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唐使的代表人物，遣唐使是什么时期

遣唐使于公元895年废止，其原因除唐朝政局动荡不安以外，还有经过二百多年的吸引移植唐代文化，已基本上完成改革。并在此基础上开始萌生具有日本特色的国风文化，因此对中国文化学习的需求已不那么迫切。而且每次遣唐使耗费巨大，加上路程艰辛，也令使臣视为畏途。而唐朝赴日贸易也不断增加，也弥补过去靠遣唐使解决对唐货的需求。因公元894年宇多天皇接受了已任命而未出发的第十九次遣唐大使的奏请，于次年正式宣布停派遣唐使。

成员

使团官员主要有正使、副使、判官、录事，除约半数的舵师、水手之外，还有主神﹑卜部﹑阴阳师﹑医师﹑画师﹑乐师﹑译语﹑史生，以及造舶都匠﹑船师﹑船匠﹑木工﹑铸工﹑锻工﹑玉工等各行工匠。

随行成员有长期居留的留学僧、留学生，以及短期入唐、将随同一使团回国的还学僧、还学生。还有从事保卫的射手。

初期使团共二百余人，乘船两艘，以后增为四艘，人数增至五百余人，但其中只有少数主要成员被允许进入唐都长安或洛阳。

目的

遣唐使的目的在于向中国学习，吸取唐朝文化，因而很重视使团人员的选拔，特别是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等官员。如高向玄理﹑吉备真备曾长期在中国留学;不少成员是文章博士，山上忆良﹑小野篁﹑菅原道真更是有名的文学之士(后二人受命而未成行)。有两家父子先后被任命为使臣，也是由于具有教养和经验，利于向唐朝学习。随行的留学生，如阿倍仲麻吕(晁衡)与诗人李白﹑王维结下深厚友谊，归航受阻，留唐官至秘书监。橘逸势被唐人目为秀才。

入唐的医师﹑乐师﹑画师﹐和各行业的工匠，也都在自己行业中具有根柢，受到唐人推重，同时也从唐人获益。遣唐使大量输入中国经史子集各类典籍，中国文化风靡日本封建社会上层，渗透到思想﹑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正仓院所藏大量唐代文物，是遣唐使输入的中国物质文化。遣唐使对唐的赠品，和唐朝的答礼，实际是两国之间互通有无的贸易。

在古代，日本是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为了改变落后的现状并使自己强大起来，必须学习借鉴唐朝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因此日本政府痛下决心向唐朝派遣自己的遣唐使。为了促进日本国家的文明开化和更好地控制日本国的社会秩序，作为日本政治的基础和精神武器，佛教兼集促进日本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重目的。对当 时的世界各国而言，对佛教的掌控能使本国摆脱旧有的传统政治体制的束缚，使国内臣民变得顺从，尊重统治阶级意旨，进而跻身于先进国家的行列。

从日本遣唐使派遣的背景和目的来看，大致可以将其分为四个阶段：

西安遣唐使碑

公元630—659年为第一阶段时期，为了服务于日本当时对唐朝外交的双重政策，遣唐使最先必须学习唐朝先进的政治体制，担负起改革日本国内政治体制的使命，以帮助其改革本国内落后的政治体制，并建立先进的唐朝式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其次与唐朝相对立，为建立倭本制和保护在朝鲜半岛的既得利益，大力推进地域册封体制。可见为推进日本国内的大化改新等诸项改革，遣唐使既要吸收借鉴唐朝中央集权体制的先进经验，又要为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探察与调和唐朝在朝鲜半岛的利益。

公元665—669年为第二阶段时期，因日本的地理位置和经济落后等原因，日本国长期处于被东亚诸国孤立的境地.为改变日本地理上孤立的现状和落后闭锁局面，在新罗一统半岛朝鲜之后为了表示自己与唐朝之亲和关系和改变自己所处的不利状况，日本曾先后两次派遣唐使前往唐朝。

公元702—752年为第三阶段时期，此时的唐朝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及技术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正值鼎盛期。故此，为了将唐朝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资料带回日本岛国，并促进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繁荣，日本先后四次派遣了遣唐使来中土大唐，以全面广泛地借鉴吸收唐朝的先进文化和技术。历史证明，日本当时的奈良文化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达到了繁荣时期。

