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暴君，今天我们就来说说，隋炀帝杨广的真实历史是什么?他真的是一位暴君吗?
他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暴君，历史上还有一位著名暴君就是了，但后世提到他更多的是赞扬敬佩他的丰功伟绩，而忽略了他的暴行，隋炀帝就没有这么好运了，他以一己之力覆灭了整个王朝，下令修运河，造龙舟、楼船等各种船数万艘，然而只是用于数次幸江都，所到之处，大修土木，奢侈至极，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这给百姓带来了很大的负担。但无心之举，却促成了隋朝大运河，使得全国物资得到很好的调配，南北经济融合，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成就千古功业，从长远来看也算是一件功德。
此外频繁发动战争，劳民伤财。按照的评价，“隋炀帝纂祚之初，天下强盛，弃德穷兵，以取颠覆。颉利近者足为疆大，意既盈满，祸乱斯及，丧其大业，为臣於朕。叶护可汗亦大强盛，自恃富贵，通使求婚，失道怙乱，奄至破灭。”这样看来，李世民也是承认隋朝的开国皇帝留给子孙后代的是繁荣发展的国家，而并非是衰败王朝，只不过隋文帝能够在短短几年就消耗了强盛的国力，引得百姓怨声载道，民不聊生，最终全国各地纷纷掀起起义，隋朝走向覆亡。
杨广是杨坚的第二个儿子，他登上了皇位这一生可谓是顺顺利利，但是后世之人对于他的评价全是骂名，听到这个名字，很多男孩很多人的脑海中会浮现昏庸无道，不顾百危，只顾贪图享乐等等这些，而且最后还导致了国家的灭亡，而且曾经有着这样一段传说，隋炀帝听说扬州的琼花特别的美就想要去看一看。
但是根据当时古代的交通状况来看，如果走陆地再转水路来回折腾折磨几次，应该也要好几个月，那时候的情况恐怕早已经凋谢了，不仅要耗费很多的人力物力，光是身体上的来回折腾，就已经是承受不住，所以说隋炀帝就命令自己的手下直接开通了京杭大运河，于是乎民间百姓们就开始跟着受苦，我们先不管这个故事到底是不是真的，只是先简单的说一下。
开通京杭大运河到底有着哪些好处和坏处?京杭大运河的开通极大的促进了南北之间的经济交流，并且直到现在还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么杨广真的只是想要去看花才开通的京杭运河吗?其实不然，在现实中是杨广从小的时候就非常的聪明好学，而且刻苦用功，还非常的喜欢诗文，甚至做事情也懂得如何去变通。对于国家大事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所以说隋文帝杨坚在众多的儿子中独独就喜欢他一个人。
甚至超过了当时的太子杨勇，就是看了隋炀帝开通大运河，其实并不只是为了看花而已。而且还有一些人说杨广后宫中有着好几千的妃子，其实我们也误会他了，隋炀帝去世之前，只留下来了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而且历史上有哪个皇帝的孩子如此的少，他的妃子真的到达好，几千的话又怎么会只有四个孩子，其实隋炀帝杨广只有这两位夫人。
他也并不是好色之徒，在杨广在位期间，他就曾经把东都迁都到洛阳，而且他还曾经做过很多的举措，都对于后世有着很大的影响，文采很好的杨广曾经做过一篇诗歌，一直被人们传颂到现在，看完这些之后，不知道大家对于杨广有没有一个新的认识。其实历朝历代书写的历史都是胜者为王，而真实还是有待考证的。历史上真实的杨广，非但不昏庸，就连妃子也只有两位。
同样，他的功绩，对后世影响还是非常深远的。
首先，杨广可是一个少年虎将，勇猛善战。他亲自率领大军南下，攻克南陈。当时大家认为长江天堑无法逾越，灭陈朝是比较困难的事，在杨广的指挥下，隋军军纪严明、英勇杀敌，消灭陈朝。他为拉拢江南学子，亲自学习江南方言，娶江南女子为妻，重用学子整理典籍。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结束几百年来的纷争局面。
再者，他开凿大运河。为加强南北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他命人先后开凿疏浚永济渠、广通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将这五段共五千多里链接贯通，连成了大运河。加强了隋王朝对南方的军事与政治统治，而且使南方的物资能够顺利的到达当时的洛阳和长安，在有利于军事和政治的同时，南北方的文化交流也得到了有力的发展。运输方便了，带动经济发展，更是日日增进。
其三，他还是推进科举制度的第一人，这是人类文明历史上，意义非凡的重大进步。他这一措举，至今仍在袭用。
功在后世，利在千秋。
这才是真实的杨广!
