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仲虺【huǐ 】，姓任，又叫莱朱，又名中垒，是奚仲的第十二世孙，是继奚仲之后又一位杰出的薛国国君 ，是商汤时期的著名大臣。他辅佐成汤灭夏，建立商王朝，成为一代名相 。据说其出生时雷声虺虺，闪电如蛇，大雨倾盆，解了家乡多年的的旱灾，。古时候形容雷鸣声为“虺虺”，同时虺也是蛇的代称，因为下雨时闪电就像一条条长蛇飞舞，于是他的父亲给儿子起名叫“虺”，并给他以赤蛇纹身。因排行老二，所以叫任仲虺。
仲虺24岁继薛国国君之位，他是一位极具才华与政治远见的人物 。居薛期间，发扬先祖的优良传统，带领薛地民众，着力改进生产工具，号召各个村落在低洼地带打井取水，发展农业。他还倡导人们饲养牲畜，大力发展畜牧业。他设立农官，教人民用庄稼的秸秆饲养牲畜，用牲畜的粪便作为肥料，来提高土地的肥力。仲虺还重视手工业的发展。当时，铜器制造业、手工艺品制造业、皮革、酿酒、养蚕、织帛等，都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在仲虺的带领下，薛国成为一个经济较为发达、实力较为强大的诸侯国 。而此时的夏王朝，已是江河日下、众叛亲离。仲虺高瞻远瞩，欣然加入商汤灭夏的行列中，成就了一番伟业 。
他与伊尹并为商汤左、右相，辅佐商汤完成大业。
《左传·定公元年》记载：“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奚仲迁于邳。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可知仲虺为奚仲之后，商汤之左相，居于薛。薛，在今山东省滕县南四十里。身为商汤的“左相”，仲虺在商代初年的政治生活中居于重要地位。《尚书·序》中曾经提到“仲虺作诰”，但东汉时已经亡佚。《墨子·非命上》：“仲虺之告曰：我闻于有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恶，龚丧厥师”。仲虺在政治上有一套自己的见解，《左传·襄公三十年》记载仲虺的治国之道曰：“乱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国之利也。”这里讲的“国之利”，即《左传·宣公十二年》仲虺所云：“取乱、侮亡、兼弱也”。
《尚书·仲虺之诰》：“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政治主张
汤之贤相，与伊尹一起辅佐商王。《左传》定公元年载：“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奚仲迁于邳。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可知仲虺为奚仲之后、商汤之左相、居于薛。薛，在当下山东省滕县南四十里。《尚书．序》中曾经提到“仲虺作诰”，但东汉时已经亡佚。《墨子．非命上》：“仲虺之告曰：我闻于有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恶，龚丧厥师”。《左传》襄公三十年，子皮说：“《仲虺之志》云：‘乱者取之，亡者悔之’”。可见仲虺在政治上有一定主张 。
轶事典故
仲虺，商汤的政治助手。商汤把夏桀的政权打垮之后，夏桀逃到了一个名叫南巢的偏远地方。虽然给夏桀留了一条生路，但是，商汤还是感到不安和愧疚，他担心后世之人会反反复复地议论他，指责他的失德之举:把天子都流放了。就在商汤没完没了地自责之际，仲虺写下了这篇诰词，其中心思想，是宽慰商汤:你毋须自责，你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地方。概而言之，这是一篇揣摸“上意”的经典之作，是一篇典型的“颂圣”之作。那么，仲虺是如何完成他的“颂圣之旅”的呢?