公元777—838年为第四阶段时期，此时的唐朝日趋显出衰落的迹象。在察觉到唐朝此时动荡不安且不宜久留之后，日本僧人便立即向当时的日本天皇递交了国书，以建议尽可能地减少派遣遣唐使的数量与次数所以，相比较于其他的历史时期，日本此时期派遣的遣唐使无论是在次数还是在人数上都减少了很多。

与之相配合，这一时期遣唐使的主要任务：一则是劝诱、迎回尚滞留在唐朝生活学习的日本学者和学问僧侣;二则是为了表达对以前在唐朝去世的日本国派出的使节和学习交流的文人的哀思，进行祭奠事宜。

规模

遣唐使团的规模初期约一、二百人，仅一、二艘船，到中、后期规模庞大，一般约五百余人，四艘船，最多是838年第十七次竟达651人。使团成员包括大使、副使及判官、录事等官员，还有文书、医生、翻译、画师、乐师等各类随员和工匠水手。此外，每次还带有若干名留学生和学问僧。

日本朝廷选拔的使臣大多为通晓经史、才干出众而且汉学水平较高、熟悉唐朝情况的第一流人才。甚至相貌风采、举止言辞也不同凡响，就是随员也至少有一技之长，至于留学生与学问僧也均为优秀的青年，有的在留学前已在国内崭露头角，学成归来一般均有一定建树。日本政府之所以精选这样强大阵容的遣唐使团，就是为了更好地吸学生活，赐物几乎与副使相同。遣唐使一旦安全回国，立即奏报朝廷，进京后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使臣奉还节刀，表示使命完成，天皇则为使臣晋级加官，赏赐褒奖，并优恤死难者。遣唐使团在中国受到盛情接待。唐朝有关州府得到使团抵达的报告后，马上迎进馆舍，安排食宿，一面飞奏朝廷。地方政府派专差护送获准进京的使团主要成员去长安或洛阳，路途一切费用均由中国政府负担。遣唐使抵长安后有唐廷内使引马出迎，奉酒肉慰劳，随后上马由内使导入京城，住进四方馆，由监使负责接待。按着遣唐使呈上贡物，唐皇下诏嘉奖，接见日本使臣，并在内殿赐宴，还给使臣授爵赏赐。

遣唐使臣在长安和内地一般要逗留一年左右，可以到处参观访问和买书购物，充分领略唐朝风土人情。遣唐使归国前照例有饯别仪式，设宴畅饮，赠赐礼物，珍重惜别。最后遣唐使一行由内使监送至沿海，乘船返回日本。

遣唐使在难波(今日本大阪)登舟，通过濑户内海，从博多(今日本福冈)出发。

北路

遣唐使路线图从7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约四十年间，航线采取北路，即沿朝鲜半岛西岸北行，再沿辽东半岛南岸西行，跨过渤海，在山东半岛登陆，再由陆路西赴，最后到洛阳。或经过洛阳，最后到长安。这条航线大部分是沿海岸航行，比较安全，船只遇难情况较少。

南岛路

后来新罗灭百济﹑高句丽，统一半岛，与日本关系一度不甚融洽。于是遣唐使船在7世纪70年代到8世纪60年代这一百年间，改取南岛路，即由九州南下，沿南方的种子岛﹑屋久岛﹑奄美诸岛，向西北横跨中国东海，在长江口登陆，再由大运河北上。这条航线主要航行于渺茫无边的东海上，难以靠岸，危险较大。

北路和南岛路都需航行三十天左右，甚至更长时间。

南路

8世纪70年代以后，直到停止遣唐使前，航线改取南路，即由九州西边的五岛列岛径向西南，横渡东海，在长江口的苏州﹑明州一带登陆，转由运河北上。这条航线所需时间较短，一般十天左右，甚至三天可达，但风涛之险基本上与南岛路相

出行困难

遣唐使路线图

日本派遣遣唐使，财力负担很重。

从任命使臣到出发，需准备两三年，包括造船，筹办礼品﹑衣粮﹑药物﹑薪俸﹑留学生和留学僧在唐费用等等。采取南岛路和南路时，还不掌握季风规律，海上惊涛骇浪，随时会把船裂为两截。几乎往返途中总有船只遇难，只有一次来去平安。

