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赵匡胤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避免下属将领也被迫“黄袍加身”，起兵篡夺新生政权，通过酒宴方式，威胁利诱，要求高级将领交出兵权。杯酒释兵权是宋太祖为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措施的开始，被视为宽和典范。其后，宋太祖还在军事制度方面进行了多项改革，大大强化了北宋中央集权。
宋太祖赵匡胤刚做皇帝不久，就有两个节度使起兵叛乱。宋太祖亲自出征，才平息了这场叛乱。从那以后，宋太祖心里就不太踏实。他总在思考，为什么从唐朝末年到现在，一直没完没了地打仗。最后，宋太祖觉得，这全都是因为大臣手中的权力太大，皇帝不能统一管理。假如把所有的兵权都收回来，集中在皇帝手里，战乱一定不会那么频繁了。
过了几天，宋太祖在宫里举行宴会，请石守信、王审琦等几位开国有功的老将军过来喝酒。等到酒喝得差不多了，宋太祖先拿起一杯酒，说：“如果没有各位将军的帮助，朕也不会有今天。可是，你们也知道，做皇帝表面风光，实际上压力是很大的。有时候，朕还想，当皇帝不如做个节度使快乐呢。这一年多来，我真是一个安稳觉都没睡过啊。”在座的大臣连忙问宋太祖为什么睡不好。宋太祖说：“就是因为皇帝的位子啊。谁敢保证没有人对这个尊贵的皇位眼红呢？”
宋太祖说得这么明白，大家都听出他话里的意思了。大臣们慌了神，全都跪在地上说：“陛下怎么说这样的话？现在天下安定，并没有动乱，谁还敢妄想反对您的权威呢？”宋太祖紧锁眉头，摇摇头说：“你们都是和朕一起患难的兄弟，朕当然信得过你们。不过，就怕你们手下的人叛变。到时你们怎么办呢？”
大臣们听宋太祖这么说，都感到大祸要临头了，含着眼泪恳求宋太祖给他们指一条明路。看大臣们这么问，宋太祖这才满意地点点头，表示只要大臣们将兵权都交出来，他就可以保证大臣们安度晚年。
第二天上朝时，各位大臣就分别递上了奏章，请求辞掉现在的官职，安心度过晚年。宋太祖很爽快地批准了，收回了他们手里的兵权。就这样，宋太祖没用一兵一卒，就收回了分散在各位大臣手里的兵权，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
乍一看来，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好像很潇洒，令人真有那种“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感觉，似乎不费什么劲儿，手腕多多的赵匡胤便将这件原本应该非常棘手的事情给搞定了。实际上，赵匡胤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国家或民族利益的角度来看，应该说，赵匡胤聪明反被聪明误，“杯酒释兵权”完全是他的一大政治败笔，是他一生中所犯的最大政治错误。
史载，在“杯酒释兵权”时，赵匡胤曾开导众将说：“人生苦短，白驹过隙。众爱卿不如多积金宝，广置良田美宅，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如此，君臣之间再无嫌猜，可以两全。”这话的意思是再明显不过了，只要众将放下武器，不掌兵权，不再对他赵匡胤的皇位构成威胁，那么，其他一切都好说。
透过现象看本质，所谓的“杯酒释兵权”，其实不过是宋太祖赵匡胤“以腐败换兵权”罢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杯酒释兵权”，不过是赵匡胤给整个武将集团颁发了一张“腐败许可证”。由于有了皇帝亲自颁发的这张“腐败许可证”为庇护，所以，从那之后，武将们都“理直气壮”地进行腐败。
