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建安十九年，刘备在法正的帮助下，攻克成都，全据益州，实现了《隆中对》中“据有荆、益”的初步战略目标，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就。此后，踌躇满志的刘备自领益州牧，并对众将论功行赏，其中法正被任命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
这样，法正就从刘璋手下一名没有实权的军议校尉，一跃成为刘备集团中“外统都畿，内为谋主”的重臣。
从怀才不遇到权倾蜀郡，法正在经历了人生过山车后，就开始彻底释放自己。
他一餐之德必报恩，睚眦之怨必报仇，在这过程中，法正由着性子擅杀了多位与他有过过节的人。
作为《蜀科》的制定者之一，法正却带头违反《蜀科》中的法纪，作威作福。他的行为激起了有识之士的愤慨，于是，就有人向诸葛亮告发法正，希望诸葛亮能够禀报刘备，治一治法正。但在此时，一向严于执法的诸葛亮，却罕见地以法正劳苦功高为由，拒绝向刘备告发法正。
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於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三国志·法正传》
也就是说，在法正知法犯法公然违反《蜀科》的情况下，作为《蜀科》的主要制定者以及执行者，诸葛亮竟然无视法正的违法乱纪行为。
那么问题来了，诸葛亮为什么要对法正网开一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从当时刘备集团的内部隐患说起。
明争暗斗隐患：强龙荆州派与地头蛇益州帮存在利益冲突先主复领益州牧，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许靖、麋竺、简雍为宾友。——《三国志·先主传》
刘备在拿下益州后，大业初成。此时刘备集团中名将如云，谋士如下雨，刘备的实力及个人声望均达到鼎盛状态。但是，刘备集团中也存在着隐患。那就是有两个派别同时存在：一个是以诸葛亮为首的荆州派，另一个是以法正为首的益州(本地)帮。荆州派是刘备集团的基础，而益州帮则为刘备取益州立下汗马功劳，在战时状态，两派人马尚能一致对外，一旦外部威胁减弱，两派之间将会不可避免地爆发龙头之争，而这正是刘备所担心的。
老谋深算的刘备未雨绸缪，他任命荆州派的首领诸葛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因为刘备当时就是左将军，所以，“署左将军府事”的诸葛亮，实际上就是刘备的副手，成为刘备所倚重的“股肱”，同时，刘备又让益州帮的老大法正当蜀郡太守、封扬武将军。
表面上看，法正的职位在诸葛亮之下，但是，法正却拥有“外统都畿”的特权，即成都的守备由法正负责，另外，法正还是刘备的首席谋士，即谋主。
所以在实际上，诸葛亮、法正两人是平分秋色的存在，双方谁都不敢招惹对方。综上所述，刘备通过行政手段，使诸葛亮、法正两人互相牵制，从而使荆州派与益州帮处于势力均衡的状态，双方暂时相安无事。但是，一山难容二虎，刘备此举也埋下了让手下明争暗斗的隐患。
强龙与地头蛇之争：诸葛亮抢得先机
刘焉、刘璋父子在治理益州时，既不勤修德政，即“德政不举”，又不严格执法，即“威刑不肃”，从而使益州法纪日益松弛，豪强、士大族们专权自恣，欺压百姓。蜀中民众对此怨声载道，民心思反。刘备在平定益州后，为了彻底扭转蜀地纲纪紊乱，吏治败坏的局面，决定制定《蜀科》，并将其作为治理蜀汉的法律依据。
为了确保《蜀科》既能兼顾到各方的利益，又能达到“法治革新”，使吏治清明的目的，刘备在选择制定《蜀科》的人选时颇费了一番思量，最终他指定诸葛亮、法正、伊籍、刘巴、李严等五人来“共造蜀科”。
刘备作出这一决定显示出了他深厚的政治功力。制定《蜀科》小组的人数是五人，可以确保在小组成员出现分歧时，不会出现正反方处于人数2∶2的僵持局面，从而使小组工作无法开展。事实上，刘备暗藏私心，他指定的五人小组中有三人属于荆州派，法正、李严两人则属于益州帮，
也就是说，刘备已经确定了诸葛亮在小组中的核心地位。制定《蜀科》后，诸葛亮铁腕推行法治，打击之前为所欲为的士大族及豪强。如此一来，诸葛亮就动了益州帮的奶酪，益州帮当然不会甘心失去所拥有的特权以及财富，于是，益州帮就推举当时风头正劲的法正，向诸葛亮发难。
法正谏曰：“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弛禁，以慰其望。”——《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蜀记》法正以当年刘邦入关为例，批评诸葛亮的政策操之过急，并劝谏诸葛亮要“缓刑弛禁”，以避免激怒蜀中的士大族及豪强们。法正表面上是劝谏诸葛亮，实际上却是在警告诸葛亮。
诸葛亮是何许人，他当然明白法正的话外之意，但同时，他也很清楚，如果此时向以法正为首的益州帮妥协，那以后就将无法再约束益州帮了。因此，诸葛亮就针锋相对，批评法正对此问题的看法过于片面，而且所引用的例子与实际情况不符，并强调乱世必须用重典的必要性，否决了法正提出的建议。