因此，遣唐使不仅出发前祷告神佛，航行中还祈祷佛教的观音﹑神道的住吉大神以至新罗神。受命为遣唐使虽是荣誉，也有人怕危险而畏缩不前。

采取北路时，遣唐使平均约七年半一次，以后由十二年半到二十年一次。838年以后，经过五十五年才考虑派遣，最后终于停止。这固然与日本吸取唐文化趋于饱和，和唐朝之日益衰落有关，同时，也由于负担沉重和航行艰险。

9世纪以后，往来中日之间的唐朝和新罗商船大为增多。唐朝商船掌握季候风规律，一般七月间乘西南风赴日，三﹑四月或八月乘东北风返回。这些商船航程需时较短，遇难可能较少，往来的间隔也较短。

因此出现不少短期勾留的还学生，如日僧惠萼在9世纪中叶曾三次来往中日之间。遣唐使虽然停止，并没有妨碍中日文化继续交流。

价值影响

评价

日本统治者为了平复内政的混乱，确立宪法，因此以当时最发达国家唐朝的政治，文化，经济为目标，远渡来到中国。遣唐使们在航海技术未发达时，乘坐简易的使船，为了完成任务拼命地来到中国。遣唐使团内有很多成员，他们各自担任不同的工作，齐心协力共渡难关。遣唐使们在中国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学成归国的人给日本的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带来了显著的影响，还促进了中日的贸易往来。另外，也有很多的遣唐使留在了中国，为唐朝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这谦虚好学，不畏困苦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在以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在今如此发达的科技下，跟以前相比我们有着各种方便与优势，因此我们应该“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互相学习，互相影响，共同缔造一个和谐共进的社会!

由历史我们可以知道：只要是先进的、并为人类的文明发展有所贡献的科学文化知识，不管是古今中外，也不管他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都不应排斥。而应抱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善待善学善取善用，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目光和襟怀，正确对待那无法避免的文化冲突问题，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贡献

遣唐使的贡献首先是引进唐朝典章律令，推动日本社会制度的革新。遣唐便在长安如饥似渴地考察学习，博览群书，回国后参与枢要，仿行唐制，如“大宝法令”即以唐代律令为规范制定的。还仿效唐朝教育制度，开设各类学校教授汉学，培番人才。818年，嵯峨天皇根据遣唐使菅啻原清公的建议，下诏改走礼仪，并命“男女衣服皆依唐制”(《大日本史》卷123)连历法、节令、习俗也尽量仿效中国。

其次是汲取盛唐文化，提高日本文化艺术水平。遣唐使每次携回大量汉籍佛经，朝野上下竞相赞写唐诗汉文，白居易等唐代著名诗人的诗集在日本广泛流传。留唐学生僧人还借用汉字偏旁或草体创造出日本的假名文字。遣唐使还输入唐朝书法、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艺术，经过消化改造，融为日本民族文化。

甚至围棋等技艺和相扑、马球等体育活动也是从唐朝传入的。遣唐使团中常有日本画师、乐师以至围棋高手赴唐访师学艺、观摩比赛。

圆仁入唐留学生姓名可考的只二十余人，而随遣唐使及商船入唐僧人，见于文献的达九十余人。他们在中国巡礼名山，求师问法，带回大量佛经﹑佛像﹑佛具等，同时传入与佛教相关联的绘画﹑雕刻等，对促进日本文化的发展起了作用。最澄﹑空海分别创立了日本的天台宗和真言宗，并且仿效唐朝，开创了日本佛教在山岳建寺的风气。空海所著《文镜秘府论》﹑《篆隶万象名义》，圆仁留唐十年的日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研究中国和日本的文艺批评﹑文字学和历史的重要文献。

遣唐使回日，唐朝有时派遣“送使”同去。由于航行艰险，他们往往居留下来，归化日本。如沈惟岳﹑袁晋卿等，见于日本史书的有十余人，都在日本朝廷任职。唐朝僧人也有随遣唐使赴日的，最著名的是东渡传授戒律的鉴真。随遣唐使船到日本的，还有天竺﹑西域﹑南海的人，不少受波斯﹑印度影响的唐朝文物，也输入日本。丝绸之路东端延至日本﹐遣唐使也是有作用的。

