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和日本列岛上的人从古代起就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相互间的移民也是常有的事。到了朝鲜，朝鲜人将投降的日本人称为“向化倭人”，1396年，《朝鲜太祖实录》中记载：“投降倭魁六人，首领三人，奉剑一柄，环刀一柄，上朝参赞。”
此后，日人投降，加入了朝鲜，被朝鲜人奉上了很高的待遇。但是，“投降”问题在朝鲜的历史上却一直持续到了壬辰倭变之后才开始出现。七年抗战时期（1592-1598)，日本10-20万大军在朝鲜半岛上肆虐，但在这段时期内，又有大量的日寇投降，“降倭”便成了一种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
这是一种社会现象。在战争开始的时候，朝鲜并没有多少日本人被抓，大部分都是被杀死或者送给了大明。在贯井看来，现在朝鲜人已经陷入了绝境，屠杀日本人能够振奋他们的斗志，所以日本人很少会有人投降，只要被俘虏，就会被处决。
宣祖25年（1592年）10月，李除见朝鲜士兵脆弱不堪，战力低下，便想从明南兵那里得到《纪效新书》中的谋略，同时又突然想到，可以通过降贼来增强朝鲜的军力。宣祖师命朝鲜人“仔细盘查，炮管如何制作，如何发射大炮。若有人领悟了剑法，便会向他请教。”
随后，他学会了“火烧”之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日本人逃跑的次数越来越多，甚至丰臣秀吉还向岛津义久、佐竹义宣等人发出了“命令，让他们撤退，让他们撤退，让他们自己选择逃跑，而不是自己逃跑”，并且禁止士兵投降。
要想在不依靠明军的前提下，发展出一支不依靠明军的军队，朝鲜唯一能做的，就是借助倭寇的力量，虽然宣祖是唯一一个支持倭寇的人，但大多数人都不相信倭寇，但局势已经在悄然改变了。
李如松统帅的军队进入朝鲜之后，日本人被打得节节败退。万历二十一年（一五三三年）一月，明军攻占了平壤，到了四月份，大大小小的战争才告一段落，在这段时间里，很多日本人都投降了，宋应昌说：“根据情报，日本人已经有九十多人加入了我们的队伍，但是明军并没有将日本人赶尽杀绝，而是放任日本人继续前进，这在朝鲜人中造成了很大的恐慌。
然而，面对日益增加的投降倭寇，该怎样处理好他们，却成了朝鲜迫切需要处理的一个难题。宣祖陛下建议将他们的长处发挥出来，传授给朝鲜士兵一些 之类的技巧，这才有了一些成效。
朝鲜人也意识到了投降倭寇的利益，在明军的催促下，他们对倭寇的戒备之心越来越重，渐渐地接受了倭寇，甚至还采取了“诱降之策”。万历22年（一五九四年）1月，骆尚志和查大受，向朝鲜 柳成龙和李德馨发出警告：“凡是被俘虏的人，只要是有功之人，都会被处死，为他们的归降之途，必须严加禁止。
不要奖励他们，让他们进入他们的老巢，把他们引到那里，警告朝鲜 ，要对他们好一点，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利用他们已经投降的日本人，来诱惑他们的臣服。
二月份，宣祖皇帝提出：“（朝鲜）俘虏皆斩之，以断其归降之道，不但心胸狭窄，更因其所学之术，不可传授于人。”于是，朝鲜皇帝颁布了“俘虏日本人，除凶险难治之人，其余人，皆带回京城，或引其归降”的法令。
日本人的投降率并没有因为这一点而降低。在这样的形势下，宣祖在两个月之后提出：“断绝一切从外而来的倭寇，我认为是不行的。”今日投降日本百余人，未费一兵一卒。你为何要怀疑自己？”
又提出“先把他们招降，再交给他们”的主动引诱策略怂恿下，朝鲜东莱学院学生宋世昌怂恿毛利元就手下将领萱岛木兵卫率人叛变，顺利投降。
庆尚道监察使洪履祥主管这件事情，他在给萱岛的木军卫写了一封信：“陛下若能识大义，知大义，变通大义，化危为机，化险恶为平局，自当嘉奖，若陛下能运筹帷幄，大获全胜，陛下如何报答陛下？”他对大义剿灭倭寇的期望，言辞间尽显无疑。
通过以上的整理，我们可以看到，起初朝鲜人对投降倭寇极为反感，而宣祖想要借助投降之法，就提倡接纳投降倭寇。朝鲜人在经历了一次对峙之后，于1594年初制定了诱降日寇的政策，从而导致投降日本人的人数剧增。
后来，由于投降的倭寇不是造成当地的冲突，就是很难收编，所以在1594年中期和1596年中期两次中止了对倭寇的引诱，并在1597年战争结束后，重新启动了新一波的引诱投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