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了解：宋代官员从商的读者，下面66历史网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宋代官员从商的方式有哪些?
宋代官从商官员身份多样，上至国家股肱之臣，下至地方斗石小吏，都积极投身商海。且从商方式多样化，官员除本人亲自从商外，还利用身边的亲属、奴婢部曲、亲信从商，又或者直接与一般商人勾结从商，如此，便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官员自己从商的风险。
官员无论以何种方式从商，都可利用自己的职权之便，获取公共资源、降低进价、免征税收，为自己增加贩易时的优势。
一、官员本人从商
官吏作为国家公权力的代言人，在行使自己的职权时，拥有着国家给予的便利条件。官员自己经商涉及的领域多样，有榷场管理人员自己经商，有利用公共财务为自己经商，有直接盗用公共财物进行贩卖等。
对此，苏洵在《嘉祐集》中对此感慨颇深，“吏之商，既幸而不罚，又从而不征，资之以县官公籴之法，负之以县官之徒，载之以县官之舟，关防不讥，津梁不呵，然则为吏而商，诚可乐也。”
如此，官吏极大程度利用公私财物为自己经商，从而直接获取商业利益，成为官员从商屡禁不止的重大原因。下文按照官员经营的商品种类对官员经商进行划分，分为经营一般商品和经营禁榷领域的商品，分析官员从商在此呈现出的不同态势。
1. 从事一般商品贸易
官员从事商品贸易的种类多样，在一般商品贸易领域，有直接利用自己资产进行租赁或借贷放息的，也有进行木材买卖、棺材买卖、商品印刷或者贩卖米粟的。
有利用自己职务之便强占私产或者劳役公共财物以谋取私利，如北宋大臣晏殊，任宰相期间广置私产、盖屋租赁，用以谋取私利，蔡襄针对此事进行揭发，乞求罢免宰相：“臣窃见宰臣晏殊，……唯务私家营置资产，见于蔡河岸上，讬借名目，射占官地，盖屋僦赁。”
虽蔡襄以强占公地谋取私利作为攻击晏殊的手段，但宋代高级官员却私置田产用以租赁，且利用职权私役公产成为不可争的事实。又如真宗时期边肃，以公钱私自贸易获利，同时还派遣官吏到边疆卖羊，“私以公钱贸易规利，遣吏彊市民羊，买女口自入。”
有官员囤积粮食，以资谋利，如田钦祚曾在任时累积月俸所发的粟米，然后等待价高之时予以贩卖，“月俸所入刍粟，多蓄之，以俟善价，而规其利”也有利用职权减免税收然后从事贸易的，如米信、范旻、杜载、吕端、程德玄等皆以“所过免算”来减少商品税收，同时用以贩卖获利，此处不一一列举。
2.从事禁榷商品贸易
官员在从商过程中，也有诸多官员利用自身优势从事禁榷行业的经营，如从事茶、盐、酤等领域的买卖。淳熙九年赵善利用官职身份高价卖盐，“收买客盐，倍增市价，均配属县。”庆元二年，冯健私役公共人力物力卖盐，“多役水军兴贩盐货”，有宋一代官员从事禁榷贸易现象显著，茶、盐、酒等领域都有涉及，且利用自身身份优势私役公共财物或出售时提高价位，皆成为官员从商的优势。
同时，“转运使”一职应与禁榷领域相关，成为贸易禁榷商品的一个有利职位。仁宗庆历四年八月《长编》中有载：“司勋郎中张可久责授保信节度副使。坐前为淮南转运使，贩私盐万余斤在部中也。”节度副使张可久因为在部中贩盐，且数量达万余斤，因此被贬。
也有大量官员之间相互勾结，转运使借用官船从事私人贩卖的，如仁宗天圣九年:“降权三司使、给事中胡则知陈州;殿中侍御史王沿候服阕，与僻小处知州。初则为河北都转运使，沿尝就则假官船贩盐，又以其子为名，求买酒场。”
给事中胡则曾以其子的名义，经营酒场。还有借用卖茶的名义贩卖其他物品的，哲宗元祐年间殿中侍御史吕陶奏:“伏见利州路转运副使蒲宗闵始附会李稷，以卖茶为名，兴贩诸物，贪息冒赏，累次迁官。”可见，转运使是便于进行经商的一个重要职位，无论是兴贩禁榷之物，还是“兴贩诸物”，掌有运输之权的转运使，都有着较大的优势。综上，宋代除了官员自己经从外，官员之间还相互勾结，且涉及的领域广泛，不仅通过普通般商品谋利，还有大量官员直接从事禁榷商品买卖获利。他们不论经营何种商品，都有可能利用身份私役公产。