综上所述，诸葛亮在刘备的精心布局下，得以成为制造《蜀科》小组的核心，从而能够按照荆州派(主要是诸葛亮)的治国思路来完成《蜀科》。而在执行环节，诸葛亮也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以法正为代表的益州帮提出的建议，坚持推行法治，从而严重地打击了蜀地的士大族及豪强势力，为荆州派上位创造了条件。
在这一回合的较量中，以诸葛亮为首的荆州派，在刘备的支持下完胜以法正为代表的益州帮。但是，法正很快就给诸葛亮出了一道难题了。
诸葛亮选择对法正网开一面原因：符合个人以及刘备集团的利益以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或谓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三国志·法正传》
刘备在拿下益州后，大封群臣，法正因为在刘备入川过程中居功至伟，被刘备封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获得了“外统都畿，内为谋主”的显赫地位，风头一时无两。
也许是幸福来得太突然了，一朝得志的法正出现了举措失当的错误。作为制造《蜀科》的成员之一，法正竟然知法犯法，利用手中的权力来解决个人恩怨：他擅自处决了多名与他有过过节的人。而当时诸葛亮正在铁腕治蜀，法正的行为无疑是直接打脸诸葛亮，看起来，蜀汉两大巨头之间的冲突已是不可避免。但出乎意料的是，诸葛亮对法正的行为却视而不见，按兵不动。于是，有人就直接向诸葛亮告状，希望诸葛亮能够直接禀告刘备，以便能煞一煞法正的嚣张气焰，但诸葛亮却以“法正劳苦功高”为法正的行为进行辩护，同时拒绝向刘面揭发法正。诸葛亮此举既违背了他“以法治蜀”的承诺，也与他“执法必严”的风格相悖，同时也损害了他的个人威信。
那么，诸葛亮为什么宁可损害个人威信，也要对法正网开一面呢?
一、二虎相争必有一伤：避免与法正正面交锋
如果说法正睚眦必报是真情流露，那么，劝诸葛亮向刘备告发法正的人，绝对是来挖坑让诸葛亮去跳的。首先，诸葛亮虽然贵为刘备的“股肱”，但法正也是刘备的“谋主”。刘备的用意很明显，就是要让诸葛亮、法正两人各负责一块业务，不希望他们之间有太多的交集，当然更不希望他们起冲突。在这个前提下，如果诸葛亮打破默契，冒然向刘备告发随时跟随在刘备身边的法正，刘备必然会怀疑诸葛亮这样做的动机，此时，诸葛亮就会处于吃力不讨好的境地。
其次，诸葛亮铁腕整顿吏治已经得罪了蜀中诸豪强，如果再与益州帮的领军人物法正起冲突，那么蜀中豪强可能就会揭竿而起，后果将不堪设想。诸葛亮这种级别的人，当然知道与法正起冲突的后果是什么，所以，他才选择冷处理此事。
二、稳操胜券：诸葛亮手握主动，不需主动出击
诸葛亮在制定《蜀科》过程中，凭(荆州派)人数优势压过益州帮，从而得以按照自己的思路来制定《蜀科》，而在整顿吏治的过程中，诸葛亮又霸气地否决了法正提出的建议。
这表明，当时以诸葛亮为首的荆州派，已经确立了对益州帮的领先优势。已经手握主动权的诸葛亮，如果选择强出头与法正硬碰硬，不仅会使刘备集团中两大派别发生内讧，而且会让刘备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最终结果可能是两败俱伤。
在这种情况下，不采取行动才是最好的选择。
三、刘备默许了法正的行为
法正是刘备手下的当红炸子鸡，而且手握益州首府蜀郡的行政大权，诸葛亮虽然职位比法正高，但实际上他却管不了法正，刘备才是法正唯一的上司。法正的所作所为刘备也是看在眼里，但他却沉默以对。这表明刘备对法正的使用是“唯才是举”，即只考虑其才能而忽略其个人品质(这与曹操对贾诩的使用如出一撤)。也就是说，刘备默许了法正的擅杀行为。
因此，在明知刘备是法正靠山的情况下，诸葛亮能做的就是选择性失明，对法正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了。
综上所述，法正之所以敢于以身试法，擅杀与他有过节的人，是因为他得到了刘备的默许。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为了确保刘备集团的稳定，以及避免危及个人地位，只好选择对法正网开一面了。
诸葛亮是荆州派的首领，而法正则是益州帮的老大，这点诸葛亮、法正、刘备三个人都心知肚明。因此，刘备在确立了诸葛亮的“股肱”的地位后，又让“谋主”法正掌管蜀郡的兵权，目的就是为了让诸葛亮、法正两人能够平起平坐，以平衡荆州派与益州帮的势力。
以诸葛亮为首的荆州派，在制定《蜀科》时确立了领先优势，随后又以《蜀科》为依据，整顿吏治，对蜀中豪强、士大夫进行打压，进一步削弱益州帮的势力。此时，法正等人虽然对诸葛亮执法过严心怀不满，但法正、李严(属益州帮)均参加了制定《蜀科》的工作，因此也只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了。
随后法正公然以身试法，擅自处决与他有过过节的人，挑战诸葛亮的权威。但诸葛亮认为法正的上司是刘备，在刘备假装视而不见的情况下，如果冒然处置法正，或向刘备告发法正，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因此，在反复权衡下，诸葛亮决定对法正网开一面。