后世纪念

纪念碑

“日本国遣隋使遣唐使访都之地”纪念碑亭1985年，在全日本文化团体联合会会长、奈良县文化协会联盟会长、橿原市文化协会会长、文学博士户田守亮先生的积极努力下，由橿原市文化协会出资，日本奈良县遣隋遣唐使显彰委员会、日本国奈良县橿原市文化协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洛阳分会三个单位在洛阳应天门遗址处建立“日本国遣隋使遣唐使访都之地”纪念碑一通，后又修造石亭一座，以示纪念与敬仰。

“访都碑亭”作为中日交流历史的见证，中日友好的象征，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纪念碑暂存于周公庙内。

遣唐使船

“在上海世博会日本馆里，有一个以“遣唐使”为中心的展区，展现从中国流传至日本的文化千年传承的历史演进，以重现历史的方式来纪念那些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的先驱。为此，日本角川文化振兴财团投入巨资，领衔推出了“‘遣唐使船’再现计划”，依据历史资料、按当年尺寸和结构仿制的“遣唐使船”已在张家港市长明造船有限公司建成，经水上调试后将于近日运回日本。

重建的这艘“遣唐使船”船长33.6米，宽9.2米，头尾高翘，共分三层，通体以红白为主色，船体内核为钢结构，以柴油为动力，但外表皆为木质结构，不仅帆、桨、锚、舵等一应俱全，在顶层当年遣唐使们用以祈祷的佛龛内还陈列着一列辟邪的鱼叉和铜钟。据介绍，这艘“遣唐使船”是以日本飞鸟时代到平安时代(公元7世纪-9世纪)的“遣唐使船”为蓝本重建的，为了最大程度重现其历史原貌，所有细节均经过专家反复考证。

相关发现

中国西北大学在2004年10月10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发现了一块8世纪初期日本遣唐使的墓志(放在墓内，记录死者生平的方形石块)。这一消息在日本引起巨大反响，日本《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产经新闻》等各大报均在头版做了详细报道。

据报道，西北大学发现的这块墓志是中国首次发现的遣唐使客死中国的实物记录。该墓志上刻著"赠尚衣丰御井公墓并序:姓井、字真成，国号日本"。该墓志还记载著这位姓井的日本遣唐使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学识渊博，并作为正式官吏侍奉朝廷。他在开元22年(公元734年)因患急病去世，享年36岁。当时的唐玄宗十分痛惜，追封他为尚衣丰御(负责管理皇帝服饰的五品官)。墓志上还写著"客死他乡，魂归故里"。

日本学界原先一直认定墓志主人井真成，是公元717年随使团去中国的日本留学生，734年病逝于长安。然而，研究隋唐史与古代东亚国际关系史近20年的韩，对这一权威结论提出了质疑。根据他的研究，井真成的真实身份应该是733年第十次日本遣唐使团中的准判官(指使团中第三等级的官员)，而非留学生。733年4月，他随使团从日本的难波港出发，经历了4个月的海上航行，于当年秋天来到唐都长安。此时恰逢长安饥荒，唐玄宗忙于处理政务并准备去东都洛阳避灾，未能如期接见日本使团。直到翌年4月，使团才前往洛阳，完成朝贡。在此期间，因一路颠簸劳顿，井真成积劳成疾，不久便遽然病逝，唐朝按相关规定破格给予他赠官，以示褒奖。

日本专家认为，这块墓志对研究古代东亚交流史具有重大意义，可以使后人更多地了解遣唐使，也反映了日中交流史上的一个侧面。而且，这块墓志还表明，中国早在唐朝开元年间就将日本正式称为"日本"，是今发现的最古老的明确"日本"国号的标记。

创价大学文学部教授、中国古代史专家池田温说，中国虽然出土了5000多件唐代墓志，但发现记载有"日本"国号的墓志则是首次。井真成死后被唐朝皇帝追封为"尚衣丰御"，这是个很高的官职，它表明日本遣唐使受到了很高的待遇。这也是日中交流史上十分珍贵的史料。奈良文化遗产研究所所长町田章也认为，历史上记载的奈良时代的遣唐使资料不多，这块墓志的发现对详细了解遣唐使的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