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倭”是日本人的一员，在战争中与朝鲜人有着不可调和的仇恨，但它与朝鲜人之间的关系却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其中的原因和影响，都是值得研究的。这一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朝鲜民族对自身身份的认同感，同时也使得投降的倭寇面对着身份的问题。
倭寇与朝鲜社会之间的冲突，是由于倭寇在朝鲜境内犯下了许多罪恶而引起的。这样的举动，跟朝鲜人的怀柔有关，在华夏人的观念中，中国的君主们，对于远方的敌人，往往会做出一些牺牲自己利益的事情，来表现自己的仁慈。
而朝鲜人则是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国家，一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另一个是为了和周围的国家保持良好的联系，这也是为什么朝鲜人的外交策略，与中国人差不多的原因。
为了安抚这些投降的倭寇，他们奖励了不少东西，使得一些倭寇变得目中无人，而支持他们接受这些倭寇的宣祖更是说：“宋经略奉旨，带着二十五个倭寇出城，让他们准备最好的马匹，保护他们的士兵，如果受伤，一律处死。”
很显然，这些倭寇的所作所为，已经引起了朝鲜皇帝的愤怒。而在这些官员之中，又以司宪府曝光的罪状最多，因为他们的责任就是“理政通人和，整顿民情，申冤抑，禁止作假”，在诱降的时候，他们似乎都在“唱反调”。
在历史记载中，日本人所犯的罪行大致可分如下：首先，朝鲜官吏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并对随行的官吏和与之共事的文武百官进行了暴打，这种暴行与日本人在日本的身份有很大的关系。
劫掠平民财产，就像是侵略军队一样。第三，被捕后拒绝接受朝鲜 的管制，企图越狱。另一种则是觉得朝鲜没有给他们足够的奖励，所以他们希望用犯罪来吸引更多的注意力，从而获得更多的奖励。
在朝鲜当权者看来，他们扰乱朝鲜的政局，踩在朝鲜人的威严上，在普通百姓看来，他们跟侵略军队没什么区别，他们所依赖的财物被掠夺得一干二净，甚至于“京中人卜，如此甚乱”。
朝鲜官方与人民，对于投降日军所犯下的各种罪过，都进行了一定的还击。宣祖二十七年（一五九四年）10月，金应瑞奏报：“从宜城来的叛军三人，行军途中，被县令卢景福暗中杀害，两人被杀，一人下落不明。”
数月之后，尹先觉与宣祖商议，对宣祖说：“听闻宜城来了八个叛军，其中一个叛军最是奸诈，郡守想要铲除他，他的叛军策马而来，到了县城，将他杀死，丢入池塘，郡守还县。”
不管是文武百官，还是平民百姓，都痛恨这群穷凶极恶的 ，并暗中谋害他们。因为没有人会受到任何的处罚，所以很多人都会大肆屠杀倭寇，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降倭和朝鲜之间的关系既深又错综复杂，使其产生了身份认同的问题。这就是他们既是日本人，也是朝鲜人，朝鲜人把他们看成日本人，他们把自己看成朝鲜人，这就使他们面临着两难的境地。朝鲜人对他们的排除，这一点从以上的历史资料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佐证。
朝鲜王室奉行的是“小中华”的理念，具有很强的自尊心，正如朝鲜先祖所言：“蛮夷皆为我之藩属，皆为我之臣，与君王并无二致。或者是力量，或者是声音，都不能有任何的破绽。”
黄枝连说，这样的想法，虽然让朝鲜人产生了一种“天下苍生，唯我独尊”的感觉，但在面对事实的时候，他们还是认为，倭人和胡人“兵强马壮，忽而反，看不清利益，不值得信任”。
朝鲜人在意的只是他们对付倭寇的技巧，用礼物和姓氏来安慰倭寇，虽然心里还是看不起倭寇，但更多的倭寇还是希望能在朝鲜过上平静的日子。
与日本投降投降的倭寇一样，明代东征将军后代也面临着相同的困境。按照孙师魏国的说法，因为朝鲜的阶级森严，所以“明遗民”虽然得到了皇帝的全力扶持，但他们的身份却很难得到改观，因为他们以前是敌人，现在是“倭夷”。
虽然投降的人，得到了朝廷的嘉奖，但到了他们的二代，在与周围的朝鲜人发生矛盾的时候，他们尽量掩饰自己的日本人的身份，然后用朝鲜人的习俗，迅速的将自己的文化与朝鲜人融合在一起，希望能够快速的融入这个世界。
总体而言，由于受到特殊待遇而产生的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使得一些“降倭寇”在朝鲜境内兴风作浪，为朝鲜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所致。
朝鲜官方对这些倭寇恨之入骨，因此这些倭寇与朝鲜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哪怕那些忠心顺服的倭寇，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直到战争结束，这些倭寇才真正融入朝鲜人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