束皙赋，他说：“晋世笑束先生《劝农》及《饼》诸赋，文辞鄙俗，今杂置赋苑，反觉其质致近古，由彼雕缋少也”。可谓独具慧眼。
影响意义
束皙的赋作从作品风格来看平平道出，语浅情深，既不同于阮籍赋的激烈遥深，又不同于西晋其他赋家的铺采詀文，错比文华；既有异于汉代扬雄的《逐贫赋》，又影响开启了唐代韩愈的《送穷文》，可谓独具一格。不仅如此，从陶渊明的许多诗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此赋的影子。这说明此赋对陶渊明的诗赋创作，也曾产生过较深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