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和杜甫都是唐朝十分伟大的诗人，很多人好奇李白和杜甫的关系，两人都如此有才能，那他们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其实李白和杜甫算有一定交集，但友谊并没有那么深厚。李白和杜甫作诗的风格相差很大，而且两人所处的时期也有一定区别。后来杜甫定居长安城，李白则开始了自己游历的生活，两人便逐渐疏远。不过据说李白和杜甫晚年出现了一些隔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一起来了解下吧。
一、杜甫对李白之死漠视之蹊跷
李白于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冬天入永王李粼幕府，有《别内赴征》三首，《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在水军宴韦司马楼船观妓》、《永王东巡歌》等诗纪其事。李白又一次胸怀高远，以为可以大展宏图，可以实现毕生之志了。岂料永王初衷为争夺帝位，其谋被识破，至德2年2月永王兵败，李白逃奔彭泽，被捕入寻阳狱中。11月，被定罪长流夜郎，途中获赦。转辗两年，旧疾复发，来至当涂，依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但沉疴不治，于代宗宝应元年11月卒于当涂。时杜甫在成都，有《寄李白二十韵》一诗。诗云“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滨”之句，可见对李白的病状了如指掌。声名闻于天下的李白之死，应该是当时诗坛的大事件，杜甫应当知道。但他对李白之死却没有任何表示，这是很让人疑惑的事。而就在李白死后的几年间，杜甫的几位至交好友先后辞世，却得到了杜甫不同形式的凭吊怀念。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8月4日房琯病卒于阆州，杜甫往吊，并写有祭文，沉痛至哀。后写有《别房太尉墓》一诗，抒发哀悼怀念之情。次年，郑虔死于台州，苏源明死于长安，对这两位千里之遥的亡友，杜甫都有诗哭悼之，写有《哭郑司户、苏少监》和《怀旧》。如《怀旧》诗云：“地下苏司业，情亲独有君，自从失词伯，不复更论文。”又次年正月，高适病死于长安，杜甫很悲伤，在《闻高常侍亡》中写到“归朝不相见，蜀使忽传亡，致君丹槛折，哭友白云长，独步诗名在，只令故旧伤。”4月，严武死于成都，杜甫有诗哭之。《哭严仆射旅衬》诗云：“一哀三峡暮，遗后见君情。”以后还写有《八哀诗》相挽，另有《哭严仆射归梓》诗。代宗大历四年(769)的时候，杜甫流寓湖湘，至潭州时，遇友人韦之晋死，他有诗哭之。这时距李白之死已过去了近七、八年，我们依然未看到杜甫对李白的哀挽诗作。是杜甫把李白忘了吗?还是写的悼亡诗失传了呢?看来都不是。他连韦之晋这样的一般朋友都会倾吐思念之情，何况李白和杜甫早年建立了天下皆知的友谊呢。而且如果杜甫有怀悼李白的诗，不会轻易散佚的，如果他对李白还怀有从前的感情，下笔定会有惊天地泣鬼神的至文，就更不会不翼而亡的。这一切都告诉我们一个信息，这两位诗坛巨擘之间，一定发生了重大的隔膜，甚至龃龉。因为以李白和杜甫早年交谊之深，对比杜甫的冷淡漠然，是令人十分惊异的，也是无从解释的。
二、李白和杜甫早年交往之深挚
李白和杜甫这两颗诗坛最耀眼的明星是在玄宗天宝三载(744年)四月相会的，地点是东都洛阳。李白当时因受长安奸佞群小的谗毁，被皇帝赐金诏许还山，向东开始了他第二次漫游。杜甫则结束了在齐鲁一带的游历回到了算是故乡的洛阳，并住在偃师县西北首阳山下的“陆浑山庄”。李白时年44岁，杜甫小李白11岁，正好33岁，都是人到中年，襟抱未开，而又目空一切，志存高远的年龄，对两人而言，这次订交，可谓忘年。但毕竟是初识，未及深入。李白不久离开洛阳去梁宋(今河南开封)一带。杜甫随即跟到了梁宋。这算是两人重逢。这次相聚著名诗人高适也参加了。三人相携游乐赋诗，畅饮高歌。李白和杜甫感情交谊大大加深。李白不久前往齐鲁，杜甫又追随到了齐鲁，第三次与李白会面。这时两人已情同手足。杜甫在《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中写道：“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可见情谊深浓。李白也有诗回寄杜甫，表达思念之情。所谓“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沙丘城下寄杜甫》)最后，这两位中国诗歌史上的顶级人物洒泪在齐鲁分手，各寻前程去了。从此一别，竟成永诀，李白和杜甫也就再没有见过面，两人的友谊和感情在以后的诗歌交往中加深着。
