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部族”的由来，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比较令人信服的说法是，部族人是从“河原者”中诞生出来的，到春秋战国时期才完全成型的。
日本在“大化改新”之后，建立起了以“良”“贱”等等级划分的国民体系。其中，平民、品部和杂户被称为“良”，而庶户、官户和家庭成员、公奴婢和私奴婢被称为“贱”，并对贵贱之间不得结婚作了明确的规范。可以说，正是由于这样的阶级划分，才导致了后来日本社会中“贵”与“贱”泾渭分明的对峙体系的出现。
到了太平年间，“庄园制”的兴起，使得封建君主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封建奴隶制度最终崩溃。在农业区的发展和佛教文化的传入下，日本社会出现了“禁生”和“禁食”的习俗，相应地也出现了“污秽观”。在这个世界上，人们已经对屠夫和与之有关的手艺人产生了轻蔑。
与农事无关的职业逐渐被认为是“贱业”，这类职业的从业人员逐渐受到了主流的排斥。旧式的贱民制度在瓦解之后，逐步过渡到中期的贱民制度。
从太平年间到室町幕府时代，在“庄园”周围的荒地和河滩上，以游手好闲为生的游手好闲的游手好闲的人，如流浪汉、乞丐、拉车的船夫、工匠和行刑的仆役等，逐步组成了“河原者”，也就是“部落民”的最初形态。
到了春秋时期，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战争的必然性，各诸侯国对“河原者”的控制逐渐加大，丰臣秀吉等人先后发布了多项政令，对生活在“部落”中的“河原者”进行了限制，限制他们自由迁徙，改变他们的职业，以及与其他阶层的婚姻，使“部族”的地位得到了完全的确立。
在江户时期，此一歧视体制进一步深化和细化。整个日本（以关西，中国，四国，北九州为主），已有数千个“部落地区”，其中的部族人口约有100万。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发布《解放令》，废除“秽多”、“非人”等称谓，使“部族”的地位和职业与普通民众一样，成为“平民”。“部落民”这个词已经换成了“新平民”这个词。但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在传统的阶级意识下，他们并未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在婚姻、就业、教育和管理等方面，他们依然遭受着严重的歧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被长期欺凌与歧视的“部落民”，在“大正民主主义”的鼓吹下，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但是，在日本军国主义兴起的过程中，日本的各个阶级都不得不屈从于军阀们宣扬的“国民一体”的“国策”和“总力战”。
日本的水平社和其他社团先后宣布解散，各项社会活动逐渐消失，整个日本“举国一致”，投身于对亚洲和全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中。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直到日本宣告投降为止，民族解放战争一直处于一种停顿的状态。其理由有二：一是日本统治阶级为实现其对亚洲和世界的征服，采用最大化的“战时物资”的战略，对日本内部的各个阶层，包括冲绳地区的民众，和被占领的朝鲜和中国台湾的民众，都实施了“贵族”的“平民”的政策。
比如，日本的统治者以“一君万民”和“举国一致”为己任，以“融合运动”为借口，以“满洲移民”为借口，以此为借口，把内部的冲突引向别处。其次，多数部族解放者也承认日本所发起的侵略，并对“新体制”、“融合运动”寄予厚望，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要么是自愿的，要么是被迫的。
比如，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全国水平社扩会”在《非常时期全国水平运动》一文中，指出：“既然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身为日本人就应该准确地理解异常情况，并积极地参与到“民族团结”的活动中去。
但是，法西斯“同和”运动并未将“部族”阶级融入到普通大众之中。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战乱中，对于部族战士的欺凌行为屡见不鲜，阵亡的部族战士被禁止入庙“合祀”，诸如“满洲移民”之类的策略，也由于其根深蒂固的部族歧视性思想，未能奏效。
可以说，战后日本的“部族”问题并未发生本质上的变化，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其影响依然十分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