二十载的克制和隐忍终于在一夜之间引发了激情的泛滥和欲望的井喷。
差不多从这个时候起，杨广就被正统史家贴上了“好大喜功”、“穷奢极欲”、“荒淫无道”的标签，并最终被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可在杨广自己的心目中，他的所作所为并不能被简单理解为激情的泛滥和欲望的井喷，因为在他心中很早就埋藏着许多远大的政治理想和宏伟的盛世蓝图。一旦君临天下，他必然会不惜一切代价并且迫不及待地让它们成为现实。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杨广为什么要营建东京洛阳，并使其取代长安(大兴)成为隋帝国新的政治中心?
关于这个问题，《资治通鉴》给出的答案是：杨广听信了术士之言和民间流传的谶语。
据《资治通鉴?隋纪》记载，杨广刚登基不久，就有一个叫章仇太翼的术士向他进言：“陛下的命属木，而雍州(京畿长安)地处破木之冲，不宜久居;且谶语有言：‘重建洛阳，恢复晋朝之天下’!”
这个术士的一番蛊惑之辞说动了杨广，于是他几天后便下诏营建东京。
然而，杨广这御极之初第一项重大的政治举措，果真是出于迷信和无知吗?耗费无数人、财、物力重建一个新洛阳，仅仅是因为术士的一句话吗?
答案是否定的。
众所周知，隋文帝在位期间，虽然在疆域上实现了天下一统，但是北方与南方事实上仍然是貌合神离。毕竟南北两地已经分裂隔绝了三百多年，历史刻下的伤口虽然已经停止了流血，但是横亘在它们之间的那道无形而巨大的裂痕却难以在短时间内被表面上的统一所缝合。这种裂痕不可避免地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尚、民间习俗等各个方面，严重削弱了一个统一国家所应具有的凝聚力和稳定性。而京师长安则地处帝国的西北一隅，“关河悬远，兵不赴急”，一旦山东(崤山以东)或江南地区发生叛乱，等到中央得到消息作出反应时，不但已经贻误了战机，而且地方上很可能已经遭到破坏。
所以，为了加强中央政府对四方疆域尤其是江南地区的控制，为了南北两地能够消除历史隔阂，完成从形式到精神的真正统一，在地处南北结合部的洛阳营建一座新都，把帝国的权力中枢从西北一隅迁移到中原地区，就是势在必行之举，是隋帝国的长治久安之计。一旦迁都洛阳，则“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不但在政治上意义重大，而且对促进南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交融也有深远的作用和影响。
所以杨广才会在营建东京的诏书中称：“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念兹在兹，兴言感哽!朕肃膺宝历、纂临万邦，遵而不失，心奉先志!”(《隋书?炀帝纪》)这段话的意思是：“有隋一朝自肇始之日起，便欲以河、洛地区为创业之地，日复一日，直至于今。由于长久思虑挂念此事，所以一讲起来就令人激动哽咽!朕敬承大宝、君临万邦，一意遵行而不忘却，一心奉行先帝之志!”
说迁都洛阳是杨坚的遗志显然是不足为凭的，但是我们最起码可以从杨广的自我表白中看出一点，那就是——营建东京、迁都洛阳是他长久以来深思熟虑的一个政治构想和战略决策，绝非听信术士胡言乱语的结果，也断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
而“开凿大运河”与“迁都洛阳”一样，也是杨广包罗宏富的战略构想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有机部分。
继大业元年开凿“通济渠”后，杨广又于大业四年(公元608年)下令开凿“永济渠”。这第二期工程同样征发了河北诸郡的一百多万民工，先疏浚沁水下游，使之与黄河贯通，再利用一些天然河道北上直贯涿郡(今北京)，全长一千公里。
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大运河的第三期工程“江南河”又破土动工。以京口(今江苏镇江)为起点，引长江水经太湖流域，直达余杭(今浙江杭州)，入钱塘江，全长四百多公里。
至此，这条世所罕见、全长二千五百多公里的大运河终于完整地出现在帝国臣民和无数后人面前。
对杨广来讲，这是一项空前绝后的创举。
对历史来讲，这是一件震古铄今的杰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