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7月2日，在爱达荷州的新居里，他终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套房子周围风光宜人，上可观群峰幽谷，下可览潺潺河溪，山涧对面更是他诸多亡友的安息之所。然而我料想，即便他还活着，这些也已毫无意义了。
我是在古巴收到噩耗的。这颇有些讽刺意味——自从与海明威共度过一段时光之后，我已有十九年未曾回古巴。更讽刺的是，1961年7月2日是我四十九岁生日。那一天，我与一个油头粉面的小个子男人混在一起，穿梭于油腻肮脏的小酒馆之间，之后依然跟随那个男人，彻夜驱车奔波。他把车子开到了三百五十公里外的荒郊野外，就连从圣克拉拉驶向雷梅迪奥斯的装甲列车都被我们远远抛到了身后。接下来的一天一夜，直到与那个小个子谈完生意，我一直都待在甘蔗园和棕榈林间。在去往圣克拉拉的佩拉酒店小酌一杯的路上，我始终都没听广播。那家店里的收音机播放着悲戚的、近乎哀乐的旋律，可我却并不以为然，也没跟任何人交谈。直到当天傍晚我返回哈瓦那，从那家邻近原美国使馆的酒店退房时，才终于得知了海明威的死讯。
“先生，您听说了吗？”七十岁高龄的酒店侍者一面准备帮我把行李搬到路边，一边问道。
“听说什么？”我有些疑惑。在老头儿眼里，我只是一个来自哥伦比亚的生意人。如果他有什么消息要告诉我，那一定是糟糕透顶的消息。
“那位作家死了。”老头儿长满青灰色胡茬的瘦削面颊颤抖着。
“哪位作家？”我看了看手表。晚上八点我还要赶飞机。
“老爹。”老侍者答道。
还未及放下戴着手表的胳膊，我便被这噩耗惊呆了。在那一瞬间，我发觉自己已经很难继续注视手表指针。“你是说海明威吗？”我问道。
“对。”说完这个字，他不住地点着头。
“中枪而死。”老侍者说道，“他头部中枪，是他自己扣动的--。”
是啊，我心想，他当然要自我了断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两天之前。”说完，老头儿深深地叹了口气，一股朗姆酒的味道扑面而来。“在美国。”他补充道，仿佛这足以解释一切。
老侍者点头的动作突然停止，瘦骨嶙峋的脖子支棱着脑袋，仿佛被人抽了一巴掌。他那双温顺谦恭、时常显得不太机灵的眼睛猛然间闪出近乎愤恨的怒火。他把我的行李丢在大厅地板上，腾出双手，似乎要跟我打一架。这时我才意识到，他或许也是海明威的旧相识。
我伸出右手，掌心向外：“别误会，那句话是海明威自己说的，是他在大革命期间巴蒂斯塔被推翻时所说的。”
老侍者点点头，但他的眼神里依然透着愤怒。我掏出两比索递给他，然后把所有行李都丢在门口，径直走出了酒店大门。
然而，随着日月更替、时光流转，我终于意识到，无论海明威那天早晨是不是用了那支枪，以及其他一些细节，都已经不重要了。
如此治疗摧毁了他的记忆力、--和写作能力，却未能治愈他的偏执症状。在海明威自杀的前一天晚上，他的妻子和朋友们曾带他去凯彻姆的克里斯蒂亚娜餐馆用晚餐。海明威坚持要一个靠墙的座位，并对邻桌的两名男子起了疑。他的妻子和朋友乔治·布朗唤来那位名叫苏西的女招待，拜托她确定那两个陌生人的身份。苏西说：“他们或许是从特温福尔斯来的商人吧。”
“不，”海明威说道，“他们是联邦调查局的人。”
1961年7月2日，那个星期天的早晨，海明威一如往常地早早起床。那是一个美丽的早晨，天光明媚，万里无云。除了他，玛丽女士是凯彻姆海明威公馆唯一的居住者，而她正睡在一间独立的卧室里。当海明威蹑手蹑脚地走下铺着地毯的楼梯，从窗台边拿到钥匙，来到地下储藏室，找出那支用起来得心应手的博斯牌12号--时，玛丽并未醒来。接着，海明威从地下储藏室爬出来，经过客厅，朝着楼梯前面铺着瓷砖的门廊走去，给两支--都装上--，把--抵在地板瓷砖上，将两个枪口顶住前额——我想他并没有把--塞进嘴里——扣动了两只--。
几个月前，曾经有人请海明威为一本庆祝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的书写上一两句话。徒劳无功地思索了数小时之后，他的精神崩溃了，在主治医生面前抽泣起来：一位伟大的作家竟然写不出一个简单的句子。
但他依然可以与人交流。我想，他选择的自杀地点和方式，是他所留下的最后一条信息。当然，这信息首先是留给玛丽女士的，但“收件方”还有埃德加·胡佛、联邦调查局、战略情报局……以及曾于1942年4月底至9月中旬亲历过那些往事的人——海明威在那段时间做过间谍，并与--特工、联邦调查局探员、英国特务、古巴政客和警察斗智斗勇。还有那西班牙神父、十岁大的特工、德国的U型潜艇……我并不是要吹嘘海明威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早晨想到了我，但若是他留下的信息如我所想——至少，是在以一种暴力的方式宣示，他要终结一场长达几十年的“游戏”，而不愿继续在耐心而冷酷的敌人手中受困——那么或许我已经触摸到了他在那个早晨的想法，抓住了他繁复思绪中的一丝线索。
我希望，在我四十九岁生日那天早晨，假如无比悲伤抑郁的海明威在生命最后一刻还能正常思考的话，他不仅能想到以扣动----的坚决行动来进行一番终极“挑衅”，还能想到他在与看不见的敌人的长期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
我想知道，当时他是否想到了“骗子工厂”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