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巾起义是东汉末年的一次农民起义，也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宗教形式组织的民变之一。虽最终起义以失败而告终，但军阀割据、东汉名存实亡的局面也不可挽回，最终导致三国局面的形成。
正所谓“乱世出英雄”，而东汉末年正是这样一个造就英雄的乱世。东汉王朝自第四任皇帝汉和帝刘肇起，之后的皇帝包括殇帝刘隆、安帝刘祜、桓帝刘志、灵帝刘宏等几乎都是儿时即位，且大多短命而亡。皇帝幼年即位，必定要受制于其母皇太后，而皇太后往往依靠自己的父兄母族来处理朝政，如此一来，必定致使外戚专政。
而皇帝年长之后，必然希望从外戚手中夺回政权，此时，皇帝身边亲近的人只有一直跟随他的宦官，因此只能依靠宦官势力来与外戚作斗争，如此一来，又会出现宦官弄权的局面。因此，皇帝短命，帝位不稳必然导致朝政不稳，外戚与宦官的斗争也就周而复始，以致国无宁日。
到桓、灵两帝时期，朝廷政治已经腐败到了极点，而外戚与宦官之间的斗争也愈演愈烈。在桓帝前期，外戚势力占据优势地位，其时，桓帝皇后的哥哥梁冀为大将军，把持朝政，将京师洛阳周围近千里的地方霸占，修建林苑来供自己玩乐。据闻，曾有人不慎杀死了林苑中的一只兔子，结果被梁冀处死，因此受牵连的还有十余人。梁冀嚣张跋扈，对百姓巧取豪夺，对官员敲诈勒索，搞得朝中乌烟瘴气。桓帝对梁冀早有不满，后借助宦官势力将其捕杀，梁冀死后，宦官集团得以把持朝政，东汉王朝从此进入了宦官当政的时代。
宦官集团得势后，政治越发黑暗，朝中官吏的升迁和任命几乎都把持在宦官手中，甚至州牧郡守也都要顺应他们的意愿来行事，朝野上下怨声载道。朝廷中一些耿直官员和一部分太学生开始抨击宦官，公然与宦官势力展开对抗，力图改善政治，司隶校尉李膺正是耿直派官员的代表之一。
李膺为人刚正不阿，对宦官更是深恶痛绝。当时，大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担任野王县令，张朔为人贪婪残暴，为祸一方，触犯法令后因畏惧李膺的威严逃回了京师，藏匿在张让家里。李膺知道后立即派人前往张让家逮捕了张朔，并将其处死。张让因此与李膺结下了仇怨。
除李膺外，朝中许多官员也都利用职权将宦官在朝中的部分党羽剪除，引起了宦官的怨怒和恐惧。延熹九年，以张让等为首的宦官向桓帝上书，诬告李膺等耿直派官员“共为部党，诽讪朝廷”，致使二百余官员及太学生被诬为“党人”，受牵连下狱，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第一次“党锢事件”。由于此次“党锢事件”愈演愈烈，以致牵连了部分宦官的子弟门生，因此不久后，在宦官们的请求下，桓帝大赦天下，这些所谓的“党人”得以出狱回家，但却终身不得做官。
桓帝死后，灵帝即位，外戚大将军窦武与太傅陈蕃联合，打算铲除宦官势力，然而却因为泄露机密，反而被宦官所杀，由此引发了第二次“党锢事件”。李膺、范滂等百余人皆被牵连，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都被宦官指为党人。随后，各州县也为了逢迎宦官而捕杀士人，遭到杀害、禁锢的士人达到六七百人之多。外戚、宦官、士人之间的长期斗争使得东汉王朝摇摇欲坠。但东汉皇帝却丝毫有感到危机的到来，依然毫无进取之心，继续贪图享乐，一再对百姓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榨。
桓帝时期，为了缓解国库空虚的情况，桓帝曾下诏减发公卿百官的俸禄，借贷王、侯的一半租税，并公开拍卖关内侯、虎贲郎、羽林郎、缇骑营士和五大夫等官爵，试图通过卖官鬻爵来解决迫在眉睫的财政问题，同时维持自己穷奢极欲的生活。
而灵帝比起桓帝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专门在西园建造了一个“万金堂”，将国库中的财物以及搜刮到的大量民脂民膏都存放于此，据为己有。为了搜刮更多的钱财，灵帝将各级官爵定价公开拍卖。如地方郡守两千万钱，朝廷三公等官职则一千万钱，卿官为五百万钱。由于地方官员可以更直接地搜刮民脂民膏，因此，买地方官的价钱比朝官更贵。
除了公然卖官之外，即便是朝廷直接任命的官员，灵帝也要以助军和修官的名义来“敲诈”他们。当时有一个叫司马直的官员，因政绩出众而被朝廷任命为冀州钜鹿郡太守。由于司马直是朝廷直接任命的官员，且为官清廉，故而西园的宦官减免了他三百万钱，只让他缴纳剩余钱款。但司马直实在是囊中羞涩，根本没钱上交朝廷，只得一再称病不肯就任，甚至提出了辞官请求，但朝廷却不肯答应，一再催促，无奈之下，司马直只得启程出发，最后在途中自杀身亡。