郭沫若先生曾做过如下统计。在现存1400余首杜诗中，和李白有关的将近20首。其中专门寄赠或怀李白的有10首：《赠李白》2首，《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1首，《冬日有怀李白》1首，《春日忆李白》1首，《梦李白》2首，《天末怀李白》1首，《寄李十二白二十韵》1首，《不见》1首。诗中提到李白的5首：《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1首，《饮中八仙歌》1首，《醉歌》1首，《昔游》1首，《遣怀》1首。没有提名，但其中一定包含有李白的，无法统计。在这些诗歌中，杜甫满怀真情，有对李白遭遇、命运的同情和不平，如“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有对其诗歌风格的评价，如“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文彩承殊渥，流传必绝伦”;有对其豪迈高洁的人格的赞美歌颂。如“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些诗句表达的是一腔拳拳深情，奠定了李杜之间的真挚友谊。李白写给杜甫诗留存数量不多，仅有4首。“前人爱以现存诗歌的数量来衡量李杜情感的厚薄，说杜厚于李，而李薄于杜。那真是皮相之见。”因为诗中情意甚殷，并不逊于杜甫。而且两人几乎达到了心有灵犀，息息相通的感人境界。如杜甫《冬日有怀李白》写道：“寂寞书齐裹，终朝独尔思。”李白《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补阙范侍御》也写道：“相失各万里，茫然空尔思。”杜补阙就是杜甫。
李白和杜甫在诗歌往还上建立的友谊是深挚真诚的，是美好的。成了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也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以不同风格而齐名并称的先例。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两位亲如兄弟的诗人，关系却在晚年出现了裂痕，叫人疑窦丛生。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三、李白和杜甫隔阂原因之探秘
郭沫若先生认为，李白怅怨杜甫不理解自己的心曲，不理解自己的政治抱负，故两人感情发生变化。起因是杜甫的《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这首诗是杜甫写李白最长的一首，共200字，“可说是杜甫的李白诗传，对于李白的现状，不仅他的生活，更兼及他的心事，都好象了如指掌。”全诗如下：
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声名从此大，汩没一朝伸。文采承殊渥，流传必绝伦。
龙舟移棹晚，兽锦夺袍新。白日来深殿，青云满后尘。
乞归优诏许，遇我夙心亲。未负幽栖志，兼全宠辱身。
剧谈怜野逸，嗜酒见天真。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
稻梁求未足，薏苡谤何频。王岭炎蒸地，三危放逐臣。
几年遭鹏鸟，独泣向麒麟。苏武元还汉，黄公岂事秦?
楚筵辞醴日，梁狱上书辰。已用当时法，谁将此议陈?
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滨。莫怪恩波隔，乘槎与问津。
这的确可以当李白小传来读了。但郭先生认为这首诗是令李白十分不快甚至很不满意的。他说：“诗是‘寄’给李白的，李白在去世之前还有相当的时间，不至于看不到它。看到之后，李白会作何感想?我认为有好些辞句很难使李白满意。关于‘三危放逐臣’句，上面已经说了，那还只是出于考虑欠周到的语病。还有更重要的关节处，一定会使李白失望。天宝初年李白被谗逐，这在李白是非常遗憾的事，而在杜甫诗中却以‘乞归优诏许’一句不着痕迹地带过。不好诽谤朝廷，在杜甫说来自然是‘忠’;但对于谗毁者的‘贱臣’‘佞臣’——高力士、张垍之流，却未免过于‘恕’了。李白下庐山从永王东巡并不算犯罪而是冤枉，他一方面是体贴着唐玄宗的意旨在办事，另一方面也想借永王之力扫荡胡尘，拯救天下苍生;然而杜甫却把它说成为找饭吃而受到处分。这在李白恐怕是更感到意外的。”应该说郭老的分析是有道理的。李白和杜甫之间的确发生了隔阂，“杜甫对于李白的感情由怀念仰慕转变为哀怜惋惜。”
