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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怎么死的(大师陈寅恪:逃难中国香港,拒绝投降,晚年双目失明,79岁病逝)

时间:2023-09-27 10:26:21

景物居然似帝京,荷花海子忆升平。

桥头鬓影还明灭,楼外笙歌杂醉酲。

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

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人间几万程。

——《南湖即景》 陈寅恪 1938年夏,作于云南蒙自。

1927-1937年。

10年间,时为清华国学院导师的陈寅恪身边,常有人死去。

1927年6月2日上午11时,一代通儒王国维,向颐和园鱼藻轩前的昆明湖畔纵身一跃。

一声响亮的“扑通”,泛起一圈紧促涟漪。

捞尸时,王氏头颅深深插入淤泥堆内,气绝而亡。

整个过程,不过2分钟。

在王国维自杀前一天,他踱步到清华园西院36号的陈宅,和陈寅恪交谈至傍晚时分。

王国维死后,陈寅恪亲手撰下“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

在世人对王氏自沉缘由争论不休时,他说:

世事如斯,蒋介石的北伐军势如破竹之时,亦叶德辉、王葆心等旧式大儒断头之日。

1929年1月19日,当年助力陈寅恪进入清华国学院的超,在北京协和医院永远闭上了双目。

此前,梁启超接受了一次肾脏切除手术。

本是治病之行,却成自戮之举。

因医师误判,梁启超健康的右肾被切,徒留坏掉的左肾维系生命。

但彼时西医刚落地中国,根基未稳。

以生命,为“赛先生”的中国行,铺平道路。

然而,光凭信念、胸怀不足以救命。

在蒋介石击溃奉系军阀,入主北平后不久。

自此,清华国学院赫赫的“四大导师”,已去其二。

一个拥旧学而死,一个劝西医而亡。

到1937年,继两位同僚后,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驾鹤西去。

身为清末四公子之一的陈三立,家国命运系于己体,感同身受。

九一八事变时,他曾于梦中狂呼:“杀日本人。”

声音之骤,将家人惊醒。

日寇发动卢沟桥事变后,陈三立身染重病。至北平沦陷,已每况愈下。

每日最关心的,是中日战况。

家人没办法,只好编一些假的“捷报”,哄老人多进药汤。

1937年9月14日,陈三立在北平逝世,终年85岁。

临终前,他询问陈寅恪:

“外边传言我们在马厂打了胜仗,是真的假的……”

陈三立逝世后,北平局势吃紧。

清华园内,不时能听见枪声。

彼时,已有日寇发帖,请陈寅恪赴宴。

陈寅恪深知,北平不可久留。

再留,要么殒命,要么丧节。

在此忧患之际,陈寅恪右眼视力急剧下滑,确诊为视网膜脱落。

医生给出的建议是——手术。

但动手术便要休养,耗时旷久。

陈寅恪不肯在沦陷区教书。

在艰苦权衡后,他作出了决定。

1937年11月3日清晨,天气寒冷。

陈寅恪带着妻女,坐上了奔赴天津的火车。

长女9岁,次女7岁,小女儿仅4个月。

她们的名字分别是——

陈寅恪,选择了离开北平。

离开北平前,陈寅恪将他的书籍部分随身携带,部分打包成箱邮寄至湖南。后来,这批至湖南的书籍在长沙大火中付之一炬。

此后,安心做学术的日子一去不返。

一家5口挤上通往天津的火车,火车上比肩接踵,几乎没有可活动的空间。

于此,开始了漫长的逃难之行。

他们辗转青岛、济南、徐州、郑州、汉口。

在11月20日深夜抵达长沙。

同是在11月,太原、上海、苏州相继沦陷。

谢晋元的“八佰”,只为节节败退的国军,增添了一抹悲壮色彩。

12月,国民--首都南京沦陷。

之后,日军在这里进行了6周惨绝人寰的屠杀。

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1938年1月,长沙临时大学决定西迁昆明,改名西南联大。

