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巨流河》这本书的人都知道齐世英、齐邦媛父女两代中国人的坎坷人生、迁徙流离以及历史宿命。如今，《齐世英口述自传》在大陆出版。这本资料翔实、细节丰富的著作无疑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提供了一份重要的参考资料，也让我们得见齐世英坎坷多难的一生——虽心怀救国梦想，但所处时代，终究让他难以渡过“巨流河”。
齐世英早年曾留学日本、德国，后参加郭松龄兵变失败，到日本驻奉天领事馆逃避张作霖的追捕，结识了二战后成为日本首相的吉田茂。齐世英27岁时，加入了“当年形象清新之国民党”，深得陈果夫、陈立夫赏识，负责东北党务。抗战期间，齐世英创办《时与潮》杂志。
1949年，齐世英到中国台湾，55岁时因拂逆权力中心，被开除国民党党籍，一生黄金岁月尽在理想与幻灭中度过。齐世英身处历史洪流之中，个人得失皆淡然处之，堪称隐藏于台北闹市的“大隐”。
书中披露出的一些历史细节耐人寻味
例如，齐世英与张学良的纠葛与恩怨。齐世英曾与张学良做一席谈，在谈到张作霖时，张学良认为乃父有雄才无大略，潜台词就是自己既有雄才，又有大略。齐世英不客气地说，张作霖为了稳定局面，对那些反对他的人也能推心置腹，“这些事你恐怕还比不上你的老太爷”，两人话不投机，不欢而散。曾任张学良秘书长的王树翰问张学良谈得怎样，张学良说，被齐某人教训了一顿。
张学良
西安事变齐世英有百分之二三十的责任
西安事变后，何应钦对齐世英说，“西安事变你负有百分之二三十的责任”。原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一部分原因是和齐世英怄气：“老实说吧，旁人(在张学良身边潜伏的共产党人)的主张是一半，受气是一半。受气嘛：一则国府授勋这个有，那个有，唯独我没有。
二则我买三部汽车，海关不免税，看不起我张学良。三则齐某人在南京一件一件的搞我，中央从不制止，中央用我不如用他。”齐世英对何应钦说，“他讲的全是小孩子的话”，“凭我一个书生，一个中央政治会议的秘书，手无寸铁，我有什么力量能使他造反”。
齐世英眼中的张学良，政治智慧不足，时有孩子气的行为。晚年的齐世英住院手术，八十多岁的张学良来探望，这是他们自1936年汉口晤谈后首次见面。齐世英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反思道，“假若当时政治智慧纯熟，开诚畅谈，也许能有另一局面”。历史上充满了无数的“假如”和“也许”，一切缺憾也只有还诸天地了。
齐邦媛
1949年，齐世英“凄惶走中国台湾”。到中国台湾后，未改知识分子本色，因反对提高电费作为军费，大胆直言，被开除国民党党籍。1987年，齐世英逝世。
《齐世英口述自传》与《巨流河》相比，前者因齐世英亲身经历，重大历史事件以个人记忆的形式呈现，丰富了我们对西安事变、二战后东北问题的认识，从一个侧面可见国民党党派和团体之间的倾轧和斗争，但也可见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各阶层的牺牲和努力。
齐世英那一代知识分子，不论是发行杂志、致力教育，还是从政献计献策，都可视为满腔赤诚救国之举。《齐世英口述自传》的价值在于史料，《巨流河》的引人入胜处在于文采斐然，感染力强。
在女儿齐邦媛眼中，齐世英宝贵的人生财富是什么?齐邦媛征引了一段话来说明齐世英的理想：“国家必须是根据个人的权利与自由而建立起的一个社会，这样的社会必须综合各种利益、思想与意见。”
齐世英一生的颠沛流离源于此，他的无形建树也系于斯。齐邦媛认为《齐世英口述自传》“当可传世，为这个动荡、丰盈、奇特的时代作个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