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最兴盛的时候就是唐高宗时代与唐玄宗前期，唐王朝的领土最西抵达中亚乃至波斯（怛罗斯之战唐朝从此退出了中亚），国内富庶到难以想象的程度，此时的中国物产丰盈，国泰民安，边疆稳固，物华天宝，一派盛世景象。中国还完全有能力镇得住四方。
唐朝以强盛的综合国力，不仅建立了皇帝与“天可汗”的双重崇高地位，而且有足够的魅力吸引各国首领前来贡拜。
作为当时的一个“超级大国”，唐朝在这10点媲美现代社会。
1、允许外国人入境居住
唐代是南北朝和隋朝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迁徙时期，各民族进入唐境分为被迫内迁和寻求保护两种，因仰慕唐朝经济文化生活先进而零散入境的人也很多。
西域胡人中以昭武九姓的粟特人入居最多，在敦煌、肃州、甘州、凉州、原州、长安、洛阳等地都有其聚落，从西北辗转到范阳、营州等东北之地的粟特人也很多。
西安出土的康法藏、康志达、安万通、安元寿、米继芬、何文哲等人墓志中，都反映了昭武九姓在京师居住的情况。
特别是在长安经商的西域胡人很多，“酒家胡”和侍酒的“胡姬”比比皆是，安史乱后胡商归路断绝，仅长安客省居住者“常有数百人，并部曲、畜产动以千计”，不少为冒充回纥使者的粟特商人。
广州、洪州、敦煌、登州、楚州、洛阳、扬州等城市也是外国人集中的地方。
因朝觐、侍卫、求学、传教、行艺、避难而入居长安的西域人也不少。如武德时期疏勒王裴纠来朝，拜为鹰扬大将军，“留不去，遂籍京兆”。
咸亨时期波斯王子卑路斯因国亡求援于唐，入长安授以右武卫将军，随行的波斯王室成员和贵族子孙有上千人，皆流寓长安。
为帮助唐朝平叛入居的柘羯军也多留居中原，于阗国王尉迟胜率五千人赴难，后皆留居长安纳入唐籍。
唐政府对外国人移居中国，曾在开元二十五年（737）制定出专门的优惠政策。
规定归化中国的外来者，一方面具状送官府奏闻，一方面所在州镇给衣食并于宽乡附贯安置，另外，还可免去他们的十年赋税。
这对外国移民具有巨大吸引力，是粟特、新罗、大食、波斯等移民社区形成的重要因素，如登州的“新罗坊”，青州的“新罗馆”，敦煌、凉州的“昭武九姓”等。
2、允许外国人参政做官
唐王朝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州县，都有外国人或异族人担任官职，如京畿道委任的715人次刺史中，异族有76人次，占十分之一强，尚不包括早已同化者。
安国人安附国其父朏汗曾任维州刺史、左武卫将军，后迁升为右监门卫大将军，封定襄郡公。
安附国本人为左领军府左郎将，后授上柱国，封驺虞县开国男。
他的两个儿子分任右钤卫将军和鲁州刺史，一家三代在唐朝做官。康国商人康谦在唐玄宗时被授予安南都护，后又为试鸿胪卿，专知山南东路驿。
高丽人高仙芝在唐官至开府仪同三司、武威太守、河西节度使，为唐开拓西域立过大功。
另一高丽人王毛仲，也官至辅国大将军、左武卫大将军，进封霍国公，曾是唐玄宗时皇家禁军的首领。
日本的阿倍仲麻吕留居中国50年，改汉名为晁衡，曾任左补阙、左散骑常侍、安南都护、镇南节度使、光禄大夫兼御史中丞等职。
龟兹人白孝德，因累立战功，官至安西北庭行营节度、鄜坊邠宁节度使，历检校刑部尚书，封昌化郡公。
波斯人后代李元谅曾为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潼关防御、镇国军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
越南人姜公辅，在唐德宗时担任翰林学士，曾一度担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官居宰相。新罗人金允夫、金立之等也都在长安宿卫任官，金云卿曾任兖州司马、淄州长史等。
唐朝大胆起用外族和外国人入仕任官，采取“兼容并包”的用人政策，无疑是其国际性眼光的表现。
3、重用蕃将统军
唐朝前期开疆拓土和后期平叛定难，大都通过提拔与重用各民族“蕃将”。
来自昭武九姓诸国的更多，如安金藏、安禄山、史思明、康日知、李抱玉、李抱真、白孝德、何进滔、何弘敬等。此外，还有出身党项、沙陀、契丹等民族的蕃将。
这些在唐朝任职的武将，有的入朝听命中央调遣，有的为边疆都督、都护或节度使，担任一方军事长官。
唐玄宗时以外族将领32人代替汉将，更是将他们作为支撑帝国大厦的重要柱石，肩负着内护京师、外备征御的重任。
东突厥汗国的阿史那社尔等，铁勒的薛咄摩支等，契丹的李楷固等，百济的沙吒忠义等，都担任过朝廷禁军高级将领，连西域诸国和新罗、渤海等入侍质子也都配授禁军诸卫郎将。
如蕃王子弟婆罗门（北印度）翟昙金刚、龟兹王子白孝顺，吐火罗（今阿富汗）王那都利第仆罗、于阗王尉迟胜等都在长安朝廷留充侍卫，官至大将军等。
许多蕃将及其后裔被唐王朝“处之环卫，委以腹心”，不仅赐姓封王，赐婚尚主，而且陪葬帝陵，官爵世袭。
唐代的军事活动，动员了很多外来民族的“降户”或“归化人”，在蕃将率领下防守反击，这是唐朝“羁縻”政策为其国际战略服务的特征。
4、法律地位平等
按《唐六典》记载，盛唐时有70多个国家与唐王朝经常往来，外国人在唐朝居住者众多，难免有违法犯罪现象。
唐朝对外国侨民在中国领土上所发生的法律纠纷，有专门的法律规定：
“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
《唐律疏议》解释，化外人，即谓：
“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其有同类自相犯者，须问本国之制，依其俗法断之。异类相犯者，若高丽之与百济相犯之类，皆以国家法律，论定刑名”。
这就明确表明，凡是外国人，同一国家侨民之间的案件，唐朝政府尊重当事人所在国的法律制度和风俗习惯，根据他们的俗法断案，享有一定的自治权；
而对于来自不同国家的侨民在唐境内发生的纠纷案件，则按唐朝法律断案，在法律地位上与汉人完全平等，没有特别的治外法权。
这种涉外立法，分别体现了当代立法的属人主义和属地主义的原则，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