一般商品领域更多以自己亲自经营为主，而禁榷领域涉及官员自身有可能负责运输禁榷之物的官职，加上禁榷之物需要运输的缘故，多借用公船或者附着公物进行贩卖。
二、官员利用身边的人从商
作为官员从商方式的延伸，官员利用周边相关联人员进行经商，具有防范风险、便捷操作的好处。
这其中主要涉及四类人员，第一种，利用与其职权相关的部吏;第二是利用属吏亲信;第三是家庭成员;第四是利用亲信等其他人员。不论是对于具有职权隶属关系还是血缘关系，官员本身都是背后的放纵者与操控者，所以，利用相关人员经商成为官吏从商一种常见的方式存在。
1.勾结其他官员
从商官员之间相互勾结从商的形式大多表现两种，一是官员之间利用职位相互通融，借用公共财物用以从商，共同谋利;二是在相关收税“关节”处，予以免算。官员之间相互勾结，借助职务之便免去税息，疏通关节常有之。
在范旻、杜载、吕端等被王仁赡揭发贩卖木材一案中：“近臣、戚里多遣亲信市竹木秦、陇间，联巨筏至京师，所过关渡称制免算。既至，厚结有司，悉官市之，多取其直。”官员之间相互勾结以至免去息钱，等木材贩运至京师便与有司勾结进行买卖，后续被王仁赡所举报的刘知信、程德玄贩卖木材案皆于此类似。真宗景德三年姚铉鬻铅器、卖绫罗一案中也是所过“不输税”。
由此可见，官员经商与关口官员勾结以至免税成为官员经商的重大优势条件。又有官员利用职权以起请改变政策，从而相互勾结取利。哲宗元祐年间，殿中侍御史吕陶上奏，利州路转运副使蒲宗闵始附会李稷：“以卖茶为名，兴贩诸物，贪息冒赏”。
而在这之前，蒲宗闵、李稷却上言：“取息太重，立法太严，远人始病，是时知彭州吕陶奏乞改法，只行长引，令民自贩茶”，要求减少茶息，让民众自行贩卖，实则是在为自己贩茶谋取减息的机会。
哲宗元祐元年二月，右司谏苏辙言：“却差孙迥、李稷入川相度，始拟极力掊取。因建言乞许茶价随时增减。”由此可见，官员事先利用自己的职权以减少成本实际是在替自己谋利，蒲宗闵与李稷相互攀附，最后都被放罢。
官员之间相互勾结共同谋利似乎成为常见现象，太平兴国二年，程德玄因“坐市秦陇竹木联筏入京师，所过矫制免算”，后来被王仁赡举报，事发后，纵容程德玄经营的相关官吏都受到了处罚，陕府西南转运、使左拾遗韦务升，京西转运使、起居舍人程能，判官、右赞善大夫时载，“坐纵德玄等于部下私贩鬻，务升洎能并责授右赞善大夫，载将作监丞。”
又有徽宗崇宁大观四年二月十一日，有司言：“河北诸路帅司人吏与沿边巡检、捕盗官司兵员、管营等，上下计会，受求作弊，容纵旅客，公然搬运违禁物色，透漏盗贩过界。”由此可见，官员之间相互勾结大多以职位为基础，有为其他官员提供从商的便利，有相互攀附共同经营的，也有直接纵容其他官员在本辖区贩卖物品的，官官相护的行为在官员从商过程中并不少见。
2.利用属吏亲信从商
利用属吏亲信从商是官员从商过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形态，这里的属吏是指与官员有隶属关系的下级吏员，亲信包含因职务关系与自己关系近密的其他人员。通过他们从商谋利，隐蔽性较高，较为便利。首先，利用所属吏员进行从商。
太宗即位初，张永德在太原任职时：“尝令亲吏贩茶规利，阑出徼外市羊”。真宗年间，枢密直学士边肃不仅私自用官钱从事贸易，还派遣所属吏员进行强行卖掉牲畜，“私以公钱贸易规利，遣吏彊市民羊，买女口自入。”
仁宗嘉祐六年，刑部郎中萧固差遣所属部吏到两浙贩卖物品，“固坐知桂州日，令部吏市女口及差指挥入两浙，商贩私物”。宋仁宗时，孙沔在并州任官，直接差遣吏卒在青州与麟州之间贩卖纱、绢、纸等物品，“私役使吏卒，往来青州、麟州市买纱、绢、纸、药物。”
由此可见，官员利用身边部吏从商已十分常见，利用属吏从商，除了利用自己职权的便利外，还避免了自己直接从商的风险，所以官员乐易为之。其次，有利用亲信从商的。由南北宋史书所载案例可以看出，两宋之际有诸多官员利用亲信从商的现象。