我认为，真正使杜甫对李白心怀不满的是两件大事。一是李白恃才傲物，被逐出长安;二是不辨忠伪，依从永王而最终获罪。而这两件事关乎着是否对皇帝、朝廷的忠诚。我们知道，杜甫被称为“千古诗人”，其根本原因是因为他的忠君，因为忠君，才去爱民，才去关心民瘼，才去关心天下兴衰。他的代表作无不由此可以做出准确的解释。故清人叶燮在《原诗》中说：“千古诗人推杜甫。其诗随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无处不发其思君王、忧祸乱、悲时日、念友朋、吊古人、怀远道，今昔之感，一一触类而起。”故其诗被誉为“政治诗”、“诗史”，是当之无愧的。他确立的政治理想就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忧患“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成卒”，他不能改变的是自己的忠君个性，“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而且，杜甫诗歌取得卓越的艺术成就，获得崇高的艺术地位是和他的政治思想密不可分的。而封建时代忠君和爱国常常是统一起来的。他的忠君爱国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强烈地表现了出来。所以人们也称杜甫为爱国诗人、人民诗人。[2](P89)在这一方面，李白和杜甫是有很大的区别。身受道家思想影响的李白，更多的追求任情适情，放浪恣肆，逸游山水的生存方式。所谓“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就是写照。故他被诏入长安，纵然抱有实现“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宏伟理想，可并未使自己桀骜不驯的个性有所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所谓“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就是写照。进而交恶于玄宗幸臣张垍，宠妃杨玉环，侮慢炙手可热的宦官高力士。最后终于被皇帝疏远，赐金还山。李白把政治活动中受到挫折、愤懑、郁闷、不平皆倾泻于诗，《行路难》三首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对于李白早年的这次政治磨难，杜甫是深表同情的，但同情中带有惋惜，或者也有一些对李白的不满。上引杜甫的《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中“乞归优诏许”、“莫怪恩波隔”两句就蕴含有这样的意思，规劝李白不要怪怨朝廷和皇帝。在杜甫看来，玄宗是“尧舜君”，他自己是“不忍便永诀”的。
况且能像李白那样一夜之间由一介布衣青云直上，做了皇帝的文学侍臣，是杜甫梦寐以求的事。他早年困居长安，接连给皇帝上赋求仕，未得知遇。安史乱中，南北奔波，追随行在，最后是“衣袖露两肘，麻鞋见天子”，才做了个小小左拾遗。李白殊遇恩宠，却不当一回事，杜甫自然是又羡慕，又嫉妒了，对李白突然失宠，他也自然希望李白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不要怨诽朝廷。同时，杜甫对李白是有所规劝的。写于天宝四载(745年)的《赠李白》就这样质问：“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显然希望李白能有所收敛狂放痛饮的个性。写于蜀地的《不见》(原注：近无李白消息)中有：“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可能呼唤李白回到蜀中，两人共修旧谊，“重与细论文”。呆在一起，以便更好地互相照顾，也是更能便利地对这位兄长加以劝导。当他得知李白遭遇流放夜郎，就希望他途经屈原故乡时，“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汩罗。”大概希望屈原的忠魂能对李白有所感化。这大概就是杜甫对李白恃才傲扬而失宠有所不满却没有说出的心思吧。
如果说长安一行是李白政治生活中的第一次大失败，那么，他晚年加入李璘幕府就是一次更大的失败。虽然李白入幕从种种迹象来看是不得已被胁迫，但李粼的意气之举却差一点让李白招来杀身之祸。[3](P70)对此杜甫也是非常同情的。但可以推想，杜甫对此一定不满。因为李璘事件最后被定性为叛逆做乱，与安禄山等同。肃宗下令剿灭。李白也被定罪“附逆”，长流夜郎。从现存的资料来看，杜甫对这位肃宗皇帝没有表现出太大的不满，和对待玄宗一样，他仍抱有“一饭未曾忘君”的忠心，自己的好朋友“附逆”，他从内心深处是不能接受的，也就无法原谅。加之杜甫当时远在四川，消息不灵通，更大可能得到的是道路传言，对李白从璘的细节也就无从评察，最终做出从感情上弃绝李白也就在所难免了。
我们做出这一判断的有力证据就是杜甫对李白之死冷漠到近乎无情的程度。和他交往的许多朋友一旦或病或亡，他差不多写诗凭吊、缅怀，惟不予李白一字。足以说明李白和杜甫晚年之隔阂是相当深的，而这种隔阂主要是杜甫对李白的失望不满已无法挽回了。
尽管如此，李白和杜甫齐名以及李白和杜甫早年建立的友谊和他们不朽的文学业绩仍然在文学史上照耀千古，永远是后人学习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