在这样的情况下，朝政混乱可想而知，而在朝廷的残酷剥削下，无论是买官就任的官员还是朝廷升任的官员都转而千方百计地搜刮百姓，使得百姓的生活更加贫苦。由于政治腐败，各级官吏无暇治理郡县，更不注意水利设施的兴修，致使全国各地频发水旱灾害。据史书记载，桓、灵两帝时期，大的水祸就曾发生十三次之多，大的旱灾则有六次。水旱灾害的频发对百姓生活无异于雪上加霜，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凄惨景象。在饥寒交迫、求生无路的情况下，这些贫苦的百姓只能走上反抗压迫的斗争之路。
汉灵帝中平元年，全国遭遇了罕见的旱灾，百姓颗粒无收，贪婪的灵帝却罔顾百姓性命，不肯减免赋税。在民不聊生的苦况之中，巨鹿人张角站出来了。张角本是巨鹿郡的农民，深谙医道，经常医治贫苦农民。他目睹百姓遭到朝廷、官府的压榨，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太平世界，于是便创立了“太平道”，以宗教的方式笼络人心。
而生活困苦的百姓们早已不堪忍受朝廷暴政，他们急需一种信仰来支撑他们度过地狱般的岁月，因此加入“太平道”的人越来越多。张角派遣自己的弟弟张宝、张梁到全国各地传道，十年的时间，太平道传遍了全国各地，信徒发展到几十万人。张角将全国各地的信徒组织起来，分为三十六方，每方都有自己的首领，由张角统一指挥。
眼见时机成熟，张角便和全国各地的统领约定在甲子年甲子日，即灵帝中平元年月五日举行大起义。张角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向官府和官僚地主发起了猛烈攻击。所谓“苍天”，指的正是东汉王朝，而“黄天”则是太平道，据五德始终说，汉为火德，火生土，而土则为黄色，因此，太平道的信徒都以头扎黄巾为记号，象征着要将腐朽的东汉政权取而代之。同时，张角还派人在各官府和寺庙的门上，写上“甲子”两字，用作起义的暗号。
但没想到的是，起义还没爆发，道众中就出现了叛徒。张角的弟子唐周贪图赏钱将起义之事告发官府。朝廷随即下令，对起义军大肆搜捕，洛阳分部首领马元义不幸被捕，被处以车裂之刑，太平道信徒一千余人皆被诛杀。面对这等危急情势，张角只得提前发动起义。二月，张角自称“天公将军”，以张宝、张梁为“地公将军”及“人公将军”，率领道众在冀州一带正式发难。由于这支起义军队伍人人头戴黄巾，因此被称为“黄巾军”。
张角的起义很快就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响应，一个月之内，黄巾军遍及全国七州二十八郡，愤怒的农民势如破竹，很快就攻破了河北、河南等多个州郡。声势浩大的黄巾军主要集中在冀州的巨鹿、豫州的颍川和荆州的南阳三个地区，对洛阳城形成了严重威胁。直到此时，灵帝方才如梦初醒，急忙调兵遣将，以抵御黄巾军的进攻。
灵帝以皇后的哥哥、外戚何进为大将军，令其带领军队镇守京城，北中郎将卢植前往黄河以北的冀州，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前往河南的颍川，至于南阳地区则暂时不派遣人马，只等将颍川的起义军镇压下去之后再进行围剿。与此同时，灵帝赦免了被禁锢的士人、官吏，以对付农民起义军。各地的豪强大族也利用各自的人力、财力招兵买马，组织私人武装，修建坞壁营垒，与起义军队伍抗衡。
在朝廷和各地豪强的联合打压下，黄巾军很快就节节败退。面对强大的敌人，起义军虽然未有丝毫退缩，但农民军始终缺乏作战经验，自然难敌皇甫嵩、朱儁等身经百战的将领所率领的军队。经过九个多月的顽强反抗，起义军领袖张角在战事最紧张的时刻不幸病死，张宝和张梁也相继战死沙场。失去统帅的黄巾军顿时军心涣散，很快就被镇压了。
尽管黄巾军的主力已经溃败，但散布在全国各地的残余部队却与东汉王朝持续斗争了近二十年。在这场规模浩大的起义军打击下，东汉王朝已是名存实亡，奄奄一息。黄巾虽未杀死“苍天”，“苍天”却因黄巾而死。轰轰烈烈的黄巾起义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却彻底打破了东汉王朝脆弱的平衡，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群英璀璨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