陈寅恪旋即决定随校西迁。

他挈妇将雏经广西辗转至中国香港,准备通过--海防再入昆明。

在中国香港,他的--突发高烧,妻子唐筼则因连日颠簸,心脏病发,身衰力竭。

1938年1月30日,陈寅恪一家在中国香港度过了逃难中第一个除夕夜。

团年饭桌上,荤菜只一小份红烧肉,其余全是素菜。

4月中旬,联大开学在即。

陈寅恪告别妻女,与浦薛凤、张荫麟等人一起,搭嘉应号轮船离开中国香港,取道--前往云南。

过--海防时,他随身携带的两箱书籍被窃贼掉包。

此乃继长沙大火后,他第二次丢失书籍。

这些书籍布满了他用蝇头小楷下的批注。只要稍加整理,就是一批极具学术价值的论著。

二十年心血,一朝丧尽。

入滇不久,他染上疟疾,一病不起。

1938年5月19日,徐州沦陷。

饱受折磨的陈寅恪在病中写下了一首《残春》:

里头说:“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

当时,联大居住条件极简陋。

房中惟有一张床,一张桌,一把木椅子和一盏煤灯。

蚊虫滋蔓,几乎“开口苍蝇入”

除此之外,日军连番轰炸。

陈寅恪右眼已失明,左眼视力亦不佳,行动极为不便。

每当尖刺的警报响起,傅斯年便冲上楼去,搀起瘦弱的陈寅恪跌跌撞撞地跑向防空洞。

但正是这样的环境,激发出了学人们治学的责任感与强大的动力。

在不时“入土为安”的日子里,陈寅恪完成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读〈洛阳伽蓝记〉书后》、《〈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明季滇黔佛教考〉序》等著作。

联大教员们亦在那时,结下了深厚的“患难情谊”

但纵使一边埋头教学,一边有吴宓、邓广铭、郑天挺、姚从吾等知己在侧。

也难抵他对远方妻女之思念。

有一回,陈寅恪于集市上看到一苗族女人,背上背着一个女婴,女婴眼睛很大,脸颊微胖。

陈寅恪不觉多看了几眼,木在原地。

那妇人察觉后以为他有什么歹念,马上转身离开。

陈寅恪顿时悲从中来。

其实,他只是想起了自己的--美延。

而此时,客居中国香港,他心心念念的美延正染上百日咳。

陈寅恪每个月一领到薪水,便马上兑成越币,寄往中国香港。

那时,西南联大教职员薪水下降了三分之一。且由于货币不断贬值,妻女能拿到手的钱越来越少。

因为拮据,她们风尘仆仆地搬家两次。

等联大放暑假,陈寅恪才第一次赴港见到妻女。

因为原本白胖大眼的小女儿美延,已瘦销得判若两人。

1939年春天,牛津大学正式给陈寅恪发出聘书。

同年9月1日凌晨4点45分,--53个师和1600架飞机越过波兰边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帷幕正式拉开。

英伦三岛旋即进入战争状态,陈寅恪的赴职不得不推迟1年。

1年后,--到云南的交通线断,陈寅恪滞留中国香港,被港大聘为客座教授。

1941年12月7日,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8天之后,中国香港陷落。

日本人进城后,马上接管中国香港大学,陈寅恪立刻辞掉在港大的一切职务。

之后,中国香港大面额--不允通行,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商店关门,粮食奇缺。陈寅恪一家同市民一样,领每天配给的十六两秤制的六两四钱(200克)粮食。

下锅的红薯,常常连皮带根。

鸭蛋,5个人分着吃。

日军在路上设置了很多哨卡,每个哨卡挂着日语路牌,每天都有不懂日语的人被--戳死或被枪击毙。

有一天晚上,陈寅恪一家居住的“洽庐”附近突然传来阵阵凄厉的啼哭声。

第二天才知悉,一户邻居的5个女儿全部被日本兵强暴。

陈寅恪夫妇马上将长女、次女的头发剪短,并穿上西服,打扮成男孩模样。

不久的一天,一个不相识的人给陈家送来一大袋面粉。

陈夫人与他推诿许久后,那人放下面粉就跑。

后来这袋面粉被陈寅恪夫妇分给了同样落难的邻居。

陈氏在港大的同事和朋友陈君葆曾托人给陈寅恪送去大米16斤,肉类罐头7罐。

第2天,所托之人回来告诉陈君葆:“据谓他已经挨饿两三天了,闻此为之黯然。”