这里，不妨对宋太祖时期的一些著名武将的贪腐情况作一简要列举：如史书上称石守信“累任节镇，专务聚敛，积财巨万”；王全斌“破蜀日，夺民家子女玉帛”，纵兵大掠蜀中；王仁赡破蜀之日，“纳李廷珪妓女，开丰德库取金宝”……
必须指出，宋太祖时期的一些武将在内心中——起码在最早的时候其实并不想贪污腐败，但因为害怕过于洁身自好被赵匡胤怀疑有不臣之心，于是只好“作秀”，故意装得自轻自贱，自甘堕落的样子。石守信原本是一员仁将，作战勇猛，一向重义轻利，可是，自从“杯酒释兵权”事件发生后，他忽然顿悟，从此开始追求声色犬马，疯狂聚敛财物。对他的这一“表现”，《宋史》如此评价道：“岂非亦因以自晦者邪？！”话说得很透彻，原来他老兄不过是像当年秦朝大将王翦那样，为了消除秦始皇的疑虑，在出征灭楚途中故意“自污”罢了。
而另一位武将王全斌，史书上也说他以前一直表现很好，为人素来“轻财重士，不求声誉，宽厚容众，军旅乐为之用”，可是，“杯酒释兵权”后，他竟像换了个人似的，克蜀之日，竟自己带头，放纵部下大肆搜掠蜀中，“侵侮宪章，专杀降兵，擅开公帑，豪夺妇女，广纳货财，敛万民之怨嗟，致群盗之充斥”。
如果说，刚开始由于太祖的诱迫，有很多武将一时情非得已，在贪污腐败时还颇有些作秀的成分，只不过是逢场作戏的话，那么，久而久之，由于人性中普遍所潜在的诸如纵欲享乐等劣根性作祟，他们便习惯成自然，对贪污腐败渐渐习以为常了。
有这样一个例子可以佐证。有个名叫王继勋的武将，是彰德军节度使王饶之子，王皇后的胞弟。据《宋史·王继勋传》记载，这位国舅爷性情残暴，是个贪财渔色、“专以脔割奴婢为乐”的食人魔王。一天，王继勋府中围墙因大雨坍塌，大量奴婢逃出牢笼，跑到宋太祖面前告御状，把王继勋骇人听闻的罪行全都捅了出来。
据说，宋太祖“大骇”之下，对王继勋判决得挺狠：“削夺官爵，勒归私邸。仍令甲士守之。俄又配流登州。”但最终处理起来却是雷声大雨点小，还没等自己的小舅子王继勋上路前往流放地，赵匡胤早已改授其职为右监门率府副帅。由于有恃无恐，开宝三年，王继勋被任命为西京洛阳的行政长官，到任之后，变本加厉地发泄着自己残暴的本性，开始吃人：“强市民家子女备给使，小不如意，即杀食之，而棺其骨弃野外。”以致人贩子和棺材铺商人日夜出入王继勋府中，门庭若市。有了上一次告御状的教训，洛阳百姓对上诉不再抱持希望，学会了听天由命，任其宰割。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对镇守关南的大将李汉超强娶民女为妾及贷民钱不偿一事，宋太祖也是巧言相辩，对这位武将竭力包庇纵容。当受害者亲属到京城告状时，宋太祖召之相问：“汝女可嫁何人？”讼者答：“农家尔。”又问：“汉超未至关南时，契丹何如？”答说：“岁苦侵暴。”再问：“今还有否？”答说：“无也。”
最后，宋太祖对这个告状的农民说：“汉超，朕之贵臣。汝女为之妾，难道不比为农妇强？假使没有汉超在关南，汝家尚能保住所有货财吗？”在对告状者进行了一番斥责之后，赵匡胤命人将讼者遣送回乡，而对“朕之贵臣”李汉超强娶民女为妾及贷民钱不偿一事竟然无丝毫究责，只是将他找来，劝他今后尽量要多注意些影响，最后，不惩反赏，竟然还赐给李汉超白银3000两。
然而，天下事往往有一利则必有一弊。“以腐败换兵权”对于大宋王朝来说，无异于自毁长城，慢性自杀。仔细算一算账，人们就会发觉，这代价也真的太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