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艾略特作为19世纪英国最著名的女性作家之一，十分关注女性群体的生命历程和生存境遇。她的小说创作中，展现了个性鲜明的女性人物形象，同时也深入探讨她们在女性立场下所经历的历史悲剧，引发了人们深刻的思考。
乔治·艾略特小说中女性的成长之路
以《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的女主人公麦琪为例，她从小就展现出反抗精神，并在成长过程中坚持反抗来自社会、生活和情感的压迫。麦琪小时候过得无忧无虑，家境优渥，拥有一定的主体性意识，不愿接受家庭对女性的传统教育。
然而，随着父亲塔力弗的官司失败，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磨坊也被迫抵押出去。麦琪为了家庭，辍学回家并与母亲一起靠手工活维持生计。父亲去世后，姨妈邀请麦琪去家里寄住，但麦琪却选择成为一名教师，追求经济独立，希望通过勤劳的劳动改善生活。
即使哥哥赎回了磨坊，麦琪仍然坚持通过自己的努力挣钱，追求经济上的独立和个性的完整。同时，在情感方面，麦琪表现出责任感和独立意识。尽管家人将威根姆一家视为敌人，只有理性的麦琪例外，她坚持不因家族的仇恨而失去对人的理智和善意。
麦琪与威根姆的儿子菲利普始终保持友好的交往，也正因为麦琪的真诚以待，菲利普一直在麦琪无助悲伤的时候陪伴她，给予她温暖和力量。被迫与菲利普分开以后的麦琪情不自禁地恋上了表妹露西的未婚夫斯蒂夫，但为了表妹的幸福和作为家人的责任感，她终于忍痛将这份情感扼杀在了萌芽状态。
小说《米德尔马契》被读者认为是乔治·艾略特文学创作的巅峰之作，故事情节围绕米德尔马契镇上年轻人们的成长历程展开。女主人公多萝西娅自小便与小镇上的年轻人们格格不入，与妹妹西莉亚更是截然不同。虽然都有着出身高贵的家庭，但西莉亚如同大家闺秀一般喜欢漂亮的首饰，追求精致的生活。
多萝西娅则身着朴素，不愿通过华丽的饰品来装饰自己纯洁的灵魂。她早早就对上流社会对女性的固有观念表现出拒绝，有着远大的志向和崇高的信仰。在理想与现实的双重映射下，多萝西娅虽然怀揣诸多幻想，同情生活在苦难中的人民，试图拯救身边的人。
但同时她也渐渐变得脱离现实，如同堂吉诃德一样成为所谓的沉溺于自我满足中的理想主义者，让人感觉到可尊可敬，但也可悲可怜。作为女性的多萝西娅勇于和男权主义进行正面的反抗，坚持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所需所求，对于崇高信仰的追求也贯穿了她的一生。
乔治·艾略特小说中女性悲剧的形成原因
艾略特笔下女性悲剧的形成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切入。一方面是外部环境的约束。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大都生活在以男权为核心的社会环境中，这也注定了她们终将在社会中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不断受到来自外部环境的约束。
《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的麦琪虽然有着极强的学术天赋，但她在成年之前甚少出门，甚至参与学校生活的时间也只有一年，这就导致她的满腹经纶无处施展，更没有办法去看外面的世界，心中的梦想只能停留在最初的幻想阶段。
需要注意的是，麦琪接受教育的机会大都掌握在父亲手中，所学习的知识也是传统意义上的男权社会的基本准则，这也导致了这些“知识”是具有局限性的。
与此同时，作为男性权利代表者的汤姆也不愿意麦琪涉足他们的固有领域。汤姆对麦琪表现出的学习欲望进行了打击，并企图借助权威的代表人斯特林来否定她，评价她为“尽管聪明，却很浅薄”。长时间得不到肯定的麦琪也开始对自我产生怀疑。
《仇与情》中的罗莫拉虽然有机会接触到相对高深的知识和学问，并且由于哥哥离家出走后获得了扮演秘书角色的权利，但是在父亲眼里，工作认真、任劳任怨的罗莫拉依旧比不上自己的儿子。父亲巴尔多始终认为微小的女性力量和游移的女性思想使得她们无法在求学之路上坚持到底，他甚至觉得如果在身边帮助他的是自己的儿子，他就能够得到一份被世人所称赞的荣耀。
这些时刻环绕在罗莫拉身边的男性话语在无形之中阻碍着她的前进，紧握的双手、沉默的姿态和悲伤的表情也无时无刻不在展现着她内心的挣扎与妥协。虽然罗莫拉是一位满腹经纶的女性，但她引以为傲的只是来自于家庭的光环，本质上依旧不具备勇气去打破男权社会无形中强加于她身上的枷锁。另一方面，艾略特小说中女性悲剧的形成还受到了自身妥协性的影响。
《米德尔马契》中的多萝西娅虽然为了追求心中的理想嫁给了卡苏朋，但这种婚姻背后还带有一定的祭奠性质和悲剧色彩。而她的第二次婚姻更是妥协的产物：多萝西娅为了获得与威尔的爱情而放弃继承本应属于她的一大笔财产，婚后入不敷出的朴素生活甚至差点让她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妹妹西莉亚。
通过多萝西娅的支持，丈夫威尔成为一名社会学家，而多萝西娅则变成了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展现自己的影响，并将尚未实现的愿望寄托于威尔身上。