中国香港沦陷后,饥贫交迫的陈寅恪倚床校读宋代李心传所写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12册。

建炎是宋高宗赵构的年号。

当年宋朝遭金人侵略,骨肉离乱,百姓失所,徽、钦二帝被押缚北上。

当年情景,与今朝何其相似。

陈寅恪在第12册末的跋中写道:

“昔日家藏殿本及学校所藏之本虽远胜此本之为讹脱,然当时读此书犹是太平之世,故不及今日读此之亲切有味也。”

愈“亲切”,实则愈艰惨。

随着日本占领中国香港的时间愈久,食物匮乏得惊人。

在场的人没有一个说话。

1942年春,一个自称陈寅恪“旧日学生”的人,代表伪组织前来劝降,被陈寅恪严词拒绝。

之后,精卫的老婆陈璧君派了代表和一位伪校长,软硬兼施劝陈寅恪落水。

陈寅恪在清华的同事钱稻孙,以月薪千元,请陈寅恪北上为伪北大服务。

陈寅恪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精神上之苦,则有广州汪伪组织之诱迫,陈璧君之凶妄,北平之伪‘北京大学’亦以--千元薪来诱招……虽均已拒绝,然无旅费可以离港。”

在另一封写给傅斯年的信里,他直言:“恐与兄无相见之机矣。”

最后,在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的协助下,陈寅恪离港才提上日程。

离开前,他送出了自己的部分衣物、皮鞋抵偿债务。

1942年5月5日,一个闷热潮湿的凌晨,陈寅恪一家离开中国香港。

6月,--的联合舰队在中途岛,被美国太平洋海军司令尼米兹重创,苍、飞龙、赤城、加鹤4艘航母被击沉,无数优秀的飞行员葬身大海。

从此,日本偷袭珍珠港累积的战略优势,一去不复返。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本投降这一年,陈寅恪56岁,仅剩的左眼也终于失明。

1年后的深秋,辗转广西、成都、英美的陈寅恪,回到了阔别8年的清华园。

一日,一个30出头的男子从清华南校门一路小跑,直奔新林院53号教工宿舍。那人叩开门扉,即给陈夫人行了个礼,陈夫人正在跟友人谈天,一见男子来了,马上说:

“你快进去吧,他在等你。”

正在内屋等客的,正是陈寅恪。

这个来的男子,是清华大学历史系的讲师,名叫王永兴。当年因为在临时大学听了陈寅恪的一节课,毅然改学历史。

王永兴以他身体尚虚弱劝阻。

他笑着说:“我是教书匠,不叫我开课,那怎么叫教书匠。”

回清华后,王永兴与北大副教授汪篯一同担任双目失明的陈寅恪的助手。

王永兴住在城外,汪篯住在陈寅恪家中黑板后的隔间,仅用一面布块隔开。

后来清华突然给王永兴安排了住房,环境条件很好,且离陈宅才十几分钟路程。多年后,王永兴才知道,自己的老师给清华校长梅贻琦写信,信里说:“若王先生无适当之住房,则其牺牲太大,弟于心深觉不安。”

始知在许多人排队挤破头皮时,清华为何独独给自己安排了居所。

在助手与友人的协助下,目盲的陈寅恪依靠耳听、口述的方式,继续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

北平的冬天格外寒冷。

当刺骨的风,将北国的一切染上银白,陈寅恪一家却在为煤炭钱发愁。

北大校长胡适知道陈寅恪怕冷,也知道他的贫穷。

于是命人给陈寅恪送来补贴家用的美元。

这笔款项无论在“形”或“意”上,都是贴切的“雪中送炭”

