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景本为东魏叛将，被梁武帝萧衍所收留，因对梁朝与东魏通好心怀不满，遂于548年以清君侧为名义在寿阳起兵叛乱，549年攻占梁朝都城建康，将梁武帝活活饿死，掌控梁朝军政大权。
北魏于永熙三年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东魏高欢与西魏宇文泰彼此争雄，与南方的萧梁政权对峙，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这在历史上成为“后三国时代” 。相比于人们所熟知的三国的故事，后三国时代的故事知名度要小很多，这要归功于《三国演义》以及一系列的京剧、评书等艺术作品的推动。
后三国时代的故事其中的尔虞我诈，群雄逐鹿的故事同样很精彩。在后三国时代，三足鼎立的局面形成之后，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三方政权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中。打破这一平衡的就是侯景之乱，今天就介绍一下侯景之乱产生的原因，以及背后的历史逻辑。
侯景之乱在史书中有较多记载，简要过程如下：东魏大将侯景与东魏的统治者发生矛盾，叛逃至梁，梁武帝收留了侯景，在叛逃至梁朝后再次起兵反梁，占领了都城健康，饿死了梁武帝。这次叛乱持续了将近四年，在梁朝将领陈霸先、王僧辩的联合努力下平定，侯景也在这个过程中被部下杀害。
侯景在东魏的“辈分”很高，是与东魏的实际控制者高欢同时起家的。侯景和高欢都出身北魏怀朔镇下级官吏。北魏末年，爆发六镇起义，边镇的少数民族反抗北魏统治，侯景在这个过程中凭借军功逐渐成为北魏的高级将领。高欢掌握东魏实权后 , 全力对付西魏和北方的柔然 , 委派侯景掌管河南。侯景在河南苦心经营，掌握河南十三州 ,大概一百万的人口, 并统率着彪悍善战的十万鲜卑军队 ,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
侯景本身就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高欢在临终前对他的儿子说：“景专制河南十四年矣 , 常有飞扬跋 启志 , 顾我能养 , 岂为汝驾御也……少堪敌侯景者唯有慕容绍宗 , 我故不贵之 , 留以与汝, 宜深加殊礼 , 委以经略 。”可见高欢对侯景的不臣之心已经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并且也做出了相应的安排，但是还是没能阻止侯景的叛乱。
侯景和高欢都是鲜卑人，但是他们走了不同的道路，高欢走的是汉化的路，而侯景还是保留着少数民族的特性，侯景的叛乱是当时北方政权胡汉矛盾的体现。在北方政权胡汉融合的问题一直都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所有的矛盾都是围绕这一问题，侯景叛乱也是如此。
侯景就是“美味但多刺的鱼”
武定五年 , 高澄决定先发制人 , 企图借召侯景入京之时将侯景除掉，但是侯景知道一旦离开自己的根据地就是虎落平阳，从此侯景正式脱离东魏。侯景反叛东魏后，成为三国之外的第四股力量， 它比任何一国都弱小不可能单独存在，必然要投靠一方，不管是对于梁还是西魏来说，侯景都无异于是一条多刺但是美味的鱼，非常鲜美，但很容易被卡主喉咙。
侯景掌握河南十三州的人口，掌握着一支强悍的军队，如果能得到这样的势力，自己的实力必定大增，但是侯景是不可能甘心长期居于人下的，他一旦有机会就会寻求自己的独立。所以在对待侯景的问题上，不管是哪个政权，采取何种策略都必须对侯景高度警惕，对于侯景这样的野心家来说，不存在忠诚，只有永恒的利益。对于其他的三方来说不管是安抚、消灭、还是纳降都必须要有足够的实力，否则会被不仅不能占到便宜，反而会被侯景“反噬”。
当时三足鼎立的形势已经形成，侯景当时向西魏和梁朝双方都有接触。西魏的宇文泰面对侯景的请降，非常冷静。虽然宇文泰对于河南这块地早就垂涎三尺，但是他知道侯景这个人绝非“池中之物”，只不过是借着投降东魏来保存自己的实力。当时的东魏尚书左仆射于谨认为 : “ 侯景少 习兵权 , 情实难测 , 且宜厚其礼秩 , 以观其变 。即欲遣兵 , 良用未可”。当时东魏的政策也是对侯景围而不援，静观其变，趁机捡便宜。
当时的梁朝对于侯景来降也是产生了很大的争议，因为毕竟侯景的既然能叛逃东魏，对梁朝野不一定会忠心，同时也担心此举会得罪东魏。但是梁武帝却倾向于接纳侯景，并企图利用侯景北伐。这其中还有一件趣事， 萧衍夜梦中原牧守以地来降 , 佼臣朱异诌释此梦为 “ 宇内方一之征” 。此后不久 , 侯景使者丁和来降 , 也附和说侯景定计降梁正与武帝所梦同日。接纳侯景应该是梁武帝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因为梁朝不仅因为侯景之乱失去了大片土地，而梁武帝自己也被侯景活活饿死。
