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刘彻是历史上最杰出的皇帝之一，奠定了汉朝强盛的局面，成为中国封建王朝第一个发展高峰，也是如今我们汉族名字的缘由所在。汉武帝时期，人才济济，以至于班固惊叹“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并且列举：“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落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帅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馀不可胜纪。”，然而，蹊跷的是，作为班固评价运筹帷幄的名相桑弘羊，却在《史记》和《汉书》中并无列传，岂不是怪哉?
桑弘羊，河南洛阳人，汉武帝时期著名的政治家、经济专家，汉武帝遗诏辅佐汉昭帝的四名顾命大臣(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之一。约生于公元前150年~前140年左右(笔者推算)，出生于商贾家庭，十三岁因心算聪明入内侍奉汉武帝，历任侍中、大农丞、治粟都尉、大司农等职，官至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元凤元年(前80年)，上官桀等筹划政变，桑弘羊因牵连被灭族。
桑弘羊是历史上著名的宰相和经济学家，第一个提出工商富国的思想并且予以实施，主张采取积极的财政调控政策，由国家积极介入工商业以增加经济性收入。在汉武帝的支持下，桑弘羊在掌管国家财政期间，为了彻底解决财政困难问题，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诸如机构改革、盐铁官营、均输平准、酒榷等财经政策，从而为武帝继续推行文治武功事业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使得汉武帝时期“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司马迁语)，这对于后代以至于当下，都有着非常积极的贡献作用，堪称名相。
桑弘羊面对文帝时期私铸铜钱、币制混乱的局面，改革币制，在元鼎四年(前113年)，废除过去所有钱币，以新铸的五铢钱(三官钱)为全国唯一通行的货币，禁止郡国和民间铸钱，由政府指定上林三官统一铸造。这样不但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而且起到了稳定市场和流通效果，使得汉朝的五铢钱成为质量稳定的钱币，一直流通至隋朝七百余年而通行不废，桑弘羊厥功甚伟。
桑弘羊出任大司农(九卿之一)后，进行组织改革，奏请汉武帝设置了“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大司农的属官增加了太仓、均输、平准、都内、籍田五令丞和斡官、铁市两长丞。加强集权，统一全国财经管理，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对盐、铁、酒实行专卖，利用垄断价格，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推行均输平准，调节商品流通，平抑市场价格。
均输法规定郡国向朝廷贡纳的物品，均按照当地市价，折合成当地土特产品，上交给均输官，负责物资的转运和贩卖，以统一管理全国的物资转运和贸易;创立平准令，以各地均输的物品和朝廷生产的车船、器具为后盾，当某种商品过分涨价时，就以平价向市场抛售，使其物价下降;反之，如果某种商品价格过低，就大量买进，促使物价回升。这些措施有力地打击了富商大贾的势力，减轻了人民负担，同时也增加了政府的收入，稳定了市场。
桑弘羊大力推行纳粟拜爵、补官及其赎罪政策，师法商鞅，实行多交粟帛可以免除徭役，纳粟拜爵，并增加了赎罪内容。以上这些措施的施行，增加了财政收入，特别是增加国家粮库的储存，“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平准书》)。
桑弘羊还提出移民屯垦戍边，从根本上解决戍边的粮食供应问题。征和四年(前89年)，桑弘羊与田千秋等联名上书，建议武帝扩大轮台屯田，加强轮台、渠犁的屯田规模，以保障军粮供给。然而却没有被汉武帝采纳，相反汉武帝还批评了桑弘羊等人，并自我检讨，下诏罪己(“轮台罪己诏”)，这也为以后桑弘羊被杀留下了隐患。