北宋初，宣徽北院使、判三司玉仁赡就向太宗密奏：“近臣、戚里多遣亲信市竹木秦、陇间，联巨筏至京师，所过关渡称制免算。”嘉泰元年，彭州知州史容，“用亲随冒请军粮，交通关节，夹造私酝货卖，”这些人中有的是借用亲信的名义从商，有的是派遣亲信直接从商，有的是以亲信的名义从商，总之为了便宜行事，利用亲信从商成为官员从商的常见方式。
可见，无论是到任之初利用属吏从事商业活动，还是任职以后利用亲信从事商业活动，都带有着避免官员个人因直接经商而处在不利的地位的便捷性。
3.利用家庭成员从商
利用家庭成员从商，家庭成员包括家中部曲奴婢以及子女，两者都有着密切的人身关联性，所以利用两者经商也成为官员从商的一种常见方式。利用家庭成员从事买卖活动，可以以此规避责任。
仁宗天圣九年，河北都转运使王沿：“尝就则假官船贩盐，又以其子为名，求买酒场”。哲宗元祐八年，右(左)朝奉大夫温俊乂，“遣子弟载陶器入京贸易”。
嘉定八年廖视到任之初，曾多次令奴仆贩卖纱布。“以臣僚言，……视到任之初，多令私仆贩运纱布，贪污酷毒。”同时，利用家仆从商，家仆可能私吞贸易之利，如“夏竦杖杀奴仆”就是其中一特例，曾任枢密使夏竦，在军中遣仆人替自己贸易，“性贪，数商贩部中。在并州，使其仆贸易，为所侵盗，至杖杀之”，因仆人私吞从商之利，最后被杖杀。可见主与仆之之间也不完全具备信任的基础。有些官员虽未直接从商，但指使或纵容亲属贩卖，实则为从商利益的间接获得者。淳熙十六年，大理寺丞沈维勾结“关节”处官员，纵容子弟贩盐，，“纵容子弟，交通关节，船贩私盐，屠牛开酤。”
庆元元年，广东运判徐楠纵容自己的子女贩酒，“纵子女卖酤私酝，”。官员利用身边人从商的方式有多种，有直接利用职权之便与其他官员勾结，有指使属吏亲信替自己从商，也有派遣奴仆或纵容亲属从商的。同时，可以看出利用他人从商的大都有着不便之处，需要“过关节”“入京”“至秦、陇间”等，所以利用身边人从商成为官员从商方式的延伸，较为常见。
三、官员与商人勾结从商
官员除自己或者利用身边的人从商外，还有诸多与其他商人勾结从商的情形。官与商勾结，使得官员不仅可以在市场行业如鱼得水还可以攫取商业利益。同时，商人与官员共同谋利不仅获得经商政策上的优惠，还可以利用此追求功名。两者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互利共赢的官商合流局面。
商人为依靠官员权势而主动与其共同经营的现象较为常见，在“梁适出李虞卿案”中，茶商欠官府四十万缗，但因害怕盐铁判官李虞卿催收账款，便与梁适勾结，借用下属吏员之手卖茶，“京师茶贾负公钱四十万缗，盐铁判官李虞卿案之急，贾惧，与吏为市，内交于适子弟，适出虞卿提点陕西刑狱。”
由此茶商与梁适子弟勾结，梁适借机弹劾李虞卿，两者互利共生。商人与官吏勾结，除了可以获利外，还可进入仕途。绍兴二十六年，侍御史汤鹏举曾因与士大夫交结而获得官职，“平江大俭，以卖卜为业。交结士大夫，遂得一官。”除官商结交可以入仕外，宋代官职直接商品化，可直接进行买卖，这也成为官商勾结的一大重要原因。
宋代臣僚对此种现象多有指摘:“今西北三路许纳三千二百缗买斋郎，四千六百缗买供奉职，并免试官。……其富民猾商捐钱千万，则可任三子。”正所谓：“比年以来，为奉使者不问贤否，惟金多者备员而往，多是市廛豪富巨商之子。”
商与官一同经商，除了可以利用官员特权等优势外，还可以与仕途结缘。尽管宋人在“义利观”的改变之下，对称之为“末业”的商业有了不一样的看法，但对仕途执着的追求仍是人们心中所愿。
结语
综上，官员从商的方式有多种，官员除自己从商外，还有诸多利用他人从商，或者直接与商人勾结从商的情形。
利用他人从商或者与其他商人勾结，在很大程度上都规避掉了因自己直接从商而带来的不便，同时，商人也借助与官结识的机遇获得官职，官与商之间互相取便，使得宋代官员从商更为便捷，官商融合的趋势进一步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