虽然这样的结局难以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但这已经是艾略特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做出的决定——毕竟不完美的外在条件只能将女性变成附庸于男性身上的角色。《仇与情》中的罗莫拉虽然深深爱着蒂托，但她与蒂托的婚姻源于对父权的妥协，这也注定了这场婚姻的悲剧结局。
早在哥哥离家出走之时，罗莫拉就对父亲巴尔多表明：只要有一个学者愿意来娶我，能够代替哥哥在你心里的位置就足矣。蒂托完全符合罗莫拉一直以来的设想——一个勤勉认真的年轻学者、一个不在意世俗眼光的漂亮青年。每当巴尔多想念儿子的时候，蒂托都会表现出一副想要加入这个家庭的模样试图迎娶罗莫拉。
但婚后的事实却表明，这种目的性极强的婚姻并不能得到长久的稳定与幸福。罗莫拉错误地以为父亲是一位明智的学者，以为父亲的追求也是自己的追求，还以为蒂托能够满足自己和父亲共同的心愿。她的所思所想建立在虚构的想象之中，这个想象世界完全不是按照女性要求所构建的，自然也就无法摆脱男权中心主义的窠臼。
最终，罗莫拉和父亲不但没有满足愿望，反而遭遇了蒂托无情的背叛：原来他早早地就和同样迷恋着她的小女孩苔莎组建了另一个家庭，并一直借助苔莎的崇拜来获得所谓的“自尊”。随着蒂托的真面目被揭穿，罗莫拉也随之从一个不可或缺的附属品转变成了无用的工具，这无疑给了罗莫拉毁灭性的打击，也警醒了她一味地妥协只能带来悲剧。
乔治·艾略特女性观的社会意义
艾略特通过她的文学创作揭露了资本主义下的社会制度带给女性的种种压迫。19世纪的英国女性受教育的程度非常有限，难以通过学习提升自己的能力和思想，加之距离生产生活越来越远，再聪明的女性也会渐渐变得对自己没有信心，不得已承认自己的弱势地位。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社会下的性别分工也非常森严，它明确地将男人和女人局限在各自不同的角色领域中。当男性在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驰骋之时，女性只能委身于家庭的一方小天地中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并在其中创造简单的使用价值，无法真正借助自己的知识水平实现人生的价值。
这样的社会模式迫使女性在经济层面依赖于男性，即使能够成功进入劳动力市场之中，女性依旧从事着含金量低、报酬较少的工作，希望获得经济独立依然是一件很难的事。最后，艾略特还在小说中构建了具有责任价值的人际关系。
与其他女性主义文学作品不同的是，艾略特小说中没有刻画那些为了寻求自我而不顾一切的女性人物形象，甚至她们还在一定程度上复归了家庭，但这背后正隐藏了她对于责任和爱的倡导和呼吁，体现了她宽广的人文主义胸怀。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趋于异化，家庭内部之间不再是相互引导、相互包容，而是金钱至上、利益至上。
如《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得知麦琪的父亲破产后，几位姨妈不仅不愿意帮助他们，甚至还试图瓜分为数不多的财产；《米德尔马契》中罗莎蒙德的丈夫身负重债，妻子不但不愿体谅，还一个劲地抱怨，甚至要求他放弃尊严请求别人的帮助，夫妻之间毫无爱与责任。
因此，艾略特希望广大女性群体从自身出发，主动承担起属于自己的责任，与丈夫、孩子和家人们重建和睦互助的家庭关系，而不是为了追求所谓的自我而忘恩负义。在艾略特看来，女性的尊严和责任不在于简单地满足个体的愉悦和富足，而是要处理好和集体、和他人、和社会之间的联系，而责任能够让人们建构和谐的人际关系，也正是通过这种和谐的关系才有助于女性不断完善自我的价值。
接下来，艾略特在小说中呼吁男女两性之间要相互包容。艾略特一生塑造了很多个性鲜明的女性人物形象，她们有一个共同的性格特征就是包容。例如罗莫拉包容丈夫的情人与他的孩子、多萝西娅包容第一任丈夫的无知，等等。
在乔治·艾略特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主人公麦琪经历了种种困境和苦难。她因为擅自出门私会情人而被社会抛弃，哥哥汤姆忽视她的无助，将她赶出家门，使得她陷入孤独和困苦之中。然而，在洪水来临之际，麦琪仍然选择原谅哥哥的冷漠，划着小船去拯救他。两人在死亡的危机中紧紧相拥，体现了两性之间的包容与和解。
通过这样的情节，乔治·艾略特肯定了女性的包容性。她在小说中呼吁男性群体要培养“女性化的”品质，像女性一样关心家庭，只有男女两性之间的互相交流和肯定，才能让家庭关系更加稳固和和谐。
在《米德尔马契》中，罗莎蒙德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女性形象，她将感官上的满足放在首位，甚至为了物质享受不顾丈夫的负债。然而，丈夫利德盖特却怀揣家庭责任和大爱，包容着妻子的种种行为，为了给她幸福的生活甚至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带她回到伦敦谋生。
最终，在丈夫的包容下，罗莎蒙德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选择回归家庭成为一位称职的妻子。这个故事体现了互相理解、互相包容的男女两性关系，这也是乔治·艾略特一直倡导的。她在小说中不断呼吁男性群体学习女性的包容，共同建立一个尊重、和谐、稳定的幸福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