桑弘羊掌管财政23年，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出谋划策，殚精竭虑，因此得到汉武帝的重用和看重，后元二年(前87年)武帝诏近臣托孤，任命奉车都尉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接受遗诏辅政。加封桑弘羊为御史大夫，金日磾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共同辅佐少主。桑弘羊也因此达到人臣职位高峰，成为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之一。
然而，桑弘羊和霍光的经济理念不同，桑弘羊一系列经济措施，朝廷几乎完全控制了生产销售和市场，使得地主官僚、贵族和商贾强烈不满;首辅霍光忠心汉室，提倡缓解内部矛盾，因此应该适当放松管制，然而桑弘羊却一意孤行，再加上当时平准均输弊端不少，因此二人之间矛盾逐渐激化。
桑弘羊的命运在著名的“盐铁之议”发生改变，“盐铁之议”是历史上最开明的一次会议典范，相当于如今的“听证会”。有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以及以经谏大夫杜延年为代表的贤良文学士60余人参与了会议，针对武帝时期的各项政策进行辩论，历时五个多月，双方在会议上争相诘难，议论颇为壮观。郎中桓宽根据当时会议的记录，整理为《盐铁论》传世。
“盐铁之议”虽然桑弘羊占了上风，面对诘责侃侃而谈，儒生们目瞪口呆，哑口无言。然而丞相田千秋明哲保身，大权在握的霍光虽然没有参加会议，然而利用汉武帝的罪己诏的政策，坚持推行“与民休息”的措施，从而最终以取消酒类专卖和部分地区的铁器专卖为结束，桑祸二人矛盾得以凸显，桑弘羊于是和上官桀等人勾结，利用上书皇帝的方式，指摘霍光执政的各种弊病，想把霍光拉下马，然而汉昭帝对于霍光十分信任，不理会反霍光势力的要求。
“盐铁之议”后的第二年，元凤元年(前80年)九月，上官桀等筹划政变，昭帝、霍光在政变未发动之前，先发制人，将主谋政变的大臣统统逮捕斩除，桑弘羊亦牵连被灭族。
纵观桑弘羊一生，几十年掌管朝廷财政大权，主持或参与制定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和制度，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作为出色的政治家，他对政府管理和军事外交亦作出过较大贡献。然而，却在司马迁和班固的笔下并无传记传世，原因何在?
就司马迁而言，《史记》中的传记一般都是盖棺定论，除了汉武帝在世有《孝武本纪》外，其他大多是已故之人才有传记，而当时桑弘羊在世，因此司马迁并未单独或者合并列传，只在《平准书》篇章间略带过。
另外，古代中国以农业立国，在两千余年封建历史中，“农本商末”、“重农抑商”观念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主调，占据主流的儒家思想固有的“士农工商”观念对工商业极不重视，因此针对提倡工商富国思想的桑弘羊，自然很难得到以道统自居，以继承孔子思想为己任的司马迁和班固的青睐。
然而，司马迁即便是对重商思想不予重视，也会如实记录历史，“不虚美、不隐恶”是太史公的良好品德，在《平准书》中，借用卜式的言语表达对桑弘羊的不感冒：“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讽刺桑弘羊贩卖获利，应该被烹煮，并且最后揶揄平准政策“于是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明确表示反对。然而也对桑弘羊的功绩予以表明“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馀谷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如果说司马迁不给桑弘羊列传还有借口和理由，那么百年之后班固的《汉书》也未列传就有失偏颇，作为汉武帝时期重要的宰相大臣，作为汉宣帝的四名顾命大臣之一，霍光和金日磾都有单独传记，就连上官桀也在《汉书·外戚传》予以简单介绍，然而桑弘羊却没有。却在评论汉武帝时期人物的时候，给予评价“运筹则桑弘羊”(《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确实蹊跷。
以笔者看来，一则是班固继承了儒家的传统思想，和司马迁一样，认为桑弘羊提倡工商富国不符合道统，另外桑弘羊最后结局是谋反被灭族，作为一个罪人，自然难以列传(司马迁则不同)，因而就忽略而过。以此观之，班固的个人偏好也影响对历史的记录，这点和司马迁的境界还是大有差距的。
桑弘羊，作为汉武帝时期的实权人物，名气不如其他文臣武将那样十分显赫，然而，为汉武帝时期的经济强盛打下坚实的基础，使得汉武帝可以纵横捭阖，称雄天下，可以说厥功至伟，其经济思想和政治主张到现在都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因此，此篇文章算是为桑弘羊正名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