侯景反叛东魏之后，东魏的统治者采取了果断的措施来除掉他，成功的保住了河南，并且让侯景“成为其他国家的麻烦”，成功的输出了矛盾。对于西魏来说，充分的认识到了接纳侯景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采取了静观其变，伺机渔利的态度，让自身没有受到损失，并且在侯景叛乱梁朝之后获得了最大的收益，成为最后的赢家，为日后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只有梁朝在整个过程中即不具备接纳侯景的实力，又没有对侯景加以防范，最后只能是引火自焚，自食其果，最终导致了侯景之乱。
侯景之乱是魏晋南北朝后期影响最大的“国”际事件，这一事件堪与曹孙刘荆州之争、司马建晋攻略、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北魏征服北方、太和改制、北镇之乱一道，并列为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形势的八大事件。寒某尝试通过本文，梳理一下可以囊括到“侯景之乱”名下的一系列由侯景叛乱引发的涟漪型事件，以期以点带面地揭示南北朝后期形势的转变。
侯景之乱缘起自侯景之叛。侯景之叛是玉璧之战、高欢去世所牵连出来的最大政治动荡，是侯景利用其与高欢等夷的地位及割据河南十余年的实力，而发动的一次政治冒险行为，是一场豪赌。这场豪赌，起自侯景的野心与实力，是在北镇起义与流民起义余波中仓促团成的东魏高氏军政集团内部矛盾的首次大规模爆发。可以说，侯景之叛既可以向前追溯到高氏家族领导镇将与豪族压服流民、诛除尔朱过程中的权力等夷形式，又可以向后预示着东魏北齐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冲突，这是侯景之叛在东魏北齐内部的历史地位。
侯景虽有武略与强兵，奈何高欢有遗策、高澄有能力，且，侯景掌兵过于苛暴，专制河南也未必服众，这直接导致了侯景独立割据河南以抗东魏企图的破灭。而后，侯景旋即向西魏归降求援，奈何宇文泰忙于邙山战后的内部改制，且对侯景有所忌惮，并未全力援护侯景，使得同样对宇文泰有所怀疑的侯景只能败逃淮南。
侯景南遁在北朝方面引发的“涟漪”便是：西魏方面企图用王思政取代侯景在河南的地位，并引发两魏争夺河南主导权的颍川之战。王思政虽未取得西魏预期的收益，但颍川之战配合之前的高欢之死、侯景之叛，以及即将发生的高澄遇刺，这些围绕在侯景之叛前后发生的事件，直接延宕了东魏北齐一方趁其优势经略关中的可能，将邙山玉璧等战事确定下来的东西对峙局面进一步夯实，为西魏大统八年以来的改制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质言之，侯景之叛扩大了高欢之死对于东魏一方的负面军政影响，并与之后先后动荡东魏局面的若干重大事件组成合力，为西魏一方的被迫改制提供了喘息之机的同时，令东魏北齐依然没有军政改制的时机，埋下了日后北周反超北齐的“伏笔”。侯景叛北归南，并未结束侯景的野心，且南朝的虚弱反而暴露在了拥有丰富军政经验的侯景面前，侯景乱梁便无法遏制地爆发了。
侯景乱梁所扰攘的，既包括南朝扬州江防的战略缓冲区：淮南，又包括南朝割据政权立国的经济基础：江南，更包括唯一一个曾经维持过南朝高层长期稳定局面的“和稀泥皇帝”萧衍，以及源溯于魏晋政治的南朝世家政治本身。经此一乱，南朝的腹心之地再次遭受了类似于东晋末年“桓玄&卢循”之乱的暴击，而南朝世家则遭受了一次不亚于尔朱荣河阴之乱的扰攘，导致世家在陈朝时期走向彻底衰落。更有甚者，南朝丧失了“守江必守淮”原则下必须掌握的淮南地区，使得北朝得以复现当年太武帝兵临长江的局面，而建康则暴露在北朝的兵锋之下，徒留一道长江。
南梁皇子之间的继承权暗斗，一直被萧衍的长寿与制衡有效推延，以至于南梁一直没有出现宋齐两朝的宗室内耗。但，侯景之乱，直接将萧衍这个阀门打碎，使得出镇上游且相互制衡的皇子们瞬间摆脱了老爷子的管制，开始撒泼式的交相卖梁通魏以自大的行动。其中，尤以坐镇江陵的萧绎最为卖力，其卖梁行径配合上西魏的进取直接导致了南朝坐失巴蜀与荆北的控制权，将在东晋时期由坐镇荆州“官员”负责的中上游防区形胜之地拱手让人。这就使得日后的陈朝如同丧失了幽燕的北宋，无力发起正面硬刚北方的北伐，而只能发起类似于北宋联金攻辽的趁火打劫式的“太建北伐”了。
更为严重的是，襄阳一带在南朝时期成为重要的北方流民来源地之一，并因此而侨置雍州。荆北的丧失使得南朝在荆州方面失去了大量兵源，以至于不得不依赖于没有北伐欲望的土著豪族部曲，也就是说，南兵不再有北复故土的雄心士气。
在长江中下游以荆扬两州为重心的东晋南朝传统军政格局中，侯景与萧绎分别祸害完了南朝的两支精锐所在与两处膏腴形胜。考虑到萧绎唯有在侯景之乱的局面下方能生造事端，那么萧绎在荆州的“卖梁”行为，亦可视为侯景之乱的涟漪反应。下游侯景+上游诸萧，击碎了南朝延自东晋的“江淮+江汉+巴蜀”的攻防格局，并且击碎了一路延续并将汉魏制度发展出南朝模式的“萧衍+世家+寒人”的统治模式。以至于南朝再无实力对抗北朝，丧失推动统一的可能，仅剩下一堆典章制度，供日后的隋唐选用，并衍生出所谓“南朝化”的命题。
总而言之，把侯景之乱放到南北朝双方前前后后的若干重大事件里一起看，就可以以点带面地形成对南北朝后期局势的整体性认知。质言之，侯景之乱所引发的一系列涟漪事件，将南北朝后期的“东一、南二、西三，且东南远胜西魏”的局面，扭转为“东一、西二、南三，且北朝远胜南朝”的局面。从这个意义上看，侯景自封“宇宙牌”大将军，到是蛮有一语成谶的预言味道的，因为他确实做到了对于“六合”的关键重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