仲虺首先从政治哲学的层面上，论证了商汤打垮夏桀的正当性。他说，假如没有君主，民众就会为所欲为，这就会导致祸乱。因此，上天安排了聪明的圣王来治理民众，防止祸乱。但是，夏桀却不是上天安排的圣王。因为他不符合圣王的条件。他为人昏乱，不能体恤民众疾苦;在他的治理之下，民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随时都面临灭顶之灾。在这种情况下，上天特别赋予您智慧与勇气，是要让您救民于水火，成为民众的依靠。
接下来，仲虺又进一步告慰商汤:夏桀的罪，在于伪造天命，虐待民众。上天认为他不善，才把治理天下的重任托付给您。从前，我们商国立于夏朝，就像良苗生于莠草之间，虽不乏圣贤，却没有权势，因而并没有得到多数人的依附。再加上我们远播的善德之声，确实是很危险的，这就仿佛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在这种情况下，只因为您不近声色，不爱财利，您把官职交给德高之人，把奖赏颁给功大之人，您的宽厚之德渐渐昭明于天下。因而，从征伐葛伯开始，您东征，则西夷埋怨您;您南征，则北狄埋怨您——都埋怨您把他们放在后面了。他们盼望您早日降临，如久旱之盼云霓，如罪人之盼福音。
读完整篇诰词，感到仲虺主要讲了两个主题:一是论证商汤灭夏的合理性，以解开商汤自责自扰的心结。二是阐述了一套普遍性的政治原则。
就前一个主题而言，仲虺的意图主要是让天子心里舒服。为了加强论证效果，他使用了一些修辞手法，显得比较华丽，也很有气势。文献中虽然没有“天子大悦”之类的记载，但估计已经产生了较好的效果。就后一个主题而言，仲虺一方面是想表现自己的政治责任感和政治智慧，另一方面，似乎也有“驯服天子”的隐秘意图。因为他强调，天子应当依赖贤人，而他自己就是天子身边的贤人，因而，自己有资格充任“王者之师”，有资格更多地参与决策，影响政治的走向。
不过，如果我们相信这篇诰词确实出自商汤时代，那么，事情也许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这篇诰词其实就是商汤授意的。
在这篇文献的开始，就已经说明，仲虺写这篇诰词，是由于商汤灭夏之后的愧疚和不安引起的。但是，商汤怎么可能为此事而不安呢?倘若他真有这样的“妇人之仁”，怎么可能成就灭夏的大事呢?在《汤誓》篇中，在征伐夏桀的前夕，商汤自己就已经为灭夏进行了义正辞严的论证。可见，对商汤来说，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在心理上早就已经解决了。因此，商汤内心不安之说，很可能并非真有其事，很可能就是商汤与仲虺密谋的结果。
更合理的情况也许是这样的:商汤灭夏之后，社会上随即出现了一些指责商汤的言论。而且，主导性的舆论很可能就是批评、不赞同。在巨大的舆论压力面前，商汤与仲虺策划了这起重大的宣传方案:
第一步，先放出风去，就说商汤驱逐夏桀之后，自己也很惭愧，心里也很不安。以这样的姿态顺应舆论，以博取舆论的同情。在这样的姿态中，商汤的公众形象不再是一个耀武扬威的征服者，反而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他内心不安，不断自责，羞愧难当，经受着难以解脱的心理煎熬。这就给那些批判者提供了一个下台阶的理由:人家都感到自己错了，就不再穷追不舍了吧。
第二步，再让仲虺代表群臣、代表诸侯，同时也代表舆论，来宽慰商汤，让商汤走出自责的阴影。当然，为了达到引导舆论、操纵舆论的目的，就不能仅仅止于宽慰商汤——其实商汤根本就不需要这个，而是要正面论证商汤灭夏的正当性。而且，为了转移舆论的注意力，论证的重心还不能停留在“驱逐夏桀”这个事实上——因为这又会不断地引发人们的怀旧之心，而是要把论证的重心放在“商汤作为救世主”这个事实上:四海之内，人们望眼欲穿地期待他，埋怨他为什么来得这么晚，等等。如此一来，公共舆论的注意力就跟着转移了。除此之外，仲虺在后半部分阐述的为政之道，很可能也是他们君臣两人共同策划的结果，它的意图是，通过积极的、前瞻性的政治建设，引导公众积极地向前看，而不要再去纠缠已经过去的事物。
墓地
莱朱死后，葬于亳城（今山东省曹县）北，世称宋天堌(今菏泽市曹县潘白刘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