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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熙王朝》中有这么一个桥段，康熙帝亲征噶尔丹回京不久视察长城，并发布了一道谕旨。大意是说明朝花费巨大人力、物力修筑的长城，并未能抵御大清入关，认为长城是个无用的东西，同时告诫后世子孙，要以王道行天下，永不筑长城。
清代入主中原后，不修长城是事实，但其原因绝非像影视作品中所说的那样简单和冠冕堂皇。 中国古代的中原王朝，为了抵御外国和游牧民族的侵扰，在边疆屯集重兵，修筑城墙。自从秦始皇开始，直到明代，北方边境的长城一直是拱卫国家最重要的屏障。历史也证明，长城的政治意义和军事意义是极其重大的。
不过，自从修建长城以来，质疑声也不绝于耳，主张修筑者，大多强调其军事上的防御作用。例如北魏时的中书监(官职名)高闾在《请筑长城表》中分析说，修筑长城有五大利处：一为“罢游防之苦”;二为防北部游牧侵扰之患;三为以逸待劳;四为息无时之备;五为岁常游运，永不得匮。
而反对修筑长城者，皆认为此举劳民伤财，甚至无法抵御外族侵略。如明代的陈建认为，修筑长城有五弊：一为工程浩大，所费繁多;二为劳民伤财，怨言烦兴;三为逼近寇境，胡骑出没，惊扰不时;四为旷远难守，久益颓废;五为胡骑来犯，动辄数万，溃墙而入，无异平地，反为所笑。
尽管在修筑长城上争议不断，但几乎每个中原王朝的统治者都认为长城不可废，皆费巨资予以修筑。清入主中原后，清朝皇帝在这个问题上却有自己的看法和认识。顺治时期因为统一中原连年征战，还无暇顾及长城。及至康熙亲政后，才说：
“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也。”
到了康熙中期，康熙帝又再一次声明：“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的这一重要国策。其后雍正的态度基本和乃父康熙一致。
康熙帝指出将蒙古作为屏障的这一说法大致是实，自努尔哈赤时期开始，女真就对蒙古实行或拉或打的战略。到了皇太极即位后，蒙古各部落基本归附清朝。因此相比较明代而言，清代的边防并非是国家的主要战略问题，也几乎不存在侵扰边境的情况，只有和沙俄接壤的边境时有摩擦。
不过，对于蒙古各部落，清王朝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放心，像康熙朝的噶尔噶尔丹部，也是蒙古的一个部落。因此，在剿灭噶尔丹以后，康熙帝便在热河就建立离宫，处理政务，接见、宴请、赏赐蒙古王公。并时不时举行木兰行围，以展示其八旗军队的实力。
尤其是康熙三十五年(1691)，康熙帝亲至多伦诺尔举行会盟仪式，对喀尔喀蒙古三部实行盟旗制度，编为左、中、右三路，共分三十四旗，明显加强了对漠北蒙古的管理与控制。在这种情况下，清廷就更没有必要劳民伤财修筑长城了。事实也正如康熙所预料的那样，自康熙朝以后，蒙古即成为防御沙俄南进的重要屏障。
不过，台面下还有一个说不出口的原因。中国历朝历代修筑长城，其主要目的还是应对外族侵略，清代是满族人建立的政权，这在中原传统思想看来，无疑是“异族”。
清入主中原后，当然不愿在汉族和满族之间保留这样一个政治上、军事上的阻隔障碍，不再强调长城的作用，具有明显的混一天下政治，中外一家，逐渐强化清帝乃是满汉以至天下共主的政治意图。
在明代以前人们的心中，一般将长城以南或以内的中原地区视为华夏之地，习读孔孟之书，践行儒家之道的礼仪之邦，而长城以外或以北的地区则被视为不读孔孟，不行儒家之道的蛮夷之地。
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如果清代统治者继续修筑长城，岂不是人为地强化夷夏之别，自认是不知礼仪的蛮夷吗?因此清代不修长城的原因是包含各个方面的，但主要还是消除满汉之别，以达到臣服天下的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