1948年年底,西山红叶刚刚落尽之际。

东北47万国军已被全数歼灭,沈阳解放。

和前线激烈的战事相仿,在后方,国民--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抢运学人”的计划。

陈寅恪位列当中,且在“首先抢出”的行列里,当初雪中送炭的胡适已为他准备好了飞机。

一天夜里,陈寅恪问王永兴能不能晚一些回家,他想王永兴协助他收拾行囊:

“我到南方还照样教书,我用什么书你是清楚的。你把我的书全部整理好放进箱子。”

“岭南大学的陈序经校长、王力先生邀我去岭南大学,在南京小住几天,就去广州。广州的天气好,岭南大学的自然环境好,可以久居,不再去别处了。”

1949年1月,蒋介石最后的王牌杜聿明的军队,在陈官庄被粟裕将军的华东野战军打得七零八落。

自此,国军精锐损失殆尽,溃败,只是时间问题。

10月,新中国成立。

1962年7月上旬的一天,中山大学东南区1号2楼内,陈寅恪在浴盆里滑倒。校医闻讯赶来,这一年,陈寅恪72岁。

诊断结果是:右腿股骨颈折断。

柳如是别传》序言里说的“失明膑足”,终于全部降临到陈寅恪生命之中。

彼时的陈寅恪已经离开讲台4年时间。

他蜗居一隅,听到时人称自己为“老古董”亦无愠怒,逢年过节不愿学生上门祝贺,只在助手的协助下撰写著述。

写诗曰:“闭户高眼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

晚年的陈寅恪始终与现实保持着距离。

当时在清华园曾住在陈家那块小黑板后面的汪篯特地南下,前来请老师北上任职。

一席谈话后,陈寅恪说:“你不是我的学生,给我滚出去。”

后来,他特地写了一封书信,请汪篯带回北方。

信里说:“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就不是。”

他嘱咐汪篯:“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

之后,他删掉了《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里和周一良有关的段落,因为他这位得意门生,彼时正在“四人帮”的“梁效”班子里,以笔杠为武器,摇旗呐喊。

1966年秋冬之际,岭南的天气不似北方严寒,但康乐园内却冷得吓人。

无数白色的大字报,贴满了陈寅恪居住的东南区1号。

远望去,房屋像一座棺木,阴森可怖。

高音喇叭,不时传出批判陈寅恪的声音。

他们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更有甚者,要他“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目盲腿折的陈寅恪已全然失去自理能力。

有一次,当护工抓住肩膀为他翻身时,陈寅恪突然开口问那位“不会念书”的护工:

“到底什么是反动?”

1969年1月,陈寅恪被勒令搬出已住了16年的东南区1号楼。

10月7日凌晨5时许,陈寅恪因病逝世,享年79岁。

陈寅恪女儿们追忆父母的《也同欢乐也同愁》里记载了这么一件往事:

1946年回到清华园后,有一天,陈寅恪问小女儿:“你常在校园里到处玩耍,可曾见到一座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

小女儿答:“没有找到。”

陈寅恪疑惑,把大致方位告诉了女儿。

女儿果然在旧校门内朝西北走不远的一个小土坡旁边找到了石碑。

回家后,她告诉陈寅恪:“那碑石颜色已灰暗陈旧,背面的小字难以辨认。”

其实,这些小字虽灰暗,但所说的内容早已流传开去,不会随碑石衰朽。

“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常体现在“选择”之中。

特别是,当历史与时代的压迫感扑面而至的时候,能不能坚持心中之信念?愿不愿坚守一贯之道义?

如果坚持,又是否愿意承担代价而不动摇?

陈寅恪在时代中的选择,每一个都是出自本心:

离开北平,赴西南联大。

离开中国香港,返回清华园。

拒绝赴台,前往岭南大学。

这些选择的结果,借用陆建东先生的一句话来说:

在功利化,实用化,经济化盛行的今天,许多“过时的道德”已然被遗忘,被抛弃,甚至被嘲笑。

纯粹者被斥为“愚蠢”,理想主义被批为“天真”

见遍此情此景,唯愿清华园里那块“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不再“灰暗陈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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